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ice:金·卡戴珊进军法律界,称想修复司法系统

我只是感到这个系统可以变得不同,我想为修复它而战斗,如果我懂得更多,我就能做得更多。

金·卡戴珊

Vogue 摄制组和金·卡戴珊待了两三天,在她的豪宅里,他们不仅发现了机库一样大的卧室、能装得下一个篮球队的浴室、铺满一墙的 Yeezy……还有一堆厚厚的法律书籍。

这个集真人秀明星、演员、服装设计师、音乐人、模特、美妆商人、坎耶·韦斯特之妻身份于一体的社交红人,在去年夏天就进入旧金山的一家律所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实习。她打算在 2022 年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然后改变这个有潜力变得不同的系统。

这始于去年 6 月卡戴珊的白宫行。她先是在社交网站听说了 Alice Marie Johnson 案件——Johnson 是在阿拉巴马州监狱服刑的一位 63 岁女性,她在 1996 年卷入了一起非暴力的毒品指控,之后服刑了 21 年至今。卡戴珊联合了 CNN 评论员 Van Jones、几位律师、以及一直试图对非暴力罪犯量刑进行改革的总统女婿杰拉德·库什纳,与特朗普在白宫会面,想说服他赦免 Johnson。

“我当时坐在罗斯福房间里,和那种审判了好多罪犯的法官还有一堆有权势的人在一起。我就坐在那儿,心想糟了,我需要懂得更多。”

她说自己只能表述力所能及的东西,那些人性关怀方面的内容,向特朗普陈述为什么 Johnson 受到的判罚不公平,与她同行的律师们则提供了和案件相关的事实。她也意识到光靠一个人没法办事:

“总是要靠集体一起努力,而我一直深知自己的角色。但我感到自己真的很想为那些已经服够刑的人奋斗。我只是觉得这个系统可以变得不同,我想为修复它而战斗,如果我懂得更多,我就能做得更多。”

特朗普推特:很高兴见到卡戴珊,我们一起聊了监狱改革和判刑

评论员 Jones 为刑事司法系统改革组织 #cut50 工作,该组织致力于缩减关押体系、“削减”全美 50 个州的罪犯人口,同时用其他法案打造更安全的街道。他说自己没想到卡戴珊会在可能的司法改革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椭圆办公室里谈到减刑和赦免问题时,他注意到特朗普相当紧张,担心放出去的人会做一些可怕的事情,进而影响自己的政治前景。

“而我目睹卡戴珊发表了我在美国政坛见过的最有效果、感性兼具理性(emotionally intelligent)的讲话……是她帮助总统看清了体系正在对付的人民,并说服他去关心他们。所以我想对那些只是视她为名媛的人说,这是一位知名律师(*罗伯特·卡戴珊,O.J.辛普森的辩护律师之一)的女儿,是三个黑人孩子的母亲,正在把她的能力用于社会难题,而且还很擅长于此。”

特朗普在一周之后赦免了Johnson,卡戴珊则找到了自己的新爱好。白宫行之后,她与 #cut50 继续合作。联合创始人、律师 Jesse Jackson 说,卡戴珊花了很多时间试图搞清一堆问题,还会在奇怪的时间直接打电话向她提问,她因而建议卡戴珊,“既然你已经帮了我们这么多,你何不成为一个律师呢?”

卡戴珊没有本科学位或法律学位,不过加州的体系让她得以在跟随律师或法官实习 4 年后参加律考。加州的律考以高难度著称,去年 7 月的考生中,通过率仅达 41%,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上过法学院。很小一部分人在 4 年实习结束后参加考试,通过率只有 3%。今年夏天,卡戴珊计划参与州测试 “baby bar”,以进行接下来三年的学习。目前她在阅读上遇到了一点困难,“阅读太花时间了,那些概念我 2 秒就能掌握。”

Jones 说,《律政俏佳人》的女主可能是我们能在文化中找到的唯一对应,但又称卡戴珊要有深度得多,“她对付的议题都是悲剧性的、普遍存在的,我认为她会成为美国社会独一无二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卡戴珊的父亲、已故律师罗伯特·卡戴珊,曾是著名的 O.J.辛普森案主力律师。

题图来自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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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怡东酒店落幕:人,才是酒店最吸引之处|香港市井⑳

3 月 31 日后,怡东酒店空了,入口安上围板,路过也叫人心空。

矗立维港半世纪的地标,敌不过利益与时间。文华东方国际决定结束怡东酒店,投放五十亿,原址重建成一栋总建筑面积超过六万平方米的综合商业楼宇。

2018 年 10 月 9 日早上,还没有任何员工知道消息。像过往三十年一样,任职后勤部督导的刘伟荣(Samuel)踏入怡东酒店大门,准备上班,却被保安人员截住,通知要开会。他预感事态不妙,员工之间窃窃私语,直至当日管理层忽然召开员工大会,说要有重要消息宣告,岂料却迎来这个噩耗。

酒店房间于 9 月才完成翻修,礼宾司的王华平(Steve)同样料想不到:“明明之前话不会拆的。”房务部督导员徐敏仪(Alice)今年五十七岁,人生有三十年献给怡东,本来打算做到退休,花了数个月时间,说服自己接受现实:“大家都没想到,可以见到怡东光荣结业。”

千言万语,浓缩成一句不舍得。

29 年前于怡东酒店结婚的客人于二月回来重聚(怡东酒店提供)
九十年代的芳苑茶座(怡东酒店提供)
以前的海景客房(怡东酒店提供)
八十年代风月轩(楼顶酒吧 ToTT’s 前身)舞池(怡东酒店提供)

坊间同样一片惋惜之声。不似五星级半岛酒店高不可攀,怡东酒店虽是四星级,却因为价格平民,位处旺区中心地带,被誉为“名人饭堂”,亦有许多香港人选择在此度过人生大事,种下情意结。客人念旧,员工长情,世界各地的熟客把这里当家,重访时,总要问谁谁谁在不在,甚至捎带手信。

怡东酒店大门,门童的年资大多超过十年,更达二十年之久
怡东酒店升降机大堂,宾客穿梭往来,十年如一日
一楼咖啡厅(怡东酒店提供)
于一楼咖啡厅往下,可以一览酒店大堂
怡东酒店大堂,总是繁忙而熙来攘往

一问酒店特别之处,三人异口同声说:人情味。四十六年来,老员工遍地走,撑起了怡东酒店。约五百名员工中,29% 在此工作十年以上,8% 在此二十年以上,最长达四十年。酒店每一季举行员工大会,十年以上的服务奖,领奖人潮总大排长龙。

1841 年 1 月 26 日,伯麦爵士正式登陆香港岛并建立英属香港。在香港殖民地下出售的第一块土地,正是香港怡东酒店当前的位置(怡东酒店提供)。
怡东酒店属现代主义建筑,由著名建筑甘铭设计(资料图片)

掀起一页页历史,怡东酒店与香港人,以至殖民史皆密不可分。“怡东”之名,按历史学家郑宝源估计,有“怡和的东角”意思。1841 年香港开埠之初,港英政府第一次拍卖地皮,正正由远东最大的老牌英资财团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投得,当时地名正是“东角”。随洋行把重心投放在中国大陆业务,策略改变,东角地皮先后成为总部、铸币厂、糖厂、船厂、货仓和货柜码头,直到 1949 年中共建政,没收洋行所有生意及资产,怡和洋行才将总部迁回香港。

1979 年,英国查尔斯王子代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香港,在此留影(怡东酒店提供)
怡东酒店旧 Dickens bar 装潢,张国荣曾是常客,常坐于指定位置(怡东酒店提供)

六十年代末,港英政府决定兴建红磡海底隧道,怡东酒店认为有利可图,拍板兴建怡东酒店,并于 1973 年开业,曾占据许多全港第一:楼高 34 层为全港最高的酒店、全港最多房间的酒店、全港首间聘用女房务员的酒店等等。1979 年英国查尔斯王子到访时,也曾下塌怡东,来访名人包括已故电视大亨邵逸夫爵士、美国歌王 Tony Bennett 等等。

如今酒店结业,正好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员工人生阶段也到此落幕。

2018 年 12 月 31 日 11 点 59 分,于铜锣湾海傍的怡和午炮炮台上,Samuel 紧盯着维港对岸大厦外墙的倒数荧幕——“3、2、1 !”Samuel 旁边站着总经理范礼杰及其太太,手一拉,“呯”的一声,礼炮鸣响,烟花刚好同时于天上绽放,众人欢呼新年快乐,有侍应递上香槟,他就在一片热闹声中祝酒。

怡东酒店除夕子夜礼炮仪式,刘伟荣就站在炮台前主持(资料图片)
怡东酒店对出,位于铜锣湾海傍的怡和午炮

事后回想,他笑指那一刻“惊到无法形容,什么也听不见”。

战战兢兢,只因怡和午炮意义重大。由怡和洋行拥有,历史追溯到 1840 年代,起初为对付海盗而设,后来成了报时用途,每日定时中午十二点响鸣。每年的除夕子夜礼炮仪式,均由集团大人物主持,以往只在酒店重大周年节庆,才会交由怡东酒店总经理负责鸣炮。适逢怡东酒店四十五周年,他刚获选 2018 年最佳员工,因此被选中,以老臣子身份主持仪式。往日,Samuel 只是在炮台下方,举着一盘香槟,招呼客人,自嘲“像傻仔”。他发梦也没想过,自己竟会成了主角,甚至紧张得失眠几晚,害怕出错。

