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日本陆军》

内容简介

一战是世界上的首次总体战，它对日本军政史的影响却被严重低估。被称为“一战世代”的日本陆军军官群体，正是满洲事变、日中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的主要担纲者。他们在“大正民主时期”的灵活性，反而导致陆军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严重干政。黑泽文贵打破了陆军与“大正民主”对立的刻板印象，以两次世界大战间日本内外体制的变动为主线，勾勒了日本陆军走向战争的全过程。

作者简介

黑泽文贵， 1953 年生于日本东京。法学博士。曾任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编修课主任研究官，现任东京女子大学教授、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编纂委员、（日本）军事史学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日本近现代史。主要著作有《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宫中与政治家》《两次“开国”与日本》《历史与和解》《日本红十字会与人道援助》《日本·比利时关系史》等。

译者简介

刘天羽，神户大学人文学研究科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近现代军政关系史。

书籍摘录

序章（节选）

本书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日本陆军为焦点，力图探讨以下三个课题。第一，被普遍视作“保守”性存在的“大正民主时期”的陆军为何会“革新”化，从而变质成为“昭和法西斯主义时期”的陆军？第二，陆军为何会成为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政治的主角，成为日本走上“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的原动力？第三，对于所谓自“大正民主”至“昭和法西斯主义”的转换，可将其作为怎样的历史事象加以理解？

截至目前，关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日本陆军的研究主要立足于三个研究体系。其一是立足于现今仍有很强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系谱的研究。其二是基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决定论的研究。其三是从近年始受关注的军政关系视角出发的研究。

在第一种体系的研究中，陆军被定位为绝对主义天皇制机构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其“绝对主义”性质多被强调。此外，也有一些观点从功能的角度出发，认为陆军以 20 世纪头 10 年或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转化为“帝国主义”性质，或认为陆军是日本法西斯主义最重要的推动力。但总之，陆军（及军部这一总体）被定位为与“民主主义”价值相反的一极，最初便被先验地假定成批判性研究的对象。

但是，这种理解至少在以下两点上存在问题。第一，即便“民主主义”与“军事力量”“原本便难以兼顾”，但若过度着眼于两者对立的一面，则将难以充分把握拥有多种侧面的真实的历史过程。

第二，这种观点将“明治时期”的陆军与“昭和法西斯主义时期”的陆军同样作为绝对主义天皇制机关直接进行关联，在连贯视角下对其进行理解，是一种将陆军（军部）作为所谓“天皇的军队”来理解的方法。但是，这样一来陆军的实态在每个时期的变化，特别是“大正民主时期”的陆军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将无法得以阐明。

因此，今后的研究中最为必要的事情便是排除这种确信的观点，从价值中立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分析，并着眼于各个时期内部实态的变化。

第二种体系包含了政治学方法论和历史学实证主义两种立场下的相关研究，其内涵不尽相同。如勉强归纳，则二者在非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政策决定论两方面具有共通性。其特征在于都以政策与政治主体（包含派系）为焦点，并基于丰富的史料阐明二者间的关联性。

因此，相较于马克思主义式的研究旨在针对已被其“本质”定性的陆军展开分析，第二种体系能够解析包括历史事象细节部分在内的陆军的多个侧面，这大大提高了研究水平。但在这一体系下，“大正民主时期”的陆军相关内容同样未被发掘，留待今后的研究来探讨。

第三种体系即军政关系视角下的研究，把国别比较的方法纳入视野，意在明确近代日本军政关系的特质。其特点是不把陆军（军事）与政府（政治）先验地对立起来，这值得肯定。但是，以往的研究在以下两个方面存在不足。

第一，军部介入政治的现象在昭和时期格外显著，因此研究对象便相对集中在了昭和时期的军政关系上。

第二，即便在这一范围内，相对常见的也是与如何理解个别事象相关的视角，这包括“二二六事件”和东条英机政权的定位等相关问题，所以基于长远视角的研究较少。

之所以会有上述不足，笔者认为原因恐怕在于历史连续性观点的相对缺失。军政关系视角下的研究者与政策决定论视角下的研究者一方面相对不受价值判断的束缚，另一方面却又被昭和时期的事例过度吸引，因而优先关注解析单独事象和其在军政关系中的定位问题，却极少努力从历史连续性的观点去理解昭和时期的陆军。

但是，理解这些单独事象所需要的是阐明陆军引发这些事象的原因，即促使陆军如此行动的根本原因（结构性原因和内在动机形成过程）。为此，我们务必要阐明“大正民主时期”的陆军的实态，并结合这一点理解昭和时期的陆军。因为“昭和法西斯主义时期”的陆军突然“革新”化并介入政治并非没有原因的。

