三星将于Verizon合作,在2019年上半年推出首款5G手机

PingWest品玩12月4日讯,根据CNET报道,三星联合美国运营商Verizon宣布,计划将于2019年上半年推出5G手机。目前,虽然关于三星的5G手机还没有太多消息,既不知道款式,也没透露价格。

据报道,三星和Verizon都将出席高通于本周在夏威夷举行的骁龙技术峰会,并将使用高通X50 5G调制调解器测试5G概念手机。除了高通X50之外,三星也正在研发旗下Exynos 5100 5G基带。

与三星的合作伙伴关系是已经为Verizon布局5G网络的第二款5G手机 。今年8月,摩托罗拉表示,它将在2019年初推出一款“5G模块”,它附在Moto Z3的背面,模块使机器支持5G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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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伟达发布TITAN RTX,售价2499美元

PingWest品玩12月4日讯,根据AnandTech报道,近日,英伟达在蒙特利尔正式宣布推出 TITAN RTX ,售价为2499美元,约1.7万人民币。TITAN系列并不能称为英伟达的旗舰卡,也不是一张真正的消费卡,但在英伟达的产品阵容中,有着无与伦比的吸引力。

TITAN RTX相当于GeForce RTX 2080 Ti进阶版,仍然使用TU102 GPU。英伟达希望TITAN RTX能够承接更多专业工作站任务,填补GV100 GPU以下的空间。毕竟易GV100为起点的服务器并不是每一个小型工作室能够承担得起。

从公布的参数来看,TITAN RTX拥有4608个CUDA核心,576个Tensor Core。频率从1350MHz起跳,并能够Boost到1770MHz。与此同时,TITAN RTX拥有24GB GDDR6显存,TDP达到280W,仍然使用的是台积电12nm FFN工艺。

从设计上来看,TITAN RTX的风格与GeForce RTX非常相似,依然是浓厚的煤气灶风格,而事实也证明双风扇能更好的控制温度和噪音。并且TITAN RTX的接口也同样是标准设计,包括3个DisplayPort 1.4、1个HDMI 2.0b和一个支持VirtualLink标准的USB Type-C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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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将把iPhone采用5G的时间推迟到2020年

PingWest品玩12月4日讯,根据彭博社报道,苹果计划推迟到至少2020年才推出支持5G网络的iPhone。目前预计2019年5G网络推出的时候,会让移动数据速度有极大程度的提升,苹果在G网络部署一年后才会在其主要产品中采用这种技术,会让竞争对手三星的5G手机更轻易的赢得消费者。

据报道,苹果此前估计,新的移动网络和首批支持新网络的智能手机将会出现各种问题,例如网络信号时强时弱,这让消费者没有立即升级换代手机的强烈冲动。苹果延迟上马5G技术的决定可能还与它同高通之间的纠纷有关。高通是5G芯片的领导者。而苹果的合作伙伴英特尔还没有5G芯片来支持它在2019年推出的新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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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mblr将于12月17日起禁止所有成人内容

PingWest品玩12月4日讯,根据Tumblr官方博客消息,Tumblr将于12月17日起,永久的禁止其平台的成人内容,从根本上改变其服务方式。根据The Verge报道,产生该禁令的主要原因,是因为Tumblr因儿童色情问题被苹果iOS应用商店下架。

被禁内容包括照片、视频和gif图,但是文本排除在外,所以色情文学在Tumblr仍被允许。在12月17日之后,任何被确认为色情的帖子都会被算法标记并删除,目前,Tumblr正在给哪些发布了成人内容的用户发布邮件,通知这一情况。成人内容会被隐藏起来,设置为私密,禁止被转载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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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乱停放?这里有个不错的解决方案|这个设计了不起

「这个设计了不起」的微信公众号上线啦,直接搜索「BestDesign」或是「Qthings」就可以订阅,关注我们每日发现的新鲜好设计。

Electric Share Bicycles Lock by Eliumstudio for Zoov

法国创业公司 Zoov 与巴黎设计事务所 Eliumstudio 合作开发了一种电动共享自行车系统,可以相互锁定停车,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街道和人行道的侵扰。

Zoov 的目的是解决共享单车的停放问题,毕竟很多人认为这些单车像是在城市环境里“乱扔垃圾”。Zoov 的这个系统占用的空间远远少于传统的停靠自行车空间,比如伦敦的 Santander Cycles 和纽约的花旗自行车。它只是将自行车相互锁定,有点像水平堆叠的购物手推车。

它可以在通常一辆汽车占据的空间内存放 20 辆自行车,而传统的自行车停放系统将占用该空间的四倍面积。

图片来源:Dezeen

Moonjelly by Dokter and Misses

约翰内斯堡设计工作室 Dokter and Misses 创造了一系列让人想起超现实主义艺术品的灯饰 Moonjelly。Moonjelly 系列由吹制玻璃制成,在一个图形钢结构上保持平衡,这也是整个团队首次尝试制作运用玻璃材质的产品。

“他们就像气球或者悬浮的感觉一样,” Dokter and Misses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设计师 Katy Taplin 解释道。“有些人看起来有点像拳击手套,有点卡通的感觉,而有些则是更加超现实主义的融合形式。”

整个样式是设计团队与吹制玻璃工匠一起实验出来的结果,“我们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我们不知道它是否能在技术上实现,” Taplin 说。“所以这真的是我们实验的结果,很有趣也很奇异。”售价 6947 元起,点击这里尝试购买

Amisol by Daniel Rybakken for Luceplan

意大利高端灯具品牌 Luceplan 推出新作 Amisol,一个强大的光源将光束投射到半透明织物的圆盘上,成为其最大特色,操刀其设计的,是挪威设计师 Daniel Rybakken。

