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末、 2019 年初，王人博又出了两本“不务正业”的书——《业余者说》和《你看我说》。前者是他和学生的答问录，谈鲁迅、政制和国性、表达的技艺与语境等；后者是他的微信朋友圈状态精选集。从 2014 年到现在，他发的朋友圈几乎全是一样的格式——富有意味的一句话和一张图，非常行为艺术。
“不务正业”是王人博长期以来的特点。他不热衷写专业学术论文，日常生活中一般也不会读专业书，而是喜欢读文学、看电影、听音乐，还会写一些文学和电影相关的随笔，上课时也会给学生推荐文学、音乐和课外书，乐此不疲。
王人博的专业是宪法学。他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学术杂志《政法论坛》的主编，主要致力于近代中国宪政史的研究，著有《法的中国性》、《中国的近代性》、《孤独的敏感者》等。
他 1958 年生于山东莱西，中国恢复高考后，他在 1979 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后改名为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1983）和硕士（1989）学位，后又去中国政法大学念了博士（2001）。学士毕业后，他留校任教近 20 年，曾任《现代法学》和《西南政法大学学报》主编。 2002 年，他去了中国政法大学，任教至今。
上面是个略官方的简介，王人博自己在书里还有另一个版本的自述：“王二黻（wolf），来自北方小村，现蛰居北方一个都市。年早过不惑，仍是迷迷糊糊。生命的流程是这样的：该上学时在种地，该赚钱时在读书。如今大家都忙了，我仍闲着，除了看点书、教点书、写点字外，还想点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
他是学校最受欢迎和最具个性的老师之一，被很多人尊称为“王大爷”，觉得有趣。前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认为，他是“中国法学界深具人文情怀与批判精神的学者”。
而王人博这种人文主义气质可能也正是他愿意并乐于成为业余者或者闲逛者的原因。他最倾心的知识分子也具有这种精神气质，比如鲁迅、竹内好、本雅明。
“我记得爱德华·W.萨义德的一句话，他说要维持知识分子相对独立，就态度而言，业余者比专业知识分子更好。这句话为我这样一个业余者找到了一种生存的正当性。……也就是说，学科不论划分的多细，我们不论有多专业，但是学科之墙，永远关不住人思维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作为业余者没什么不好，业余者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那就是永远对这个世界充满热情，永远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心，所以他要去阅读，要去思考。这可能就是我认为作为一个不太务正业的法学工作者，能给大家呈现的一种思考所得的知识样态。”王人博在 2018 年的一场演讲中说 。
王人博的“正业”其实很好。他的学术路程前后可以简单分为西南政法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两个时期，期间他也经历了学术转型。
西政时期，他和好友程燎原合著过两本在法学界影响很大的书——《法治论》和《权利论》（《法治论》姊妹篇，原名为《赢得神圣：权利及其救济通论》）。其中，《法治论》是中国法治理论最初的系统研究。
“这一选择既源于专业上我们共有的激情与涌动，也带有对历史与现实的某种反思，而反思的契机则来自于一个景物所形成的心理震颤”。这个景物指的是重庆沙坪坝公园的“红卫兵墓”，里面大多是十七八岁死于“文革”武斗中的孩子。“他们倒下的时候是英雄，死后却成了真正的葬品。他们用自己荒谬的死嘲弄了历史的荒谬。他们躺在那里为了证明一点：中国不仅需要安顿社会的法制，更渴求一个立于法治之基的社会。我们以一个幸存者的身份并带着青春的热情向法治发出吁求，要为一个文明社会的立基而提灯夜寻。”王人博在《我这30年：学术，一种选择性记忆》一文中写道。
但是，现在回忆起这些作品，王人博觉得，这两本书表达的是那时一个青年心目中的理想国家和社会。这也是法学界主流的规范主义思路。不过现实的状况是，应然未必能代表实然。
那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差异？王人博感到困惑。这时，来到法大的他正好读了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刘禾的《跨语际实践》，觉得找到了理解这个难题的方法。因为如今中国的法学概念都是来自西方，但中国借用过来后，并不是当初的模样，所以他尝试用跨语际实践的视角，考察如宪法、民主、民权等基本概念的起源和流变，认为近代中国宪制思想的基本范式是“富强为体，宪制为用”。西方宪政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被近代中国的实用主义肢解了。因此，他也从规范主义思路转向了对近代中国宪政思想史、概念史、观念史的阐释和研究。
