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你一直奋斗下去的信念是什么?为什么越是牛人越努力,越是普通人越不努力?

Thanks for inviting!

I think no one could success in a very easy way. That’s why I could never take it for granted. I try to enjoy the moment. I try to be in the moment.

I was born in a family with basketball, both parents and brothers are pro players before. I started playing at the age 6 from Latvia to Spain and United States step by step. Along the journey, I was very lucky to have so many people’s support and help, my family, teammates, coaches, friends, fans. I am grateful to everyone who has supported me, enlightened me and taught me. That’ why I keep working and use my potential.

I grew up with basketball, which is my love and my dream. I’m just really blessed to be the position that I’m in. To be able to play basketball to do what I love to do and make money with it. It’s the real blessing from me. I appreciate it 100%. I will make more efforts for sure.

I came to New York from Spain at 19 years old, with their wishes and doubts. As time went by, I also felt more and more expectations from people. I knew a lot of things I needed to do. I knew I need to be stronger and better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Therefore, I worked out and gained a lot. I got stronger and spent a lot of time in weight room. And going to the season I know I want to have a killer mentality on the court.

All the things I’ve got, needing me to spend a lot of time and sweat on and off the court. Nonetheless, I try to spend as much time as I could with my family, they are the most important people in my life. They are the No.1 support for me.

I will keep fighting on court and try to be one of the best players in the league.

谢谢你们邀请我回答这个问题。也谢谢我中国朋友的翻译。

没有人的成功是侥幸得之,我也不会把这当做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我非常珍惜当下,尝试去享受这一切。

我出生在一个篮球世家,父母和哥哥都是职业球员。我6岁开始打球,从拉脱维亚、到西班牙、再到美国,一路走来,非常幸运地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和帮助,队友、教练、家人、朋友、球迷。对于每一个支持过我、教导过我、批评过我的人,我都心怀感恩,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努力的原因

篮球陪伴我长大,这是我喜欢的事情,也是我的梦想。能够打篮球,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把这件事情做好,把它作为我终生奋斗的事业,这很美好,为此,我会做更多的努力。

我19岁从西班牙来到纽约,伴随着人们的期待与质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感受到了人们对我越来越多的期待。面对这种期待,我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我知道,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心理上,我都需要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做得更好。因此我在休赛期花大量的时间泡在健身房里,我的身体变强壮,对抗能力也有所提升;同时我知道自己需要一颗大心脏,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在球场上做冷血杀手。

我获得的这一切,让我需要在球场内外花很多的时间和功夫。但是我依然尽可能多的花时间来陪伴我的家人,他们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永远是我最坚实的后盾

未来,我依然会一直努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并一直坚持下去。

来源:知乎 www.zhihu.com

作者:波尔津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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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以后,你悟出过哪些不一样的道理?


利用AI研发医疗保健、能源产品,BenevolentAI获1.15亿美元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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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云网(微信号:ilieyun)】419日报道(编译:蔡怡然)

当下,几乎所有公司都希望能蹭一蹭人工智能技术的热度。而还有一批公司,不仅想蹭热度,而且想要真正的利用这一技术打造最优秀最智能的应用程序。最近,就有一家来自英国伦敦的初创企业筹集了一大笔资金,希望能够利用AI技术为医疗保健、能源等领域持续存在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案。这家公司名叫BenevolventAI,它于今天宣布完成了1.15亿美元的融资。据悉,这笔资金将用于开发其核心项目“AI大脑”及其他技术。目前,公司已经在药物开发等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据BenevolventAI创始人兼执行总裁Ken Mulvaney表示,此轮融资使得公司的市值上升到了21亿美元。原有投资方Woodford Investment Management参与了此次融资,而关于其他的投资方的信息,公司只提到其中包括一些来自美国的家族企业以及战略投资方,其他的并未详细说明。值得注意的是,很多BenevolentAI的投资方都不是传统的那些十分关注AI创企的风投机构。BenevolentAI成立于2013年,截至目前,该公司的融资总额已经超过了2亿美元。

BenevolentAI的核心业务就是由一组科学家合作创建的“AI大脑”。Mulvaney表示,目前公司共有155名员工,预计今年年底这一数据将增加至300人。创建这个“AI大脑”的主要目的就是收集并计算特定领域(如健康和材料科学等)海量的数据,进而帮助科学家找到能够解决医药等领域难题的方案。

就比如在药物开发这样的领域,其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即使科学家能够鉴别出某种癌症的排列方式和菌株,但每一个菌株都有可能发生变异,而且这种变异也会因为病人的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

而拥有强大的计算和学习能力的AI恰好能够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当然,BenevolventAI也不是唯一采用AI解决此类问题的初创企业,尤其是在应对癌症方面,Grail和Paige.AI也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尽管AI的发展速度很快,真正实现BenevolentAI的目标也仍需漫长的时间。Mulvaney表示,BenevolentAI有一个以药物开发为核心的部门,叫做Benevolent Bio,目前这支团队已经有两款药物进入了更高级的开发阶段——不过这两款药物都不是针对癌症研发的。另外还有一款用于帕金森症的药物,在经历多年努力后,目前已经进入了Phase 2B临床试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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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的开发之所以需要很长的时间,部分得归咎于繁复庞大的药物监管框架。Mulvaney表示:“但实际上这种复杂的审批流程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意味着我们有资格向市场提供我们的产品。”

由于漫长的药物开发周期,公司也把握时机加紧对临近领域的研究,比如说材料科学。Mulvaney表示,Benevolent希望能够生产一款耐高热的材料,这样发动机就能够高效的工作而不用担心由热量引起的风险。另外,公司还在研发新型的化学产品,希望能够借此生产出体积更小、寿命更长的电池。

在未来,这家公司还计划进军农业、兽医科学等其他和AI技术有紧密联系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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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壤结界

飞向平壤

“对于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三个版本:你的版本、我的版本和事实真相的版本。”

说这话的是三十年前历任美国驻韩、驻华大使的李洁明(James lilley)。出使东北亚前,李洁明在中情局从事对华情报搜集逾三十年。这位传奇人物在回忆录里写下的感悟同样适用于接下来我的讲述。

朝鲜就好比“熟悉的陌生人”。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从未真正接触过它,但这不妨碍各种议论。在年轻一辈里,上甘岭的故事已年代久远,取而代之的是社交媒体上的传闻,每个人都津津乐道于其中最荒诞的部分,而这部分又因并非毫无根据而有些惊悚。

这种冷峻的神秘感令人沉迷。在首都机场T2的柜台前,普通朝鲜人一眼就能被辨认出来,与其说这是因为外貌上的差异,倒不如说他们身上有股子难以名状的气质。一群女足姑娘吸引着来往旅客的目光,能获准出国旅行的朝鲜人并不多,运动员占了其中很大的比例。她们的黑色西装队服外面罩着鲜艳的橙色冲锋衣,这些芳华少女没搽化妆品,有一种铿锵的本色美。几个胸前佩着红色像章的男乘客像是组团出来考察的干部,他们坐在休息区的边角,与周遭人群保持着距离,如同河滩上的鹅卵石一样僵硬、沉默。

我对朝鲜来客的印象还停留在十几年前,几个穿着古板的中年男子跟随领队穿行在南京东路,他们戴着醒目像章,在喧嚣的上海街头略显局促不安,以警惕和缄默回应各种窥探。京沪的朝鲜餐馆里还有一些身材曼妙的姑娘能歌善舞,娇媚精致的脸蛋上总挂着一丝不苟、整齐划一的微笑。许多年后,我在何奈·布里(Rene Burri)的一组纪实摄影作品里嗅到了相似气息——那是1964年的中国,彼时我们正对抗着美帝和苏修的两面夹击,全民沉浸在山雨欲来的紧张情绪中,恰如今日的朝鲜面相。

明治维新前,岩仓使团曾在考察西方十二国后留下一句感慨:“目睹彼邦数百年来收获蓄积之文明成果,粲然夺目,始惊、次醉、终狂。”不知游历了中国后,这些紧绷的面孔下是否也有被唤醒的强烈紧迫感。

有别于从模子里倒出来的拘谨乘客,在商务舱柜台前谈笑自如的两个中年男人显得器宇不凡。他们没有佩戴胸章(直到下机时我才看到他们戴上),人手一块亮闪闪的蚝式日志型劳力士表,剪裁考究的暗条纹米色西服上有手工缝制的驳头眼。边上那些朝鲜人都黝黑粗砺,眼前这些容光焕发的绅士显然勤于保养,如果不是看到靛蓝的护照皮,我差一点就把他们当成了韩国人。他们熟稔地和机组成员打着招呼,看得出来是这条航线的常客。