以上的说明同时兼顾了对研究史的回顾。综上所述，本书将主要聚焦于以往相对薄弱的“大正民主时期”陆军的实态研究，揭开这个新的历史侧面的面纱，分析其结构性原因和内在动机的形成过程，并考察二者在“昭和法西斯主义时期”的具体进程。

为此，本书尝试着重从以下四个视角进行分析。

第一个视角是将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历史理解为日本内外体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下出现流动化并发生重组的时期。这也必然意味着本书将重视一战冲击带来的意义，并将其定位为“第二次开国”。

以往，日本近代历史中有两个时期被普遍称为“开国”。第一个是幕末的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来航时期，第二个是太平洋战争战败及其后接受占领改革的时期。

确实，这两次巨大冲击都促使日本国内的旧体制发生了全面变革。但在笔者看来，另一次巨大的外部冲击却被以往的观点遗漏，这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

以往在日本政治史领域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日本近代史上的意义不太受到关注。虽然不是完全不受重视，但与日本经济史将其视为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的节点，或者世界史在时代划分中将其定位为“现代”的开端等观点相比，日本政治史尚未充分认识到这一事件的划时代意义。

这恐怕亦与历史认识问题，即怎样在易偏重“明治”和“昭和”的日本近现代史中理解“大正”时期的问题密切相关。但无论如何，这还是因为此前的研究者缺乏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所具有的意义进行整体性把握的研究态度。

但如若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加以回顾，便会发现这种研究现状实在是不可思议。因为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界，日本的内外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在对外方面，战后形成了欧美的凡尔赛体系和亚洲的华盛顿体系所组成的国际新体系，“新外交”理念与民族自决原则也在新体系下登场。一战前日本外交的主轴——日英同盟和日俄协约也因一战的终结和俄国革命的爆发或消失或失去其有效性，取而代之的是大战后形成的东亚国际新秩序，即名为华盛顿体系的日、英、美协调体制。

而在国内，受英、美民主主义阵营胜利的刺激，日本出现了“大正民主”风潮，并促成了作为“宪政之常道”的政党政治的确立，以及《普通选举法》的制定实施。此外，多种多样的思想受世界民主主义风潮和俄国革命的影响而流入日本，这也是该时代的特征。它在思想方面具有堪比明治这一文明开化时期的重大意义。

实际上，《普通选举法》的制定实施另含有一层意义：它是一种将上述多种多样的思想灵活地纳入体制的尝试，即通过议会更广泛地吸收国民对体制的种种不满和意见，以图社会秩序的安定化。但是，以打倒天皇制为目标的“过激思想”不被政府容许，因此作为维护社会秩序安定的另一个安全阀，《治安维持法》与《普通选举法》以配套方式被制定实施。

但总之，新的国内体制在一战后得以形成，民主主义的两大原则，即国民参政和陈述异议的原则，与以往相比得到了相当大的保障。

如上文所述，一战后日本的内外体制被重组为与以往大为不同的新体制。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一战的巨大冲击力足以与“开国”相比拟。

然而，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在一战后的“大正民主时期”形成的内外新体制未能长久持续，而是被所谓“昭和法西斯主义时期”的内外新体制取代。因此，如若将1940年形成的内外新体制，即由大政翼赞会、三国同盟和大东亚共荣圈构想为中心构成的新体制称作“1940年体制”（如后文所述），则可以认为该体制的出现才是一战的冲击所导致的最终结果。也就是说，如果从更长远的视野看待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历史，我们便可将这段历史理解为一战带来堪比“开国”的冲击后内外新体制形成的时期。

另一方面，如后文所述，笔者将一战后的“大正民主时期”形成的内外新体制称为“ 1925 年体制”，并认为它未能长久持续的特点并不意味着体制本身脆弱。“1925年体制”在国内层面同样意味着最早自日俄战争以后，或最晚自辛亥革命及大正政变以来不断发展的“大正民主”最终形成。问题在于它在尚未确立之时就过早地遭到内外形势变化的影响。但正是由于“大正民主时期”的“ 1925 年体制”具有相当大的稳固性，这一体制才会向所谓的“昭和法西斯主义”体制——笔者称其为“ 1940 年体制”——转化。

综上所述，本书的第一个视角如下：重视作为“第二次开国”的一战冲击的意义，并由此出发，不根据此前的传统观点将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历史过程理解为所谓“大正民主”至“昭和法西斯主义”的转变，而是将其视作“ 1925 年体制”至“ 1940 年体制”的体制变动。

本书第二个视角为，在一战带来的冲击中，尤其重视总体战冲击的意义。

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上的首次总体战。这场综合了长期战、消耗战、科学战、思想战的战争将国家的所有要素与战争的实施直接关联，是一场与字面意义相同的新形态战争。

