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

内容简介

《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是柯罗连科的长篇自传小说。书中叙述了他的童年时代、中学生时代、专科学生时代、维亚特边区流放时代、雅库茨克省流放时代的生活，即从 19 世纪 50 年代中叶到 80 年代中叶的情况。

书中的主角是柯罗连科自己，他表示自己是 19 世纪 60 年代俄罗斯民主主义青年的典型人物，而在他的形象中表现出的特性，不仅是他自己一人所独有，而是当时其他许多俄罗斯进步人士所共有的，因此作者把这本书称作“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

作者简介

符拉季米尔•加拉克齐昂诺维奇•柯罗连科（1853—1921），俄国作家，出生于乌克兰沃伦省的日托米尔城，童年时代在乌克兰度过。 1874 年进入彼得农林学院学习，在那里结识了许多革命青年，加入秘密的学生集团，反对沙皇的警察局监视学生生活，因此被逮捕，后无故被流放至维亚特卡省的边区。 1881 年 3 月 1 日，亚历山大二世被刺死，三世登位，命令一部分流放犯宣誓效忠新皇。柯罗连科拒绝宣誓，因此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1885 年流放期满，他迁居到下诺夫戈罗德城，从事文学事业和社会活动。 1890 年代，他卜居于幽静的波尔塔瓦，在那里终老，享年 69 岁。

他的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马加尔的梦》，文艺随笔《严寒》《奇女子》《在阴暗的日子里》《奇物》《嬉闹的河》，中篇小说《在坏伙伴中》《盲音乐家》《哑口无言》，以及长篇自传小说《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

书籍摘录

第一卷 著者序言

在这部书里，我打算把过去半世纪中的一连串情景回忆起来，并且使它们复活起来，描写它们起初怎样反映在一个儿童的心中，后来怎样反映在一个青年的心中，再后来怎样反映在一个成人的心中。我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正值农奴解放时期。我的生涯的中段是在黑暗的反动时期度过，——起初是政府的反动时期，后来是社会的反动时期，——并且在斗争的初期运动中度过。我那时代人曾经有一种理想，并且为此而做斗争，他们所理想的，现在我看到有许多已经汹涌澎湃地闯入生活舞台上来了。我想，我流放时期中的许多插话，以及当时那环境中的人们的许多事件、交游、思想和感情，在现在仍不失却其最生动的现实意义。我但愿它们在将来也还有意义。我们的生活由于新和旧的尖锐冲突而波动着，震栗着；我现在就希望阐明这斗争中的某些要素，即使是一部分也好。

但是我首先要让读者注意在我心中发生并成长起来的意识的初期活动。我知道，在预告着即将来临的暴风雨的、现代的轰轰烈烈声中，我要集中注意在这些遥远的回忆上，一定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不能想象这困难将达到什么程度。

我所写的不是我的时代的历史，而只是这时代中一个人的生活的历史；并且我希望读者预先要认识反映这时代的那个三棱镜……而这只有在顺次的叙述中方才可能。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便是这第一卷的内容。

还有一点要说明。这些记录不是传记，因为我并不特别注重传记材料的完整；这也不是自白，因为我既不相信公开自白的可能性，也不相信其效用；这又不是肖像，因为画自己的肖像，要保证肖似是很困难的。这些记录中所反映的一切和现实不同，其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只是反映；何况这反映显然是不完全的。其中常常更浓厚地——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反映出所选定的主题，因此虽然全是事实，却往往比现实更为动人，更有趣味，而且也许更纯净。

我在这部书里力求描写完善的历史真实，往往为此而牺牲艺术真实的美的或鲜明的特征。这里完全没有我在现实中不曾遇见过的、不曾经历过的、不曾感觉到的、不曾看到的东西。然而我还要重复说一句：我并不打算描写自己的肖像。在这里，读者只能看到“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中的特点；我对这同时代人比对我这时代中一切其他的人更加熟悉……

第一章　童年时代（节选）

大家都知道，波兰的起义是在一八六三年初爆发的。然而暗藏的骚动和示威早就发生了。

大约在一八六〇年，有一次父亲办公回来，态度严肃而忧虑。他和母亲商谈了一会，就把我们召集拢来，对我们说：

“孩子们，大家听我说，你们是俄罗斯人，从今天起你们应该讲俄罗斯话。”