在酒店工作三十年了,Samuel 才站得上这个位置。1989 年,年仅二十四岁的 Samuel 成为双城吧(Dicken’s bar)的调酒师。酒吧名取自英国文学大家狄更斯,本地爵士乐队 Tony Carpio 驻场十八年,被誉为香港爵士乐的第一个基地,张国荣等明星也曾是常客。

后勤部督导刘伟荣,于 ToTT’s and Roof Terrace 的吧台后
Samuel 参加调酒比赛照片(怡东酒店提供)

1993 年,Samuel 凭着亲自构思鸡尾酒,通过遴选,代表酒店参加 Beefeater 调酒大赛,并赢得亚军殊荣,此后又前往奥地利出战世界大赛,代表酒店出赛足有好几次。日月如梭,他获升职,辗转任职多个部门,调往宴会部,也与太太在怡东相识结婚,接到儿子降生的电话时,他也在别人禧宴上,匆匆搭的士赶去。

如今他脑海中只担心:“百个伙计,背后就有百个家庭。究竟拆左之后,我包括所有的员工,去向如何呢?”所幸宾主情在,怡东酒店落力安排员工出路,Samuel 获集团姐妹酒店聘请。打一份工三十年,他只担心自己适应不了新环境。

房务部督导员 Alice 也有同样疑问,转眼三十年,本来打算在此退休,只不过世事无常,她入职怡东,也是一场意外。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家有六兄弟姐妹,她中三毕业,十五岁就出来工作了,一直从事制衣业,人工按件计算。直至 1988 年,她二十三岁,适逢怡东酒店招聘,便来陪朋友报名,怎料一见工,二人便一同被聘请,自此转行。

酒店开业时有 1003 间酒店房间,为全港最多。初初入职,Alice 每天要执拾十七间房,每间房只有半小时收拾时间,一开始固然“腾鸡(手忙脚乱)”。一系列流程走下来,除执床、浴室、抹尘以及吸地板,也得按标准收拾陈设,清干净用具,一条头发也不可以有。即使不懂得应对外国人,她也学会了先回以微笑,辅以身体语言沟通,幸好酒店提供三个月英文速成班,一周两课,她渐渐学会以英文解答客人疑难。

房务部督导员徐敏仪视房务员为专业,示范铺床

由房务员一路升职,成为督导员,承亦师亦友的前辈耐心教导,Alice 也承袭职人精神:“房务员也是一个专业来的。”铺床这回事,也有个中学问,有三大准则:整齐、干净以及无味。“最重要客人舒服,一进门,见到床整齐得似熨过一样。”

只见 Alice 一连串动作麻利又迅速,把乱糟糟的被铺和床单快速一抖,用手抚平床皱褶,再逐个床角整理,一气呵成,过程仅需三分钟。

九十年代,一间盲人学校来访酒店,她需以口述讲解铺床经过,心里干着急。十四个学生,围在总统套房的四柱大床边,“我当时在想,怎么做给他们『看』呢?”当时铺床方式是以三张床单夹着一张氊,如是四层,她逐层讲解步骤不同之处,最终学生绕床一圈,摸她的成品,令她终身难忘。

当年入职的朋友也留在了酒店,二人常常回想过去。她心底一直在倒数结业之日,脑里不断回放回忆,夜里静静流泪,但人总要向前看。她笑说只要体力能够支持,一定做到退休:“睇下有无酒店收留我啦。”

礼宾司 Steve 虽有不舍之情,却没那么浓厚,他打算休息一下,再与友人开办小生意。他说起话来,干脆俐落,像典型醒目香港仔,毕竟礼宾司站在最前线,日日应对各国客人出的难题,没有例行工作,全靠灵活变通。

礼宾司 Steve 练就一身功夫,擅以百态应百客

一做二十五年,什么刁钻要求 Steve 没见过。丢失重要财物常有,有法国女游客独自乘坐公共巴士,去赤柱游览,落下银包护照,他致电巴士站,还亲自陪伴领回物品,对方开心得流泪。最难达成的任务,还是每年三月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时,为客人找门票,即使早已售罄,他总能搭通天地线,与其他酒店的礼宾司联络,大多时也能找到。港珠澳大桥早前落成,有客人要求找车,借道來回香港和澳门,找司机也足足花了两星期时间。不过,只有一件事他做不来:“客人说:『揾个女人俾我!』我一定拒绝,因为违法的,一定要依足酒店规距去做。”在香港,虽然性交易合法,但组织及操纵性交易活动则属非法。

其他时候,Steve 尽量有求必应,使命必达。服务业难,得到客人表扬更难,但在怡东常常发生,令三位老员工留下来的原因,总离不开同事友善,宾主融洽。Steve 感叹:“熟客会当你一家人一样。”二月份,有菲律宾熟客来住最后一次,离开时,中风的老人家揽着 Steve 哭泣,回家后还是舍不得,三月份更携同全家再住一次。

告别怡东酒店一刻,员工站在大堂楼梯,呼喊有缘再会(截图)

结业当日中午十二时,由来自英国的“最后宾客”Paul Cheeseman 主持礼炮仪式,二十七年来,他每次访港,必来怡东,曾在此度过 183 个晚上,而总经理范礼杰感谢员工:“人是酒店最吸引人之处。”告别式最后一刻,员工聚集酒店大堂,呼喊:“We are Excelsior!多谢支持,有缘再会!”

半世纪历史走到尽头,怡东酒店随礼炮响声开始,也随之落幕。于笑声与泪水中结业,众人各奔东西,走上不同的人生路,惟独礼炮声继续于中午响鸣。炮响一声除旧岁,一份情谊,却永存各人的生命印记中,人散,情不散。

大堂内的商店也赶于结业前搬迁大减价
由海景套房望出去,维港风景依然,然而对岸回望,怡东酒店却很快不复再

题图和文内图片如无标注均由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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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第一位女性首席艺术评论家,获终身成就奖

成立于 1999 年的艺术基金会 Dorothea and Leo Rabkin foundation 总部设立在美国波特兰,目前主要负责管理艺术家夫妇 Leo Rabkin(1919-2015)与 Dorothea Herz Rabkin(1921-2008)捐赠的遗产及生前大部分作品,其使命是通过展览、出版物及其他传播方式来推广视觉艺术,在波特兰布朗街设有展览空间。

基金会于 2017 年启动了资助与奖励项目,重点关注视觉艺术记者对美国文化产业的贡献,他们批判性的记录在某种程度上维持和塑造着艺术家们的职业生涯。

Dorothea and Leo Rabkin 基金会表示,“写作者们在任何充满活力的艺术团体中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这些人却很少得到承认且往往收入微薄”,希望此举能对他们有所帮助。

近日,基金会授予了《纽约时报》的首席艺术评论家 Roberta Smith 终身成就奖,这也是该项目第一个终身成就奖。此前,基金会曾分别在 2017 及 2018 年的 7 月,为 8 位视觉艺术记者颁发杰出奖,并给予每人 5 万美元的奖金。

评审团由数位资深策展人、艺术史学者及专栏作家组成。基金会在官方声明中写道:

“Roberta Smith 一直致力于为素人艺术、陶瓷艺术、数字艺术等多种艺术形式建立起观众群体。她跨越了许多传统的界限,向广大的读者提供了对新艺术和新艺术家热情又坦率的详细评估。她的声音被数百万读者听见。”

Smith 的艺术经验完全来自于职业上的实践,极简主义艺术家 Donald Judd 是她职业生涯中的关键人物。

她出生于 1948 年,20 世纪 60 年代末,在格林内尔学院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 Smith 搬到纽约,在画廊 Paula Cooper 工作。在此期间,她结识了极简主义艺术家 Donald Judd 并为其编写了著作。有一天,她在《艺术论坛》上读到一篇对 Judd 作品的评论后,写了一篇 10 页的纠正文章,寄给了编辑 Philip Leider 。Leider 回应道:“对于任何想成为艺术评论家的人来说,这是一种令人讨厌的起步方式,但如果我们能把它切成两半,我们就会出版它。”

Smith 自 1972 年开始正式发表艺术评论,在 1980 年至 1984 年间担任知名报纸《乡村之声》的评论家。随后从 1985 年开始定期为《纽约时报》撰稿,并在 1991 年正式加入。 2011 年,Roberta Smith 成为《纽约时报》第一位获得首席艺术评论家头衔的女性。

她是北美当下最著名的也是为数不多的通才艺评人之一,以其细致入微、史料翔实又朴实易懂的写作风格而得名,认为自己的主要职责是“让人们走出家门”。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艺术批评被视为特权意识,解释性分析和审美判断主导着艺评论述。而随着创意产业的兴起,艺术作品往往被视为一种创作现象,而不是批判性对话的起点。近 20 年间,关于当代艺术评论危机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其与市场的关系,比如艺术评论是否已成为画廊的公关代理。

数字化趋势让艺术的定义越来越宽泛。在过去,艺术批评的主要焦点是质量把控,而今天,一个好的艺术评论家还必须注意教育公众、促进讨论,说服观众参与艺术并独立思考。这些写作者不再只是出现在报纸、杂志和电视里,还使用着社交媒体实时更新自己的观点。

正如 Roberta Smith 在演讲中解释自己从《乡村之声》到《纽约时报》之后发生的转变:“我不再和艺术家站在一起,试图帮助他们并解释他们的观点。我和观众站在一起,告诉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是如何被接受的。”

