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

内容简介

自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到 1945 年二战结束，日本以“国体”之名，让包含殖民地在内的全日本帝国笼罩在强烈的国家意识形态支配下，对战争、天皇、国家极端狂热，进而深化其大亚细亚主义与玉碎思想。通过考察日本人的锁国性格与自卑感、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国家的强制力，以及国家与人民的关系，鹤见俊辅精辟地剖析日本如何从一个在明治时期走向富强，精神思想自由、开放的国家，转变为保守、狭隘，法西斯主义横行的侵略国。他进而解释日本知识分子对国家主义的挣扎、反省、抵抗为何会失败，又如何在受到压迫后屈服“转向”，成为军国主义的“共犯”，最终在国家发动战争时，宣传并正当化军国主义和超国家主义，致使日本走向玉碎之路。

作者简介

鹤见俊辅（1922—2015），日本思想家、文化评论家、社会运动者。曾任教于京都大学、东京工业大学、同志社大学。与丸山真男、都留重人等人组成“思想的科学研究会”，其主导的刊物《思想的科学》，为战后日本最负盛名的思想杂志。强调“思想·良心的自由”，积极参与反对越战、推动慰安妇赔偿等运动。着有《战后日本大众文化史》《战争留下了什么》《漫画的战后思想》等。 1994 年因其对现代思想和大众文化论的贡献以及在野思想的确立，荣获“朝日奖”。

书籍摘录

九  玉碎的思想（节选）

尽管并非所有日本人都有不堪回首的战争期间的记忆，但至少对现在四十岁以上的日本人而言，它的确是段苦涩的回忆。这些“人们”，其实也包括我，我们始终有一个强烈的渴望，亦即希望把这段记忆埋在心灵深处，因为我们不想直接与它面对面。关于这个现象，日本的不同世代都有自己的看法。比如说，有些成长于战后的年轻日本人，就会清楚地诘问他们的父执辈，他们在战争中到底做了什么？做父母的面对这种质问，都不愿意回答，至少有很多为人父的是如此。但读者若能了解他们是如何记忆战争期间的偶发事件，如何将记忆藏在心中并置换成他物，如何解释，又如何表述此记忆，便能掌握理解日本文化的一条线索。我们就从这个着眼点，来追溯十五年战争期间，以重大事件为主的各种军事行动。

1931 年 9 月 18 日，几名被派至中国东北满洲的日本参谋军官，拟订了一个计划 ：要在距奉天（沈阳）北方约 7.5 公里处的柳条湖，炸毁当时隶属日本管理的南满铁路的某一段路轨。他们并没有事先向派遣军司令官和参谋长报告这个计划。事实上，炸毁铁路的是河本末守中尉及其部下的几名士兵。不过，这个事件却被日军报道成中国人所为，把事件的责任扔给了中国人，日本国内的报纸也不断借用军方的报道。日本旋即对这次炸毁事件展开复仇作战。战争开始之后，日本未经宣战就把这次事件命名为“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在这个秘密计划的背后，当时日本的派遣军，也就是关东军的参谋军官石原莞尔中校曾参与其中。他提出一个战略理论：日本必须在满洲建立军事要塞，并借此为之后日本与西欧各国间可能爆发的世界最终战争做准备。后来，同样在关东军参谋军官们的策划下，将废黜中国宣统皇帝溥仪一事也加入计划中，并于 1932 年扶植其为“满洲国”的皇帝。虽然“满洲国”的事实以强迫承认的做法，还包括了扶植傀儡政权，和退出对此行为大加挞伐的国联在内。吊诡的是，此种做法后来却为意大利和德国的国策提供启发作用。若从同时代的世界史中加以考察，“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曲，也是开启日本十五年战争的肇端。

使用“十五年战争”这个称呼，主要有两个用意，亦即把日本经历漫长的战争时代划分为二 ：日本与中国的对战和日本与英、美、荷等国的战争。由于战争期间我还是个少年，因此，只知道这次战争被称为“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过了几年，又爆发了战争，大家称之为“上海事变”（一·二八事变）。又经过数年，这回别人告诉我发生了另一场名为“支那事变”（七七事变）的战争。这些所谓片段的“事变”，就这样毫无关联地灌入我们年少的脑海中。这正是当时日本政府的意图！如今，我从大人的角度思考，却有了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些“事变”都是与历史的事体有其联系的战争状态。接下来在 1941 年，我又得知日本和英、美的“大东亚战争”开战了。对日本人来说，我们在主观上被教导知悉历史上有过几次零星的争战事件，但却把它们当成不同的战争，而非视为历史事件。正如我在家永三郎于 1968 年出版的《太平洋战争》一书序言中指出的，我们应该把 1931 年至 1945 年的战争看成是一场连续性的战争，并且把这次战争视为日本败于中国的战争！