这款名为 Amisol 的大型悬挂式灯具,其定向光源照射在大型织物圆盘上,容易让人联想到太阳帆。圆盘由圆形铝框架和半透明的白色薄膜或金属化镜面抛光膜组成,在房间周围反射并传播光线。

整个圆盘通过两根可调节长度的细长杆连接到光源上。灯的两根支撑线的接触点也可以调节,允许用户旋转光盘并改变灯的角度。

“Amisol 是一种令人回味和创造戏剧性的悬挂灯,融合了精致的美学与惊人的技术复杂性,在艺术与设计之间找到了平衡的功能性,” Luceplan 表示。

图片来源:Luceplan

The Impossible Triangle Vase by Cuatro Cuatros

你看到什么呢?一个完美的三角形花瓶?那么你已经被你的眼睛欺骗了。

这个由西班牙设计工作室 Cuatro Cuatros所设计的花瓶,叫做 90°。设计师利用人眼错视的原理,让由 3 个 90° 转角组成的花瓶,在某个角度看起来就像是空间中的一个完整三角形。

它是一个基于绘画设计的作品,设计者将平面的绘画转化成带有体量的几何形体,最终的作品在保证实用功能的基础上仍然保留了平面绘画的视觉冲击力。

这种独特的视觉效果随着观察角度变化若隐若现,从而激发作品与观察者的互动。

图片来源:Designboom

Brush Coat Rack by Lu Yu

乍看之下,这是一款看起来有点呆呆傻傻的衣帽架,但是在考虑到其强功能性时,你或许又会感慨其简洁的样式。它是一款连刷式衣帽架,由原木和野猪鬃发刷子支撑,它的设计原理和市面上常见的传统衣帽架并无不同,将其区别开来的是,具有刷子功能的可拆卸“分支”,可用于清扫衣物。

连带着的野猪鬃发刷子,可以轻轻地去除水渍、雪、树叶和其他碎屑,帮助你最喜欢的夹克和外套干得更快,随时方便穿出门去。

图片来源:Yanko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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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建奎自称“借鉴了”权威伦理指南,但他一条也没遵守

本文来自果壳网微信公众号“果壳”,未经许可不得进行商业转载

11月28日,贺建奎出现在了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在现场,他回答了专家和媒体的一些问题。

不少人问到“知情同意书”,询问他是否经过规范的伦理审核流程。贺回答,我找几位专家看过,我读过NIH的伦理指南。

但更多的时候,他的回应就只是闪烁其词,“在中国有很多人感染了艾滋病”“他们非常需要帮助”。

临床研究的伦理规范太重要了。之所以要符合伦理规范,是因为这类研究为了谋求多数人的利益,需要让少数人承担风险,难免出现剥削个体的可能,伦理规范的目的是将剥削个体的可能降到最小,不是仅仅将人当做达成目标的手段,也要保留对个体最大的尊重。

当惠康基金会基因组校园社会与伦理研究主任安娜·米德尔顿博士询问,贺建奎及团队是否接受过关于伦理的培训时,他回答,自己读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指南。

NIH官方网站上的研究伦理指南丨NIH官网

NIH官方网站上的研究伦理指南丨NIH官网

既然如此,不妨让我们对照NIH临床中心的临床研究伦理指南,看看贺建奎的研究究竟在哪些方面可能违反了伦理原则。

伦理规则的制定相对技术发展是滞后的,在基因编辑这个存在时间尚短的领域,很多情况确实未有明文规定,希望编辑人类胚胎的研究者除了恪守“14天原则”的共识,并无太多具体的规则可遵循。不过,有一些基本伦理原是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就从未改变的。

除了1964年问世的基础文件《赫尔辛基宣言》,由美国国会在1979年颁布的另一份重要文件《贝尔蒙特报告》指出了临床研究的三条普遍伦理原则:尊重个人、公正和有利。这三条原则构成了其他所有规则制定、评价和解释的基石。

尊重个人、公正、有利三条原则丨YouTube截图,上传者UW EDGE Center

尊重个人、公正、有利三条原则丨YouTube截图,上传者UW EDGE Center

在此基础上,NIH临床生物伦理系主任、人类受试者研究部负责人克里斯汀·格雷迪(Christine Grady)等人在2000年提出了临床研究的伦理框架,认为临床研究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才是符合伦理的:1.具有社会或科学价值,2.科学正确性,3.公平选择受试者,4.具有良好的风险受益比,5.独立审查,6.实现知情同意,7.尊重受试者。

这7条要求既是NIH网站所列出的临床研究伦理指南的核心,同时也出现在NIH的培训讲义《临床研究原理与实践》(2017年底推出了第4版)中,有理由相信,贺建奎读的指南中一定包含这一部分。

1、社会或科学价值

2、科学正确性

这两条要求合并起来,保证了一个研究“值得”做。如果没有给社会或科学带来普适性的知识或改善人的健康,就白白让个体承担了风险;如果研究设计不合理,也会让风险变得毫无意义。

通过基因编辑,让婴儿对艾滋病免疫,会给社会带来什么知识,会改善同样情况的婴儿的健康吗?这方面已经有很多讨论。不管是出生前还是出生及长大后,都有成熟安全的方法能够预防感染,她们原本就可以是健康的。

而关于研究设计,峰会闭幕式上发布的组委会声明明确指出,这项研究“设计拙劣”。

3、公平选择受试者

这条要求可以避免剥削弱势个体和群体。儿童并非一定不能参与临床研究,是否允许他们参与研究,取决于风险和预期收益的评估。有儿童参与的研究需要保证风险最低,或者风险能被治疗收益所弥补。

两个原本就可以很健康的婴儿,有何“治疗收益”可言呢?