Smith 不提倡任何媒介、媒体或某个艺术家,也不怀念艺术史的某个特定时期。她至今保持一周看 25 到 30 场展览的频率,不写作的时候就在博物馆或画廊,也活跃在 Twitter 上。

作为一名评论者,她调侃自己“一天失去一个朋友”,曾被批评“写了一些胡言乱语”。但在 Interview 杂志的采访中她表示:“我无法想象不写负面评论,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帮助。你工作的一部分就是激发读者自身的批判能力。”

此外,Roberta Smith 的丈夫 Jerry Saltz 也是一位资深艺评人,供职于《纽约》杂志,在 2018 年获普利策艺术文化批评奖。值得一提的是,获奖结果公布后,包括《卫报》《观察家报》等多家媒体因此对普利策及媒体行业本身提出了质疑:Saltz 在此之前已被多次提名,而在职业贡献及声望如此接近的情况下,一位女性——Roberta Smith 却从未出现在普利策奖的名单上。且在从业者大部分是女性的艺术行业中,多家主流媒体的首席艺术评论家均为男性。

基于《纽约时报》的编辑指南,Smith 不能接受本次获奖带来的 5 万美元奖金。她选择将奖金捐给艺术促进正义基金(Art for Justice Fund)——一个试图通过艺术维护人权的非营利性组织。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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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富比拍卖行帮助下,数百本在二战期间丢失的书籍重回德国

4 月 11 日时,在苏富比拍卖行的帮助下,超过 600 本在二战时期丢失的珍贵书籍被送回至了德国波恩大学图书馆。

这些书籍包括了很多来自中世纪的罕见手稿、15 世纪早期的历史地图版画和 19 世纪的很多插图绘本。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书籍有从 13 世纪流传下来的古罗马剧作家泰伦斯的手稿副本,由发明了斜体字的阿杜思·曼尼修斯(Aldus Manutius)制作于 1495 年的印刷书籍,以及 19 世纪德国著名鸟类学家 Maximilian 绘制的相关鸟类学学科书籍。

据《艺术新闻报》报道,这一事件最早由比利时的 Tania Grégoire 女士在苏富比拍卖行出售书籍而引起关注。她向苏富比拍卖行表示,这些书籍继承于自己的父亲,她的父亲曾在战后作为一名士兵驻扎在波恩,由此带回了这些书籍。

Grégoire 最初带来了 150 本书籍打算在苏富比拍卖行出售。苏富比拍卖行的编目助理 Lukas Baumann 告诉《卫报》,“我们的专家团队在开始研究这系列书籍时就察觉到了这有些不对劲,因为很多书籍都丢失了封皮,标题也多被损毁,原本应盖有图书馆印章的部分也都被抹去,这明显是为了掩盖书籍来源”。

最终,苏富比拍卖行还是在书籍的其他部分发现了尚未被完全损毁的图书馆货架标记,在确认这些书籍本来自德国波恩大学后,苏富比拍卖行随即和波恩大学图书馆取得了联系。图书馆向苏富比拍卖行提供了丢失的书目清单,拍卖行又在仓库中发现了另外 450 本书籍。经过协商后,德国的文化基金会向这些私人收藏者提供一笔未公开数额的补偿金,私人收藏者表示愿意将这些书籍归还给它们的合法拥有者。

波恩大学图书馆手稿及旧书类策展人Michael Herkenhoff向《卫报》表示,这些书籍的回归是一个巨大的惊喜,这也是图书馆近 200 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书籍返还事件。“我们要清理很多作品,还要重新修正检索书目,这是一个如此奢侈的挑战,因为我们真没想过还能重新见到这些书籍”。

这些书籍在 1944 年 10 月一场发生在波恩的轰炸中丢失,在那场轰炸中,波恩大学图书馆一共丢失了 180000 册书籍,目前尚不清楚其中有多少被盗,有多少被摧毁。

波恩大学图书馆对 Grégoire 女士持感谢态度,“这运气好得真是不可思议”。Herkenhoff 说,“她从一开始就站在道德的角度和我们处理这个问题,她对这些书籍的来源感到震惊,也对我们的痛苦表示理解。”

德国文化部长 Monika Grütters 将此次归还描述二战归还事件之一的“模范解决方案”。在此次归还之前,只有四本书回到了图书馆。2011 年时,一名美国士兵在归还了一本 16 世纪的手稿。2018 年时,另一名士兵继承人则归还了 3 本图书至波恩大学图书馆。

题图为电影《发现女巫》剧照 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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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中,我们连社交媒体上的“自主选择权“都没了

你有多在意「隐私」这件事?

或者说,在这个年头,你依然在为保护自己的隐私而负隅顽抗?还是差不多放弃了?

关于隐私保护,虽然防不胜防,但总有人在坚持,在好奇心研究所的调查「你会如何有意识地保护自己的隐私?」中,收到了 4993 次表态,大家无奈的谨慎大概有这些:

收到的快递单会用黑笔涂掉电话和地址;

淘宝匿名购买,匿名点评;

每次输密码后决不让浏览器记住;

清空搜索引擎记录;

在设置中禁止手机 APP “定位”和“访问相册”;

不连接公共场合的 WIFI;

朋友圈对陌生人不可见,朋友圈发的照片都不带人。

……

图片来源:Giphy

但并非所有人都对隐私数据敏感,一个人也不会对所有都数据都悉心保护,根据好奇心研究所的征集「哪些你原来觉得是“隐私”的信息,现在差不多已经放弃保护了?」 , 24307 次表态中,手机号( 20.7% )、真实姓名( 17.4% )、购物习惯( 14.4% )、搜索/浏览/听歌记录( 12.1% )、精确住址/位置( 11.9% )、好友列表/交友关系( 5.4% )等信息,是大部分人已经放弃保护了的。看起来是年轻人为了图方便或者觉得没啥太大影响不上心,但或许并非如此,通过另一项关于隐私的调查,我们发现,在真实的互联网生活中,很多时候并非是「自愿用隐私换便捷」,而是处处有坑寸步难行:

手机在外面没电了会连共享充电宝,因为什么小型风险都敌不过还有一小时回家但手机没电了的绝望;

知道家用摄像头可能有数据泄露,但还是装了,毕竟数据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难以平衡;

没用过的平台懒得再注册账号,直接授权微博/ QQ 登陆,反正注册了也记不住用户名密码;

为了在社交网络发帖回复,忍很久还是验证了手机号。

……

图片来源:Giphy

然而,无论佛系随缘,还是拼命保护隐私,好像都没太大影响,根据今年佛蒙特大学和阿德莱德大学科学家团队的最新研究,我们都高估了自己在社交媒体里的「individual choice(自主选择权)」,事实上,我们的隐私就像二手烟,即便自己不愿暴露,我们周围的朋友、家人也会分享。

研究团队收集整理了来自 13,905 名用户的超过三千万条公开的 Twitter 动态数据,他们发现,通过研究某个人的 8、9 个好友的帖子,就能比较精确地预测 ta 接下来要分享的帖子内容。同时,当 ta 注销离开这个社交平台时,甚至根本没有注册,其朋友们的在线动态和文字依然提供了高达 95% 的「潜在的预测准确性」,这对于商业公司、政府,或者某些有心人来说,真的是很方便了,几乎不需要你本人的数据,就能预测你喜欢什么产品、有怎样的政治倾向、未来的活动计划……

“你无法控制自己的隐私,毕竟你的朋友也有发言权”,此项研究的负责人 James Bagrow 建议大家换个角度思考:“当你决定注册一个社交媒体账号时,你不仅要准备好自己的隐私泄露,也要做好暴露朋友家人隐私的准备。”

这在我所发起的线上征集「生活中你都有哪些“意外发现隐私泄露”的瞬间」中有一定程度的印证,其中一个回答「刚装的 APP 推荐的“你可能认识的人”,自己真的都认识」得到了高票点赞。当「私密的聊天被发到社交网络」、「多年前的黑历史被人肉出来」等时刻出现,你的隐私不再是你的隐私时,对如今年轻人来说,都无异于一次「小型死刑」。除此之外,大家还分享了其他意外发现隐私泄露的瞬间,比如:

发现自己小时候的丑照被热衷分享的爸妈发在社交媒体上;

女朋友突然知道你跟前任的故事;

朋友圈心理测试,提交答案弹出“你的秘密已发送给好友”;

抬头看见监控;

刚刚装上抖音,就看到了辅导员的视频;

微信新加的好友,可以说出我的名字,我却不认识。

……

欢迎继续补充,祝坚强。

图片来源:Giphy

封面图来源:Gi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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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語」年号更迭将至,一批日本人开始着急结婚了

今年 5 月 1 日,伴随新皇登基,延续了 31 年的平成时代即将结束,日本迈进“令和”时代。在一片喜庆祥和的气氛中,有一批日本人默默地慌了手脚。

去年年底开始,“平成 Jump”一词流行于网络。所谓“平成 Jump”,即指出生于昭和时代(1926-1989 年)的人,在整个平成时代一直未婚,最终以未婚状态进入令和时代。能够实现“平成 Jump”的人在中国也被笑称“三朝元老单身狗”。