这项作战行动是由远离东京的陆军参谋总部，也就是由关东军内部少数几名参谋军官暗中拟订的。他们在计划实现之后，以此作为既定事实，强迫东京的陆军参谋总长予以承认，进而强迫当时的日军大元帅—天皇，接受这个已然展开的战局。他们将此次没有事前知会天皇和东京参谋总部的行动称为“统帅权”，而统帅权决定的行动，包括日本首相及文官在内的内阁阁员都必须接受，这是当时军人思考的逻辑。在1931年的日本政治中，这种观念获得胜利，最终把日本推上世界的舞台，步入与军力远胜于日本的各国展开对决的境地，而其背后的原动力，正是来自于殖民地派遣军内部的一群年轻参谋军官。在最初阶段，这个集团还包括石原莞尔。他虽然行事专断，但颇有先见之明。 1936 年，石原加入遭到压制的年轻军官阵营，接着，又在 1937 年之后，明显转向有意停止攻打中国的阵营，因而被逐出陆军权力核心。在日本与英、美打得方兴未艾之际，石原被编入预备部队。战争就在摒除这位最初全盘策划者的情况下，由一群精于操控陆军职业军人集体欲望的成员，在东拼西凑的计划下持续进行。

日俄战争以前，日本的陆军就以普鲁士陆军为楷模，之后更是崇拜德国陆军的作为。纳粹德意志在欧洲兴起之后，日本陆军的领导者们便强烈希望日本能与德国结合。从军事上来看，这可以说是有某种根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史家李德·哈特（Basil Henry Liddell-Har）曾指出，日本只有和德国结成军事同盟才有可能打赢这场战争。李德·哈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70）一书中提到，波兰和法国败给德国之后，唯有英国的军力足以对抗德国，因为这时候美国和苏联尚未加入战圈。日本参与这次战争，对希特勒并没有帮助，因为日本加入战圈，反而把美国的力量拉入这场战争中。日本海军刚好与陆军形成鲜明对比，是以英国为楷模而建立的。关于与德国和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一事，日本海军始终与陆军针锋相对。1938年，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在主要阁员的会议中清楚指出，即便集结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三国的海军军力，也敌不过英、美、法及苏联海军战备的总和 ；他又说，日本海军原本就不是为与英、美两国作战而建立的，而德国海军和意大利海军不足为惧。这种毫不客气的见解，乃基于他对现今世界局势的具体掌握。

确切地说，日本海军在 1941 年向英、美两国宣战时，也未丧失这种务实的态度。因为当时联合舰队的总司令山本五十六也已看出势态，亦即日本虽然在战争初期可以取得耀眼的成果，但此优势恐难持续。

然而，日本陆军依仗日本精神与国体绝对优秀的自我暗示，打败了日本海军基于务实态度的自我认识。最后，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缔结了军事同盟。

1941 年 9 月 6 日，召开指导战争的“御前会议”决定对英、美宣战。在会议中，天皇问当时的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上将 ：“一旦与美国开战，陆军要耗费多少时间才能结束战局？”杉山回答 ：“南太平洋的战事大概三个月内即可结束。”但天皇反驳说 ：“日支事变爆发之际，时任陆军大臣的你表示，战争大概在一个月内即可结束，但迄今已过四年，为什么战事尚未结束？”杉山则回答 ：“因为中国大陆幅员广大。”天皇又问 ：“倘若中国是个大国，太平洋岂不是更大？你是基于什么理由判断战争可以在三个月内结束？”接着，天皇再问 ：“领导高层是否把重点摆在外交上？”这时候，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大将帮杉山回答 ：“正是如此。”然而，尽管外交自始至终就受到重视，但有关开战或和平的决定，这时候已定下日程，而且也决定积极准备军力，以供开战时刻之需。这些事实已大大倾向天皇担忧的方向，也就是开战。

假定这时候和美国的谈判没有成功，宣战的日期就定于 10 月上旬。到底是基于什么理由把日期定于 10 月上旬呢？因为日军每天都在进行激烈的军事训练，而且石油的存量消耗快速，光是一个小时，海军的耗油量就达 400 吨。因此，结论就是 ：若要发动战争，现在正是最好时机。