在《桃李江湖》中，他曾提过研究这段历史的感受：“一个美国的宪政主义者不值得中国人称颂，因为他不可能真正理解一个中国宪政主义者那种痛苦，正像一个意大利的足球迷不可能理解中国球迷的痛苦一样；美国的宪政主义者是美国成功的产物，而中国的宪政主义者是中国近代以来遭受一系列挫折的结果。”
近些年，随着年纪和阅历的增长，王人博读书和思考的关注点从“思想”转向“行动”，关心像张之洞、阿 Q 这样的行动者。在他看来，晚清以来，中国不缺乏思想者，但再好的思想在实践层面总是变形走样。中国的问题不是如何“想”，而是如何“做”。
但是，相比一些法学同行，他不是“登高一呼”的人，也不是努力挣钱的人，虽然关心国家社会，但希望做个独立的旁观者，“业余者的信条是：自己就是自己，没有代表也不代表任何人”。他的学生、作家羽戈也对他有类似感受 ——他孤标傲世，不热衷，不盲从，不左不右，不属任何派系，甚至极其厌恶在中国政法学界风起云涌的派系之争。……他正谆谆告诫台下的学生：欲求解放，必须自主；欲求自由，必须独立。
2018 年末，我们在王人博的办公室见到了他。头发花白的他带着围巾，抽着香烟，用有点山东口音的普通话和我们聊起了他眼中的宪制、国家和个人等话题。而这位年轻时梦想成为约翰·列侬的摇滚青年和曾经满腔热血希望中国按照理想国家和社会往前走的法学教师，心境和想法早已截然不同。关于未来，今年 61 岁的王人博向《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感慨道：“有一个朴实、简单的想法：有生之年，见不到大的动荡，见不到战乱，中国折腾得已经太久了。我感觉自己是幸运的一代中国人，想想严复那一代中国人，自己挺知足的。”
王人博，来自：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民说
Q=Qdaily
王=王人博
国家的强大不能代替个人的强大，寻找一个平衡点很重要
Q ：你认为“富强为体，宪制为用”是近代中国宪制思想的基本范式。西方宪政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被近代中国的实用主义肢解了，一部分给了“戊戌”，一部分给了“五四”。因为 2018 年是戊戌变法 120 周年、 2019 年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所以想问你为什么说西方宪政文化的一部分给了“戊戌”，一部分给了“五四”？这都带来了什么后果？
王： 这个话题讲起来比较复杂一些。宪法也好，宪制也好，它原生地在西方，从那块地长出来的东西肯定适合于它那块土壤。我们要把它搬过来，但是土壤搬不过来，只能搬过来土壤上长出来的东西。咱们中国人也很聪明，我搬过来，我知道它离开了原来的地，但我让它在这块地里长出另外的东西。
西方宪法的核心是权分，追求限权的政府，或者叫有限宪法。这样一种文化、制度搬到中国来以后干什么？中国人首先考虑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首先思考西方为什么强大、繁荣，为什么中国人如此贫穷、落后。这是中国士大夫们首先思考的问题，后来发现西方的强大和繁荣是根植于西方的宪制和民主。于是，中国搬来西方意义上的宪制为的是国家富强本身，而不是个体意义上的有限政府。与此相反，中国国家的现代性需要的不是权分，而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是宪制跨国“旅行”的一个逆向过程。
要说清这个问题，还得从明末清初开始讲起。从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开始，中国士大夫的注意力就往地方走。为什么？因为满清入关，满人对汉族的统治，对汉族士大夫来讲，心里或多或少是抵触的，他们试图用增大地方力量的方式与一个强大的异族政权抗衡，所以主张权力下移。
后来呢，满清政权遇到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太平天国。为了消灭这个力量，清政府只能依靠地方，清廷中央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这就出现了湘军，后来又出现了淮军。太平天国以后，中国最基本的情势就是中央权力越来越弱，而地方已经做大。清政府再要想把这么庞大的帝国拢起来，已经变得非常困难。再联系到后面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不是统一的一个领导者把全国解放，建了一个新型的、现代中央集权政府，而是武昌一起义，全国各地独立。这也说明了地方问题的严重性。