4、良好的风险收益比

这条要求指出,临床研究必须不伤害受试者、最大化收益和最小化伤害。评估风险收益比往往很复杂,可能需要从身体、精神、社会、经济、法律等多方面考虑。

但在这个案例中,情况并没那么难判断。如前一条所述,两个婴儿在并无预期收益的情况下承受了额外的风险,即使现在基因编辑没有影响身体健康,但精神和社会方面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甚至从她们刚出生时就开始了。

当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玛丽安·杰森针对这一点提出疑问时,贺建奎甚至没有试图争辩,直接放弃了回答。如果他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很难说这项研究经过了审慎的风险收益评估。

5、独立审查

审查要由不同背景的专家独立作出,他们需要评估受试者选择、风险收益比以及知情同意情况。

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上能找到这项研究的“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申请书”,但盖章单位和签字个人均已否认与之有关。

退一步讲,即使审查文件为真,也不能说这条要求就得到了满足。对此,在北京大学肝病研究所从事肿瘤免疫和基因编辑研究的谢兴旺博士直言:“虽然这个研究从形式上来看做了伦理审查,但是审查的过程和申报的文件都是非常草率的。从目前披露的情况看,甚至存在文件造假的嫌疑。”

6、知情同意

知情同意是保证临床研究符合伦理要求的中心环节,这个过程包含三要素:信息、理解和自愿。

这一条也是基因编辑婴儿研究漏洞最多的地方。

信息

给受试者提供的信息要充分,表述时要考虑受试者的背景,还需要平衡“信息全面”和“难以理解”之间的矛盾。“告知受试者的信息应该采用受试者的母语”。

网上获得的此次研究的知情同意书仅有英文,不知是否存在中文版本;如果不存在,这种知情同意书就是无效的。而且同意书的第一段就将这个研究描述为“艾滋病疫苗研发项目”,给出的信息也非常有误导性。

理解

要保证受试者理解研究的目的、方法、风险、收益、替代方案。

《三联生活周刊》对签同意书前退出实验的一名受试者的采访中,他表示自己不理解什么是基因编辑,“在跟我讲的时候,这一块内容,他们完全给模糊化了”。

自愿

要保证受试者不受强迫和不当影响,远离控制性的因素。

看起来,这项研究的受试者似乎并未受到强迫,但知情同意书中,将本就该完全免费的操作费用描述为项目组为每对夫妻“承担总计28万元的费用”,这一点有不当诱惑(undue inducement)之嫌。NIH讲义中援引WHO的指南指出,“如果补贴或者报酬会削弱受试者做出自由选择的能力,那么知情同意是无效的”。

7、尊重受试者

指南强调,研究带来的副作用和任何与研究有关的伤害都应该得到治疗;应该提醒受试者,他们享有随时退出研究的权利,并且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反观此研究知情同意书,其中有多处“项目组对此不负责”的表述,甚至表示,如果受试者中途退出,“须退还项目组已支付的费用……若10天内未退还……须另交10万元罚款”。这些匪夷所思的条款显然违背了尊重受试者的要求。

除了NIH的指南,贺建奎还提到,他和很多伦理专家有过讨论。著名医药新闻网站Stat采访了与贺建奎有过深度讨论的斯坦福大学教授威廉·赫伯特(William Hurlbut),赫伯特教授说,自己每次试图给贺建奎一些操作和伦理上的提示,后者都只是不断把谈话带回自己的轨道:这种研究有好处。

图丨AP

图丨AP

伦理规则的建立从不简单,每一点微小的进步都是具体的牺牲换来的,而对于既定规则的每一次践踏也都很有可能带来新的、本不该承担后果的牺牲者。

很多伦理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存在巨大的开放讨论空间,但这次的基因编辑婴儿研究并不在此列。贺建奎称自己读过NIH的指南,但指南中的每一条都被违反了个遍。这样的研究,无论如何也称不上符合伦理规范。所谓“读过”,大概就真的只是读读而已。

参考资料

[1]Emanuel EJ, Wendler D, Grady C. What makes clinical research ethical?. JAMA. 2000 May 24;283(20):2701-11.
[2]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f Medical Sciences. International ethical guidelines for biomedical research involving human subjects. Bulletin of medical ethics. 2002 Oct(182):17.
[3]Sharon Begley, He took a crash course in bioethics. Then he created CRISPR babies. Stat. Nov 27.2018
[4][美]约翰·I.加林,弗雷德里克·P.奥格尼本 编. 张玉峰 等译. 临床研究原理与实践(第二版).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5]王珊. “疯狂的贺建奎与退却的受试者”. 三联生活周刊,2018.11.29


#Cover:美国年轻人如今是不是动不动就过度庆祝了?

去年亚利桑那州的一场山火烧掉了 47000 英亩的土地,造成了 820 万美元的经济损失。而上周公布的一项调查揭露,它的起因竟是一场庆祝胎儿性别揭晓的派对——一位快要做父亲的边境巡逻员想为孩子性别的揭晓制造戏剧性,所以射击了一个装满氧化剂和爆炸物的靶子,恰逢该地区正经历着少雨和罕见的强风,所以在靶子炸裂(“是个男孩!”)的同时,火焰点着了周边的树木和草地。

《大西洋月刊》称,虽然多数人的派对不如这位准爸爸那么火爆,但 20-30 岁的美国年轻人确实开始越来越多地庆祝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以前也许只是出生、订婚、结婚、重要纪念日,现在连胎儿性别揭晓都变成了十分热门的派对主题。