另一个重大的理由是美国方面的立场。美国政府明确表示，日本从中国撤退和与德国、意大利断绝结盟，是恢复美日关系的前提条件。石油存量和美国的要求，才是把日本赶向不可能战胜的赌注的两项因素。在天然资源和工业基础上，日本远逊于中国、美国和英国。日本可以凭恃的只有日本精神和对国体的信念，这是明治维新以来，历时七十年，由日本政府在国民中培育起来的。从军事的观点来看， 1941 年 12 月，德国已经跟俄国开战，日本开战伊始就胜利无望的评断自是恰当的。 1942 年 6 月 5 日，日本海军在中太平洋的中途岛海战中，尽管数量上优于美国海军，但仍吃下第一场败仗。山本五十六大将麾下有 200 艘军舰，尼米兹上将（Chester William Nimitz）则以 76 艘舰船迎战。战斗结束时，日本损失航空母舰 4 艘、巡洋舰1艘和飞机 330 架；美国则折损航空母舰1艘和飞机 150 架。山本五十六大将开战时承诺的惊人战果，在这一阶段便告幻灭；接着，要守住开战初期占得的若干前进基地，更是愈加困难。瓜达尔卡纳尔岛的防卫注定是要失败的。日军于 1943 年 2 月 7 日撤出瓜达尔卡纳尔岛，却使用“转进”这个字眼，模糊国民对日军撤守的认知。从那之后，作为前进基地的岛屿逐一沦陷，只有阿留申群岛中的基斯卡岛例外。日军在此的撤守作战成功地瞒过美军的攻击部队，美军经过三天的猛烈轰炸和登陆作战后，才发现日军已经完全撤走。日军方面并没有全力支援孤立的部队，也没有把被美军夺走的众多岛屿重新抢回来。因此，在这些岛屿上的日本士兵，分别陷入封闭的状态中；而正如陆军的战场训示，他们坚守“生不受虏囚之辱”的信念，因而走向玉碎之路。 1943 年 5 月 29 日，美军的登陆部队攻陷北太平洋阿留申群岛内的阿图岛时， 2,500 名的守备队士兵中，只有 29 人被俘。在阿图岛之后，南太平洋的马金岛、达拉瓦岛和吉尔伯特群岛，加上中太平洋马利亚那群岛中的塞班岛，以及非常接近日本的硫磺岛等，纷纷展现出“玉碎”的风范。最后，距离日本本土最近的冲绳，也在 1945 年 6 月 23 日沦陷了。

这些激昂的模范警示了住在日本本岛的日本人，美军登陆时自己应该做什么。因为当时的政府强调，凡是天皇陛下的忠良臣民应有为维护国体，不惜玉碎的决心。如此一来，即使所有日本人，包括天皇在内皆全数灭亡，形式仍会留存下来。维护国体此思想本身，即有这层哲学含义。根据支配日本长达十五年的陆军解释，敕语的哲学必然带来这种逻辑归结，但在当时的日本，只有极少数人敢质疑这种推理逻辑。至少在现实上，包括社会科学家和各宗派的宗教家都不敢出声批判此观念。1941年决定走这条路线时，难道当时的领导者不应负起事先提醒日本国民，将被政府带向玉碎之路的政治责任吗？

海军军官由于操作机械的需要，无形中在职业上形成技术者的思维方式，也由于他们平时航海绕行世界的时候，有机会与世界各国的海军军官交流，因而保有一种从国际视野看待事件的习惯。因此，海军在拟订作战计划上较具合理性，有着“绝不拟订参与者生还概率为零的作战计划”这种不成文的规定，至少理论上如此。太平洋战争初期，即使是在珍珠港攻击美国船舰的双人座特别潜艇，也允许他们在鱼雷攻击结束后，返回出发的航空母舰。尽管海军并不热衷于近乎自杀式的战争，但最终仍被卷入崇拜“玉碎思想”的集体狂潮中。担任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的海军中将大西泷治郎，于 1944 年 10 月 20 日下令组织“神风特攻队”。事实上，这项自杀攻击的训练，在 1944 年初即已开始进行，使用的都是为此目的而设计建造的飞机。最后，构想终于实现。大西泷治郎中将对当初下达这项命令自觉责任重大，便于日本投降之后，以武士的方式切腹自尽。

