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向平壤
“对于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三个版本：你的版本、我的版本和事实真相的版本。”
说这话的是三十年前历任美国驻韩、驻华大使的李洁明(James lilley)。出使东北亚前，李洁明在中情局从事对华情报搜集逾三十年。这位传奇人物在回忆录里写下的感悟同样适用于接下来我的讲述。
朝鲜就好比“熟悉的陌生人”。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从未真正接触过它，但这不妨碍各种议论。在年轻一辈里，上甘岭的故事已年代久远，取而代之的是社交媒体上的传闻，每个人都津津乐道于其中最荒诞的部分，而这部分又因并非毫无根据而有些惊悚。
这种冷峻的神秘感令人沉迷。在首都机场T2的柜台前，普通朝鲜人一眼就能被辨认出来，与其说这是因为外貌上的差异，倒不如说他们身上有股子难以名状的气质。一群女足姑娘吸引着来往旅客的目光，能获准出国旅行的朝鲜人并不多，运动员占了其中很大的比例。她们的黑色西装队服外面罩着鲜艳的橙色冲锋衣，这些芳华少女没搽化妆品，有一种铿锵的本色美。几个胸前佩着红色像章的男乘客像是组团出来考察的干部，他们坐在休息区的边角，与周遭人群保持着距离，如同河滩上的鹅卵石一样僵硬、沉默。
我对朝鲜来客的印象还停留在十几年前，几个穿着古板的中年男子跟随领队穿行在南京东路，他们戴着醒目像章，在喧嚣的上海街头略显局促不安，以警惕和缄默回应各种窥探。京沪的朝鲜餐馆里还有一些身材曼妙的姑娘能歌善舞，娇媚精致的脸蛋上总挂着一丝不苟、整齐划一的微笑。许多年后，我在何奈·布里（Rene Burri）的一组纪实摄影作品里嗅到了相似气息——那是1964年的中国，彼时我们正对抗着美帝和苏修的两面夹击，全民沉浸在山雨欲来的紧张情绪中，恰如今日的朝鲜面相。
明治维新前，岩仓使团曾在考察西方十二国后留下一句感慨：“目睹彼邦数百年来收获蓄积之文明成果，粲然夺目，始惊、次醉、终狂。”不知游历了中国后，这些紧绷的面孔下是否也有被唤醒的强烈紧迫感。
有别于从模子里倒出来的拘谨乘客，在商务舱柜台前谈笑自如的两个中年男人显得器宇不凡。他们没有佩戴胸章（直到下机时我才看到他们戴上），人手一块亮闪闪的蚝式日志型劳力士表，剪裁考究的暗条纹米色西服上有手工缝制的驳头眼。边上那些朝鲜人都黝黑粗砺，眼前这些容光焕发的绅士显然勤于保养，如果不是看到靛蓝的护照皮，我差一点就把他们当成了韩国人。他们熟稔地和机组成员打着招呼，看得出来是这条航线的常客。
这架图-204-100B型客机有三排商务舱座椅，第一排照例预留给要客。祝老师值机晚了一些，因此得到了前排待遇，坐他边上的正是朝鲜足协副主席韩恩庆。那天与我们同机的除了朝鲜女足，还有前往平壤参加亚洲杯预选赛的中国香港队。韩副主席起初不苟言笑，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又数次重逢，等到回程再度同机，飞猪和她已经谈笑风生。韩副主席是平壤体育外交重要推动者，我们回国第二天，韩联社就播发了她前往釜山参加东亚足联大会的消息：“会议议题不包括韩朝体育交流，但会上韩恩庆可能自然而然地与担任东亚足联主席的韩国足协主席郑梦奎进行交流。”你看，以小球推动大球，历来是东方特有的转圜智慧。
第二排的洪总和身边旅伴聊了一路，那位中年人穿着拜伦领夹克和牛津鞋，看起来稳重干练，自称在江浙某地经营一家餐厅。在我印象里，商务部早就下令中止了朝资餐厅的营业。我猜想这人要么是位贸易干部，要么就是李洁明的同行（当然也可能两者皆是）。这些坐在前舱的朝鲜人大多拿外交或公务护照，被我们搭讪的几位都能说流利的英文。他们用着苹果手机，戴瑞士表，见多识广。即便你在国贸、陆家嘴或中环撞见他们，也绝不会感到突兀。若非乘务员胸前鲜艳的像章在提醒，你几乎意识不到这是一趟正飞往平壤的航班。