这些多在三十出头的年轻人纷纷在推特上表示,明明觉得人生才刚刚开始,转眼却成了“三朝元老”,本来还想再浪荡两年,如今却感觉再不结婚就老了。

2017 年日本内阁府统计显示,目前日本男女平均初婚年龄已超 30 岁。2018 年版《少子化社会对策白皮书》指出,35 岁前男性未婚率为 47.1%,女性未婚率为 34.6%。这一数据在过去有统计的 60 年间,一直呈上升趋势。另外东京大学和瑞典卡罗林斯卡研究所的一项研究称,有 25% 的 18 至 39 岁的日本人没有异性性交往的经验,比 23 年前上升了 5%。

可以看出,三十出头仍然单身的人并不在少数。处在交往阶段的恋人们也越来越不着急确定婚姻关系。但这一次天皇换代带来的纪元更替却令人们真切感觉到了“年华老去”的焦虑。

去年年底开始,力争在平成时代完成婚礼的“平成急婚”大量出现。新人们称:“平成时代承载了我们整个童年和青春,希望能够用婚礼为这一切画上一个句号。”如同要在最后关门前抢上地铁一样,3 月和 4 月的婚礼预约人数比往年多了约两成。

不仅有对象的着急,没有对象的也在着急。经营婚介业务的 ZWEI 公司介绍,进入今年,许多 30 岁出头的客户杀到,1 月和 2 月的新增会员数比往年提高了 16 个百分点。

这样的情况在此前的年号更替中从未出现。原因在于,此次是日本近代以来首次天皇生前退位,退位前漫长的预告期使人们有足够时间做出准备。而以往的年代变更则是伴随老天皇去世而到来,没有提前预告。

另一方面,想在新年号实行首日 5 月 1 日举行婚礼的夫妇也不在少数。这一天恰逢传统历法上的大吉之日,因称“令和吉婚”。婚介公司 Bridal 旗下的婚庆公司称,从 5 月 1 日到 6 日黄金周结束期间,预约婚礼人数已达去年的 130%。

为突出“年号跨越”的特点,各婚庆场所推出了许多相应企划。

横滨湾酒店“令和吉婚”宣传图
新大谷酒店“平成急婚”宣传图

琵琶湖大津王子酒店发布“倒计时婚礼计划”,从 4 月 30 日晚间 11 点 50 分开始举行仪式,以倒计时的形式迎接 5 月 1 日的到来,完成“跨年”。

也有许多酒店推出的计划是直接从 5 月 1 日零点开始。会场上准备有官房长官菅义伟手举“令和”年号牌的立像,来宾可与其合影留念。婚礼仪式结束后,新人还可在婚庆公司的安排下前往海边迎接新时代的朝阳,并在都内其他具有纪念意义的景点拍照留念。有新人笑称,这样辛苦的婚礼,肯定会记一辈子。

各地政府也在为令和首日可能涌来的结婚登记申请做准备。

2000 年进入新世纪时,东京都内人口最多的世田谷区(90 万人)收到了 400 份“千禧婚”申请,而平常这一数字为 120 左右。

为应对可能到来的人潮,多地政府部门开设了临时窗口、增加职员,还贴心地准备了小礼物。除各种年号相关的小卡片、照片等,神奈川县爱川町决定向每对 5 月 1 日提出结婚申请的夫妇赠与一袋 5kg 的当地产大米。东京都狛江市市长松原俊雄则打算亲自在市役所呆上 4 个小时,与有意愿的新婚夫妇合影留念。

同时政府预计,5 月 1 日当天出生登记申请数量可能也会超出往常。由于婚姻和出生登记由同一部门负责,这些“令和宝宝”可能会让当日更加繁忙。

虽然繁忙,但却痛并快乐着。毕竟在少子高龄化进程日益加深的今天,有更多人结婚、有更多孩子出生就是对新时代最美好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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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设计的革新,都在变得更友好更智能|这个设计了不起

谈到公交车的改良设计,大都是在提升外观的同时,提出更友好、更智能的解决方案,有的主打零排放环保技术,有的专注自动驾驶技术等等。这个周末,我们整理了一组公交车的改良设计案例,一起来看。

Malta Bus Reborn by Mizzi Studio

Mizzi Studio 为马耳他设计了新的公交车,兼顾美观和环保。马耳他之前的公交车曾经因为颜色亮丽、装饰独特而成为这个地方的的标志,但因为排放和污染问题被取缔。

新设计的公交车试图把现代设施和传统装饰融合,既植入了当下的零排放环保技术,又兼有装饰艺术风格的传统公交车的经典元素,将在今年下半年投入生产。

旧版公交车

图片来源:Mizzi Studio

Gacha Bus by Muji & Sensible 4

日本 MUJI 与芬兰自动驾驶公司 Sensible 4 合作设计了一款名为“GACHA”的自动驾驶公共汽车,计划 4 月开始在 Espoo 对公众开放。到 2020 年,它将在 3 个芬兰城市上路运作。

这款形似玩具太空舱的“GACHA”,是为适应各类天气条件而制造,用 MUJI 的说法表述,“这是世界上第一辆适合各种天气的自动公交车”。该巴士车身长 4.5 米,具有定位、导航与障碍物检测等功能。

GACHA 的设计灵感来自玩具胶囊,旨在传递活泼与快乐。车身由 LED 灯环绕,既作为前灯,也能作外部通信屏幕,用于提醒乘客与路人目的地信息。

车内部保持简洁设计,有 10 个座位与 6 个站立位置,能容纳 16 位乘客。海军蓝座椅呈弯曲形状,扶手等设计与大多数公交车基本一致。

AB 7900 by Volvo

沃尔沃将在新加坡推出全球首辆全自动无人驾驶电动公交车,目前正处在试验阶段。该公交车为沃尔沃 7900 单层电动公交,由沃尔沃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共同开发,长 12 米,最多可容纳 80 名乘客。

沃尔沃的一位发言人表示,这辆公交将在南洋理工大学校园内开始测试,之后测试范围将扩大到公共道路上。

沃尔沃公司还在南洋理工大学内建造了一个迷你小镇,配有十字路口、交通信号灯、公交车站以及人行横道,旨在为无人驾驶汽车的测试提供一个真实的环境,并且还将用于评估无人驾驶车辆驶入洗车场以及是否可以安全停靠在充电站的能力。所获全部的试验数据均将用于改进此项技术。车辆正式上路之前,还将进行严格的测试,预计该无人驾驶公交最早将于 2022 年投入使用。

图片来源:Dezeen

EasyTen by EasyMile for Deutsche Bahn

2017 年 10 月,德国第一辆自动驾驶公共汽车 EasyTen,在巴伐利亚一个乡村小镇的道路上首次上路,将当地人从火车站送到市中心。

这款由法国公司 EasyMile 设计的 EasyTen 电动汽车通过传感器、激光和 GPS 系统自主导航通过巴德巴赫市。这也是首次将自动驾驶巴士纳入德国的公共交通系统。

Air-filtering bus by Go-Ahead

Go Ahead 是英国最大的巴士和轨道交通公司之一,2018 年 9 月底,他们在南安普敦市发布了一款新型的巴士。

乍看之下,这辆名为 Bluestar 的巴士和其他普通巴士并没有什么显著区别,但车辆顶部有一套过滤系统,Go Ahead 希望它能成为城市的“移动空气净化器”。

过滤器的制造商是 Pall Aerospace,世界最大的航空和军用过滤器公司。过滤器安装在车辆顶部,并不会影响车内乘客的乘车体验。巴士在街道中穿行时可以吸附街道空气中的超细粒子,排放出清洁空气。根据估算,一辆这样的 Bluestar 行驶一年,能够清洁的空气体积可以“填满” 25 个奥运会尺寸的游泳池。

David Brown 是 Go Ahead 的董事长,他表示这项计划的初衷在于,让人们重新认识巴士,“它们不仅是解决城市拥挤的手段,同样可以为治理空气环境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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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和业余之间,法学学者王人博眼中的宪制、国家和个人 | 访谈录

2018 年末、 2019 年初,王人博又出了两本“不务正业”的书——《业余者说》和《你看我说》。前者是他和学生的答问录,谈鲁迅、政制和国性、表达的技艺与语境等;后者是他的微信朋友圈状态精选集。从 2014 年到现在,他发的朋友圈几乎全是一样的格式——富有意味的一句话和一张图,非常行为艺术。

“不务正业”是王人博长期以来的特点。他不热衷写专业学术论文,日常生活中一般也不会读专业书,而是喜欢读文学、看电影、听音乐,还会写一些文学和电影相关的随笔,上课时也会给学生推荐文学、音乐和课外书,乐此不疲。

王人博的专业是宪法学。他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学术杂志《政法论坛》的主编,主要致力于近代中国宪政史的研究,著有《法的中国性》、《中国的近代性》、《孤独的敏感者》等。

他 1958 年生于山东莱西,中国恢复高考后,他在 1979 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后改名为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1983)和硕士(1989)学位,后又去中国政法大学念了博士(2001)。学士毕业后,他留校任教近 20 年,曾任《现代法学》和《西南政法大学学报》主编。 2002 年,他去了中国政法大学,任教至今。

上面是个略官方的简介,王人博自己在书里还有另一个版本的自述:“王二黻(wolf),来自北方小村,现蛰居北方一个都市。年早过不惑,仍是迷迷糊糊。生命的流程是这样的:该上学时在种地,该赚钱时在读书。如今大家都忙了,我仍闲着,除了看点书、教点书、写点字外,还想点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