所以，中国的宪制难题是如何依靠中央政府的力量把散沙状态的国家重新拢起来。“富强为体，宪制为用”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富强”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国家强大，另一个是中国真正像一个国家，而不是一盘散沙。所以就把国家的现代性看成是“体”，个人就得往后靠了。
戊戌变法从根本说，就是为了中国能成为现代一个国家，所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张要开议院、定国是、立宪法。当然，“五四”也提出了个人概念、个人主义问题。但是，最终大家关心的还是国家和民族。胡适最典型。他非常重视个体，他希望青年人首先要把自己铸造成器，要成为一个合格的个体。西方自由主义者到这儿就完了。这就是目的。但是，胡适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这样一个个体成长起来以后，他必须回归社会，为改造社会承担起责任。
所以，从戊戌到五四，到中华民国宪法的颁布，国家层面的问题是首位。中国成为现代国家，构建现代政府，这是中国人面对的头等大事。
Q ：那如果站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回看这两场历史事件，你有什么比较大的感受吗？
王： 从戊戌到五四，这是中国历史非常正常的思想状况，不可能把个人问题放在首位。两个原因，一个是国家面对的救亡图存局面；另一个，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个体本位思想本来就少。也就是说，先国家、政府，后个人，这是中国历史演进的路子。
李泽厚先生曾提出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范式叫“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变奏”。他认为中国历史拐点的原因在于救亡压倒了启蒙。其实这个范式是有问题的，你不能把历史二元化，二元化的历史观是站在历史之外看的。其实中国一直没解除现代国家构建的困境，现代国家一直没立起来。戊戌变法失败有了辛亥革命，而五四的基本格局是军阀混战， 1928 年国家好不容易统一了，结果 1931 年日本人又进来了，到了 1937 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中国一直在救亡的路上。
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建国的任务基本完成，但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国家，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路包括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平衡问题，总不能总是强调国家优先。国家的强大不能代替个人的强大。同样，个人的强大也未必是国家的强大。寻找一个平衡点很重要。
Q ：那现在我们怎么去看个人自由和国家强大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王： 两者不能偏废。因为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就像杨小凯教授说的，它是后发劣势，没有优势可言。既要补现代国家的课，又要补现代个人的课。中国的现代转型一直没完成，用唐德刚先生的话来讲，我们现代性的历史三峡还在中上游晃荡，还没到达入海口呢。
一个现代国家，就是国家和个人的平衡。现在我们是大国家，小个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国的目标。但问题在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不等于就是强健个人的站立。现在我们经过了 40 年的改革开放，国家已经积累了很多财富，和戊戌变法、五四的时候不一样了，所以政治、法律更要多注重个体一些，把尊重每个人的尊严和权利跟中国的现代化应该协调起来。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要从百姓成长为公民的路还没有走完
Q ：2013 年，你做了一个《共和，中国百年之累》 的演讲。演讲中，你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 1917 年列宁所领导的工农共和国的诞生，使中国没有走向西方意义上的公民共和主义，走向了人民共和主义。中国的启蒙没完成，还是要回到梁启超，回到新民说。把五四后就中断了的香火接续过来是中国要走的路。百年之累，我们还在路上。”能不能讲讲为什么你会这样说？具体又能做什么？感觉这和刚才我们讨论的相关，得回到个人层面。