对于一战带来的冲击之一的“总体战”问题，本书将会进行详细论述。其总体结论为，总体战的冲击之所以在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历史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主要基于下列原因。

第一，陆军是造成昭和时期激烈动荡的主因，而总体战问题则存在于陆军思想与行动的最深层。陆军成为“昭和法西斯主义时期”日本政治中心的最大原因在于，陆军拥有为获取未来战争胜利而构筑总体战体制的冲动，也拥有成体系的总体战思想\[第二章的分析对象《国家总动员相关意见》（『国家総動員に関する意見』）是其起点\]作为保障。

第二，当时因总体战这一战争新形态的出现而受到巨大冲击的陆军军官群体正是在其后的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日中战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直接担纲的一代人。虽然执笔《国家总动员相关意见》的是永田铁山少佐（1935年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时被视作统制派首领，后在其办公室遭暗杀），但他所属的陆军士官学校第 16 期生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日俄战争的实战经验。因此比起日俄战争，一战带来的战争冲击反而更为他们所重视。因此我们可将第 16 期生以后的新军官群体理解为“一战世代”，正是他们在“昭和法西斯主义时期”的陆军中担任中枢职务。

第三，总体战问题不仅关乎军事层面，更要求极为广泛的领域进行重组（内外体制重组）。这一点也为政党、官僚和财界等各方所理解。如本书第二章所述，由于总体战论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近代化论，因此其不仅是军部自身的问题，而且是与整个日本政治相关的问题。

第四，因此，作为一战冲击的总体战问题是促使两次世界大战间日本的内外体制发生重组的主要原因。而尤为重要的一点在于，日中战争后，构筑总体战体制不再只是纸上谈兵，而成了日本政治的中心课题，并最终发展为“ 1940 年体制”。

综上所述，总体战的观点不仅有益于考察军事相关问题，对于考察两次世界大战间的整体历史过程也极为有益。这便是本书第二个视角。

本书第三个视角便是关注“大正民主”与陆军的关联性。以往的研究普遍将此两者视为对立的，但其实态并未被充分解析。然而，这二者的关系正是“昭和法西斯主义时期”陆军所展现的特征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当然，这并不是要否定两者对立的一面。本书的一个假设在于，在“大正民主”面前所表现出的灵活性反而是促使陆军发生质变的重要原因。

最后，第四个视角便是把陆军（军部）作为近代化过程中的国家军队加以理解。

明治维新后，在“万邦对峙”“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等口号下，近代日本以国家资本为中心进行了“自上而下型的近代化”。在这一意义上，当时日本比西欧列强较晚开始近代化，是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即便是一战后，日本亦仍停留在重化工产业尚未充分发展的阶段。

众所周知，在这种后发国家的近代化过程中，拥有高度的专业知识技术和牢固的组织凝聚力的军队通常处于重要地位。日本亦是如此，军队的建设较官僚组织、经济机构、教育制度等领域更早进行，军队虽不是唯一的精英集团，但确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另一方面，为稳步进行近代化，最为必要的便是安定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军队本就拥有对外防卫和维持国内治安的两大使命。换句话说，这便意味着军队组织对于维护安定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秩序负有责任。因此，军队原本便是肩负内外“秩序维持”使命的组织。

在这一意义上，作为维护秩序的机关，军队的正统性通过与天皇的直接关联而得以维持。这种关联在宪法体制中被制度化，成为统帅权独立的形式，这给予了军队在政治中的独有地位。也就是说，只有军队是对日本的内外局面负有明确使命，且与外交和内政均有联系的国家机关。

这一具有特异性的组织相对独立于内阁，即独立于代表国家主持内外局面的唯一机关，并将维持日本的内外秩序作为目标。因此，陆军对于两次世界大战间的体制变动必然是敏感的。

因此，本书的第四个视角便是对陆军进行如下定位，即它是在后发国家的近代化过程中拥有相对独立的使命意识，并以维持日本的内外秩序为目标的组织。

综上所述，为解答上述课题，笔者将在两次世界大战间体制变动的大框架下，将总体战的冲击、面对“大正民主”时的灵活性，以及维护内外秩序的使命意识这三个视点相互关联，以此对该时期的陆军进行分析。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通过上述分析而将在后文中显露的一点是，“大正民主时期”的陆军采取了极为灵活的现实主义立场。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使其灵活性成为可能的上述三个重要原因，即总体战的冲击、面对“大正民主”时的灵活性，以及维护内外秩序的使命意识同时也是促使陆军发生质变的重要原因。

题图为电影《日本最长的一天》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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