这架图-204-100B型客机有三排商务舱座椅,第一排照例预留给要客。祝老师值机晚了一些,因此得到了前排待遇,坐他边上的正是朝鲜足协副主席韩恩庆。那天与我们同机的除了朝鲜女足,还有前往平壤参加亚洲杯预选赛的中国香港队。韩副主席起初不苟言笑,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又数次重逢,等到回程再度同机,飞猪和她已经谈笑风生。韩副主席是平壤体育外交重要推动者,我们回国第二天,韩联社就播发了她前往釜山参加东亚足联大会的消息:“会议议题不包括韩朝体育交流,但会上韩恩庆可能自然而然地与担任东亚足联主席的韩国足协主席郑梦奎进行交流。”你看,以小球推动大球,历来是东方特有的转圜智慧。

第二排的洪总和身边旅伴聊了一路,那位中年人穿着拜伦领夹克和牛津鞋,看起来稳重干练,自称在江浙某地经营一家餐厅。在我印象里,商务部早就下令中止了朝资餐厅的营业。我猜想这人要么是位贸易干部,要么就是李洁明的同行(当然也可能两者皆是)。这些坐在前舱的朝鲜人大多拿外交或公务护照,被我们搭讪的几位都能说流利的英文。他们用着苹果手机,戴瑞士表,见多识广。即便你在国贸、陆家嘴或中环撞见他们,也绝不会感到突兀。若非乘务员胸前鲜艳的像章在提醒,你几乎意识不到这是一趟正飞往平壤的航班。

俄制PS-90发动机嘶吼着,晃晃悠悠地在华北平原上空爬升。我们将沿着A326航路出渤海湾,然后在辽东半岛上空切入B332航路飞向清川江入海口,并从那里南下平壤。这条航线有1/3属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划定的禁飞区,因为“不能排除朝鲜再次在无事先通告的情况下发射导弹或火箭的可能”。但在朝鲜自己的客机上,显然无需为此担心。

在俄罗斯以外,高丽航空是全世界唯一还在使用图-204载客的公司。就在去年,执飞北京航线的一架图式飞机升空不久便发出警报。“当时整个飞机开始剧烈振动,随后他们看到机翼上有部件掉落。”机长只好拉着惊魂未定的乘客掉头返回平壤,落地后人们才发现飞机的整块襟翼不见了。在中国国航“因经营不理想”暂停航线后,这些老旧的俄制飞机就成了最后的纽带。

我坐在商务舱第三排,旧款座椅足够宽敞,短途旅行舒适度还不错。这家“一星级航空公司”(由Skytrax评选,一星级为最低)的前舱服务比我预期要略好一些。空姐颜值令人惊艳,一旦你想拍照,就会受到严正警告。配餐有些寒碜,考虑到制裁也不好抱怨什么。当我转过身,却惊讶地发现在椅背和舱壁间密密实实地塞满了机组自己的行李,连一张用来固定的拦网都没有。这些经常往来北京的乘务员和后舱难得出国的旅客一样,把行李额度用到了极限。

航程过半,有人推着小车过来推销特产与小纪念品,这是为国家赚取外汇的副业。一种名叫“金糖-2注射液”的神奇药品引人瞩目。它的主要成分萃取自人参,号称在蒙古、叙利亚和古巴等国卫生部获得了注册,适用于从非典到癌症等疑难杂症的治疗,而且完全没有副作用——我本想将这份来自魔法世界的宣传单页留作纪念,可乘务员见我们并不真打算要买,就以节约为由果断地收走了。此时正是早春,舷窗外的大地广袤而荒芜,初看之下和东北三省的景色相仿。然而再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除了人烟格外稀少,那些连绵的山头像被一把巨大而锋利的剃刀缓缓刮过,裸露出黄土的粗砺底色,这是过度砍伐与开荒留下的痕迹。

顺安国际机场修建在平壤西北一个谷地中。经过两小时的飞行,我们的航班抵达了二号航站楼。这座2015年才落成的簇新建筑和我们的地级市机场规模相仿,专门用于接待国际旅客。我在用中朝两国文字印制的申报单上填写了两部相机、两部手机与一部平板电脑(平板里还有接近四百部电子书和大量美剧)。在由新义州入境的国际列车上,朝鲜海关盘查得极为严苛。这里的检查员只是扫了一眼电子设备,既不用开机,也不必登记机身上的序列号。

一位漂亮的女少尉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问了我的智能手表是否有GPS定位功能,我小心翼翼地回答了这道送命题。她又仔细端详了表壳侧面的麦克风小孔,以确认那不是经过伪装的针眼摄像头——对摸不清用途的电子产品她们总会多留个心眼,未经批准的秘密拍摄则有被当成间谍活动的可能——我右腕上的微型摄像机反而因为太像朝鲜仿制的小米手环,没有引起任何注意。

垃圾桶风波

从150米高的主体思想塔顶望去,大同江如一条玉带从城市的中心缓缓流过,江的对岸是宏伟的人民大学习堂与金日成广场,更远处的天际线上矗立着著名的金字塔建筑“柳京饭店”,黎明大街与未来科学家大街则展现着这个城市的最新面貌。平壤适合俯瞰,带领外国游客到塔顶观瞻市容是所有旅行团的必备行程。从高处看,一切都显得圆满无缺、恰到好处:原本单调沉闷的大楼连成了气势恢弘的建筑群,这一片粉如朝霞,那一片绿得滴翠……这是一座用涂料粉刷过的城市,规划者在调色上费了不少心思。我想他兴许是受了阿里郎表演的启发,令每位站到这里的游客都慑服于宏大的集体场面。

但凡在这些景点,游客的拍摄都是被允许甚至受到鼓励的。除此之外,每当你举起相机,总会招来疑虑和忌惮。有些规矩公开而周知,譬如不得拍摄军人与重要设施。更多的限制则模糊而隐晦——凯旋门随意拍,在它边上的小卖部就不行;大部分公共设施属于禁区,可当我们搭乘米-17直升机从高空观赏市容时,就连党中央的驻地都在航拍镜头里一览无余——所谓边界到底在哪儿常常连陪同者自己都说不清楚,我们也就乐于装糊涂。

然而在东方逻辑里,越隐晦的才越在意。越说不清楚的,往往也越不能往清楚里说。

1972年,意大利著名左翼导演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就曾一头栽进这样的陷阱里。当时他受我国政府邀请来华拍摄一部“反映最新成就”的影片。按照东方式的含蓄,既是革命友人,有些事就无须赘言,心照不宣即可。结果安东尼奥尼作了一个最终葬送双方友谊的决定,他不时绕开事先安排好的场景,将镜头转向了日常的社会生活,“把中国人——而不是他们的建设和他们的风景——作为影片的主角”。这部被誉为“真正描绘中国城乡诗篇”的纪录片公映后,《人民日报》评论员叱责道:“在他拍摄的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影片中,根本没有反映我们伟大祖国的新事物、新气象、新面貌,而是把大量经过恶意歪曲了的场面和镜头集中起来,攻击我国领导人,丑化社会主义新中国,诽谤我国无产阶级XX大革命,侮辱我国人民。任何稍有民族自尊的中国人,看了这部影片,都不能不感到极大愤慨。”汲取了前人的教训,我们尽量不去踩踏那些尴尬的界线,然而意外仍然接踵而至。

高丽饭店是整个平壤最好的两间特级酒店之一。有别于承接游客为主的羊角岛国际饭店,这里更多用于外事活动的接待,此行我们和中国香港队就下榻于此。站在客房的窗台边俯瞰,号称中央枢纽的国铁平壤站近在咫尺,这勾起了我们前往一窥究竟的强烈冲动。女导游C也曾大度地表示,在没有集体行程时,外国友人在酒店附近的活动是“完全自由”的:“只要带上你们的护照,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尽管办入住时她就收走了所有人的旅行证件,我们还是决定第二天一早到火车站去看一看。

清晨的平壤街头笼罩在一层淡淡的薄雾中。这仿佛是一座被时光封印的城市,我看到了古典的捷克产T3s有轨电车在严重老化的路面上缓慢而循规蹈矩地驶过,车厢里满载着穿深色衣服的乘客,望向我的目光既好奇又平静。

在广场喇叭飘来的阵阵歌声中,穿靛蓝色工衣的中年女司机娴熟地拽着缆绳,将一根升歪了的受电弓重新挂回到电线上。背双肩包的少女正在路边和比亚迪出租车司机交谈。通往月台的暗红色铁栅门里走出了一位拎牛皮公文包的中校军官,他看起来就硬朗结实,快步流星地汇入了上班的人群,奔向邻近的荣光地铁站。这里是共和国的心脏,主体世界的塔尖,他们创造了自己的时区和历法。在这个平行时空中,“每个人都有专门的任务和使命,绝没有人是社会的寄生虫。”

我背着相机四下里游荡,兴奋而紧张。大多数人并不刻意回避镜头,一位系着红领巾的少年甚至还抬手向我行了个队礼。好景不长,祝老师很快就被一位穿深蓝色铁路制服的女干部从火车站里撵了出来,她随即盯上了我。这位警惕性高涨的干部仔细翻看了相册,我本以为她要清除车站的照片,女同志却比比划划地用生硬中文告诉我,有几张路人照“不好”——那几位路人至多穿得简朴了些,看得出是做体力活的劳动者,其中一位的“污点”竟然是包袱上有个连我都没能注意到的补丁。我有些错愕,但不想招来更多麻烦,只好在她注视下删除了事。