一位叫做 Juliann Mladineo 的 20 岁女性在知晓胎儿性别后告诉了少数亲戚,这些亲戚又把消息传给了更多人,最终 Mladineo 夫妻向满怀期待的熟人们妥协,决定将围绕胎儿性别的神秘与期望融合进一个派对供大家宣泄出来。况且她周边有太多同龄人都这么做——在社交网站上传派对视频,请来客人要他们在小黑板上写出自己的预测,在小蛋糕上插上粉蓝相间的“女孩还是男孩?”标签——实际上有一个系列的派对产品都是粉蓝相间,写着“女孩队还是男孩队?”“他还是她”等等。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 Beth Montemurro 的《一些旧的,一些新的》一书中,她提到了 1990 年代开始的奢侈型婚礼在美国的流行,它不但将仪式划分为多个活动——订婚派对,在赌城的单身周末,新娘午餐,彩排晚宴,婚礼前酒吧之夜、婚后夫妻答谢等等,还启发了人们将庆祝延伸到了本来并不会公开庆祝的生活事件中,比如离婚、离职、宠物生日、甚至是舞会邀请,它现在被称为“promposal”。

进行小型/新奇庆祝的人无疑正在变多。Reddit 和图片网站 Pinterest 上开始大量出现关于派对和装饰的主题贴;特定主题的产品纷纷上架了亚马逊和沃尔玛,在派对产品专门店 Party City 的官网上,“性别揭晓”享有单独的页面;育婴网站的调查显示,40% 的准妈妈都要办性别揭晓派对,比 2017 年上涨了 30%;一家专卖离婚派对产品的初创公司获得了成功,他们出售的是写着 “I Don’t” 的蛋糕、印着“前妻”的 T 恤等。

私下庆祝被公开化,这个趋势背后的最大原因便是社交网络。纽约城市大学的传播学教授 Carly Gieseler 观察到, 在 2000 年代末尾,一个性别揭晓派对的视频被传到了 YouTube 上,而接下来的 10 年就见证了这一活动愈加流行的趋势。她总结道,“在社交网络上,准爸妈们不但收获了点子,还真的被提供了可以达成理想派对的产品,点子-市场互相作用,助长趋势并有天然的广告效果。”

如果不是 Facebook 和 Instagram,很难说这些庆祝会不会真的如此火爆。社交网络放大了人们的自尊以及同行压力,让年轻人们有意识地将庆祝包装成符合社交网络的叙事套路。派对在网络上的“可见性”让这一切像个游戏,人们就像在追逐网络虚拟货币——看看谁能得到更多点赞、点击和分享;这些派对还促生并传播了更多的消费主义,因为客人们一定会避免空手上门。

另一方面,也许正是社交网络占用了年轻人的太多时间,才让他们认为有必要找个理由在线下让朋友们相聚,尽管这个理由可能看起来很随便。

需要指出的是,私人喜事的公开庆祝会让这些派对显得更个人、更特别,但它同时可能给客人们造成了焦虑,他们参加派对的义务突然加重,还要斟酌着如何送礼。本来,“性别揭晓”仅算一个“非必须参加”的派对,用不着很正式,然而在它们如此流行的当下,这个不寻常的派对也逐渐在感觉上靠近传统。“你越多举办这种派对,它们就愈加‘制度化’,这就造成了一种焦虑的氛围,并给庆祝活动附上了条条框框。”

题图来自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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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经典动画惹起争议,一些人认为这关乎政治正确与否

随着圣诞节的临近, 1964 年的美国经典定格动画《红鼻子驯鹿鲁道夫》(Rudolph, the Red-Nosed Reindeer)作为节日传统,再次出现在了美国电视上。

然而,《赫芬顿邮报》( HuffPost )上周在其 Twitter 上说“《红鼻子驯鹿鲁道夫》很有问题”,并配以一段视频。视频剪辑了一些动画中的片段,含有鲁道夫父亲因其奇特的红色鼻子而辱骂他,以及母亲提出要一起寻找鲁道夫时父亲说“这是男人的工作”的片段。视频同时穿插剪辑了 Twitter 上对这部电影的各种反应,其中一条写道:“这部影片每年都提醒着人们,这是一个种族偏见和恐同的寓言,而圣诞老人是一个心胸狭窄的剥削者”。这段视频的点击量已超过 550 万次。

《红鼻子驯鹿鲁道夫》讲述了一个天生长了一只会发光的红鼻子驯鹿鲁道夫,因为自己鼻子的特殊而无法被同类包括自己父亲的接受。他和一个想当牙医的小精灵 Hermey 一起来到来到残次玩具岛( the island pf misfit toy )。动画的最后,鲁道夫与朋友和家人冰释前嫌,也让圣诞老人接受了自己。最后在被浓雾包围的圣诞夜,圣诞老人靠着鲁道夫的红鼻子带路,完成了送礼物的工作。

这是一个关于成长和包容的故事,但鲁道夫在电影前半部分遭受了很多言语攻击,大多数同伴都嘲笑并抛弃了它。驯鹿们曾嘲笑他“火鼻子”,甚至连圣诞老人也对鲁道夫爸爸说“你应该为此感到羞惭”。鲁道夫则带着哭腔说:“别再这么喊我了!”