他是学校最受欢迎和最具个性的老师之一,被很多人尊称为“王大爷”,觉得有趣。前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认为,他是“中国法学界深具人文情怀与批判精神的学者”。

而王人博这种人文主义气质可能也正是他愿意并乐于成为业余者或者闲逛者的原因。他最倾心的知识分子也具有这种精神气质,比如鲁迅、竹内好、本雅明。

“我记得爱德华·W.萨义德的一句话,他说要维持知识分子相对独立,就态度而言,业余者比专业知识分子更好。这句话为我这样一个业余者找到了一种生存的正当性。……也就是说,学科不论划分的多细,我们不论有多专业,但是学科之墙,永远关不住人思维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作为业余者没什么不好,业余者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那就是永远对这个世界充满热情,永远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心,所以他要去阅读,要去思考。这可能就是我认为作为一个不太务正业的法学工作者,能给大家呈现的一种思考所得的知识样态。”王人博在 2018 年的一场演讲中说

王人博的“正业”其实很好。他的学术路程前后可以简单分为西南政法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两个时期,期间他也经历了学术转型。

西政时期,他和好友程燎原合著过两本在法学界影响很大的书——《法治论》和《权利论》(《法治论》姊妹篇,原名为《赢得神圣:权利及其救济通论》)。其中,《法治论》是中国法治理论最初的系统研究。

“这一选择既源于专业上我们共有的激情与涌动,也带有对历史与现实的某种反思,而反思的契机则来自于一个景物所形成的心理震颤”。这个景物指的是重庆沙坪坝公园的“红卫兵墓”,里面大多是十七八岁死于“文革”武斗中的孩子。“他们倒下的时候是英雄,死后却成了真正的葬品。他们用自己荒谬的死嘲弄了历史的荒谬。他们躺在那里为了证明一点:中国不仅需要安顿社会的法制,更渴求一个立于法治之基的社会。我们以一个幸存者的身份并带着青春的热情向法治发出吁求,要为一个文明社会的立基而提灯夜寻。”王人博在《我这30年:学术,一种选择性记忆》一文中写道。

但是,现在回忆起这些作品,王人博觉得,这两本书表达的是那时一个青年心目中的理想国家和社会。这也是法学界主流的规范主义思路。不过现实的状况是,应然未必能代表实然。

那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差异?王人博感到困惑。这时,来到法大的他正好读了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刘禾的《跨语际实践》,觉得找到了理解这个难题的方法。因为如今中国的法学概念都是来自西方,但中国借用过来后,并不是当初的模样,所以他尝试用跨语际实践的视角,考察如宪法、民主、民权等基本概念的起源和流变,认为近代中国宪制思想的基本范式是“富强为体,宪制为用”。西方宪政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被近代中国的实用主义肢解了。因此,他也从规范主义思路转向了对近代中国宪政思想史、概念史、观念史的阐释和研究。

在《桃李江湖》中,他曾提过研究这段历史的感受:“一个美国的宪政主义者不值得中国人称颂,因为他不可能真正理解一个中国宪政主义者那种痛苦,正像一个意大利的足球迷不可能理解中国球迷的痛苦一样;美国的宪政主义者是美国成功的产物,而中国的宪政主义者是中国近代以来遭受一系列挫折的结果。”

近些年,随着年纪和阅历的增长,王人博读书和思考的关注点从“思想”转向“行动”,关心像张之洞、阿 Q 这样的行动者。在他看来,晚清以来,中国不缺乏思想者,但再好的思想在实践层面总是变形走样。中国的问题不是如何“想”,而是如何“做”。

但是,相比一些法学同行,他不是“登高一呼”的人,也不是努力挣钱的人,虽然关心国家社会,但希望做个独立的旁观者,“业余者的信条是:自己就是自己,没有代表也不代表任何人”。他的学生、作家羽戈也对他有类似感受——他孤标傲世,不热衷,不盲从,不左不右,不属任何派系,甚至极其厌恶在中国政法学界风起云涌的派系之争。……他正谆谆告诫台下的学生:欲求解放,必须自主;欲求自由,必须独立。

2018 年末,我们在王人博的办公室见到了他。头发花白的他带着围巾,抽着香烟,用有点山东口音的普通话和我们聊起了他眼中的宪制、国家和个人等话题。而这位年轻时梦想成为约翰·列侬的摇滚青年和曾经满腔热血希望中国按照理想国家和社会往前走的法学教师,心境和想法早已截然不同。关于未来,今年 61 岁的王人博向《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感慨道:“有一个朴实、简单的想法:有生之年,见不到大的动荡,见不到战乱,中国折腾得已经太久了。我感觉自己是幸运的一代中国人,想想严复那一代中国人,自己挺知足的。”

王人博,来自: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民说

Q=Qdaily

王=王人博

国家的强大不能代替个人的强大,寻找一个平衡点很重要

Q:你认为“富强为体,宪制为用”是近代中国宪制思想的基本范式。西方宪政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被近代中国的实用主义肢解了,一部分给了“戊戌”,一部分给了“五四”。因为 2018 年是戊戌变法 120 周年、 2019 年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所以想问你为什么说西方宪政文化的一部分给了“戊戌”,一部分给了“五四”?这都带来了什么后果?

王:这个话题讲起来比较复杂一些。宪法也好,宪制也好,它原生地在西方,从那块地长出来的东西肯定适合于它那块土壤。我们要把它搬过来,但是土壤搬不过来,只能搬过来土壤上长出来的东西。咱们中国人也很聪明,我搬过来,我知道它离开了原来的地,但我让它在这块地里长出另外的东西。

西方宪法的核心是权分,追求限权的政府,或者叫有限宪法。这样一种文化、制度搬到中国来以后干什么?中国人首先考虑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首先思考西方为什么强大、繁荣,为什么中国人如此贫穷、落后。这是中国士大夫们首先思考的问题,后来发现西方的强大和繁荣是根植于西方的宪制和民主。于是,中国搬来西方意义上的宪制为的是国家富强本身,而不是个体意义上的有限政府。与此相反,中国国家的现代性需要的不是权分,而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是宪制跨国“旅行”的一个逆向过程。

要说清这个问题,还得从明末清初开始讲起。从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开始,中国士大夫的注意力就往地方走。为什么?因为满清入关,满人对汉族的统治,对汉族士大夫来讲,心里或多或少是抵触的,他们试图用增大地方力量的方式与一个强大的异族政权抗衡,所以主张权力下移。

后来呢,满清政权遇到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太平天国。为了消灭这个力量,清政府只能依靠地方,清廷中央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这就出现了湘军,后来又出现了淮军。太平天国以后,中国最基本的情势就是中央权力越来越弱,而地方已经做大。清政府再要想把这么庞大的帝国拢起来,已经变得非常困难。再联系到后面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不是统一的一个领导者把全国解放,建了一个新型的、现代中央集权政府,而是武昌一起义,全国各地独立。这也说明了地方问题的严重性。

所以,中国的宪制难题是如何依靠中央政府的力量把散沙状态的国家重新拢起来。“富强为体,宪制为用”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富强”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国家强大,另一个是中国真正像一个国家,而不是一盘散沙。所以就把国家的现代性看成是“体”,个人就得往后靠了。

戊戌变法从根本说,就是为了中国能成为现代一个国家,所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张要开议院、定国是、立宪法。当然,“五四”也提出了个人概念、个人主义问题。但是,最终大家关心的还是国家和民族。胡适最典型。他非常重视个体,他希望青年人首先要把自己铸造成器,要成为一个合格的个体。西方自由主义者到这儿就完了。这就是目的。但是,胡适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这样一个个体成长起来以后,他必须回归社会,为改造社会承担起责任。

所以,从戊戌到五四,到中华民国宪法的颁布,国家层面的问题是首位。中国成为现代国家,构建现代政府,这是中国人面对的头等大事。

Q:那如果站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回看这两场历史事件,你有什么比较大的感受吗?

王:从戊戌到五四,这是中国历史非常正常的思想状况,不可能把个人问题放在首位。两个原因,一个是国家面对的救亡图存局面;另一个,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个体本位思想本来就少。也就是说,先国家、政府,后个人,这是中国历史演进的路子。

李泽厚先生曾提出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范式叫“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变奏”。他认为中国历史拐点的原因在于救亡压倒了启蒙。其实这个范式是有问题的,你不能把历史二元化,二元化的历史观是站在历史之外看的。其实中国一直没解除现代国家构建的困境,现代国家一直没立起来。戊戌变法失败有了辛亥革命,而五四的基本格局是军阀混战, 1928 年国家好不容易统一了,结果 1931 年日本人又进来了,到了 1937 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中国一直在救亡的路上。

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建国的任务基本完成,但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国家,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路包括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平衡问题,总不能总是强调国家优先。国家的强大不能代替个人的强大。同样,个人的强大也未必是国家的强大。寻找一个平衡点很重要。

Q:那现在我们怎么去看个人自由和国家强大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王:两者不能偏废。因为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就像杨小凯教授说的,它是后发劣势,没有优势可言。既要补现代国家的课,又要补现代个人的课。中国的现代转型一直没完成,用唐德刚先生的话来讲,我们现代性的历史三峡还在中上游晃荡,还没到达入海口呢。