脱身之后我们计划再到另一边转转,结果才出地下通道就迎面撞见“正散步”的男导游K。他漫不经心地和我们逐一打了招呼,非常自然地领着我们往回走,仿佛云淡风轻的偶遇。等我们见到其他人,才发现K导也是这样把他们带回来的——回国后我和一位曾多次赴平壤采访的朋友聊到这段插曲,她断定是高丽饭店那个白发苍苍的老门童第一时间把我们溜出门的消息通知了前台:“人家可是在那站了几十年岗啊。”“可他为什么不直接阻止我们?”“那样彼此都会很尴尬吧。”

接下来的两天里,K导和C导连接了好几个神秘的电话,面色一丝丝凝重起来。K导再三追问:“当时查你相机的人穿的到底是制服还是便衣……你确定没记错?”他看起来心事重重,最后才透了一点儿口风:上级接到通知,有个“目的不明”的外国人在火车站里对着垃圾桶拍了好些照片,我们因为曾出现在那里,被列为了怀疑对象。两位没看住我们的导游都受了批评,这不但影响考评,一旦坐实有事,他们也逃脱不了干系。

数年前,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和英国广播公司曾先后潜入朝鲜,制作了一系列“揭示真相”的纪录片。就连俄罗斯人也加入了诋毁的行列——在大毒草《太阳之下》中,导演曼斯基(Vitaly Mansky)要拍主角搭公交车上学,结果“我们被带到一个没有车辆行驶的广场上——朝方为我们专门准备了一辆公交车,是和其他公交车型号不一样的新车”,曼斯基录下了整个摆拍过程并公之于众。朝方反应如此剧烈并非毫无理由:他们认为不怀好意的境外媒体在抹黑国家形象,而“偷拍垃圾桶”听起来就像又一场阴谋。

为了澄清嫌疑,我只好再让K导检查了一遍相册,还给了C导一张名片佐证自己的商人身份。他们商议半天,打了好些个汇报电话,总算就此打住。至于到底是谁拍了那只垃圾桶,又是谁“通知”了上级,直到今天都仍是一个迷。

塔尖生活

在平壤“吃鸡”是什么感受?人们曾以为只有领袖才能回答这问题。朝鲜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与互联网绝缘的国家——去年疯传过一张“Steam全球热点分布图”,大家纷纷猜测那位从平壤登录的神秘玩家可能是领袖本人。

其实早在2003年,这里就开通了国际移动通信业务,高丽电信(Koryolink)也从五年前开始向外国人提供3G国际互联网服务(朝鲜国民另有一套独立而封闭的3G内网,开通时间甚至比中国还领先了一年)。

要想在平壤“吃鸡”,只需花上200美元购买外国人专用SIM卡,与PC共享流量即可。这张卡与手机串号绑定,除了不能直接拨打朝鲜内网(必须通过接线员)还算好用,甚至可以登录大部分在国内无法连接的西方网站。卡里包含了50MB流量,超出后每MB“仅需”0.25美元。按每场战斗30分钟算,一次“吃鸡”大约耗费120MB流量,折合30美元——这可比大保健更便宜。此网络最初由埃及运营商Orascom搭建,作为高丽电信大股东,埃及佬的账面收益一度高达6亿美元,由于平壤方面坚持用官方汇率结算(和黑市汇率相差了80多倍),埃及人最终铩羽而归。

在高丽饭店的客房里,你还可以收看包括半岛英文台在内“非英美立场”的境外节目,我们甚至第一时间就从电视上确认了领袖访问北京的消息。至少对外国人来说,平壤并不是一个信息孤岛,也绝非与现代生活方式隔绝的荒原——这一点倒像是1970年代的北京,即使在革命最如火如荼时,外国人也照样可以自由收听短波广播,在新侨餐厅或东城和平餐厅里吃到像模像样的西餐。

刚听说能造访藤本健二的寿司店时,我们都兴奋不已。这位御厨当面向领袖忏悔了自己的“背叛”行径后,获邀回朝鲜开设了这间高档日料店。肥美的金枪鱼腩和产自苏格兰艾雷岛的威士忌属于被列入制裁清单的奢侈品,但只要带足美元,你仍然可以在平壤享用到它们。“在这里,饱食终日的外国人,可以在自己的小小的世外桃源里过着喝威士忌酒搀苏打水、打马球和网球、闲聊天的生活,无忧无虑地完全不觉得这个伟大城市的无声的绝缘的城墙外面的人间脉搏。”这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在《红星照耀中国》里对北平生活的描述。今天在平壤的外国人也享受着优渥待遇,只要你不试图游向大海,不迎头撞上看不见的南墙,鱼缸里的生活就舒适而安逸。

由于行程生变,我们最终与藤本失之交臂。为了庆祝C导生日,也为了抚慰她和K导所受的惊吓,我们相约去了市中心另一家烤肉馆。或许是图省电,这间高级餐厅的灯光几乎在进门那一刻才匆匆亮起。窗台边早已坐了一桌子人,看起来像个普通朝鲜家庭。这桌客人的面前似乎只摆了几碟小菜,大半时间都在喝水聊天。我们离开时他们仍坐在那里,等走出十几步再回头,灯光已悄然熄灭。那一晚我们几乎吃光了那里的肉,喝了不少白酒,和朝方陪同互相说着肝胆相照的话儿,可我无法忘却的是邻桌小女孩偷偷看过来的目光,让这场欢宴带上了一丝仿佛楚门秀的诡异。

在平壤那几晚,我们常去高丽饭店顶层的旋转餐厅,在漆黑一团的“夜景”中喝威士忌。这家的酒单上只有几款调和酒,十七年的百龄坛每杯售价二十美元。洪总是位健谈的酒友,他和我一道来自厦门,是位成功的商人,最近的十几年,就靠着在世界各地打球度日。为了去德黑兰的Engelhab球场挥杆,他和朋友们曾租下一架私人飞机,并偷运进去好几箱茅台。我们这回来到平壤,唯一在营业的十八洞球场自然也不能错过(另一座位于金刚山旅游特区,受韩朝关系影响停业)。

从平壤驱车前往球会所在的南浦市大约半小时,途中需穿过两道关卡(一道为进出平壤的人民军检查站,一道是球会便衣岗亭)。这里位于群山环绕的台城湖畔,球道总长7,700码,修建时间和中国开放后引进的首批球场差不多。高地上的九号洞最为出名,因为场地“恰似一张完整的半岛地图”;湖畔的十一号洞则坐拥最美风景,据说阳春时可以饱览漫山遍野的繁花。然而眼前的球场养护得并不好,只有果岭喷洒了防冻液,其他草坪褪色严重不说,连球道也疏于修剪。这里只租得到韩国产的Lance Field日规套杆,我们一群人都围着洪总起哄,结果他第一个四杆洞打了Bogey,这里的草皮显然影响了洪总发挥,才打完大名鼎鼎的第九洞就放弃了。

除了驻平壤的外交官与商务客,来这打球的也有少量朝鲜人。我们看到一个中年男子从他的比亚迪后备箱里拎了一套六十周年限量版Honma球杆出来,好在我们已见识过高丽航空商务舱的旅伴,才没有对这一幕感到大惊小怪。“他们平时主要在国外做生意,回国时就过来练习。”球童小P接待过中国大使,汉语相当不错。我又求证已故领袖“十一次一杆进洞”的传说,她紧捂着嘴瞪大了眼睛:“那怎么可能,我们都没听说过。”小P是一个淳朴的姑娘,来自山下的村庄。她好奇地问我这个传说是从哪听来的,我掏出手机给她看“朴英满”(网传的消息来源,身份是早期职业球员)的名字,小P连连摇头:“我们国家并没有高尔夫运动员。”

洪总匆忙放弃下半场,其实是因为预约了当天下午的直升机观光,为了增加外汇收入,高丽航空两年前首次向外宾推出这项业务。我们赶到顺安机场时还是吃了一惊,因为本已关闭的二号航站楼竟然为我们的临时航班重新开放了。在出发区的贵宾餐厅里我们吃到了一顿大餐,论精美与丰盛程度远超我们在平壤进过的任何一间餐馆,其中一道牛蹄筋炒松茸堪称人间至味。酒足饭饱之际,由人民军空军调来的米-17直升机已经在跑道上等着我们了。这是一架高龄的VIP运输机,客舱内装饰着羊毛地毯和古色古香的金丝绒沙发,舱壁上则违和地悬挂着一台家用空调室内机。

从空中俯瞰平壤,比在主体思想塔顶眺望还要壮观许多,除了市中心的主干道,街上车辆与行人极少。飞经大同江上空,我特别留意了南岸的统一街(Tongil Street),传说这里有些“纸板大楼”“不太像正常楼宇建筑,反而更像是围墙”。以我亲眼观测所见,那些大楼虽然单薄,却绝非谣传中欺人耳目的“道具”。真正令人惊讶的反而是笼罩在平壤上空的雾霾,它们究竟从何而来,直到今天都困扰着我们。