俄制PS-90发动机嘶吼着，晃晃悠悠地在华北平原上空爬升。我们将沿着A326航路出渤海湾，然后在辽东半岛上空切入B332航路飞向清川江入海口，并从那里南下平壤。这条航线有1/3属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划定的禁飞区，因为“不能排除朝鲜再次在无事先通告的情况下发射导弹或火箭的可能”。但在朝鲜自己的客机上，显然无需为此担心。
在俄罗斯以外，高丽航空是全世界唯一还在使用图-204载客的公司。就在去年，执飞北京航线的一架图式飞机升空不久便发出警报。“当时整个飞机开始剧烈振动，随后他们看到机翼上有部件掉落。”机长只好拉着惊魂未定的乘客掉头返回平壤，落地后人们才发现飞机的整块襟翼不见了。在中国国航“因经营不理想”暂停航线后，这些老旧的俄制飞机就成了最后的纽带。
我坐在商务舱第三排，旧款座椅足够宽敞，短途旅行舒适度还不错。这家“一星级航空公司”（由Skytrax评选，一星级为最低）的前舱服务比我预期要略好一些。空姐颜值令人惊艳，一旦你想拍照，就会受到严正警告。配餐有些寒碜，考虑到制裁也不好抱怨什么。当我转过身，却惊讶地发现在椅背和舱壁间密密实实地塞满了机组自己的行李，连一张用来固定的拦网都没有。这些经常往来北京的乘务员和后舱难得出国的旅客一样，把行李额度用到了极限。
航程过半，有人推着小车过来推销特产与小纪念品，这是为国家赚取外汇的副业。一种名叫“金糖-2注射液”的神奇药品引人瞩目。它的主要成分萃取自人参，号称在蒙古、叙利亚和古巴等国卫生部获得了注册，适用于从非典到癌症等疑难杂症的治疗，而且完全没有副作用——我本想将这份来自魔法世界的宣传单页留作纪念，可乘务员见我们并不真打算要买，就以节约为由果断地收走了。此时正是早春，舷窗外的大地广袤而荒芜，初看之下和东北三省的景色相仿。然而再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除了人烟格外稀少，那些连绵的山头像被一把巨大而锋利的剃刀缓缓刮过，裸露出黄土的粗砺底色，这是过度砍伐与开荒留下的痕迹。
顺安国际机场修建在平壤西北一个谷地中。经过两小时的飞行，我们的航班抵达了二号航站楼。这座2015年才落成的簇新建筑和我们的地级市机场规模相仿，专门用于接待国际旅客。我在用中朝两国文字印制的申报单上填写了两部相机、两部手机与一部平板电脑（平板里还有接近四百部电子书和大量美剧）。在由新义州入境的国际列车上，朝鲜海关盘查得极为严苛。这里的检查员只是扫了一眼电子设备，既不用开机，也不必登记机身上的序列号。
一位漂亮的女少尉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问了我的智能手表是否有GPS定位功能，我小心翼翼地回答了这道送命题。她又仔细端详了表壳侧面的麦克风小孔，以确认那不是经过伪装的针眼摄像头——对摸不清用途的电子产品她们总会多留个心眼，未经批准的秘密拍摄则有被当成间谍活动的可能——我右腕上的微型摄像机反而因为太像朝鲜仿制的小米手环，没有引起任何注意。
垃圾桶风波
从150米高的主体思想塔顶望去，大同江如一条玉带从城市的中心缓缓流过，江的对岸是宏伟的人民大学习堂与金日成广场，更远处的天际线上矗立着著名的金字塔建筑“柳京饭店”，黎明大街与未来科学家大街则展现着这个城市的最新面貌。平壤适合俯瞰，带领外国游客到塔顶观瞻市容是所有旅行团的必备行程。从高处看，一切都显得圆满无缺、恰到好处：原本单调沉闷的大楼连成了气势恢弘的建筑群，这一片粉如朝霞，那一片绿得滴翠……这是一座用涂料粉刷过的城市，规划者在调色上费了不少心思。我想他兴许是受了阿里郎表演的启发，令每位站到这里的游客都慑服于宏大的集体场面。
但凡在这些景点，游客的拍摄都是被允许甚至受到鼓励的。除此之外，每当你举起相机，总会招来疑虑和忌惮。有些规矩公开而周知，譬如不得拍摄军人与重要设施。更多的限制则模糊而隐晦——凯旋门随意拍，在它边上的小卖部就不行；大部分公共设施属于禁区，可当我们搭乘米-17直升机从高空观赏市容时，就连党中央的驻地都在航拍镜头里一览无余——所谓边界到底在哪儿常常连陪同者自己都说不清楚，我们也就乐于装糊涂。