王：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把个体的概念换成国民。中国 14 亿人这种生存、思想状态跟西方社会里面公民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我说人家叫“公民”，咱们叫“百姓”。建栋高楼大厦很容易，但是要把国民变成现代人，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从外面看，跟西方发达国家差不多，像北京、上海的繁华程度也超过了西方很多城市。但是，这是面上的。作为现代国家主体的个体，你是个什么样子？这才决定国家现代的文明程度。从鸦片战争开始，我们注重的是国家层面建设，从外观看非常现代，但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要从百姓成长为公民的路还没有走完。
公民必须关心政治，而且他不但关心，还要参与政治。怎么参与？因为政治是大家彼此关心的问题，存在利益交叉。只要涉及到利益交叉，那就是公共领域。公民就是公共领域的动物。没有公共领域，不可能产生公民。为什么广场会出现在古希腊？广场就是公民的产物。大家在广场上集会，就大家关心的话题讨论、辩论。这就是公民。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式样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国家的事情有领导、政府，少管“闲事”是中国人信守的生活准则。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它是个人以自己主体的面目出现，参与到政治管理当中去。他勇于、喜欢这样做，而且他会不惜一切代价，要获得这样的权利。说到底，西方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我们只有 40 年的改革开放。你要现在的中国百姓有现代公民那么高的权利意识、主体意识、政治意识，那是不太现实的。很多地方的百姓还没脱贫呢。所以，百年之累是先把现代国家的架子搭起来，细节问题还早着呢。
Q ：聊到这儿，我想起 2014 年，你做了一个《中国如何构建现代国家？》 的演讲。演讲中，你提到，按照中国 100 多年的历史来看，中国既需要宪制和民主，也需要国家的现代性本身，也需要中国国民的成长。那这三个要素有重要或者先后次序吗？它们之间有发生矛盾的可能吗？
王： 这是在相对的意义上说的。事实上，对一个后发现代性的国家而言，宪制和民主也是现代性本身，但两者之间又确实不能完全重合，存在国家自身的现代性与政治现代性之间的微妙差异。说到底，三者不能偏废，三个要素需要平衡。国家自身的现代性对中国而言，始终占据优先地位这是好理解的。“落后就要挨打”是中国现代性无法迈过的门槛。但国家自身的现代性也需要宪制民主制度的构建为其提供价值上的保证，现代国家不能成为“现代的利维坦”。而任何现代制度的构建都离不开国民自身的成长，国民不能成长为现代人，国家的现代性就是有水分的，打折扣的。而且没有国民的现代人做支撑，任何的宪制民主也都名不副实。
Q ：所以你觉得它既不矛盾，也没有先后次序，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太突出国家这一层面，没有平衡？
王： 中国现在面临的重要一个的任务就是现代个体的成长。个体如何成长？就把我们现行宪法规定的有关个体的权利，把它一一落实，要为此去努力。比如言论、表达、出版、结社等权利，这些宪法都规定好了的。你不能光把人送到天上去，还得让人在地上能够好好活着。
Q ：在《业余者说》中，你说：“‘现代性法治’的建立在这里主要表现的是对‘江湖’的解构，而‘解构’又会遭遇‘江湖’的抵抗而伤及自身。这算是目前中国法治的一种困境。”那对于解决这种困境，你有没有一些想法？
王： 虽然中国的国家在现代性的路上凯歌高奏，但我们的社会形态还比较原始和初期，中国的社会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按照马克思的讲法，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抗衡力量。西方市民社会从中世纪一直走过来，是强社会弱国家。中国是倒过来的，强国家弱社会。国家权力可以伸展到社会任何角落，没有自主的社会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现代性转型还早着呢。可以这样说，发达国家必有发达的“社会”，中国拥有的社会带有“江湖”性质，它属于政治的地盘。