平壤以外

五年前,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里克斯(Juliet Rix)曾这样描述她的所见:“要想住在平壤,必须出生在经过审批,已经生活在首都的家庭,或者能以特殊的衷心和热情为党服务。没有许可,任何人不得进入平壤,甚至也不能离开。”

这个说法大致可靠。在平壤居住的大多是忠诚的党员、军人、文艺工作者、科学工作者和教师,是来自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他们拱卫着主体世界的心脏。外国人更休想从这里自由进出,前往开城参观就成了观察这个国家其他部分难得的机会。

通向开城的高速公路大约有170公里长,途径四个军事检查站。在飞往平壤的航班上,我一度被地面上光秃秃的山丘所震惊,行驶在公路上,我得以更近距离地看到这一切。那些山头有的被开垦成了坡田和果园,有的干脆就抛荒了。早春也许是一年中最尴尬的时节,冬雪早已消融,春光尚未降临,新芽还来不及爬上枝头,荒芜就这样毫无遮挡地扑面而来。

沿线村庄几乎没有修在路边的,它们都被大片旱田挡在了百十米外,多是式样相近的低矮瓦房。C导介绍说,在朝鲜所有的住宅都由国家统一建设分配,即便农村也不例外:“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有什么房奴的。”这里的路桥系统基本兴建于1990年代前,因为长期得不到妥善养护,老化的路面上遍布裂纹与小坑,只能依靠沿线村民集体出工,以最原始的方法修修补补,于是我们一路上看到了大量的沥青“补丁”。尽管无力全面翻新,这种纯粹依赖人力的日常养护还是延缓了路况恶化——这是一个在艰难处境里也要保持体面的民族,你在朝鲜可以见到许多超出使用年限的汽车与电器,在彻底报废前,他们会穷尽一切办法延长这些物件的使用寿命,并打理得干干净净。

沿途车辆极少,大部分路段甚至只有我们一辆车,因为路况不好速度始终没有超过40迈。我们偶尔会从正在劳动中的农民身边驶过,他们看起来已经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至少和《脱北者手记》带给我的印象有很大不同。即便如此,若按平壤火车站那位女干部的标准,这些被晒得黝黑、无暇顾及形象的体力劳动者显然连出现在首都街头的资格都没有。事实上当我刚举起相机,C导就严厉而坚决地制止了我的企图。我们的手机信号过了金川郡之后就越来越弱,不到开城就完全中断了——这里离军事分界线实在太近,不为外国人提供通信服务倒也情有可原。天色渐渐黯淡下来,车窗里凝结上了一层水汽,我们就像鹦鹉螺号穿梭在大西洋的海底,除了几盏萤火似的灯光从窗外掠过,整个开城都湮没在了苍茫的暮色里。

六年前,NASA曾经发布过一张由Suomi NPP卫星拍摄的朝鲜半岛夜景照,震撼了许多人——在东北亚璀璨的灯海里,唯有朝鲜的版图漆黑一片。电荒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只有三分之一的朝鲜人有电可用。虽然这个统计应当没有把家家户户的太阳能蓄电池包含在内,但也和我们此时看到的景象没有太大出入。到达酒店后,两位导游都告诫我们不得擅自外出,可看着漆黑一团的街头,我们宁愿待在简陋的客房里。

开城民俗旅馆是一座由李朝(1392-1910年)晚期古村落改建的涉外酒店。我和洪总住在同一个小院里,这里的条件比起偏远的东北农村还要更差一些。除了服务员拎来的一只暖水瓶,再也没有多余热水供应。墙角的电源插座早就被切断,唯一能用的是悬挂在屋顶的灯泡,过了十一点,连最后的电力供应都停止了。好在地炕还算暖和,总算给了我们一点小小的抚慰。

虽然夜里气温接近零度,酒店还是坚持为我们安排了露天的伽倻琴和打糕表演。弹琴的姑娘衣着单薄,这让我们都感到很内疚,毕竟“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伪善地和祝老师讨论了这个问题,他安慰众人说:如果能让这个姑娘多赚些工分,也不算什么坏事。第二天一早,我在熹微的晨光中重新打量了这间酒店。老实说景致还算不错,“想象”得出全盛时流水潺潺、鸟语花香的面貌。

在写作这篇游记前,我一直提醒自己要避免陷入到某种“塑造”式的讲述中去。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中有过类似的反思:“我们在如何想象梁庄?正如故乡的先验性一样,在我们还没有写村庄之前,关于村庄的想象已经在我们的思维之中。从接受角度看,我们在文学史中所体会到的村庄叙事有宿命般的几重模式:乌托邦式的,田园诗的描述,过于美好的幻象;启蒙式的,带着悲悯和天然的居高临下;原型的、文化化石般的家国模式。后来的作者总是不由自主地掉入其中一种。”我必须承认,无论是城乡的凋敝,还是埋藏于面具下的戒备,我笔下的朝鲜与朝鲜人,从来就未曾挣脱过“想象”的绑架。

可当我每次试图挣脱想象的束缚,总会被现实毫不留情地挡回来。

来开城的主要目的是参观板门店军事分界线。这是每个赴朝游客的必备行程,为了招徕更多外宾,人民军近年还开放了位于非军事区制高点的国花里哨所。这两个标本式景点对我的吸引力远不如那些荒芜的原野,与历史叙事相比,我更在意的是历史之中人的生活。但我却被困在了这辆该死的考斯特旅行车里,除了指定的路线与特定的人,我们哪儿都去不了,谁都见不着。这种沮丧感几乎要把我淹没,它让我触碰到了一个看不见的结界,远比前方的军事分界线还要难以跨越。

海啸

在大同江畔拜谒主体思想塔时,我们偶遇了一群身着盛装、无比兴奋的朝鲜人,导游说他们是从祖国的边远地方来到首都参观的“幸福群众”。从开城返回平壤的路上,我突然若有所悟,仿佛能够“体会”这种朝圣之旅对普通朝鲜人的震撼。作为第二大城市,开城看起来就像凝固在了时光的琥珀里,尽管我也用类似话语描述过平壤的街头,但和后者相比,开城的面貌至少还要倒退二十年,更不用提朝鲜的其他地方了。你所走过的路,最终决定了你的信仰。当一个普通朝鲜人来到祖国的心脏,又怎能不被眼前的强盛与繁华所折服。

建筑与城市规划从根本上是一种权力美学。他们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强调那些“意义非凡”的细节,直到刻进你的脑海:主体思想塔的塔身由25,550块岩石砌成,象征金日成主席在世七十年的总天数,塔身合计七十节,意在纪念伟大领袖的七十岁寿辰;凯旋门高六十米,比巴黎那座赝品还要超出十米,北面和南面门柱间镌刻的“1925”、“1945”字样分别寓示着金日成主席踏上革命之路与胜利归来的年代。

辽阔的广场与巨大的竞技场更令每个置身其中的个体都自觉渺小。在平壤的最后一晚,我们获邀观看了在金日成体育场举行的亚洲杯预选赛,朝鲜男足将在三万人的热情围观下主场迎战中国香港队。

来自人民军、各大高校与党政机关的代表填满了观众席。我们和足协领导、驻平壤的外交使节坐在主席台。在主席台右侧特地预留了一小块专区给香港球迷,一圈身着制服的人民保安局军官围坐在这群年轻人身边,以“确保他们的安全”。事实上没有任何可能发生攻击客队球迷的意外,主办方只是担心这些香港年轻人会一时冲动跳下看台罢了。

当《爱国歌》在体育场上空高声唱响时,我们就知道这将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比赛。虽然朝鲜队的排名本就超过中国香港队,但现场万众一心、摧枯拉朽的虎贲呐喊才是让对手望而生畏的景象。对于那些如癫似狂的平壤青年来说,这已不是单纯的体育竞技,而是关乎主体与民族尊严的铁血战斗。可让我们侧目动容的是,面对三万人的海啸,香港队球迷犹如风雨飘摇中的孤舟,虽然他们注定要被碾轧成齑粉,但却挺直了腰杆,一步也没有退缩。

比赛最终以朝鲜队3:0大胜结束,全场欢声雷动。也许我再也不会见到这么多朝鲜人:当他们将自己的面目融入海啸里,我看见了随时会被点燃的烈焰;三万人快速而有条不紊地散场,再一次让我们受到了无声的震撼。

可我更怀念在火车站向我行队礼的少年,怀念在主体思想塔下向我友好挥手的阿妈妮。

我也会不时想起K导和C导,他们虽然总是板起脸来阻止我们每次接近人群的尝试,也极少袒露自己的心声,却是和我们一样的,有血有肉的普通人。K导收到我送给他的绒线帽时,高兴得合不拢嘴。C导也曾满怀憧憬地告诉我们,她想到中国的海南岛看一看。当我在高丽饭店的顶楼请她听GAI唱的《沧海一声笑》时,C导脸上的表情就像是被雷劈了一样。