然而在东方逻辑里，越隐晦的才越在意。越说不清楚的，往往也越不能往清楚里说。
1972年，意大利著名左翼导演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就曾一头栽进这样的陷阱里。当时他受我国政府邀请来华拍摄一部“反映最新成就”的影片。按照东方式的含蓄，既是革命友人，有些事就无须赘言，心照不宣即可。结果安东尼奥尼作了一个最终葬送双方友谊的决定，他不时绕开事先安排好的场景，将镜头转向了日常的社会生活，“把中国人——而不是他们的建设和他们的风景——作为影片的主角”。这部被誉为“真正描绘中国城乡诗篇”的纪录片公映后，《人民日报》评论员叱责道：“在他拍摄的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影片中，根本没有反映我们伟大祖国的新事物、新气象、新面貌，而是把大量经过恶意歪曲了的场面和镜头集中起来，攻击我国领导人，丑化社会主义新中国，诽谤我国无产阶级XX大革命，侮辱我国人民。任何稍有民族自尊的中国人，看了这部影片，都不能不感到极大愤慨。”汲取了前人的教训，我们尽量不去踩踏那些尴尬的界线，然而意外仍然接踵而至。
高丽饭店是整个平壤最好的两间特级酒店之一。有别于承接游客为主的羊角岛国际饭店，这里更多用于外事活动的接待，此行我们和中国香港队就下榻于此。站在客房的窗台边俯瞰，号称中央枢纽的国铁平壤站近在咫尺，这勾起了我们前往一窥究竟的强烈冲动。女导游C也曾大度地表示，在没有集体行程时，外国友人在酒店附近的活动是“完全自由”的：“只要带上你们的护照，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尽管办入住时她就收走了所有人的旅行证件，我们还是决定第二天一早到火车站去看一看。
清晨的平壤街头笼罩在一层淡淡的薄雾中。这仿佛是一座被时光封印的城市，我看到了古典的捷克产T3s有轨电车在严重老化的路面上缓慢而循规蹈矩地驶过，车厢里满载着穿深色衣服的乘客，望向我的目光既好奇又平静。
在广场喇叭飘来的阵阵歌声中，穿靛蓝色工衣的中年女司机娴熟地拽着缆绳，将一根升歪了的受电弓重新挂回到电线上。背双肩包的少女正在路边和比亚迪出租车司机交谈。通往月台的暗红色铁栅门里走出了一位拎牛皮公文包的中校军官，他看起来就硬朗结实，快步流星地汇入了上班的人群，奔向邻近的荣光地铁站。这里是共和国的心脏，主体世界的塔尖，他们创造了自己的时区和历法。在这个平行时空中，“每个人都有专门的任务和使命，绝没有人是社会的寄生虫。”
我背着相机四下里游荡，兴奋而紧张。大多数人并不刻意回避镜头，一位系着红领巾的少年甚至还抬手向我行了个队礼。好景不长，祝老师很快就被一位穿深蓝色铁路制服的女干部从火车站里撵了出来，她随即盯上了我。这位警惕性高涨的干部仔细翻看了相册，我本以为她要清除车站的照片，女同志却比比划划地用生硬中文告诉我，有几张路人照“不好”——那几位路人至多穿得简朴了些，看得出是做体力活的劳动者，其中一位的“污点”竟然是包袱上有个连我都没能注意到的补丁。我有些错愕，但不想招来更多麻烦，只好在她注视下删除了事。
脱身之后我们计划再到另一边转转，结果才出地下通道就迎面撞见“正散步”的男导游K。他漫不经心地和我们逐一打了招呼，非常自然地领着我们往回走，仿佛云淡风轻的偶遇。等我们见到其他人，才发现K导也是这样把他们带回来的——回国后我和一位曾多次赴平壤采访的朋友聊到这段插曲，她断定是高丽饭店那个白发苍苍的老门童第一时间把我们溜出门的消息通知了前台：“人家可是在那站了几十年岗啊。”“可他为什么不直接阻止我们？”“那样彼此都会很尴尬吧。”