《赫芬顿邮报》在一篇关于这部电影的文章中写道:最近关于《鲁道夫》的推文和批评的都是以“幽默的观察”角度发布的。但这并没有阻止其他人将这段视频当作自由主义者毫无根据的攻击。其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长子小特朗普在上周四分享这段视频时,配上了“自由主义是一种疾病”的文字。

在《赫芬顿邮报》的这条 Twitter 下面,网友们几乎都不认同这个视频。在“一个关于接受自己和他人差异性的故事中”,更多的人认为这是一个在讲“霸凌是多么不合理”的故事。显然《赫芬顿邮报》的“断章取义”并没有动摇观众对这部动画的喜爱。

在上周的福克斯新闻中,政治评论员戴夫·鲁宾对该视频进行了三分多钟的剖析。在名为“进步人士喜欢攻击圣诞节传统”的标题下,戴夫·鲁宾抨击了那些观看《鲁道夫》等电影并将种族主义和厌女症等观念归咎于此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记者,他们写的都不是新闻。如果你看着《红鼻子驯鹿鲁道夫》,觉得这是种族主义、厌女症、父权制等等,那么破坏和创造就容易多了。”“他们会莫名其妙地把它与父权制和其他政治正确的废话联系起来”。

残次玩具岛 (the island pf misfit toy ),来自电影截图

《红鼻子驯鹿鲁道夫》创作于 1930 年代,最初是广告文案编写者 Robert L. May 创作的一个虚构故事。 40 年代改编成画册,截至 1946 年已印刷出版了 600 多万册。 1949 年推出的圣诞歌曲《红鼻子驯鹿鲁道夫》也是取材自驯鹿鲁道夫的故事。

《华盛顿邮报》认为,就像所有经典作品一样,《鲁道夫》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理,“ May 最初的设想是创作一个忧伤的驯鹿,充斥着大萧条时期的哀鸣。而 20 世纪 50 年代活泼开朗的鲁道夫形象则用醒目的原色勾勒,反映了一个乐观进取的美国正在进入一个‘向前看的时代’,这个时代喜欢充满活力的歌曲和故事”。

上周日,电影中的一个配音演员 Corinne Conley 试图澄清电影的问题。她认为,鉴于近来欺凌事件的增多,这部电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相关性。但值得注意的是,《红鼻子驯鹿鲁道夫》中的欺凌行为在影片最后得到了“和解”。她说,“我无法想象这会对任何人产生负面影响。”

《红鼻子驯鹿鲁道夫》并不是唯一一部在当代背景下被重新审视的节日经典。据报道,上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广播台在听众投票之后,决定将歌曲 Baby, It ‘s Cold Outside 从 24 小时圣诞歌曲循环播放中移除。这是一首 1944 年创作的流行歌曲,由于其冬季主题而普遍被认为是一首圣诞歌曲。

在过去的几年里,很多人把这首歌视为“约会强奸”( date-rapey ),他们指出歌词中“说,这杯饮料里有什么?”这句话很有问题。这首歌详细描述了一个男人在女人不断抗议的情况下,一直试图留她过夜的场景,女声一直在唱“ I really can’t stay ”,男声部分一直在唱“ It ‘s really Cold Outside ”。

在该电台的博客上,电台主持人 Glenn Anderson 说自己一开始也没有意识到歌词那么不好,直到他自己读了歌词。他写道:“现在,我确实意识到,这首歌写于 1944 年的时候,那是一个不同的时代。但现在读它的时候,它似乎很有操控性,而且是错误的。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特别敏感,人们很容易被冒犯。但在这个世界上,当 #MeToo 终于给了女性应得的话语权之时,这首歌没有立足之地。”

题图来自豆瓣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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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游戏发行新手,在版号审批冻结之后 | 2018 故事⑥

“记录普通人的行动和日常生活,”沃尔特·哈林顿说,“在我们的行当里,这种记录太少了。这种故事记录人在生活里寻觅意义和目的时的行为、动机、感情、信仰、态度、不满、希望、恐惧、成就和渴望。它们帮助人理解自己在世界里的位置。”

他曾经写过一个故事,“这家人的十几岁的男孩两年前自杀了。我努力向他们解释我想写的那种故事,探究要达到的深度。父亲听了许久,最后说,「这么说,你想知道我在安静房间里祈祷时心里想什么。」”

哈林顿说,最简单的形式就是:人怎么生活,他们看重什么价值?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组成了这个世界。

「2018 故事」是《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的新栏目。

任涛的焦虑在 2018 年 8 月份的时候看上去货真价实。他出现在 ChinaJoy 里 TapTap 举办的独立游戏派对上,虽然还是会对现场感兴趣的游戏摸两把,但更乐于主动念叨自己遇上的麻烦:作为一个今年 2 月刚入行的发行人,在递交了第一批手游的版号申请材料后,立刻遇上了延续至今的审批冻结期。

“你看看,这么蠢的休闲小游戏,这都申不下来!“他一边把自己想要引进的手游,一款画风全年龄、动物主角的跳跃游戏递给人玩,一边抱怨着半年的等待之苦。

“审批冻结”这几个词出来,足以唤起任何对今年游戏行情有一点了解的人的共鸣。

今年游戏业的焦虑是普遍性的。3 月 29 日,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的一份《游戏申报审批重要事项通知》,称因机构改革,游戏审批工作进度将会受到影响。进入夏天后,网络上越来越多地出现发行商对版号发放停滞的担忧;8 月中旬,事件因腾讯被撤销《怪物猎人》运营资质而发酵,外媒开始关注机构改革对游戏审核进度造成的影响。人们观察到,文化部仍然在照常备案游戏,但是即将接替被取消的广电总局负责审批游戏的新机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并没有很快地开展工作;而在 8 月 30 日,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了《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家新闻出版署将实施网络游戏总量调控,控制新增网络游戏上网运营数量。

只有运营备案而没有出版备案的《怪物猎人:世界》遭大量举报而下架

焦虑反映在股价上就是灾难性的表现。今年以来,国内 52 家游戏类上市公司中,45 家股价下滑,38 家跌幅超过 20%,正负相抵后,52 家公司总市值蒸发超过 8566 亿元人民币。腾讯和网易未能幸免,在 8 月 31 日当天股价分别暴跌 5.1% 和 7.1%。包括任天堂、卡普空在内的海外公司也在震荡中被波及。