当结界消散的那天,我想我们还会重逢。

这就是我要讲述的平壤。我希望你也能亲自去看一看它,然后告诉我你眼中的模样。

来源:知乎 www.zhihu.com

作者:花总丢了金箍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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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称德州类游戏将于6月1日起终止运营

PingWest品玩419日报道,引述界面新闻消息,文化和旅游部市场司对即将出台的“棋牌类网络游戏管理”政策做出重要提示,要求各平台立即停止德州类游戏的下载,并于61日前全面终止德洲类游戏的运营。

与此同时,文化和旅游部也不再受理德州类游戏的备案及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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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计划5年内将竞争对手赶出俄罗斯通讯市场

PingWest品玩419日报道,俄罗斯卫星网报道,驻俄华为企业业务集团(Huawei Enterprise Business Group)副总经理亚历山大斯托利亚托夫在莫斯科对记者称,华为计划在未来5年内成为俄罗斯企业网络设备市场的领导者。

据斯托利亚托夫称,迄今华为在俄罗斯的销售额中有85%是企业方面的网络设备、和数据存储系统的供应。华为在俄罗斯的网络设备供应增长速度上排名第一,服务器市场份额为11.1%,存储系统市场份额为12%

据其称,公司计划在未来5年成为上述市场的领导者。斯托利亚托夫称:“这是真正的挑战。”

斯托利亚托夫指出,华为4年前的服务器市场份额约为1%。他认为:“增长是来自创新,公司在研发方面投入巨资,这些成果大家都已看到。”

据其称,在俄罗斯,公司有约1000个订户和600多个俄罗斯合作伙伴,其中5家是俄罗斯百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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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纸盒就让粉丝疯狂,揭秘任天堂 Labo 是如何诞生的

距离 Nintendo Labo 正式发售还有 2 天,之前爱范儿的相关报道也让我们对这个 Switch 的外设产品有了大致的了解,几乎每一个看过演示视频的人都会发出“这个创意真棒,想买”的念头。

在发售之前,任天堂在 Labo 官网也先后放出了两期开发者 interview 文章,对河本浩一(Nintendo Labo 制作人)、阪口翼(Nintendo Labo 软件负责人)、小笠原嘉泰(Nintendo Labo 硬件负责人)三人进行了深入采访。

在最新一期的采访“制作与开发篇”中,几位负责人对软硬件、原材料、团队组成畅所欲言,也让我们终于得知,Nintendo Labo 这个纸盒玩具到底是如何从零开始,逐渐被创造出来的。

灵感:第一款试作,竟然是“挖鼻孔”

事实上,Nintendo Labo 这三位核心成员并非一开始就直接聚到了一起,甚至没有互相合作的先例。在团队建立之初,只有阪口翼一人在构思原型设计,之后扩增到了四个人才开始决定尝试做点东西出来。

阪口翼表示,当时团队已经确定要做和 Switch 有关的产品,最初还想出了很多“捏他”的概念,比如说“用 Switch 的 Joy-Con 手柄做两个剪刀,就是想让 Joy-Con 像剪刀一样动起来”之类。

其实初期这些点子和想法都是有价值的,有一些设计也的确运用到了现在的产品上。比如说 Labo 团队曾试想让 Joy-Con 靠自身的震动机制进行移动,这其实就是现在遥控小车的玩法。

任天堂 Switch 的硬件结构很特别,这里的“特别”不是指配置上,而是在那两只可拆卸的手柄上。具体来说,两只 Joy-Con 手柄不仅都支持陀螺仪侦测,内部还都配备了专门的震动马达。

而从任天堂的介绍视频中也能清晰看到,右边的手柄配备了 IR 红外摄像头,可以捕捉和追踪物体运动轨迹或是热信号,比如真实的人手。

虽然这些功能也都常见于各种智能手机产品上,但如何将它们完美地组合到一起使用,团队初期并没有找到很好的突破口,按照阪口翼的说法是“虽然这些想法独一无二,但是找不到出口。”

一方面,团队初期的产品附件都是靠 3D 打印机制作出来的,若是最终选择用塑料材质,产品的成本就会变得非常高;另一方面,IR 摄像头的判定对于场景也有一定要求,光线太杂或是距离太远都会导致识别不稳定。如果只是用陀螺仪而不把 IR 摄像头用起来的话,感觉就不是一个”除了任天堂 Switch 别的都做不到的,好理解的东西”。

这对于想做到极致的任天堂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为此,在河本浩一加入 Labo 团队后,提出“配套做一些容易上手的游戏模型”这一建议、还在团队内展开了一项名为“試作祭”的内部脑暴活动,在无视掉高成本这一顾虑的前提下,尽可能发散思维收集想法。

另外为了把 IR 摄像头充分利用起来,团队决定另辟蹊径,把它放到一个密封环境中——比如塞进一个箱子里。这种情况下进行位置判定就相对固定,而且也不会受外来光线的干扰。

最终,第一个原型出炉了。

这个神似当年《瓦力欧制造》里“挖鼻孔”小游戏的设计,成为了 Nintendo Labo 的第一个概念产品。如果把“手指”插到“鼻孔”里,内部 Joy-Con 手柄的 IR 摄像头就会检测到。有一位团队成员偶然把自己的真手塞进了鼻孔里,在内部演示屏幕里也清晰可辨。

另一个原型是拿纸板等做成的“坦克车”。Labo 团队就地取材,拿扫把柄当做控制器,打孔器作为脚踏板,每一个踏板内部还悬挂着一个小球,所以每当踩踏板的时候,这个球也会上下移动,内部的 IR 摄像头自然也会检测到。

这些都让 Labo 团队进一步笃信,“暗箱操作”是可行的。

材料:为什么选择用纸板?

当 Labo 团队扩充到 10 人以后,开发成员也开始正视模具材料方面的问题。

尽管塑料已经比金属等更廉价,但考虑到生产周期和原材料价格等方面的问题,其基础成本一直都无法避免。

阪口翼和河本浩一在采访中也说:“我们会选用纸板,是因为这是一种易于寻找、且成本更低的材料,另外我们希望达成的是一种可以快速修复,并立即体验的循环往复的状态。”

根据采访文章我们可以得知,Nintendo Labo 使用的纸板材料在设计阶段已经考虑到耐久性的问题,基本上同样的动作都会进行上千次实验进行确认,而且纸板材料便于获得,就算到时坏了也可以再购买替换组件;至于安全性也对应欧美日地区不同的安全标准做了适配,这样小孩子也可以放心使用。

不过纸板材质本身还是非常脆弱的,做成刚才那种脚底踩着的“坦克”基本是不可能了,Labo 团队最终改为将盒子放到人的背后,这样既可以保证了“使用纸板”这种低成本材料,又可以达成了“充分利用陀螺仪和 IR 摄像头的特性”的目标。

这也是 Labo 团队第一个比较成熟的原型产品,最终演变成现在的“Robot Kit”机器人套组。任天堂靠不到 1/3 甚至 1/5 的成本,就实现了一个堪比 VR 操控机器人的体验。

当然,从产品获得乐趣的途径有很多,以这个机器人为例,手脚全身可动的控制器在当下游戏环境里是十分少见的,在家庭亲子环境下更是独树一帜。

而 Labo 的另一层乐趣则是源于“自己亲自动手创造的过程”,后者也是 Labo 商品化的契机之一。

阪口翼在采访中展示了一个类似于音乐盒一样的东西,圆筒上绕了贴纸,当转动旁边的手柄时,Joy-Con 的 IR 摄像头便会根据转动的黑白色带进行识别,声音随之响起。

但音乐盒本身好玩吗?假如拿成品去卖的话显然非常普通,但如果让用户亲自从零开始制作这个产品,并且探究其中的原理,那么这件事也许就会变得有趣起来;玩家还可以借助贴纸和彩色胶带等方式,对 Labo 进行个性化装饰和修复,这个过程也会给人带来另一番的体验。

产品本身“不有趣”的缺点,反而最终借助纸板的“创造性”,变成一个优点。

这个核心理念也构筑了 Labo 的官方标志,这个标志实际上是一个有缺口的纸箱,虽然这只是一种廉价的材质,但任天堂寻找到了游戏乐趣的另一种可能性。

团队:从各自为营到一拍即合

作为 Nintendo Labo 硬件负责人,小笠原嘉泰之前主要负责的就是研究 Joy-Con 上的 IR 摄像头组件的应用。当阪口翼和河本浩一还在开发 Labo 原型产品时,他的团队其实也在考虑能用 IR 摄像头做点什么。