接下来的两天里，K导和C导连接了好几个神秘的电话，面色一丝丝凝重起来。K导再三追问：“当时查你相机的人穿的到底是制服还是便衣……你确定没记错？”他看起来心事重重，最后才透了一点儿口风：上级接到通知，有个“目的不明”的外国人在火车站里对着垃圾桶拍了好些照片，我们因为曾出现在那里，被列为了怀疑对象。两位没看住我们的导游都受了批评，这不但影响考评，一旦坐实有事，他们也逃脱不了干系。
数年前，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和英国广播公司曾先后潜入朝鲜，制作了一系列“揭示真相”的纪录片。就连俄罗斯人也加入了诋毁的行列——在大毒草《太阳之下》中，导演曼斯基（Vitaly Mansky）要拍主角搭公交车上学，结果“我们被带到一个没有车辆行驶的广场上——朝方为我们专门准备了一辆公交车，是和其他公交车型号不一样的新车”，曼斯基录下了整个摆拍过程并公之于众。朝方反应如此剧烈并非毫无理由：他们认为不怀好意的境外媒体在抹黑国家形象，而“偷拍垃圾桶”听起来就像又一场阴谋。
为了澄清嫌疑，我只好再让K导检查了一遍相册，还给了C导一张名片佐证自己的商人身份。他们商议半天，打了好些个汇报电话，总算就此打住。至于到底是谁拍了那只垃圾桶，又是谁“通知”了上级，直到今天都仍是一个迷。
塔尖生活
在平壤“吃鸡”是什么感受？人们曾以为只有领袖才能回答这问题。朝鲜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与互联网绝缘的国家——去年疯传过一张“Steam全球热点分布图”，大家纷纷猜测那位从平壤登录的神秘玩家可能是领袖本人。
其实早在2003年，这里就开通了国际移动通信业务，高丽电信（Koryolink）也从五年前开始向外国人提供3G国际互联网服务（朝鲜国民另有一套独立而封闭的3G内网，开通时间甚至比中国还领先了一年）。
要想在平壤“吃鸡”，只需花上200美元购买外国人专用SIM卡，与PC共享流量即可。这张卡与手机串号绑定，除了不能直接拨打朝鲜内网（必须通过接线员）还算好用，甚至可以登录大部分在国内无法连接的西方网站。卡里包含了50MB流量，超出后每MB“仅需”0.25美元。按每场战斗30分钟算，一次“吃鸡”大约耗费120MB流量，折合30美元——这可比大保健更便宜。此网络最初由埃及运营商Orascom搭建，作为高丽电信大股东，埃及佬的账面收益一度高达6亿美元，由于平壤方面坚持用官方汇率结算（和黑市汇率相差了80多倍），埃及人最终铩羽而归。
在高丽饭店的客房里，你还可以收看包括半岛英文台在内“非英美立场”的境外节目，我们甚至第一时间就从电视上确认了领袖访问北京的消息。至少对外国人来说，平壤并不是一个信息孤岛，也绝非与现代生活方式隔绝的荒原——这一点倒像是1970年代的北京，即使在革命最如火如荼时，外国人也照样可以自由收听短波广播，在新侨餐厅或东城和平餐厅里吃到像模像样的西餐。
刚听说能造访藤本健二的寿司店时，我们都兴奋不已。这位御厨当面向领袖忏悔了自己的“背叛”行径后，获邀回朝鲜开设了这间高档日料店。肥美的金枪鱼腩和产自苏格兰艾雷岛的威士忌属于被列入制裁清单的奢侈品，但只要带足美元，你仍然可以在平壤享用到它们。“在这里，饱食终日的外国人，可以在自己的小小的世外桃源里过着喝威士忌酒搀苏打水、打马球和网球、闲聊天的生活，无忧无虑地完全不觉得这个伟大城市的无声的绝缘的城墙外面的人间脉搏。”这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在《红星照耀中国》里对北平生活的描述。今天在平壤的外国人也享受着优渥待遇，只要你不试图游向大海，不迎头撞上看不见的南墙，鱼缸里的生活就舒适而安逸。
由于行程生变，我们最终与藤本失之交臂。为了庆祝C导生日，也为了抚慰她和K导所受的惊吓，我们相约去了市中心另一家烤肉馆。或许是图省电，这间高级餐厅的灯光几乎在进门那一刻才匆匆亮起。窗台边早已坐了一桌子人，看起来像个普通朝鲜家庭。这桌客人的面前似乎只摆了几碟小菜，大半时间都在喝水聊天。我们离开时他们仍坐在那里，等走出十几步再回头，灯光已悄然熄灭。那一晚我们几乎吃光了那里的肉，喝了不少白酒，和朝方陪同互相说着肝胆相照的话儿，可我无法忘却的是邻桌小女孩偷偷看过来的目光，让这场欢宴带上了一丝仿佛楚门秀的诡异。