参加神风特攻队的成员，都是从有意投入这项为特别目的而战的志愿者中选出来的。不过，战争发展到这个阶段，不管是加入海军还是陆军的青年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受到这股风潮的感染，纷纷志愿参与这项任务。日本的报纸在报道神风特攻队时，还刊登了他们出发前的英姿照片，并借由重印他们所写的信件、遗书和辞世诗句，赞扬他们是多么勇敢的青年。新闻影片中，也拍出这些青年出发时英气焕发的立姿。战争结束之后，比特攻成员更年轻的日本人，用新颖的角度描写神风特攻队。小田实是属于较年轻一代的小说家，战争当时，大阪遭到空袭，他正置身于不知逃往何方的几万名灾民之中。少年时代的逃难经验告诉他，要从被赶出家门、前途茫然的群众立场看待这场战争。神风特攻队的队员大概也有与他少年时代经历过的类似经验吧。也只有以此方式思考，小田实才得以在自己的心中捕捉作为英雄的特攻队员，驾机驶离机场后的形象。对习惯以战争时期培养的传统观念看待战争的年长一代而言，想象特攻队员驾机起飞后的殉死心情，也未免太过残酷，所以后来就不予揣度了。 1965 年，小田实写了一篇题为《思考死难的意义》的随笔，从各种角度揣想特攻队员的心境，表现出战后一代的观点，试图把被塞进英雄传说中的神风特攻队员，从传说中拯救出来。这种思想给予当时推动社会运动的新世代极大帮助。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通过严密的组织，而是采取较松散的联结方式，亦即通过在都市遭到空袭时被迫逃出家门的群众，来抗议日本政府与当时正在进行越战的美国政府合作。

渡边清十七岁时，志愿加入海军当水兵，他服役的船舰“武藏”在当时是最大的军舰，但却被击沉。受创之际，他的一个同伴水兵抱住船桅，哭喊着母亲的名字。不过，这名同伴的死，与日本士兵临死前高喊“天皇陛下万岁”的传说相去甚远。他在战后出版的纪实小说《战舰武藏的末日》中，对此事有详细的描写。虽然他长期担任“海神会”事务局局长，全力支持此会，但他与任何政党都没有关系，也不受党派左右，专心投入保存战争记忆的工作，从搜集战殁学生留下的书简，使其结集问世的活动开始。这些书简最后结集成书，题为《听吧，海神的声音！》。

林尹夫是神风特攻队队员之一。据说，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仍偷偷地阅读托哥哥取得的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他在军队的厕所阅读该书，每读完一页，便把它撕碎吞下。他从中得到一个结论 ：自己将为毫无意义的目的而死。他体悟到，日本进行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战争，日本终将被美、英、苏、中四国联合的强大军力打败。他把这个想法写在自己的笔记上，又悄悄地寄给哥哥。他虽然能够构想自己死后的社会形态，但却找不到自己如何在未来社会效力的出路。战争结束之后，他的哥哥把他遗留下的书简和笔记，编辑成册出版，题为《命舍月明时》。

海军少尉吉田满所乘的“大和”舰，是当时与“武藏”舰并列的世界最大的战舰。不久，“大和”被编入攻击美国海军的特攻任务，不携带回程的油料，直接从日本本土出航进击。战舰在离开日本港岸，航向最后之航时，军官房间里随即展开热烈的讨论。往昔钳制军官们言论自由的肃杀气氛终于解除。他们都在思考，自己到底是为何而死？一名职业军人—炮术军官臼渊上尉在激烈的辩论中说道 ：“从战略上来说，我们这次出击毫无意义可言，也不能给敌人任何打击；我们的目的就是证实此一行动的徒劳，我们将为此而死。”这些话都被吉田满记录下来。吉田满是少数落海后被救起的生还者，他在《大和战舰的末日》这部史诗般的纪实文学中，写下臼渊上尉的看法。这本纪实性的长篇著作，是在日本投降之后，由参战的海军军人写成，丝毫没有对美军占领日本时期，钳制言论思想的做法有任何妥协，因此占领军的检阅单位禁止这部著作据实出版。直到占领时代结束的1952年，这部作品才以完整记录当时史实的形式，出现在众多日本人的眼前。作品的率直文体洋溢着年轻士兵的勇敢，日后成为日本文学中留存的名著之一。这部作品的卓绝之处在于，没有蒙上战后性格的痕迹。由战争时期军人文体所写成的作品，反而可以超越战争时代的精神，给予不同时代的读者们强烈的震撼。而这正证明，无论在任何时代或任何社会，文学作品都是最普遍的试金石。

许多参与特攻行动的青年，都认同自己的行为价值。在这些人之中，我引述的林尹夫和吉田满，在战争末期封闭窒闷的氛围中，早已展开独立的思考。他们无力从封闭的状态中挣脱出来，自然更没有气力击垮封闭的国家。可是，他们孤独的声音传至今天，他们就像落地而死的麦子般，虽然一粒麦子死了，但还会长出更多的麦子。

题图为电影《广岛之恋》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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