其中一个衍生方案就是“光学配件”。

这个小配件内部采用了逆反射材料,可以借助反射红外线来捕捉动作。最开始小笠原嘉泰的团队做了一个原型产品,从形态来说其实很像现在的“钓竿”套件。

另外他还做了一个名为“デカコン”的超大手柄,两者都是基于 IR 摄像头的运动检测机制来实现判定。

所以正如前文所说,虽然几个人此前彼此之间都没有什么交集,但当阪口翼和河本浩一还在做“挖鼻孔”原型时,恰好小笠原嘉泰也在做着类似的产品。

既然目的一致,最终两支团队也就顺理成章的达成了合作,这大概也算是一种微妙的巧合了吧。

河本浩一说:“如果把 Labo 比作做饭,那么小笠原就是在制作新的食材,阪口则是靠新想法熟练地对食材进行处理和烹饪,我想最后呈现出来的应该是一个从未出现过的新菜式。”

也就是现在的 Nintendo Labo。

一旦确定了方向,之后的开展就异常顺利。第一个 Labo 游戏原型大概只花了软件团队 3 周的时间,当大部分人在和电子技术打交道的时候,Labo 团队则开始着力于和纸板打交道。

Labo 的团队成员来历也很丰富,原本负责 Joy-Con 上 IR 摄像头的小笠原嘉泰,被团队成员戏称为“纸板叔叔”。

此外,之前负责 Switch 本体结构的成员,也跑来设计 Labo 中的“摩托车”游戏;之前是负责做 Switch 底座的成员,则参与到了 Labo“钢琴”套组的设计开发中。

这个团队还有来自最初 Switch Pro 手柄的设计团队,甚至还包括了来自《塞尔达传说》和《动物之森》团队的成员。

虽然看起来是一支“七拼八凑”的杂牌军,但实际上大家合作起来相当高效且愉快,在确定了“自己动手、乐在其中、寓教于乐”的三步理念后,情节、美术和声音等部分都完成得势如破竹,最后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的成品都看点十足。

愿景:“硬盒玩具”里的童年回忆

三个月前,Nintendo Labo 的突然亮相刷爆了微博,也刷屏了不少人的朋友圈。当时的景象大概是这样的:

  • 游戏媒体们交口称赞任天堂的创意,顺带黑一波索尼黑科技和微软电视盒子来带节奏;
  • 分析师们调高了 Switch 的年度销量数字,并调查和 Labo 有关的纸业供应商;
  • 粉丝们则一如既往地高呼“任天堂真是世界的主宰”口号,并纷纷表示要献上自己的钱包(以及膝盖)。

三个月后,当初的兴奋已经趋于平静,更多人是在等待发售日到来的那一天。

在 Nintendo Labo 正式上市前这三个月里,任天堂也举办过几次先行体验会,邀请各种年龄层次的玩家人试玩。

开发团队希望通过观察小孩子的试玩过程来吸收新的经验,并平衡动手制作的难度。

阪口翼说,如果排除个体差异因素,8-9 岁的小孩是大概体验 Labo 最合适的年龄。但显然,小孩是没有消费能力的,所以 Labo 也要抓住大人们的心。

任天堂做到了,很多人第一次看到 Labo 的宣传片时都被这些纸皮玩具所打动。也恰恰是这样一个即没有领先技术,也没有逼真画面的小孩子玩具,勾起了无数成年人的童年时光,恨不得亲身参与进去玩玩。

小孩可以从中获得乐趣,大人们也可以从中获得新鲜的惊喜,Nintendo Labo 被我们赋予了自己的情感,就像旧时光的我们会为每一个兵人、汽车和毛熊公仔赋予名字和生命力一样,这是玩具的归宿,也是我们的归宿。

这么来看的话,Nintendo Labo 所希望传达的,也许更像是一个延续。任天堂相信即使岁月拿走了我们儿时的玩具,我们依然都还记得生命中曾经最重要的东西。而这种记忆在若干年后,会借由一个出口,汹涌出来。

但愿 Nintendo Labo 能给所有热爱玩具的成年人新的寄托,也让所有被电子屏幕上的花花绿绿吸引得挪不开目光的小孩子,能够看到新的世界。

作者:木斯

来源:知乎 www.zhihu.com

作者:爱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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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临时工匹配产品销售公司,Wonolo获1300万美元B轮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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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云网(微信号:ilieyun)】4月19日报道(编译:蔡怡然)

AJ Brustein和公司销售团队的一名成员外出到公司附近的商店购物。他们发现,商店有些货架上的商品已经缺货了,但却没有员工负责装排新的货品。不过幸运的是,和他一起来的这名员工非常清楚应该如何将商品上架,于是Brustein就决定自己动手解决问题。

这可能只是一件小事,但是这背后反反映的特定岗位的劳动力缺失现象却是一个一直存在的问题,这种情况甚至会导致一些在商店销售产品的公司蒙受收入损失。基于此,Brustein和Yong Kim共同创办了Wonolo公司,它能够在这些产品销售公司和临时工之间建立联系,从而在遇到如上文提到的货架缺货的意外情况时,能够有人帮助公司解决问题。临时工需要在Wonolo的平台上注册,然后就能从合作公司那里获得临时的工作机会。

Wonolo于今天宣布,公司已经完成了1300万美元的新一轮融资。此轮融资由红杉资本领投,原有投资方PivotNorth、Crunchfund以及新加入的Base10跟投。作为此次融资的一部分,红杉资本的Jess Lee也将加入Wonolo的董事会。

Brustein表示:“很多人都会需要一些临时轮班让他们的时间表更加充实。因为实际上有很多人都是只有部分时间需要工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未充分就业,这也造就了一个十分巨大而且未经开发的潜在市场。假设说Mary是家得宝(Home Depot)的一名非常优秀的员工,但无论她多么优秀、工作再怎么认真负责,她每周最多也就能工作29小时。而如果不同的雇主又在同样的时间里需要你进行工作,那么你就分身乏术,也只能顾及一方了。这也就是我们所真正关注的——未充分就业市场,而且非常不幸,未充分就业的情况在美国正在变得愈发普遍。我们也根据这种实际情况对公司平台上的工作种类进行了一些调整和改变。”

从本质上来说,Wonolo希望能够替代原有的短工中介。传统的中介机构找到的临时工作大多都会在时间方面设限,而那些需要额外工作的人往往希望临时工作的时间非常灵活,而且还能借此赚笔外快。只要某家公司在Wonolo的平台上发布了新的工作,在平台注册过的人员就能够收到通知,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并获得工作机会。值得一提的是,只要工作申请获得了批准,这些员工就能够立刻获得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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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Wonolo平台提供的岗位大都是商品销售、辅助各类活动的人员或者是更一般的劳务工作,但是Wonolo希望在某些情况下,与平台合作的这些公司有可能真正雇佣这些“临时工”。通过Wonolo的平台,这些员工能够更加快速的了解各行各业的工作。理论上讲,这种经历能够为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积累直接经验,让他们有机会进入曾经在那做过临时工的公司,并获得全职工作。

“我们较传统短工中介的优势就在于我们意识到了灵活的工作时间是非常重要的,”Brustein说道,“平台上有很多工作是突然发布的,根本没办法预测,我们会为需要临时工作的人按需匹配时间更灵活的工作。之后进一步的研究也再次让我们肯定了时间灵活的重要性。我们也在寻找一些符合Wonolo平台工作的员工特质。”

Wonolo是由AJ Brustein和Yong Kim共同创立的,他们是“可口可乐创始人(Coca-Cola Founders)”项目的参与成员,曾获得了良好的机会能够进入可口可乐公司进行学习。之后,他们发现了产品销售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因此创立了Wonolo。Brustein称,其实上面提到的所谓员工特质,并不是需要你非得是哪个行业、哪个职位的专家,而是只要你准备好工作、时间适合,那么你就能够胜任这份工作。

当然,还有很多的公司也想要打造一个提供临时工作的服务平台,比如TrueBlue。为此,Brustein也表示,如果Wonolo的发展十分顺利并持续增长,那么势必会遭遇一些同地区的竞争对手。但是,他希望公司能够更多的关注工作灵活性——就和Uber使用的临时司机一样——从而吸引更多的用户使用Wonolo提供的服务。

本文来自猎云网,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lieyunwang.com/archives/432288


有哪些色彩丰富但又不落俗套的建筑?