在平壤那几晚，我们常去高丽饭店顶层的旋转餐厅，在漆黑一团的“夜景”中喝威士忌。这家的酒单上只有几款调和酒，十七年的百龄坛每杯售价二十美元。洪总是位健谈的酒友，他和我一道来自厦门，是位成功的商人，最近的十几年，就靠着在世界各地打球度日。为了去德黑兰的Engelhab球场挥杆，他和朋友们曾租下一架私人飞机，并偷运进去好几箱茅台。我们这回来到平壤，唯一在营业的十八洞球场自然也不能错过（另一座位于金刚山旅游特区，受韩朝关系影响停业）。
从平壤驱车前往球会所在的南浦市大约半小时，途中需穿过两道关卡（一道为进出平壤的人民军检查站，一道是球会便衣岗亭）。这里位于群山环绕的台城湖畔，球道总长7,700码，修建时间和中国开放后引进的首批球场差不多。高地上的九号洞最为出名，因为场地“恰似一张完整的半岛地图”；湖畔的十一号洞则坐拥最美风景，据说阳春时可以饱览漫山遍野的繁花。然而眼前的球场养护得并不好，只有果岭喷洒了防冻液，其他草坪褪色严重不说，连球道也疏于修剪。这里只租得到韩国产的Lance Field日规套杆，我们一群人都围着洪总起哄，结果他第一个四杆洞打了Bogey，这里的草皮显然影响了洪总发挥，才打完大名鼎鼎的第九洞就放弃了。
除了驻平壤的外交官与商务客，来这打球的也有少量朝鲜人。我们看到一个中年男子从他的比亚迪后备箱里拎了一套六十周年限量版Honma球杆出来，好在我们已见识过高丽航空商务舱的旅伴，才没有对这一幕感到大惊小怪。“他们平时主要在国外做生意，回国时就过来练习。”球童小P接待过中国大使，汉语相当不错。我又求证已故领袖“十一次一杆进洞”的传说，她紧捂着嘴瞪大了眼睛：“那怎么可能，我们都没听说过。”小P是一个淳朴的姑娘，来自山下的村庄。她好奇地问我这个传说是从哪听来的，我掏出手机给她看“朴英满”（网传的消息来源，身份是早期职业球员）的名字，小P连连摇头：“我们国家并没有高尔夫运动员。”
洪总匆忙放弃下半场，其实是因为预约了当天下午的直升机观光，为了增加外汇收入，高丽航空两年前首次向外宾推出这项业务。我们赶到顺安机场时还是吃了一惊，因为本已关闭的二号航站楼竟然为我们的临时航班重新开放了。在出发区的贵宾餐厅里我们吃到了一顿大餐，论精美与丰盛程度远超我们在平壤进过的任何一间餐馆，其中一道牛蹄筋炒松茸堪称人间至味。酒足饭饱之际，由人民军空军调来的米-17直升机已经在跑道上等着我们了。这是一架高龄的VIP运输机，客舱内装饰着羊毛地毯和古色古香的金丝绒沙发，舱壁上则违和地悬挂着一台家用空调室内机。
从空中俯瞰平壤，比在主体思想塔顶眺望还要壮观许多，除了市中心的主干道，街上车辆与行人极少。飞经大同江上空，我特别留意了南岸的统一街（Tongil Street），传说这里有些“纸板大楼”“不太像正常楼宇建筑，反而更像是围墙”。以我亲眼观测所见，那些大楼虽然单薄，却绝非谣传中欺人耳目的“道具”。真正令人惊讶的反而是笼罩在平壤上空的雾霾，它们究竟从何而来，直到今天都困扰着我们。
平壤以外
五年前，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里克斯（Juliet Rix）曾这样描述她的所见：“要想住在平壤，必须出生在经过审批，已经生活在首都的家庭，或者能以特殊的衷心和热情为党服务。没有许可，任何人不得进入平壤，甚至也不能离开。”
这个说法大致可靠。在平壤居住的大多是忠诚的党员、军人、文艺工作者、科学工作者和教师，是来自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他们拱卫着主体世界的心脏。外国人更休想从这里自由进出，前往开城参观就成了观察这个国家其他部分难得的机会。