任涛是个新手,而且过于乐观。他原本计划第一年引进 20 个游戏,2 月申请,6 月前拿到批文。

之所以是“引进游戏”,是因为任涛和一个看好中国市场的北美游戏人私交不错,他负责为后者在中国从零开始创立发行渠道——从 2017 年 10 月开始筹划, 2018 年 2 月注册了公司开始正式运作。这还是一个跨国团队,国内有 4-5 个人在做游戏本土化和发行,大约同样数量的海外开发者提供编程、修改游戏一类的技术支持。工资由他的北美老板承担。他没有透露具体金额,只是说“这笔钱对老板而言负担并不大”。

任涛第一批递交了 5 个游戏的材料,只有 1 个在 4 月拿到了版号,其余均陷入阻滞状态。这基本宣告了他发行工作的失败。他似乎在错误的时刻选择了一个错误的生意。

要说有什么可以平衡焦虑感——他直到最后才愿意轻描淡写地提及这一点——就是游戏发行并不是他唯一的谋生工具。在同一个公司名头下,他有另一个将近 15 人的团队做游戏美术外包,这部分生意进展顺利,完全能够实现自给自足。他声称,美国老板对此心知肚明,并不在乎。

这个后手如今看来,几乎可以算是“运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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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涛 29 岁,大学专业是英语。他干过化工品进出口,也在南京一家中型游戏外包公司做过市场。说是市场,其实具体就是销售。任涛所在的 3-5 人团队经常飞去海外和开发商谈外包生意,他这样形容这个过程:“主要就是先做朋友,再谈价格,档期,预算,需求”。他一度沉迷 PC 游戏,因此能更快理解术语和技术。

虽然从日后的眼光看,这份工作改变了他的职业走向,但在当时的任涛眼里,这就是一份“和血汗工厂也没什么区别”的劳动密集型工作,他介意上司在短时间内换了 3 个秘书,每个一来都空降成自己的直属领导,明明是外行人却能指挥他干活,“这一点都不 make sense。”于是他去年 10 月裸辞。

后来的故事变得很模糊。按照任涛的说法,他从之前的外包公司认识了现在的北美老板。后者对中国的游戏发行一无所知,而两人的共同点是:都希望从利润丰厚的游戏发行业务中赚一笔钱。

在 2017 年,海外游戏人无法忽视增长急速的中国游戏市场,尤其是手游市场。那是中国游戏市场独占鳌头的一年。国内实际销售收入达到了 309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23%,收入中有 57% 来自于移动端。它足以让中国在全球游戏市场吸金榜单上继续保持第一,并比排第二名的美国多出 5 亿美元。而在全球市场,手游收入达到 500 亿美元(其中约 1/4 由中国贡献),占全体游戏收入的 43%,几乎不可能再被主机游戏威胁头号地位。

这在海外开发商眼中愈发诱人。理论上,一款手游要是顺利进入中国,它日后收入的 1/4 将来自于中国玩家。直到今年年初,形势看起来还是一片大好,将游戏出口中国,似乎是再正确不过的选择。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任涛的发行公司可以如此迅速地建立起来。尽管一切都显得过于草率了。

任涛当时对游戏发行一无所知,朋友圈里都没几个发行人。一切靠熟人介绍,并没有发布任何正式的招聘启事,加入团队的都是熟人的熟人,多半有游戏本土化或是发行经验,来帮忙的人中还有他的表妹。因为公司比较小,他说自己并没感受到风险的存在。“这么小的公司倒闭也没风险。这个行业也还好,我所有员工都能轻易找到工作,就算第二天公司解散,大家也没什么事。”

员工没有办公场所,因为不需要,每个人都在自己家上班,要碰头了就找个 costa 之类的咖啡厅。海外团队也是一样,他们分布在各个国家,包括美国、比利时、巴基斯坦和加拿大。

而所谓的游戏发行,以任涛的形容,的确跟他之前的销售工作区别不大。游戏发行就是把开发者做好的游戏修改到符合国家法规、再把它放到移动应用平台上的过程。进入国内后,所有的工作都交给国内团队处理,包括美术、翻译、制作宣传资料、申请版号、和平台方打好关系谈好资源位等。

任涛喜欢用两句英文:Kiss ass,以及,Bullshit。前者形容向平台方献殷勤以博取资源位,后者形容谈生意之外的一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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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游戏公司有《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不然无论是国产游戏还是引进游戏,都必须由具备网络出版资质的出版社进行出版。多数发行人员为了节省时间精力,都是通过代办公司或中介,将所有材料交给出版社,再由出版社递交给广电总局审核。

中介的存在给人增添了一种虚假的信心,仿佛交钱就能办成事。

找中介办一个版号的平均市价是 1.4-3 万元,许诺速度快的,价格会更高,“好像给人一种他上面有人的感觉,其实他保证不了,上面有没有人你也不知道”。

任涛经由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这样的中介,对方的价格比市场低了几千块。他第一批递交了 5 个游戏的材料,总共花了 4 万多块。中介也拍着胸脯告诉他没问题。

他并不清楚中介的具体工作流程,但认为应该挺好做,主要就是帮发行商跟出版社里的某个熟人牵线,“真的,中介完全不是游戏人,她可能只是一个全职妈妈,认识出版社里的另一个妈妈,两人一合计,就把生意做起来了”。

他分析,入这行的中介越来越多,是因为这几年独立开发者数量增长很快,让版号需求失衡,因而挂靠出版社的需求上升。人人都想尽快拿到版号,于是催生了一个办版号的灰色市场。

任涛对办版号的流程兴趣不大,他毕竟只需要一纸证明。实际上,他连审批机构是否存在相关网站或给出过相关指导都不知道。和多数人一样,他觉得前人的经验和中介的专业性可以令流程省去不少麻烦。