Q ：你曾说：“近代中国的宪政主要不是受制于保守主义，而是被保守主义无法与‘进步’、‘创新’、‘革命’的激进主义相互制衡所困。”那在 100 多年后的今天，你又如何看待中国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问题？我感觉现在两者好像也没有形成制衡，而且有人认为， 21 世纪是一个右翼保守主义时代。
王： 上面的话，放在不同的时代都不会失效。中国近代之所以越来越激进，那是因为中国的极端落后。任何稳妥、保守的改革都进行不下去，所以只能革命。革命呢，我们又不是西方那种中产阶级革命，是下层革命，一直往下移，越往下移越激进，所以说中国的近代进程使得保守没说话的余地。你什么都不行，极端落后，没什么可保守的。那就全部打破，重新造一个新天地。开天辟地的不是上层或中层的人，而是要依靠下面。为什么？因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真正的穷人。这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从旧民主革命到新民主革命，农村人口占了将近 90% 。改革的路全部堵死，渐进、理性的改革在中国排不上用场。当然，激进与保守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也可以互相转化。以前的保守在不同情形下，则会以激进的面目出现，反之亦然，而两者的相互均衡和制衡，应是一个国家的常态。
每个知识分子都能从鲁迅那里找到对应自己的东西 Q ：你在《业余者说》中提到：“在鲁迅的思想里，始终显现着三个词：希望、绝望和虚无，而这三者又与抵抗和黑暗相连。鲁迅的本质是绝望的，是因为绝望而生发出了希望，希望始终存在于绝望中。”如果从这一点比较，你认为你和鲁迅相像吗？
王： 这个不能比吧，一比把自己就比大了。鲁迅会打动我，特别是深夜的时候。我能想象他夜晚的写作，烟一根接着一根，有时手中的烟灰会不自觉地掉落在稿纸上，抖落一下继续写。他除了写作，也喜欢版画、看电影。留学日本期间，常常一个人偷偷溜出去看电影，这既打发了无聊的时光，也是独处式的消遣。从电影中能学到什么倒是次要的了。鲁迅有好玩的一面，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大家都知道他还是个美食家。他说过，他并不是一个“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人。他一直生活在别处，并不居于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日本的竹内好说，鲁迅孤独在历史之外，并不是个先驱者。
我认为每一个中国的读书人，不管政治倾向如何，可能从鲁迅那里都能得到一些启迪与教诲。鲁迅在中国，他有多重意义，既有人格上的，也有思想方面的。每个知识分子都能从他那里找到对应自己的东西。
Q ：你引用过鲁迅的一段话，其中有两个关键词是“为别人”和“自己玩玩”。在你看来，这两个词准确、生动再现了鲁迅自己。如果让你用这两个词分析自己，你会得出什么结论？
王： 中国的读书人，包括传统文人和现代知识分子，有一个东西是共同的，即他们多少都有一点叫家国情怀的东西。知识分子关切着国家和民族的性命——历史、走向和未来。每一代中国读书人都有把某种东西放在自己肩上的担当，不只是嘴上说说就了事的。但是，即便像鲁迅这样的人，你要他全身捐给社会，他也不会干，他也不愿意这样干。知识分子首先是从己身出发，带着自己的体验和情感扑向国家、民族、社会、历史这些大词的。如果说点绕的话，知识分子的国家、民族关切也是为己性的，他一般不会舍我、忘我的把自己投放在那些高处、大处。说得再直白一点：为己是为国的前提。
但是，这两个东西也经常打架。愉悦自我，可能就顾不上国家、民族了。为国家、民族，也就得放弃自己“玩玩”的趣味。人一旦“自己玩玩”，一玩，又会想到自己嘉许给自己的责任。有的日本鲁迅研究者喜欢用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冲突来界定鲁迅。我认为这种大词加在鲁迅头上并不准确。在鲁迅身上加的词越大，越是离鲁迅会更远而不是更近。大词的作用主要是用来悬置，远离了评价中的人情味。
其实，这对每个人都管用，你越觉得自己高尚，就越会像是揪着自己的头发远离地面的感觉。我们都生活在日常之中，自己玩玩找点乐子也是人之常情。自己去写《业余者说》、《孤独的敏感者》也属这种情形。玩玩文字，是自悦的方式，若有人还喜欢看，它也就具有了社会的意义。但是，一旦玩久了，又会觉得亏欠了什么，于是又会想到国家、民族那里去，产生急于去研究问题、发表论文这样的冲动。“自己玩玩”和“为别人”这两种情形时常打架也是真的。
Q ：你觉得你身上这种冲突明显吗？
王： 非常明显。而且在有的情况下，我认为“自己玩玩”与“为了别人”（这里主要指国家、民族、社会这些东西）一样的重要。国家有那么多人关心，多了自己一个不多，少了自己一个不少。重要的还是先要活出自己。这里的“自己玩玩”并不是指游手好闲或游山玩水，而是在鲁迅意义上坚持自己的趣味。鲁迅先生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仔细想想，远方的人自己连认识都不认识，操这份心别人也不知道啊！国家、民族、国家这么大，恒河沙数，我们自己不过是沧海一粟。知识分子有时候是自己把自己弄得太大了。人这一辈子能活出自己，活得好玩，这本身就是一件挺有价值的事情。