一个现代国家,就是国家和个人的平衡。现在我们是大国家,小个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国的目标。但问题在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不等于就是强健个人的站立。现在我们经过了 40 年的改革开放,国家已经积累了很多财富,和戊戌变法、五四的时候不一样了,所以政治、法律更要多注重个体一些,把尊重每个人的尊严和权利跟中国的现代化应该协调起来。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要从百姓成长为公民的路还没有走完

Q:2013 年,你做了一个《共和,中国百年之累》的演讲。演讲中,你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 1917 年列宁所领导的工农共和国的诞生,使中国没有走向西方意义上的公民共和主义,走向了人民共和主义。中国的启蒙没完成,还是要回到梁启超,回到新民说。把五四后就中断了的香火接续过来是中国要走的路。百年之累,我们还在路上。”能不能讲讲为什么你会这样说?具体又能做什么?感觉这和刚才我们讨论的相关,得回到个人层面。

王: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把个体的概念换成国民。中国 14 亿人这种生存、思想状态跟西方社会里面公民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我说人家叫“公民”,咱们叫“百姓”。建栋高楼大厦很容易,但是要把国民变成现代人,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从外面看,跟西方发达国家差不多,像北京、上海的繁华程度也超过了西方很多城市。但是,这是面上的。作为现代国家主体的个体,你是个什么样子?这才决定国家现代的文明程度。从鸦片战争开始,我们注重的是国家层面建设,从外观看非常现代,但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要从百姓成长为公民的路还没有走完。

公民必须关心政治,而且他不但关心,还要参与政治。怎么参与?因为政治是大家彼此关心的问题,存在利益交叉。只要涉及到利益交叉,那就是公共领域。公民就是公共领域的动物。没有公共领域,不可能产生公民。为什么广场会出现在古希腊?广场就是公民的产物。大家在广场上集会,就大家关心的话题讨论、辩论。这就是公民。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式样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国家的事情有领导、政府,少管“闲事”是中国人信守的生活准则。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它是个人以自己主体的面目出现,参与到政治管理当中去。他勇于、喜欢这样做,而且他会不惜一切代价,要获得这样的权利。说到底,西方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我们只有 40 年的改革开放。你要现在的中国百姓有现代公民那么高的权利意识、主体意识、政治意识,那是不太现实的。很多地方的百姓还没脱贫呢。所以,百年之累是先把现代国家的架子搭起来,细节问题还早着呢。

Q:聊到这儿,我想起 2014 年,你做了一个《中国如何构建现代国家?》的演讲。演讲中,你提到,按照中国 100 多年的历史来看,中国既需要宪制和民主,也需要国家的现代性本身,也需要中国国民的成长。那这三个要素有重要或者先后次序吗?它们之间有发生矛盾的可能吗?

王:这是在相对的意义上说的。事实上,对一个后发现代性的国家而言,宪制和民主也是现代性本身,但两者之间又确实不能完全重合,存在国家自身的现代性与政治现代性之间的微妙差异。说到底,三者不能偏废,三个要素需要平衡。国家自身的现代性对中国而言,始终占据优先地位这是好理解的。“落后就要挨打”是中国现代性无法迈过的门槛。但国家自身的现代性也需要宪制民主制度的构建为其提供价值上的保证,现代国家不能成为“现代的利维坦”。而任何现代制度的构建都离不开国民自身的成长,国民不能成长为现代人,国家的现代性就是有水分的,打折扣的。而且没有国民的现代人做支撑,任何的宪制民主也都名不副实。

Q:所以你觉得它既不矛盾,也没有先后次序,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太突出国家这一层面,没有平衡?

王:中国现在面临的重要一个的任务就是现代个体的成长。个体如何成长?就把我们现行宪法规定的有关个体的权利,把它一一落实,要为此去努力。比如言论、表达、出版、结社等权利,这些宪法都规定好了的。你不能光把人送到天上去,还得让人在地上能够好好活着。

Q:在《业余者说》中,你说:“‘现代性法治’的建立在这里主要表现的是对‘江湖’的解构,而‘解构’又会遭遇‘江湖’的抵抗而伤及自身。这算是目前中国法治的一种困境。”那对于解决这种困境,你有没有一些想法?

王:虽然中国的国家在现代性的路上凯歌高奏,但我们的社会形态还比较原始和初期,中国的社会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按照马克思的讲法,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抗衡力量。西方市民社会从中世纪一直走过来,是强社会弱国家。中国是倒过来的,强国家弱社会。国家权力可以伸展到社会任何角落,没有自主的社会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现代性转型还早着呢。可以这样说,发达国家必有发达的“社会”,中国拥有的社会带有“江湖”性质,它属于政治的地盘。

Q:你曾说:“近代中国的宪政主要不是受制于保守主义,而是被保守主义无法与‘进步’、‘创新’、‘革命’的激进主义相互制衡所困。”那在 100 多年后的今天,你又如何看待中国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问题?我感觉现在两者好像也没有形成制衡,而且有人认为, 21 世纪是一个右翼保守主义时代。

王:上面的话,放在不同的时代都不会失效。中国近代之所以越来越激进,那是因为中国的极端落后。任何稳妥、保守的改革都进行不下去,所以只能革命。革命呢,我们又不是西方那种中产阶级革命,是下层革命,一直往下移,越往下移越激进,所以说中国的近代进程使得保守没说话的余地。你什么都不行,极端落后,没什么可保守的。那就全部打破,重新造一个新天地。开天辟地的不是上层或中层的人,而是要依靠下面。为什么?因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真正的穷人。这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从旧民主革命到新民主革命,农村人口占了将近 90% 。改革的路全部堵死,渐进、理性的改革在中国排不上用场。当然,激进与保守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也可以互相转化。以前的保守在不同情形下,则会以激进的面目出现,反之亦然,而两者的相互均衡和制衡,应是一个国家的常态。

每个知识分子都能从鲁迅那里找到对应自己的东西

Q:你在《业余者说》中提到:“在鲁迅的思想里,始终显现着三个词:希望、绝望和虚无,而这三者又与抵抗和黑暗相连。鲁迅的本质是绝望的,是因为绝望而生发出了希望,希望始终存在于绝望中。”如果从这一点比较,你认为你和鲁迅相像吗?

王:这个不能比吧,一比把自己就比大了。鲁迅会打动我,特别是深夜的时候。我能想象他夜晚的写作,烟一根接着一根,有时手中的烟灰会不自觉地掉落在稿纸上,抖落一下继续写。他除了写作,也喜欢版画、看电影。留学日本期间,常常一个人偷偷溜出去看电影,这既打发了无聊的时光,也是独处式的消遣。从电影中能学到什么倒是次要的了。鲁迅有好玩的一面,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大家都知道他还是个美食家。他说过,他并不是一个“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人。他一直生活在别处,并不居于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日本的竹内好说,鲁迅孤独在历史之外,并不是个先驱者。

我认为每一个中国的读书人,不管政治倾向如何,可能从鲁迅那里都能得到一些启迪与教诲。鲁迅在中国,他有多重意义,既有人格上的,也有思想方面的。每个知识分子都能从他那里找到对应自己的东西。

Q:你引用过鲁迅的一段话,其中有两个关键词是“为别人”和“自己玩玩”。在你看来,这两个词准确、生动再现了鲁迅自己。如果让你用这两个词分析自己,你会得出什么结论?

王:中国的读书人,包括传统文人和现代知识分子,有一个东西是共同的,即他们多少都有一点叫家国情怀的东西。知识分子关切着国家和民族的性命——历史、走向和未来。每一代中国读书人都有把某种东西放在自己肩上的担当,不只是嘴上说说就了事的。但是,即便像鲁迅这样的人,你要他全身捐给社会,他也不会干,他也不愿意这样干。知识分子首先是从己身出发,带着自己的体验和情感扑向国家、民族、社会、历史这些大词的。如果说点绕的话,知识分子的国家、民族关切也是为己性的,他一般不会舍我、忘我的把自己投放在那些高处、大处。说得再直白一点:为己是为国的前提。

但是,这两个东西也经常打架。愉悦自我,可能就顾不上国家、民族了。为国家、民族,也就得放弃自己“玩玩”的趣味。人一旦“自己玩玩”,一玩,又会想到自己嘉许给自己的责任。有的日本鲁迅研究者喜欢用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冲突来界定鲁迅。我认为这种大词加在鲁迅头上并不准确。在鲁迅身上加的词越大,越是离鲁迅会更远而不是更近。大词的作用主要是用来悬置,远离了评价中的人情味。

其实,这对每个人都管用,你越觉得自己高尚,就越会像是揪着自己的头发远离地面的感觉。我们都生活在日常之中,自己玩玩找点乐子也是人之常情。自己去写《业余者说》、《孤独的敏感者》也属这种情形。玩玩文字,是自悦的方式,若有人还喜欢看,它也就具有了社会的意义。但是,一旦玩久了,又会觉得亏欠了什么,于是又会想到国家、民族那里去,产生急于去研究问题、发表论文这样的冲动。“自己玩玩”和“为别人”这两种情形时常打架也是真的。

Q:你觉得你身上这种冲突明显吗?

王:非常明显。而且在有的情况下,我认为“自己玩玩”与“为了别人”(这里主要指国家、民族、社会这些东西)一样的重要。国家有那么多人关心,多了自己一个不多,少了自己一个不少。重要的还是先要活出自己。这里的“自己玩玩”并不是指游手好闲或游山玩水,而是在鲁迅意义上坚持自己的趣味。鲁迅先生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仔细想想,远方的人自己连认识都不认识,操这份心别人也不知道啊!国家、民族、国家这么大,恒河沙数,我们自己不过是沧海一粟。知识分子有时候是自己把自己弄得太大了。人这一辈子能活出自己,活得好玩,这本身就是一件挺有价值的事情。

Q:程燎原教授对你有一个解读。他觉得中国的宪制、法治对你而言,就是刘德华,而你就是杨丽娟。你怎么看他这个说法?