然而,准备材料的过程仍然繁琐,甚至“痛苦”。他在提到这个过程时一边大笑一边说,你真的想象不到,说给老外他们也不信的。

出版社会发来一个包含 10 项左右待提交材料的清单,其中大部分是免责声明;关于游戏信息也要填一张表格,官方并没有给出严格的标准,一般发行人员会按照一个通过率比较高的网络分享模板填写;同时,发行商还要提交前后 30 页的纸质版游戏代码,以证明自己的产品没有抄袭。

这让任涛认识到这行有多“传统”,仿佛在前司受制于外行人的经历重现。“我咨询过中介,这个是很高级的科技吗?是要扫描的吗?还是有什么厉害的人可以直接看懂代码?她说她也不知道,但就是这么要求的。我那么一个傻 X 的游戏,我要提供那么厚的材料给快递寄过去,光打印就要 7、80 块。”

这些材料会先提交给出版社,出版社先审核一遍,也并不能保证通过,然后再把材料转给广电。广电可能会直接下发版号,或是回复一份整改意见。把游戏改好后要再次递交补充材料。有点像申请签证的过程。只是过程进行到了哪个阶段完全无法查阅。

5 个游戏中的 1 个在 4 月拿到了版号。因为之前的一切本土化工作都做完了,就差版号批下来,所以任涛也得以立刻把版号文件提交到应用市场后台,一款海外手游这才算正式进入了中国市场。另外两个游戏则收到了整改通知,一款被打回的理由是“游戏资料不足以描述玩法”,另一款的问题则出在名字上。

中介此前提醒他,游戏中文名要简单易懂并和内容相符。任涛给那款休闲游戏起了个既暗示机制还挺萌的名字,是个 AABB 的形式。结果对方搜到了一模一样名字的 flash 小游戏,因而便怀疑游戏抄袭。于是任涛就要补充一份证明自己没有抄袭的材料。因为两个游戏从美术设计到机制毫无可比性,让人不知从哪里入手分析,用他的话说,就只能“硬写”。

他突然对国产电影人十分理解。“我以前经常骂国产电影,现在不骂了。我这么蠢的游戏都遇到这种问题,他们那种表达思想的,更难,岂不是要修几百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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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提交了修改材料后,4 个游戏就此音信全无,公司也被迫进入等待期。渐渐地,任涛开始从各个渠道得知一些小道消息,也不知真假,主题就是机构改革,版号停发了,什么时候恢复还不知道。他一开始还不信,后来问了一些同行,发现大家果然都是一样的情况。发行人的抱团取暖群里都是一片唉声叹气,人们见面也开始以“你的版号下来没?”打招呼。

几乎每个月都有“马上就要恢复啦”的流言传出,很快又不攻自破。在这场暂时看不到头的等待中,任涛尽量不让自己闲着。他手下的人仍然在做其他游戏的本地化,直到 8 月份,本地团把能干的活都干完了,“心里有班,但其实并没有班上”。

他的朋友圈除了晒猫之外,主要是通过每隔几天推荐一首歌的方式表达心情。8 月中旬推的一首歌是 Green Day 的《Warning》,配字是“一首歌概括国内现状”。

腾讯筹划已久的《绝地求生 刺激战场》也因拿不到版号而迟迟无法开启付费

除了关注一下是否有版号新消息外,任涛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和正在白发工资的北美老板解释正在发生的一切。这也是他越来越不想面对的任务,因为实在没有新鲜事可说。对方一开始问得比较勤快,中间一段时期感到愈加不可思议,情绪也开始坏了起来。“他对我说,WTF,你去贿赂人家啊,我说我也想,但我连这么做的渠道都不知道,就算知道,估计出价也不够吧。”

之后两人的聊天记录就越来越稀薄,如今变成了每天例行一问“有消息吗?”“没”。他笑称两人的感情因为这件事情淡了,对方似乎也看透了,不再奢望着中国市场那 25% 的贡献。

“最后我反而感到淡定了。大家都受苦就不算受苦了,就跟雾霾一样。当初拿到第 1 个的时候还有点膨胀,觉得哎也不难嘛,后来真的慢慢变成修行了。”

最难熬的时候,他甚至怀疑中介是不是已经把自己的版号卖给了别人。A 游戏借 B 游戏版号的壳上市也是一种灰色手段,只要把游戏内容大概修改到符合申请材料就行了,热门类别的游戏版号在停滞期往往能卖出十几万的高价。他突然意识到,本质上没有其他人在乎版号这件事,无论是中介还是审批机构,其实都不关心发行商能不能顺利把生意做下去,而自己虽然交了钱, 却也无力维权,因为维权成本太高。

但是他左思右想,觉得大概率还是版号真的没放出来,4 万块算是白花了。不过他立刻又补充,中介也算是半个受害者。

他试图让自己看开一点。“大家觉得解散就解散吧。还好啦,我一个下属以前是炒比特币的,身价几百万,可能也不太在乎这工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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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可能“看开一点”最主要的原因是另一份外包业务其实进展得不错。在声明美国老板并不介意这件事后,任涛又表示自己不太希望这件事被公开,理由是外包行业竞争过于激烈,不想被太多人知道。

这是任涛的“灰色地带”。他的确很想和北美老板一起赚发行的钱,但事已至此,他只能“庆幸”自己还留了一个后手——虽然你很难说他去年裸辞去做发行是不是真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天真”、“盲目”。

游戏外包客户都来自海外,也都是之前四年和他有交集的老客户。那四年里,他其实很留心有多少公司客户有跟随自己的可能。他根据对方的需求、个性和公司属性作出判断,许诺那些有心省钱又能自己从中得利、需求并不高的开发商更高的福利——进入发行行业是试水,但是承包外包项目像是上了一层保险;也不排除这些外包客户未来有转成发行客户的可能。