Q ：程燎原教授对你有一个解读。他觉得中国的宪制、法治对你而言，就是刘德华，而你就是杨丽娟。你怎么看他这个说法？
王： 我跟程老师是 30 多年的朋友，彼此都很了解。他使用这个比喻自有他自己的道理。事实上，中国的每一个读书人对自己认同、认定的东西，那种执着的心理或多或少都存在。多少年通过自己的专业规训，坚持一些东西，不会轻易改变或放弃也属正常。
Q ：杨丽娟最后是个悲剧，那你觉得最后你会像她一样吗？
王： 我认为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一个有思想的人大多都带有一点悲剧的色彩，如果活成喜剧他就不是思想者了。鲁迅肯定不想活到 55 岁就完了，但是他的气质、修养、思考问题的方式决定了他只能在这样一个寿限里活完自己。从这儿看，思想者多是个悲剧。鲁迅是学医出身的，但我想象不出鲁迅背着药箱行医的形象，他就是个思想家，这就是宿命。
有生之年，见不到大的动荡，见不到战乱，中国折腾得已经太久了 Q ：除了鲁迅，对你影响比较大的作者还有哪些？
王： 这个不太好讲，因为自己并无固定的思想“偶像”。我的阅读不带宗派性质，有点五湖四海的味道，愿意从不同的人那里寻求指教。如果非要用点名的方式，那我可能还是更喜欢本雅明一些。他拒绝用概念思考问题，而且他本人也不好定位，你说是哲学家，其实他是搞文艺批评的。他是碎片化的，每个领域都有建树，哪个地方都可以从他那儿找到渊源，而且思维方式特别怪异，跟常人不一样。本雅明的翻译过来的文字我基本上都读了，现在据说要出《本雅明全集》的中文版，这对我来讲是个喜讯。
Q ：还有哪些书对你的思想影响比较大？
王： 江苏人民出版社那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就很不错。那是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书，特别是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这些书之所以有趣，可能源于一个基本道理：旁观者清。相比较而言，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对我的影响更大一些，也是推荐给我的学生的入门必读书。这本书中国国内好几家出版社都出版过。中国人做中国学问和外国人不一样的地方主要在于路子。这有点类似于中医与现代医学的区别。外国人讲究套路，学术的概念叫“范式”。他们的研究，一板一眼，还能把自己的真诚放进去。他们的研究还有一个特点：对人物的书写引用原文的文字比较少，一般都会根据自己的范式进行重新归纳和排列。
Q ：如果普通读者想更深入了解中国宪制史，除了你的书，你还有什么书可以推荐吗？
王： 民国时代有很多中国宪制（政）史的书，但一般都是文献，思想性不是很强。其实中国没有自己这方面的理论，所有宪制、宪法理论都是从西方（包括马克思主义）搬过来的，但是要研究中国问题，肯定得看前人做的文献性工作，比如荆知仁的《中国立宪史》。
Q ：《业余者说》提到了《黄脸：被认知的中国》。这是你的下一本书吗？它都试图讨论什么问题？
王： 其实，那讨论的就是一个问题，何以谓中国？就是解读“中国”这两字，特别关注近代转型以后的中国。（之前人们）从四个方面认识中国，建构了一个中国镜像。一是东方主义，主要是传教士；二是进化主义，主要是严复；三是民族主义，主要是梁启超；四是近代主义，主要是日本。这四个其实都是从东洋和西洋传过来的，中国已经失掉了自我认知能力，必须借助别人的理论和认知方式来认识自己。即便是国粹主义也不是地道的中国货，它是被西方中心主义所激发的，没有西方就没有国粹，这有点悖论的味道。
Q ：那你觉得这个研究对今天中国的意义是什么？
王： 我认为现在其实不太合适。在当时语境下，我认为中国要找到主体性，要建构一套自己的认知方式，不要老是借助这些东西。后来发现不对，还是要借助，不借助不行，又回去了。人的认知方式跟所处时代的发展阶段或者现实处境有很大关系。
Q ：你对现在这个社会还有什么担忧吗？
王： 有一个朴实、简单的想法：有生之年，见不到大的动荡，见不到战乱，中国折腾得已经太久了。我感觉自己是幸运的一代中国人，想想严复那一代中国人，自己挺知足的。我认为中国进步慢一点不全是坏事，一个国家和社会与有机体是一样的，都有它生命的节律，慢一点反而觉得心里踏实，“慢”可使人保持一个免于恐惧的预期。只有确定性，你才能免于恐惧。
题图为电影《黄金时代》剧照，演员王志文饰演鲁迅，来自：豆瓣；长题图为本雅明，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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