通向开城的高速公路大约有170公里长，途径四个军事检查站。在飞往平壤的航班上，我一度被地面上光秃秃的山丘所震惊，行驶在公路上，我得以更近距离地看到这一切。那些山头有的被开垦成了坡田和果园，有的干脆就抛荒了。早春也许是一年中最尴尬的时节，冬雪早已消融，春光尚未降临，新芽还来不及爬上枝头，荒芜就这样毫无遮挡地扑面而来。
沿线村庄几乎没有修在路边的，它们都被大片旱田挡在了百十米外，多是式样相近的低矮瓦房。C导介绍说，在朝鲜所有的住宅都由国家统一建设分配，即便农村也不例外：“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有什么房奴的。”这里的路桥系统基本兴建于1990年代前，因为长期得不到妥善养护，老化的路面上遍布裂纹与小坑，只能依靠沿线村民集体出工，以最原始的方法修修补补，于是我们一路上看到了大量的沥青“补丁”。尽管无力全面翻新，这种纯粹依赖人力的日常养护还是延缓了路况恶化——这是一个在艰难处境里也要保持体面的民族，你在朝鲜可以见到许多超出使用年限的汽车与电器，在彻底报废前，他们会穷尽一切办法延长这些物件的使用寿命，并打理得干干净净。
沿途车辆极少，大部分路段甚至只有我们一辆车，因为路况不好速度始终没有超过40迈。我们偶尔会从正在劳动中的农民身边驶过，他们看起来已经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至少和《脱北者手记》带给我的印象有很大不同。即便如此，若按平壤火车站那位女干部的标准，这些被晒得黝黑、无暇顾及形象的体力劳动者显然连出现在首都街头的资格都没有。事实上当我刚举起相机，C导就严厉而坚决地制止了我的企图。我们的手机信号过了金川郡之后就越来越弱，不到开城就完全中断了——这里离军事分界线实在太近，不为外国人提供通信服务倒也情有可原。天色渐渐黯淡下来，车窗里凝结上了一层水汽，我们就像鹦鹉螺号穿梭在大西洋的海底，除了几盏萤火似的灯光从窗外掠过，整个开城都湮没在了苍茫的暮色里。
六年前，NASA曾经发布过一张由Suomi NPP卫星拍摄的朝鲜半岛夜景照，震撼了许多人——在东北亚璀璨的灯海里，唯有朝鲜的版图漆黑一片。电荒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只有三分之一的朝鲜人有电可用。虽然这个统计应当没有把家家户户的太阳能蓄电池包含在内，但也和我们此时看到的景象没有太大出入。到达酒店后，两位导游都告诫我们不得擅自外出，可看着漆黑一团的街头，我们宁愿待在简陋的客房里。
开城民俗旅馆是一座由李朝（1392-1910年）晚期古村落改建的涉外酒店。我和洪总住在同一个小院里，这里的条件比起偏远的东北农村还要更差一些。除了服务员拎来的一只暖水瓶，再也没有多余热水供应。墙角的电源插座早就被切断，唯一能用的是悬挂在屋顶的灯泡，过了十一点，连最后的电力供应都停止了。好在地炕还算暖和，总算给了我们一点小小的抚慰。
虽然夜里气温接近零度，酒店还是坚持为我们安排了露天的伽倻琴和打糕表演。弹琴的姑娘衣着单薄，这让我们都感到很内疚，毕竟“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伪善地和祝老师讨论了这个问题，他安慰众人说：如果能让这个姑娘多赚些工分，也不算什么坏事。第二天一早，我在熹微的晨光中重新打量了这间酒店。老实说景致还算不错，“想象”得出全盛时流水潺潺、鸟语花香的面貌。
在写作这篇游记前，我一直提醒自己要避免陷入到某种“塑造”式的讲述中去。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中有过类似的反思：“我们在如何想象梁庄？正如故乡的先验性一样，在我们还没有写村庄之前，关于村庄的想象已经在我们的思维之中。从接受角度看，我们在文学史中所体会到的村庄叙事有宿命般的几重模式：乌托邦式的，田园诗的描述，过于美好的幻象；启蒙式的，带着悲悯和天然的居高临下；原型的、文化化石般的家国模式。后来的作者总是不由自主地掉入其中一种。”我必须承认，无论是城乡的凋敝，还是埋藏于面具下的戒备，我笔下的朝鲜与朝鲜人，从来就未曾挣脱过“想象”的绑架。