和海外开发商打交道让他觉得轻松得多,虽然如今经常白天睡觉夜里工作,熬夜是常事,但是面对的事情往往比较单纯,反倒让他收获了心态上的放松。他说自己之前帮朋友代过一些国内项目的外包,为对方的不专业、拖账期、利用信息不对称获利而感到恶心,“你必须得忍着,在国内就得忍忍忍忍忍”。

他一边表示没必要为了不太多的利润彻底改变自己的性格,一边庆幸自己当时没有一腔热血全情投入地做发行。他一边自嘲“无能”,一边指出“国内很多时候就是一群不懂也不在乎游戏的人在做这个行当”。

“我其实第一天就在想,要是崩了怎么办……最好的结果是,崩了也不会怎么样。” 任涛说。他又时常反思,假设在一个平行世界里,版号审批没出任何问题,那么他的公司一年甚至可以上架 20 个引进游戏,也许全力投入发行可以赚更多。

他在等待期收获的感悟就是,世界太复杂,不确定性的因素太大,预测未来似乎没什么意义,在国内做事抱着随时会解散的心理可能反而更好,“拿触角去试,不行就缩回来,底线设低一点,实在不行就崩”。

他说如果版号恢复发放,自己大概会再考虑一下发行生意,但投入的精力会比较有限,也许每天花 1 个小时处理一下这部分业务,如果让他很累,就干脆不做了。

“大概率是不会做了吧,因为(这个行业的)基调不会变了,还是(安卓平台)那群人。不是万不得已,我不想和那些人产生联系,QQ 都删掉了。我就活这几十年,干嘛跟他们扯上关系?”

不过,在被告知新的传言“据说 11 月会开放”时,他依然会追问:“真的吗?谁说的?不会吧”。他再次强调说,类似的消息自己每隔一段时间都能听到,也已经学会了不对之抱有强烈的期待。

应采访对象要求,任涛为化名。

题图来自 Unsplash @Euwen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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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看”的喜剧《罗慕路斯大帝》,也有意料之中的遗憾

大幕拉开的时候,一群鸡就已经在舞台上了,而且还都是活的。一同出现的还有两位仆人,他们身处罗慕路斯大帝乡村别墅的会客厅里,一个忙着四处投放鸡饲料,一个忙着扫地。

这是瑞士德语剧作家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编剧、易立明导演的《罗慕路斯大帝》的开场。这部作品于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日在北京中间剧场演出。

罗慕路斯大帝乡村别墅的会客厅

迪伦马特以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夕为背景,在剧作中虚构了罗慕路斯大帝在国家存亡之际一心只牵挂于养鸡事业的情节。面对日耳曼大军的逼近,王后苦苦哀求他绝地反击,他拒绝了;公主主动牺牲幸福以换取金钱赎回罗马,他拒绝了;满朝臣子举刀相向逼他救国,他也拒绝了。最终,日耳曼人杀进了罗慕路斯大帝的别墅,却高举双手声称自己甘愿臣服于他,罗慕路斯大帝在一片拥护声中退场。

《罗慕路斯大帝》是迪伦马特的代表作之一,很能体现他的创作风格,荒诞戏谑、悲喜交杂之外,不符合常理又暗藏很多情理。罗慕路斯大帝看似昏庸的举动实则是为了清算罗马漫长历史中的暴行,为了维护他心中的正义因而选择了不抵抗。所以他并不是毫无可取之处,他会在祖国生死存亡之际劝女儿要以自己的幸福为重,一定要嫁给自己所爱之人。迪伦马特的创作往往会通过放大荒诞情景中人性真实的一面,使故事产生能接近真实的戏剧冲突。

易立明导演版《罗慕路斯大帝》的喜剧特质是很明显的,演出节奏明快,人物形象的轮廓清晰,笑点密集,在演员生动的演技下少有冷场和尴尬出现,导演贴合剧情在舞台上安排的公鸡也都很“有戏”。张懿曼饰演的罗慕路斯大帝戴着眼镜身着睡袍登场,虽然头戴王冠看起来却没有任何帝王之气,在之后的表演中他把很多对白都转换成了带有方言色彩的“本土化”语言,在这么多演员的喜剧表演中贡献了很有辨识度的演技。

穿睡袍戴眼镜的罗慕路斯大帝

这样的呈现形式的确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从技术层面来说《罗慕路斯大帝》是一部好看且能有意思地在舞台上还原剧本的作品。在豆瓣的评论中,有观众认为“喜剧的表现形式还挺有趣的”,“历史剧排得这么生动真的很难得”。但也有观众评论,“有些哗众取宠,如果是探讨人与人的关系又太浅了,为了尽可能取悦更多的人而导致的松散。演员情绪始终保持于标准线往上看着好累”。

换句话说,一方面,这确实是一出“好看”的戏。另一方面,这样的“好看”似乎也会模糊荒诞严肃内核的边界。

《罗慕路斯大帝》的喜剧特质多依靠演员的夸张行径去放大事件的荒谬之处,把情景的荒诞转移至了人物本身的可笑之中。这出戏的人物角色很多,在相对狭小的表演空间里群戏的部分显得局促,舞台上的公鸡偶尔还会和演员“抢戏”,观众的注意力由此被分散到了碎片化的表达手段之中,很难切中原剧作对集体和历史的思考与想象。

罗慕路斯大帝的结局在一种皆大欢喜的氛围里落幕。遗憾但又不意外的是,导演联系现实进行反思的意图由此被削弱了不少,戏剧中对“祖国”、“国家”和历史的讨论在这样的气氛中更像是没有回声的“漂亮话”,情绪表达的力度犹存,本该由反思带来的震撼却被“好看”压制住了。

题图和文图为《罗慕路斯大帝》剧照,由中间剧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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