近年来,无论建筑设计还是室内设计,在全球范围内都刮起了一股“性冷淡”风,然而色彩心理学认为,饱和度满满的颜色对于人体感官具有刺激作用,从视觉到知觉,甚至影响人们的心情、感情、意志等,特定的空间场所、特定的色彩运用可以塑造出特定的空间感观,分享几个色彩丰富又不落俗套的建筑案例:

1.乐高之家

由丹麦建筑设计事务所 BIG 设计、位于丹麦比隆市中心的乐高之家 (Lego House)2017年落成。设计团队将经典乐高玩具与建筑造型相 结合,21 个相互重叠的体块就像是 21 栋单独的建筑,围合出 2000 平方米的公共广场,灯光通过体块之间的间隙将此照亮。

黄金分割律被运用其中,从楼梯和墙面上的釉面瓷砖到21个体块的排列均有体现。乐高之家首层和二层的每一个展览空间都装饰着乐高的原始颜色红黄蓝绿,因此前往各个空间的过程也仿佛是一场颜色图谱之旅。每个区域都分别代表了孩子不同方面的学习技能,创造出流动性的综合体验。

红色是创意区,在里面人们可以亲自动手来搭房子,体验创造的乐趣。

蓝色是认知区,人们在里面必须学会用理性来解决问题,例如操控智慧机器人在北冰洋探险中解救冻在冰块中的猛犸象,或者用积木建造一辆汽车并测试它的速度以及安全性。

绿色是社交区,在这里乐高积木搭成了一个微缩城市,这个城市里有无数有趣的人和事件可以去挖掘,甚至还可以让人们自己去创造不同性格的角色,在故事实验室(Story Lab)中导演自己想象的情节。

黄色是情感区,这里是一个动植物的世界,人们可以用积木搭出自己喜欢的动植物。这里的积木印上了一些表情, 所以人们搭建出来的动植物就会有不同的情绪,由此使得小朋友在创造过程中,对情绪有基础性的认识。

被“众星拱月”般环绕的顶层是“杰作画廊”(Masterpiece Gallery),它由乐高标志性的 2×4 乐高块组成,8个点状圆形天窗象征着乐高块上的8个螺旋,里面展示着乐高迷们最喜爱的作品。 通过像素般的阶梯,人们可以直接踏上 2 个体块建筑的顶部,将这里变成一个玩耍平台,而平时这些阶梯也可充当演出活动的天然座位。

在地下一层的“乐高历史陈列室” (History Collection),人们可以在观看展品的同时了解乐高的发展历史和品牌故事 。 在 “地窖”( Vault ) 中 , 痴迷于乐高的孩子和成年人可以看到乐高从最初到现在制作的每一款产品,包括最新、囊括 774 块和 197 个搭建步骤在内的乐高套装,这个套装完美地复 制了乐高之家的造型。

“这是乐高积木无限可能性的实体呈现。通过系统性的创造体系, 所有年龄段的人们都能够通过玩具打造他们自己的世界。这就是乐高和乐高之家的价值所在:让人们尽情想象一个充满兴奋的新世界,同时也赋予其实现这个梦想的技能。” BIG 创始合伙人比亚克·英格斯 (Bjarke Ingels)如此说道。

2.谢菲尔德儿童医院

设计师莫拉克·麦耶斯考(Morag Myerscough)进行了一次积极的尝试, 她在谢菲尔德儿童医院空间设计中注入更多的人文关怀, 赋予医院一个崭新的、活泼的形象, 让医院转型成为一个人们愿意去的地方。

设计的每一步都限定于医院建筑设计规范和诊疗指南的范围内,同时在可供发挥的空间里力求严谨、得体。在莫拉克·麦耶斯考的设计中,白色墙体的传统设计得到了保留,这尊重了医护人员的习惯;她钟爱的斑斓色彩则主要应用在病房大 门、柜体、窗帘和沙发上,这样既给患儿营造了一个活泼的氛围,也不干扰各项诊疗活动的进行。

为了满足医院严苛的卫生要求,设计师使用了层压塑料,这种材料将含有多层树脂胶液的基材叠压在一起,经热处理整体成型。由于这种材料不能在表面上直接绘画,所以设计图案都是预先印刷到纸上,再压制在塑料面板中。这种做法可以使图案长久保持,表面更易清洁,同时环保系数也更高。但缺点则是费时费力,色彩效果不易把控,为了实现纯净的色 彩和逼真的木纹,设计师足足花了一年时间,才制作出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这个设计最直观的特点就是使用了大量鲜艳亮丽的颜色,这的确是麦耶斯考惯用的风格,但也大大突破了一般医院室内设计中选用浅绿、浅蓝作为主色调的做法,大量锐利几何形的应用更是颠覆了强调柔和、舒缓的医院传统。然而,设计师并非是一味地挥洒才情,有过相关工作经验前,麦耶斯考和 Artfelt 的经理对患者和医护人员进行了细致的数据收集和调研访谈工作,以找出他们喜欢的色彩搭配和设计时需考虑的因素。

最终,她决定选用更加抽象的形象定位,同时不辞辛劳地为 46 间单人病房和 6 间多 人病房设计了不同的方案,力求在保证舒适性的基础上,尽可能地适应各类患儿的需求。为了照顾自闭症和不喜欢 光亮的患儿,设计师在一些病房中使用了灰白色系和冷色系。为了更适合稍微年长的患儿,设计师减少了彩色的面积,使用了更多的木纹和灰色的面板。

设计师使用了大量色彩鲜艳的三角形和平行四边形元素来破除传统病房呆板的形象,但与此同时,她又非常克制地采用了整齐有序的排列方式,避免设计效果显得过于跳跃。在活泼与严肃之间,设计师精心搭配色彩、形态和材质,努力维持着设计的平衡感:尽量让患儿有身处自家卧室和幼儿园的感觉,尽量将病房变成一个家长愿意去的空间,但同时也不能放松对病症的警惕。

“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这是生活在 19 世纪的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名言。虽然现在医药科技水平已 经与 19 世纪不可同日而语,但这句话一直在被不断引用。对于许多病患来说,比起常规的诊疗手段,人文关怀可能是更加重要的一环,儿童尤其如此。人文关怀的制度设计和操作手段有很多,麦耶斯考则在空间设计领域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启发:一个好的空间设计应该、并且可以成为医院诊疗全程的组成部分,它可以有效地消除患儿的紧张情绪,提振其精神面貌,并且建立起对医护人员的信任;对于医 护人员和医院的管理者而言,它同样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展望未来,医院的定位可能会从被动的病痛医治之处转型为积极的国民健康管理中心。医院也可以积极地承担起传递健康理念、认识生命价值、提升生活质量等复合职能。这种意识的培养显然需要从娃娃抓起,虽然这中间无疑还有 很多路要走,但是麦耶斯考已经探索了一种可行的路径,在儿童心中播下了多彩的种子。

3.奥泰跨境桥梁

简洁、浩大、与环境相融合,用色彩和石头划分外立面层次,通过栽种植物的露台和花园与周围景观产生 关联……这些特点是建筑师维克多·莱戈雷塔(Victor Legorreta)在设计生涯中紧随建筑师父亲里卡(Ricardo)的步伐,逐渐累积而成的。在他看来,想要探索甚至发现全新的建筑类型,过程往往是复杂的,就像圣地亚哥的奥泰跨境大桥一样,它跨越了地球上最热的边境线,连接起墨西哥和美国。

建成于 2016 年的奥泰跨境桥梁(Otay Cross Border Xpress)是一座机场的航站楼,连接着美国加州的圣地亚哥和墨西哥的蒂华纳机场。从建筑类型学和象征学的角度来说,这个建筑物就像在机场外安装了一个连接两国的紫色隧道。一层高的建筑物主体是一座玻璃房,厚实的白色屋顶连接着入口处的紫色中央大门,左右延伸出两个由红色石头建成的“张开的翅膀”,好像随时准备拥抱旅客。

来源:知乎 www.zhihu.com

作者:INTERNI设计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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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基因去年营收21亿元 同比增长22%

PingWest品玩419日报道,华大基因发布年报,2017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96亿元,同比增长22.44%;实现净利润3.98亿元,同比增长19.66%;拟103元。

报告期内,华大基因实现营业收入209,554.43万元,同比增长22.44%;实现营业利润50,350.77万元,同比增长32.25%;实现利润总额49,613.34万元,同比增长21.1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9,809.15万元,同比增长19.66%

分产品收入方面,2017年来自生育健康产品的收入为11.36亿元,占总收入的54.21%;来自复杂疾病产品的收入为4.57亿元,收入占比为21.79%;来自基础科研的收入为4.04亿元,收入占比为19.29%;来自药物研发的收入为9086千万元,收入占比为4.33%;其它收入为792万元,收入占比0.38%

分地区收入方面,中国大陆地区贡献了15.96亿元的收入,总收入占比为76.17%;来自欧洲、非洲及中东的收入为1.98亿元,总收入占比为9.46%;美洲地区的收入为1.40亿元,收入占比为6.68%;不含中国大陆的亚洲地区收入为1.61亿元,收入占比为7.69%

2017年,华大基因共有532名研发人员,占总员工人数的18.69%;研发投入为1.74亿元,占营收的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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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性侵频频发生?因为我们都身活在一个“强奸文化”的土壤里

武汉理工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这三个学府最近有一个全民皆知的共同点。很遗憾,不是他们做出了什么巨大的学术成果,而是令人不耻的“性犯罪”。这里的性犯罪,不是我们熟悉的用强壮的身体力量实施的性犯罪,而是利用“学术权力”实施的“胁迫性犯罪”。

我在网上发现很多人非常认同这种“胁迫性犯罪”,认为这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要是按照这个道理,奴隶被主人鞭打着干活、把赎金交给绑架者都属于“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了。用枪指着你让你脱衣服,和用“你不这么做你就无法毕业、无法就业、或者被开除”来胁迫一个人脱衣服,都是性犯罪。前者叫做“性暴力”/Sexual Violence,后者叫做“性胁迫”/Sexual Coersion,都是性犯罪!