可当我每次试图挣脱想象的束缚，总会被现实毫不留情地挡回来。
来开城的主要目的是参观板门店军事分界线。这是每个赴朝游客的必备行程，为了招徕更多外宾，人民军近年还开放了位于非军事区制高点的国花里哨所。这两个标本式景点对我的吸引力远不如那些荒芜的原野，与历史叙事相比，我更在意的是历史之中人的生活。但我却被困在了这辆该死的考斯特旅行车里，除了指定的路线与特定的人，我们哪儿都去不了，谁都见不着。这种沮丧感几乎要把我淹没，它让我触碰到了一个看不见的结界，远比前方的军事分界线还要难以跨越。
海啸
在大同江畔拜谒主体思想塔时，我们偶遇了一群身着盛装、无比兴奋的朝鲜人，导游说他们是从祖国的边远地方来到首都参观的“幸福群众”。从开城返回平壤的路上，我突然若有所悟，仿佛能够“体会”这种朝圣之旅对普通朝鲜人的震撼。作为第二大城市，开城看起来就像凝固在了时光的琥珀里，尽管我也用类似话语描述过平壤的街头，但和后者相比，开城的面貌至少还要倒退二十年，更不用提朝鲜的其他地方了。你所走过的路，最终决定了你的信仰。当一个普通朝鲜人来到祖国的心脏，又怎能不被眼前的强盛与繁华所折服。
建筑与城市规划从根本上是一种权力美学。他们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强调那些“意义非凡”的细节，直到刻进你的脑海：主体思想塔的塔身由25,550块岩石砌成，象征金日成主席在世七十年的总天数，塔身合计七十节，意在纪念伟大领袖的七十岁寿辰；凯旋门高六十米，比巴黎那座赝品还要超出十米，北面和南面门柱间镌刻的“1925”、“1945”字样分别寓示着金日成主席踏上革命之路与胜利归来的年代。
辽阔的广场与巨大的竞技场更令每个置身其中的个体都自觉渺小。在平壤的最后一晚，我们获邀观看了在金日成体育场举行的亚洲杯预选赛，朝鲜男足将在三万人的热情围观下主场迎战中国香港队。
来自人民军、各大高校与党政机关的代表填满了观众席。我们和足协领导、驻平壤的外交使节坐在主席台。在主席台右侧特地预留了一小块专区给香港球迷，一圈身着制服的人民保安局军官围坐在这群年轻人身边，以“确保他们的安全”。事实上没有任何可能发生攻击客队球迷的意外，主办方只是担心这些香港年轻人会一时冲动跳下看台罢了。
当《爱国歌》在体育场上空高声唱响时，我们就知道这将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比赛。虽然朝鲜队的排名本就超过中国香港队，但现场万众一心、摧枯拉朽的虎贲呐喊才是让对手望而生畏的景象。对于那些如癫似狂的平壤青年来说，这已不是单纯的体育竞技，而是关乎主体与民族尊严的铁血战斗。可让我们侧目动容的是，面对三万人的海啸，香港队球迷犹如风雨飘摇中的孤舟，虽然他们注定要被碾轧成齑粉，但却挺直了腰杆，一步也没有退缩。
比赛最终以朝鲜队3：0大胜结束，全场欢声雷动。也许我再也不会见到这么多朝鲜人：当他们将自己的面目融入海啸里，我看见了随时会被点燃的烈焰；三万人快速而有条不紊地散场，再一次让我们受到了无声的震撼。
可我更怀念在火车站向我行队礼的少年，怀念在主体思想塔下向我友好挥手的阿妈妮。
我也会不时想起K导和C导，他们虽然总是板起脸来阻止我们每次接近人群的尝试，也极少袒露自己的心声，却是和我们一样的，有血有肉的普通人。K导收到我送给他的绒线帽时，高兴得合不拢嘴。C导也曾满怀憧憬地告诉我们，她想到中国的海南岛看一看。当我在高丽饭店的顶楼请她听GAI唱的《沧海一声笑》时，C导脸上的表情就像是被雷劈了一样。
当结界消散的那天，我想我们还会重逢。
这就是我要讲述的平壤。我希望你也能亲自去看一看它，然后告诉我你眼中的模样。
来源：知乎 www.zhihu.com
作者：花总丢了金箍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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