王:我跟程老师是 30 多年的朋友,彼此都很了解。他使用这个比喻自有他自己的道理。事实上,中国的每一个读书人对自己认同、认定的东西,那种执着的心理或多或少都存在。多少年通过自己的专业规训,坚持一些东西,不会轻易改变或放弃也属正常。

Q:杨丽娟最后是个悲剧,那你觉得最后你会像她一样吗?

王:我认为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一个有思想的人大多都带有一点悲剧的色彩,如果活成喜剧他就不是思想者了。鲁迅肯定不想活到 55 岁就完了,但是他的气质、修养、思考问题的方式决定了他只能在这样一个寿限里活完自己。从这儿看,思想者多是个悲剧。鲁迅是学医出身的,但我想象不出鲁迅背着药箱行医的形象,他就是个思想家,这就是宿命。

有生之年,见不到大的动荡,见不到战乱,中国折腾得已经太久了

Q:除了鲁迅,对你影响比较大的作者还有哪些?

王:这个不太好讲,因为自己并无固定的思想“偶像”。我的阅读不带宗派性质,有点五湖四海的味道,愿意从不同的人那里寻求指教。如果非要用点名的方式,那我可能还是更喜欢本雅明一些。他拒绝用概念思考问题,而且他本人也不好定位,你说是哲学家,其实他是搞文艺批评的。他是碎片化的,每个领域都有建树,哪个地方都可以从他那儿找到渊源,而且思维方式特别怪异,跟常人不一样。本雅明的翻译过来的文字我基本上都读了,现在据说要出《本雅明全集》的中文版,这对我来讲是个喜讯。

Q:还有哪些书对你的思想影响比较大?

王:江苏人民出版社那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就很不错。那是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书,特别是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这些书之所以有趣,可能源于一个基本道理:旁观者清。相比较而言,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对我的影响更大一些,也是推荐给我的学生的入门必读书。这本书中国国内好几家出版社都出版过。中国人做中国学问和外国人不一样的地方主要在于路子。这有点类似于中医与现代医学的区别。外国人讲究套路,学术的概念叫“范式”。他们的研究,一板一眼,还能把自己的真诚放进去。他们的研究还有一个特点:对人物的书写引用原文的文字比较少,一般都会根据自己的范式进行重新归纳和排列。

Q:如果普通读者想更深入了解中国宪制史,除了你的书,你还有什么书可以推荐吗?

王:民国时代有很多中国宪制(政)史的书,但一般都是文献,思想性不是很强。其实中国没有自己这方面的理论,所有宪制、宪法理论都是从西方(包括马克思主义)搬过来的,但是要研究中国问题,肯定得看前人做的文献性工作,比如荆知仁的《中国立宪史》。

Q:《业余者说》提到了《黄脸:被认知的中国》。这是你的下一本书吗?它都试图讨论什么问题?

王:其实,那讨论的就是一个问题,何以谓中国?就是解读“中国”这两字,特别关注近代转型以后的中国。(之前人们)从四个方面认识中国,建构了一个中国镜像。一是东方主义,主要是传教士;二是进化主义,主要是严复;三是民族主义,主要是梁启超;四是近代主义,主要是日本。这四个其实都是从东洋和西洋传过来的,中国已经失掉了自我认知能力,必须借助别人的理论和认知方式来认识自己。即便是国粹主义也不是地道的中国货,它是被西方中心主义所激发的,没有西方就没有国粹,这有点悖论的味道。

Q:那你觉得这个研究对今天中国的意义是什么?

王:我认为现在其实不太合适。在当时语境下,我认为中国要找到主体性,要建构一套自己的认知方式,不要老是借助这些东西。后来发现不对,还是要借助,不借助不行,又回去了。人的认知方式跟所处时代的发展阶段或者现实处境有很大关系。

Q:你对现在这个社会还有什么担忧吗?

王:有一个朴实、简单的想法:有生之年,见不到大的动荡,见不到战乱,中国折腾得已经太久了。我感觉自己是幸运的一代中国人,想想严复那一代中国人,自己挺知足的。我认为中国进步慢一点不全是坏事,一个国家和社会与有机体是一样的,都有它生命的节律,慢一点反而觉得心里踏实,“慢”可使人保持一个免于恐惧的预期。只有确定性,你才能免于恐惧。

题图为电影《黄金时代》剧照,演员王志文饰演鲁迅,来自:豆瓣;长题图为本雅明,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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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U大力开拓印度市场,以7000万美元收购在线支付公司Wib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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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云网(微信号:)】4月13日报道 (编译:原子核)

在线支付平台PayU以7000万美元收购了加州的支付与担保公司Wibmo。两家公司称,尽管会一起构建特别的运营方案,但总体来说两家公司将继续单独运营。

Naspers子公司PayU表示,这笔交易将提高商户们还有金融机构合作伙伴们的转化率和销售额。

Wibmo在一份声明中说,该公司帮助20多个国家的银行进行支付认证和基于风险的决策,涉及“数十亿的在线和移动支付交易”。WIBMO的身份验证系统由万事达卡、Visa和Rupay所认证。作为交易的一部分,公司的技术和支付专家团队将加入PayU团队。

近年来,PayU一直致力于在印度等新兴市场拓展业务,这个努力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回报。例如该公司已经成为印度最大的支付处理器之一,拥有超过35万个商业伙伴。去年,Wibmo收购了一家由Accel Partners 、高通风险投资和Rajan Anandan等公司支持的印度支付创企MyPooling。

PayU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收购还将帮助PayU加快信贷业务的发展,通过利用大数据,与行业领先的贷款机构合作,为各种在线和线下商家提供信贷支持。”

该声明充分展示了PayU在新兴市场日益发展的雄心,因此它也经常被称为“成长中的PayPal”。PayU的CFO Aakash Moondhra说:“印度是PayU优先考虑的市场。我们致力于通过本公司的创新产品和服务,将数字支付无摩擦化,并全力支持政府对数字印度的愿景。PayU未来的技术产品正在重新定义印度的支付格局,逐渐使印度向无现金的数字经济的过渡。”

Naspers的金融科技部门已经为各种初创公司投资了5亿多美元,这一数字高于一年前的3.5亿美元。去年,它收购了Zooz,这是一家为商家提供API以支持多种支付方式的初创公司。2016年,PayU以1.3亿美元收购了Citrus Pay公司,以进一步扩大其在印度的钱包业务。


北京邮电大学刘伟:人、机制、环境是解开人机融合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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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云网(微信号:)北京】4月12日报道 (文/周效敬、王非)

4月12日,FUS猎云网2019年度人工智能产业峰会在北京千禧大酒店隆重举行,近百位知名资本大咖,独角兽创始人、创业风云人物及近千位投资人与创业者共聚一堂。本次峰会由猎云网主办,AI星球联合主办,锐视角、猎云资本、猎云财经、企业管家、创头条协办。

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工程实验室主任、科技委人机融合智能组首席科学家刘伟受邀发表了《未来智能产业:从人机融合视角出发》的主题演讲。刘伟认为,人、机制、环境是解开人机融合的一把钥匙,他给To B创业企业的建议是:要找对人,建立良好的管理机制,选择良好的产业环境。

刘伟认为,未来的人工智能发展将以人机融合、智能的贴合度、混合的密切程度来衡量,它主要表现在主动推荐、交互学习、高效容错和混合决策方面。

在刘伟看来,人机融合智能的未来是共生,即“人的智慧+机的智能”;人机交互的本质是共在,即“人的生理+机的物理”。他认为深度态势感知是人机融合智能的核心。

刘伟表示,人机融合的本质就是“专业的人+良好的设备和管理机制+产业环境融合”,真正发挥各方面的作用和绩效,进而大幅度地提升行业效益。对于人机融合对未来产业互联网作用,刘伟认为,人机共融可以实现未来产业互联网的“精准感知+深度画像+自然交互+协同感知+计算算计”。

对于To B类创业企业,刘伟从三个方面给出建议:

一是要找对人,要找到复合型的人或复合型的团队,除此之外,要有一项技能特别强,一技绝胜,把对手甩在后面,未来颠覆性创新在复合型人才或者边缘的交叉上。

二是要产生正确的机制,不但要有好的机器产品和系统,还需要有良好的管理机制,这个机制对保障整个团队的运行和系统稳定的可靠性很有帮助。

三是好的环境,有无良好的上下游环境和发展空间等。

2019年,猎云网以发现产业独角兽为初衷,全面开启“FUS(Future unicorn Summit)未来独角兽峰会”品牌。本次大会将继续致力于探究人工智能行业核心发展趋势,通过优质AI应用实例分享、科技领域、金融投资等业界大佬互动,聚焦国内人工智能的产业力量,以行业从业者的视角,探讨科技浪潮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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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刘伟演讲实录,猎云网整理删改:

刘伟:非常荣幸来这儿跟大家一块探讨人机融合这个话题。现在人工智能已经发展到一个非常热的程度,人工智能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今天分享这个话题的同时,我也提出一些个人看法,因为人工智能发展的趋势促使很多产业飞速进步,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怎么克服呢?