性侵是一种犯罪,我们都知道,然而为什么性侵频繁发生?

Gloria Cowan & Robin R. Campbell(2010)主要概括了5个“性侵”的原因: male dominance, female precipitation, society, male sexuality, and male pathology.

  1. 男性支配(权力关系)
  2. 女性本身是原因,或者受害者本身就是原因
  3. 社会环境
  4. 男性的“性”(生理原因)
  5. 男性病态(病理原因)

在不同的国家,这5种原因的比重是不一样的。当然,不同的人群看法也不同。我主要想讲其中一个原因,也是我们都常常忽略的原因:社会环境。有一种特定的社会环境叫做“强奸文化”/Rape Culture,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强奸犯罪的土壤。

近日,自杀身亡的北大学生高岩的亲友爆出,1998年,高岩被一名教授沈阳强奸,直接造化了她自杀身亡的悲剧。

事实的全貌我们不得而知,但几件事情是肯定的:1,女孩子确实自杀了;2,沈阳确实和她有亲密关系,并被北大中文系处罚过。从种种迹象来看,我比较偏向当时高岩确实被性侵了,不一定是“性暴力”,极有可能是“性胁迫”。

自杀死后20年,我们知道了当年有一个她高岩;还有多少个高岩在沉默中死去,还有多少个人正在成为下一个高岩?想想看就不寒而栗。

我不想去研究沈阳是不是个心理变态、或者他是不是男性荷尔蒙过度旺盛,我更不认同“女性被性侵是因为自身问题”这种流氓思路。我想重点分析一下我们身处的社会环境。一颗种子长出来不仅仅它自己的意志,还和它身在的土壤有关。

什么是强奸文化?

按照Wiki的定义,强奸文化指的是一种社会环境,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因为社会对“性别和性”保有一些特定的态度,直接导致了“强奸”在普遍发生、且“强奸”被当做是正常现象。

Rape culture is a sociological concept used to describe a setting in which rape is pervasive and normalized due to societal attitudes about gender and sexuality.

“强奸”在中国普遍吗?从数据上来看,中国的强奸率(2000年)比印度高不少,属于“案发率低-中等国家群”,10万人案发率为2.8宗,印度的数据才1.7宗。但问题是,强奸是所有犯罪中,报案率最低的类型,80%的女性受害者不会报案,男性受害者就更少了。也就是说,100个性侵被害者,只有不到20个人真的会去报案。再加上最近的一系列新闻,我相信“强奸”不仅在中国,在西方国家发生的也很频繁。

为什么“强奸”会被当做正常?首先,法律不健全。

每一个国家都有对“强奸”的判定不健全的情况。

  • 比如,在美国历史上很长时间,白人男性对黑人女性实施的“强奸”,都不是强奸
  • 比如,在当代中国,丈夫违背妻子意愿,在她不愿意的时候强迫她发生性关系,就算产生了身体伤害都不是强奸
  • 比如在瑞典,如果被害者无法证明自己是身处在“绝对无法逃脱的环境中”(比如,房间很小且门没上锁,但是她没逃出去),就不判强奸
  • 比如,男性对男性的性犯罪不被承认为“强奸”(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

举个例子,最近”张木易和张千巽”事件。这两人开始“恋爱关系”的时候是十几年前,当时女童才8岁。在我看来,强奸犯张木易是赶上了一个“强奸文化”的“好时代”。十几年前的中国法律对于“性犯罪”的惩罚力度之低,超乎你的想象。当时,最高司法在衡量“强奸幼女”的案件时,甚至有一项参考指标:

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

容我骂一句,这就是个保护施暴者的流氓指标!施暴人只要一口咬定自己不知道幼女的年纪,就能轻易地从法律制裁中撕开一道口子把自己脱罪。这个参考意见直到最近一些年才被废止。

如果张木易身处在清朝,就算他再迷恋女童,估计也会三思而后行。

《大清律例·刑律·犯奸》中“条例”之一规定,“强奸十二岁以下幼女,因而致死,及将未至十岁之幼女诱去强行奸污者,照光棍例,斩决。

8岁的女童,你给她一颗糖,她同意了,这叫同意吗?虽然没有暴力行为,但这是诱奸,本质还是奸,还是性犯罪!

当一个社会的法律,把很多“强奸行为”不当成“强奸”,把“强奸罪”的惩罚力度放到最低,这就形成了“强奸文化”的法律土壤。

为什么“强奸”会被当做正常?第二,社会意识不健全。

就算我们努力承认“强奸犯罪”,就能降低强奸率了吗?NO NO。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社会意识方面的“强奸文化”,就是“你被强奸你活该呀”。

太多的受害者没死于强奸罪,反而死于了社会压力。受害者饮恨自杀的案例居然比强奸致死的还要多。是谁没给这些受害者留活路?

请正视这个残酷的真相:这些性侵案的受害者根本不是自杀,是在这个社会中被迫“无法活下去”!

中国历史上,因为封建礼节要求女子在丈夫死后自杀“殉夫”,被封为“烈女”。光是在清朝,《清史稿》中就歌颂了559位“烈女”。你要是现在去百度百科中查,“烈女”的定义还是”刚正有节操的女子;抗拒强暴或殉夫而死的女子“。殉夫而死就是“刚正有节操”?节操MMP。

这不是殉夫,更不是自杀,这是整个封建社会对丧偶女性实施的集体谋杀。

现代社会,情况好一些了吗?是好一些了,最起码丧偶的已婚妇女不用“以死明志”了,但是“抗拒强暴”的女子下场就好了很多吗?我随便谷歌了一下新闻,发现我们离大清没多远。

每当我看到有评论说:这个女的脑子有问题,自己被强奸干嘛自杀,肯定自己也不干净。我就想回复一句:你脑子才有问题。

如果一个社会里,性犯罪的被害者都在自杀,而强奸者都逍遥法外,脑子正常的人第一时间思考的,不应该是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吗?如果强奸案中的受害人,可以像抢劫案、群殴案、欠薪讨债案一样,理直气壮地站在媒体前面大声痛斥施暴者,并且有一套健全的侦查、定性、审判、惩罚的社会系统,她们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吗?

只有当受害者感受到生存在这个社会里的“绝望”,她们才被迫走上这条不归路。

很多人会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你穿的少你活该。还有更多的人会说:可怜的姑娘,年纪轻轻一辈子就毁了。所以,被害人有苦不敢说。

还有警察能说出:带了安全套不算强奸(参见贵州毕节女教师被强奸案)这种无耻的“刑侦思路”。就是报案了,被害人被强奸的证据,难以被采集。

还有法律对于“约会强奸”、“熟人强奸”、“婚内强奸”的不定义,很多人在约会时候被对方灌酒下药,结果被害人被“强奸”的事实,不被法律承认。

除了我们“合理化”的强奸以外,还有更边缘的强奸,比如“监狱强奸”、“军队强奸”……它们在社会更阴暗的角落,一点光都看不见。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强奸案根本不应该从受害者这里找任何原因。但希望更多的人意识到,“被性侵”绝对不是“一辈子就毁了”。人们不会觉得一个断了4根肋骨的人“下半辈子毁了”,为什么性侵受害者下半辈子就完了?毁了她下半辈子的,除了强奸犯人,不还有这么思考了你我他吗?

如果社会这种带着“贞洁观”的同情心能少一点,她说不定就能更勇敢地去报案,她接下来的生活也能正常很多。

总结

目前,被称作是“强奸文化”的国家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然而, 消除强奸文化的第一步,就是认识到自己有“强奸文化”。

中国算是个强奸文化的国家吗?

我保持着尴尬不失礼貌的微笑告诉你,中国连强奸率都不公布的。关于中国的“强奸率”都是出自”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不公布强奸率,究竟是数字太高不方便公布,还是从来没有做过强奸方面的统计调查?

我不清楚,但“查不到中国官方公布的强奸率”,或许已经说明了些什么。

强奸罪,也许永远不可能杜绝;但最起码我们别给它一个肥沃的土壤。打击强奸罪的同时,别忘了对“强奸文化”说不。如果我们都不作为,那么也许,明天你、你的家人、你的爱人,就是下一个受害者。在”强奸文化”中活着,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在性犯罪防控这个问题上,我坚持的一个原则是,宁可让“行为主动方”(大多为男性)警惕:我这样的行为有没有可能违背或者胁迫对方的性意愿;也不能让“行为被动方”(大多为女性)活在时时刻刻都觉得自己可能被性侵的恐惧中。

Reference:

Gloria Cowan & Robin R. Campbell (2010) Rape causal attitudes among adolescents, 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32:2, 145-153, DOI: 10.1080/00224499509551784

Cowan, G. Sex Roles (2000) 42: 807. https://doi.org/10.1023/A:1007042215614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s, UNODC)的“国际犯罪与公正数据报告(2010)

来源:知乎 www.zhihu.com

作者:龙窝里的倪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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