此后，我们的“波兰化”家庭里开始通用俄罗斯话了。我们实行这改革毫不费事，也许还觉得有趣，这件事使我们觉得有点新鲜，然而引起这种改革的原因，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那里已经听到一种传闻，是关于华沙的某些事件的，后来又是关于维尔诺的某些事件的（维尔诺在一八六一年已经有过很严肃的示威运动）。然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远地方，在不可知的、差不多抽象的世界里，我们对它并不关心。我们的世界里还是一向太平无事……

雷赫林斯基学馆里主要的语言是波兰话，然而我们同学之间其实毫无一点民族的敌意。雷赫林斯基能够长久地维持互相宽容的风气。我们的学馆里有几个纯粹的大俄罗斯人，其中有苏哈诺夫兄弟两人，哥哥常常考第一……有一次，这个人——也许是另一个俄罗斯学生——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有一个年轻的波兰人知道这个俄罗斯同学昨天受圣餐，就嘲笑正教的仪式。他用纸做了一个像杯子的东西，在它上面装腔作势了一番，最后吐一口唾液在这里面。这俄罗斯人忍耐了一会儿，但是后来伸出手来，把那个侮辱他的人打了一个耳光，打得很响，整个礼堂里都听见，雷赫林斯基也听到了。他知道了这情形，就叫两个人过来，当全体学生面前问那个波兰人：

“假使他也这样地嘲笑天主教圣餐，那你怎么办呢？”

这波兰人狼狈起来，可是后来低下头说：

“我要打他。”

“喏，所以他打你。去，你还得罚跪。”

这孩子满面通红地跪在屋角里了，而且跪得很长久。我们猜测到雷赫林斯基老先生对我们的期待。我们商量了一番之后，选出一个以苏哈诺夫为首的代表团，去请求饶赦这个犯过失的人。雷赫林斯基用严肃的态度接见了代表团，然后拄着拐杖走进礼堂里。他坐在他通常惯坐的地方了，命令犯过失的人站起来，然后叫两个对敌的人互相握手。

“好，现在事情结束了，”他说，“大家忘记了这件事吧。可是如果，”他突然凶暴地瞪出一双眼睛，把那双指头短而叉开的、青筋暴露的手伸向前面，继续说，“如果我再听到有人敢嘲笑别人的信仰……我要打断你们的骨头……全身的骨头……”

于是我们又亲睦地过日子，全不注意到民族的界限……

这期间远地方发生的事件日益炽盛，热烈的气息像阵头风一般从那里传到我们这里。我们所听到的关于华沙和维尔诺的事端、关于某些人“牺牲”的消息，越来越多了；然而大人们还是竭力希望“不要当孩子们面前谈这种事”……

有一次，父亲和母亲在雷赫林斯基家里坐到很夜深。后来我瞌睡蒙眬地听见院子里响出我们的马车声。过了一会，我由于一种特殊的感觉而完全醒过来了：父亲和母亲都还穿着衣服站在卧室里，正在热烈地争论一件事，他们显然忘记了夜深，又忘记了孩子们睡着。他们的谈话大致是这样：

“无论如何……”母亲说，“你总得同意，因为本来是有的，而且在尼古拉时代还是有的……记得这件事的人还活着呢……”

“嗯，那又怎么样，”父亲反驳道，“从前有，现在没有了。亚历山大时代是有的，尼古拉把它剥夺了……当初不该暴动……”

“可是请你自己判断……难道这是正当的吗？”

“病人请教庸医！什么叫做正当，什么叫做不正当……没有人来问你。你们宣过誓的，还有什么话说！”

“不，听我说……”

“不，你听我说。”

“咳，让我说话呀……”

我从来没有听见他们之间有这样热烈的争论，况且在这样夜深的时候；我吃惊之余，就在床里坐起来。他们看见了我这个意想不到的听者，就都来对我讲话。

“喏，喏，让孩子说吧。”母亲说。

“好，让他说。孩子，你听我说：假定你答应母亲永远听她的话……那么你是不是应该履行这句诺言？……”

“应该。”我十分确信地回答。

“慢来，”母亲插嘴说，“现在你听我讲。你看，你身边有一件新衣服（我身边的确有一件新衣服，是我就寝的时候仔细地折叠起来放在椅子上的）。如果有一个不相识的人从外面进来把它抢了去……你要夺回来吗？……”