今天我给大家演讲的题目主要侧重于技术,主要从人机融合的视角出发,看未来智能产业的发展。未来的产业发展,我认为有两个很突出的特点:第一个是传输,5G时代已经到来,相比以前4G、3G,这个时代的到来将会引起信通革命性的变化。而人工智能现在也走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将从以前关于算法的、数据的和算力的,走向了与人结合、与用户结合、与设计师进行结合、与体验进行结合,这个结合将会影响整个未来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

以前人工智能有三大领域,这是三个最有代表性的人工智能的系统或平台。

第一个是1997年打败卡斯帕罗夫的深蓝系统。当时它赢得了一片赞赏,为什么会赢得那么大的振动?因为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机器比人类更强大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的引入使大家有兴奋也有担忧,这个担忧实际上卡斯帕罗夫用他的实验来验证是多余的,为什么多余?很多专家做过类似的案例分析,我在这里不再赘述。

卡斯帕罗夫下来以后,他与另外一台计算机一起,和深蓝又进行了博弈。在博弈过程中,卡斯帕罗夫认为他和一台机器结合在一起,还不如他一个人和深蓝进行博弈,1+1没有大于1,而是1+1小于1。这个现象给大家一个错觉,原以为人和机器结合在一起形成比人更强大的力量,结果适得其反,尤其是在智力上,在生理上。汽车、飞机这些传统运输工具已经把人的体力进行了革命,但是在智力上却没有做到类似的工作。

第二个是沃森。这个系统是IBM开发的又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工智能产品,但这个产品只能对固定式、确定式的问题进行快速、准确、大容量的搜索和回答,对主观性、描述性问题往往回答得不是太好。因为人类对这两个“How”和“Why”没有很好地回答,机器代替人类,目前看来还是比较遥远的梦想,这个梦想在智能医疗上进行了验证,现在IBM在医疗上做得不是太理想。

第三个是阿尔法狗。它分别在围棋和游戏当中取得了令人瞩目之成绩,但是它们同样也存在着一个问题:计算和认知隔离,只有计算没有认知。通过这三个系统和产品,我们可以看出目前人工智能发展存在的主要缺点及不足。

我们认为,未来的趋势是人和机器进行融合的时代,这个时代分为以下几个部分:深度开发人类的潜能,比如说人的洞察意识,人的认知;第二个是要把机器的计算和人的配合结合在一起,不是为了快,不是为了精确,不是为了更大的精确容量而进行评比,而是为了更好地与人结合。我希望在座的企业家、投资人和用户一定要关注这个,因为你的产品再高档、再牛,如果没有黏性,再好的人工智能产品也就是一个广告,也就是一个阿尔法狗,阿尔法狗就是一个大广告,因为它不实用、不落地。所以,未来的人工智能发展将以人机融合、智能的贴合度、混合的密切程度来衡量。它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主动推荐。未来的产品一定要有主动性,什么叫主动,什么叫自主?这个概念我问了很多人,很多人都回答不了。其实这个问题非常抽象,自主和主动这种产品一定包含心理学,甚至包含哲学。比如,主动包括了记忆,但存储不是,存储是精密的,记忆是抓特征的,它包括了期望、匹配、选择、控制等一系列模块。所以主动系统非常复杂,目前我们碰到的系统里边能做到主动的非常少,因为在咱们的团队里边大部分都是理工科,刚才我听了一下,说是博士多少人,我给大家说,刚才我说的那三个系统,深蓝、阿尔法狗还有阿尔法星还有IBM的沃森,他们的团队里面有大量的复合型人才,阿尔法之父是剑桥大学计算机系的研究生,他特别喜欢围棋和国际象棋,而且对经营管理和商业有浓厚的兴趣,他是非常复合的人才。在这些好的系统里面一定要有复合型人才的参与,而不仅仅是博士、硕士,而不仅仅是海归,如果没有复合型人才,大家要小心。

第二,交互学习。这个复合程度如何有机结合在一起,表现在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交互的学习。一个系统如果没有非常好的学习性,只是人类的学习性,而不是机器的学习性,因为现在大家看很多学习,动不动是机器学习,循环神经网络之类,大家注意,那是个隐喻,并不是真正的学习。人类的学习和机器学习最大的不同,人类学习能够产生一个范围不确定的隐性的知识和秩序,这个东西机器学不来的,这种隐性的东西造成意料之外的事情。比如一些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今天学了一个概念,他们会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使用这种概念,机器做不到,机器很难形成隐性的知识。

第三,高效容错。这个能力是人与人之间打交道时天然具有的一种能力,而机器恰恰就非常欠缺这种人机容错的能力,它非常的规则、非常的概率、非常的统计,但是它很少容错。这就造成人机之间的大范围或深度的割裂。所以说,现在人机交互最好的产品是什么?就是它,目前在这个星球上人机交互最好的一个案例——手机。你用手机的时候,从来不会和它过不去,所以很多大型的人工智能,它的切合度非常差。

第四,混合决策。在所有的人机融合过程中,混合决策里边有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人带有责任性、带有风险性,机器没有,机器没有任何的责任、没有任何的风险,它决策的结果敢不敢用还是由人来定。所以这四方面造成人机融合里边非常大的困难。大家在选择好的项目、好的产品、好的系统的时候,也要考虑这四个方面。

我们对人机结合有三个认识:第一个认识是人机交互,第二个是人机融合,第三个深度测试感知。人机交互很简单,就是脖子(图)以下,人的生理和机器的物理进行结合,包括可达域、视域、听域,这种就叫做人机交互。对于脖子以上,人的大脑和机器的电脑进行融合的时候叫做人机融合,人机智能融合。目前最差的是人机智能融合,而研究人机智能融合的切入点实验室在做深度态势感知。

刚才几位嘉宾在谈整个投资形势和行业结合的时候,有一位嘉宾提到了态势,大家注意,态势感知非常重要,有了视感、有了态感,能够感、能够知,这个事情就好办了。我们把深度测试感知分成了五大块:第一是深度,第二是态空间,状态空间,第三个是趋势,第四个是感觉,第五个是知觉。它是人机融合的切入点,它涉及的范围非常广,不但涉及到数理和物理,而且涉及到管理、生理和心理,以及像法理等等这些环节,它是一个复合型的概念。

目前我们深度测试感知了一下当前的人工智能发展,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比喻,可能不是很恰当:第一,计算智能,目前认为现在的计算智能就像第一个图叫做刻舟求剑,试图用过去的数据来描绘未来,这是很可怕的一个陷阱。第二,感知智能,我们比喻成盲人摸象,只知一点,不知全局。第三,认知智能,我们叫做朝中丞相,简单的切换,没有产生更厉害的,大家期望得到的东西。第四,塞翁失马,一个项目经理能够产生塞翁失马的洞察力,能不成吗?这是我们给大家的建议。

人机融合对未来产业的影响,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展望。

第一,关于5G它的发展,更大的带宽、更快的速度、更低的延时以及更高的可靠性,它的本质就是在人机融合里面,把人、机和环境变成一个大系统来看。人、机、环更重要的是人,什么样的人,包括设计师、用户、管理者、投资者都是人。机包括两块,一个是你的系统或产品,第二个是机制、机理,机制是管理科学,机理是科学方面。第三个是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团队的协同环境,任务环境、目标环境,这些都是环境。所以人、机、环是解开人机融合的一把重要的钥匙。

人机共融可以实现未来的产业互联,它主要体现在以下这几个方面:第一,精准的感知,第二,深刻的画像,第三,自然的交互,协同的感知和计算算机的融合,包括5G结合在一起实现更快、更高、更强。

人机融合的布局将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从人的饮食起居到国民经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对To B创业的建议有三块:一是要找对人,要找到复合型的人或复合型的团队,除此之外,还要有一项特别强,在某一个单项方面一技绝胜,把对手甩得远远的,未来颠覆性创新在复合型人才或者边缘的交叉上。二是要产生正确的机制,不但要有好的机器产品和系统,还要有良好的管理机制,这个机制对保障整个团队的运行和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非常有帮助。三是好的环境,有无良好的上下游环境和发展空间等。

在这儿给大家强调一点,现在技术和资本的矛盾愈演愈烈,周围有很多朋友抱着非常好的技术,不敢让他们(猎云网注:指资本)参与。我问过他们,他们说怕被“绑架”,不知道大家理解不理解?资本希望短期内有回报,但是这种迫切性往往是很多技术不敢主动出击,不敢积极地容纳。同样,一些好的产品和技术需要链,需要资金链、物质链、供应链,更重要的是需要认知链。一定要有认知链,关键核心的东西是塞翁失马这个洞察,你得透过表面现象看本质,有这个能力再下手,可能更准确、更可靠、更稳定。如果养成不了这种习惯的话,对于很好的技术,在你眼里很可能就是一块石头,它不是一块玉。所以通过我个人的一些体验或者一些感觉,我提出一个想法,大家一定要洞察,除了计算、算计和感知、认知以外,更重要的是形成洞察,形成洞察以后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在人机融合里面,其实人更多做一些正确的事儿,把握方向,它更关注势,把握趋势。机器要正确地做事儿,它关注态,状态空间,能够算得快、算得准。而人把握方向,有点像老婆和老公的关系,老婆在家里一定要把握方向,老公好好干活,这是对人机融合的一个肤浅的理解。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