“我要夺回来，”我更加确信地回答。

“病人请教庸医！”父亲觉得我这审判官偏袒了对方，就愤怒地说，“他才不会还给你呢！如果他气力比你大……”

“喏，你瞧，你瞧……”母亲激烈地抢着说……“气力大就可以夺。你听这种话！你听见吗？”

“嘿，胡说！”父亲眼见得自己更理缺了，就冒起火来，“那么，如果是你自动给他的呢？……如果你答应过以后永不收回呢？难道后来可以嚷着‘还我’吗？……”

“给他的，给他的！”母亲悲哀地打断了他的话……“喂，你说：难道是你自动给他的吗？你想，要是一把刀架在脖子上……”

这时候小妹妹在梦中哭起来。他们这才想起吵醒了她，就停止争论，互相很不满意。父亲满面通红，态度激昂，拄着拐杖走进自己的房间里去了；母亲把妹妹抱在膝上，开始抚慰她。她的脸上流着眼泪……

我吃惊于这种从来未有的光景，很久睡不着……我觉得这场争论并非为了私人意见。他们吵了一次架，但是母亲的哭泣并非为了个人受屈，却是为了一种从前曾经有过而现在没有了的东西：为了她的祖国——那里曾经有戴冠冕的国王，有大将军，有华丽的服装，有兹包罗夫斯基兄弟所说的一种不可解而令人神往的“意志”，有桑道米尔的福玛念过书的学校……现在这些全都没有了。父亲的族人把它们夺了去。因为他们气力大母亲哭泣，因为这是不正当的……是欺侮他们……

下一天早晨我最初想起的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关于新衣服的吗？……不，它像昨天一样放在原来的地方。但是有许多别的东西不在原来的地方了。我心中长出了一些新问题和新情绪的萌芽，像针刺一般。

“要出事了”这句话又以新的形式出现了……空气照旧在紧张起来。我们所认识的夫人们和小姐们现在都穿上了黑色的丧服。警察就开始追究：他们把穿黑衣服的，尤其是戴标记（心、锚和十字架）的参加示威游行的女人抓进警察局里去，并且记录她们的姓氏。另一方面，淡色的衣服被人洒镪水，在教堂里被人用小刀割破……教士们热情地说教。

一八六一年九月，城里发生了惊人的意外事件。早上，在市中心的广场上，在贝纳金僧团的天主堂旁边，在围着短篱的空地上，赶集的群众看见一个巨大的黑色的十字架，大家很惊奇；这十字架的角上镶着缟素的边，套着一个鲜花编成的花环，上面写着：“纪念华沙被难的波兰人”。这十字架有一丈多高，立在警察岗亭的旁边。

这消息风驰电掣般地传遍全城。民众汇集到十字架出现的地方来。当局无可奈何，只得把这十字架拔起来，搬到警察局里。

城里哄传着一个消息，说这十字架被关进牢狱里了。警察局门口整天聚集着成群结队的民众。妇女们在天主堂里集会，不放警察局长进来；到了下午，一群妇女全体穿着重孝，向省长公馆蜂拥前进。基辅街上省长公馆的小平屋被包围了。父亲坐着马车经过公馆门口，看见这一群妇女和那个白发的老警察局长，他站在台阶的踏步上，正在劝告她们散去。

军队开到了。这群人到傍晚还没有散去，薄暮的时候才被赶走了……这件事使城里的人感到一种爆发的印象。据说被迫害的妇女莽撞地冲进人家的院子里和大门里去，逃进店铺里去。而“十字架被捕入警察局”这件事，竟也唤起了正教徒居民的愤慨，因为他们和天主教徒向来是供奉共同的圣物的……

从这时候起，爱国热情和示威运动像洪水一般泛滥起来。城里鼓声喧天，变成了战时状态。有一天，我们这胡同里驻了一队兵。他们挨户搜查武器。我家也不例外：父亲床头的壁毡上挂着一把老式的土耳其手枪和一把弯刀。这两件东西也被搜了去……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挨户搜查。这种方式我觉得严肃可怕。

这种种情况加强了群众的愤慨，当然也影响到儿童的心头……可是我当时既非俄罗斯人，又非波兰人，或者更正确地说，又是俄罗斯人，又是波兰人，因此这些影响波及我的心头，就像在狂风中飞驰的乱云的影子一般。

题图为柯罗连科，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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