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民：四个世纪、五个地区的历史》

内容简介

本书是查尔斯·蒂利融贯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野心之作。全书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建构为两大主轴，关注法国走向近现代的 17 — 20 世纪，精选勃艮第、安茹、朗格多克、佛兰德和法兰西岛等五个各具特色的地区，描摹了大时代背景下法国民众生活的真实图景。蒂利耗时 30 年爬梳大量史料，以诸多案例，引领我们从 1598 年的外省乡村小酒馆，一步步走向 1984 年人头攒动的巴黎街头，展现了由钱袋、刀剑、面包、十字架、工业化和城市化等所引发的冲突和变革。这是一部以民众为主角的法国近现代史，再现了法国波澜壮阔、曲折动荡的现代化征程，区域研究与整体比较兼备，可读性较强。

作者简介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享誉学界的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政治学家，被誉为“21 世纪社会学之父”“ 美国最多产、最有趣的社会学家”。曾任教于哈佛大学、多伦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高校。主要研究社会运动、城市化进程和民族国家的形成，曾荣获法国棕榈叶教育骑士勋章、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阿尔伯特·赫希曼奖、美国社会学学会终身成就奖、国际政治学会卡尔·多伊奇奖等。一生著有 50 余部著作，代表作有《社会运动，1768—2004》等。

译者简介

汪珍珠，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兴趣为二语教学、文化史、翻译理论和实践。编著或参编二语教材若干，在国内外期刊发表二语教学和文化史方向论文若干，译有文化史著作《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

书籍摘录

第一章  民众斗争的挑战（节选）

在勃艮第公爵那座庞大的旧城堡里，第戎市档案馆占据了几间零落的房间，档案馆的正门对着解放广场（Place de la Libération）的雅致半圆。该广场建于17世纪晚期，当时被称作皇家广场（Place Royale）。高敞的阅览室里，研究者们很容易就能知道有人在进进出出，因为只要外面的门一开，刺耳的铃声就会在阅览室响起。刚来的访问者关上朝街的大门，穿过接待室，摸索着走到内门，然后走进阅览室，整个过程通常延续五到十秒钟。天气不好的时候，刚来的访客会造成更大的干扰。门铃长时间响过之后，就听到有人在跺脚、脱靴子、挂雨衣，然后就走进来接受大家的审视。出口处的干扰也一样，因为离开的人会精确地再现入口处的情形：“砰”的关门声、拖沓声、跺脚声和铃声。

门铃声并不经常响起。平常的日子里，读者只包括几个公务员、一两个古文物研究员、 偶尔来访的几个大学生和外来的历史学者。然而这些为数不多的读者却找到了丰富的馆藏资料。第戎市档案馆收藏了勃艮第首府第戎的幸存资料，从勃艮第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权实体时期到成为法国的一个主要大省。馆藏资料非常丰富，直到大革命时期的中央集权化将政权和文档资料都转移到了国家机构。

在几千卷大革命之前的卷宗中，大约有 167 卷是关于“警方”（police）的，这个词语沿用了旧制度下的广泛含义，意指对所有公共恶行的防卫。这些卷宗关注卫生、公共健康、防火、庇护所，关注对乞丐、流浪者和罪犯的追捕，关注对游戏、集会和公共庆典的管控。 19 世纪的档案管理员先按主题、大概的时间段，然后再按当时整理这些记录的机构所用的类别，例如事件、活动、会议等，对这些文献进行分类。

这一系列卷宗里有驱逐官（chassecoquins）的活动报告。驱逐官是 17 世纪的官员，其字面含义就是受命将无赖和游手好闲之辈（coquins）逐出城市的官员。卷宗里有自 1290 年开始政府在这个广阔的葡萄酒生产地区对葡萄丰收季节的监控记录，其详细程度令一般人都不大愿意去读；还有四个世纪以来有关公众资助之庆典的大量记载（甚至还有发票等票据）。通过研读这些文献，我们可以看到时人对各种活动的精心准备，从每年一度的圣约翰节前夜的烟火庆典、城里的宗教节日，到市长的选举日。 1642 年的一条记录提到“一群犯罪分子燃放了本应由市长亲自点燃的烟火”（AMD I 43）。我们可以看到 1711 年在一支人数众多的送葬队伍中， 60 名乐者边弹边唱为王太子创作的安魂弥撒曲。我们能读到盛大的举市庆典，例如 1766 年为孔代（Condé）亲王举办的市政厅音乐会，主要演奏者是声名远扬的来自萨尔茨堡（Salzburg）莫扎特家族的孩子们（AMD I 48, B 400）。我们还能看到一连串声势浩大的进城仪式，包括 1387 年查理六世、 1470 年大胆的查理公爵（Duke Charles the Bold）、 1595 年亨利四世、 1674 年路易十四及其王后，直到大革命时期其他许多人的进城仪式（AMD I 5-36）。（1564年为迎接查理九世进城，几百人受雇协助准备“国王莅临所必需的作品和装饰”，其中画匠不少于23人。AMD I 18.）简单地说，我们可以一窥第戎公共生活的风情图。

相比于关注君王，更关注普通百姓如何参与公共生活的读者，在这些文献中也能发现很多值得思索的内容。例如，有一卷文献记录了 1639 年至 1775 年几次干扰公共秩序的“煽动”行为和严重违抗事件。在大革命之前的一百年中，这些事件通常被称作“煽动”“激动”“哗变”，而后来的观察家则将其称作“暴乱”或“骚乱”。这些观察家都缺乏同情心。不管是“煽动”“激动”“哗变”，还是“暴乱”和“骚乱”，都有否定含义，都是当权者的词汇。

1975 年春季的某一天，我坐在第戎市档案馆的阅览室，孜孜钻研 17 世纪的报告，档案管理员萨武雷（Savouret）先生、雅凯特（Jacquette）女士和伯努瓦（Benoist）先生正忙于他们的工作。这时，有个模模糊糊的声音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原来有人在咏唱。我问同伴：“发生什么事了？”我们走向高大的窗户，透过城堡的栅栏大门看向解放广场，原来有人在游行。

我冲向出口，不休的门铃宣告我从 17 世纪回到了 20 世纪。数以百计的年轻男女踏着并不整齐的步伐行进在街道上，有些拿着一个男人形象的人偶，有些举着标语和旗帜，一路大声歌唱。其中一个游行者塞给我一张传单，原来这次游行关系到那些预备教授运动与体育课程的学生们的未来。那个人偶是指青年、体育和休闲部的部长马佐（Mazeaud）先生，他只给体育教育非常微薄的经费预算，还提议削除公共学校的体育必修课。这将严重影响那些学生未来的工作。同法国其他城市里的学生一样，这支示威队伍也是前往共和广场（Place de la République）集会。大约一小时后，示威的队伍再次经过档案馆，然后回到大学区。本来就不整齐的队伍更加混乱，也不再有整齐的合唱，但示威者还在大声喊着口号。慢慢地，他们的声音被街上的日常喧嚣淹没。我的思绪又回到了三个世纪前的 1675 年。

1675 年和 1975 年的骚动事件是否属于同一长绳上的不同环节呢？档案馆里和街道上的事件都是群众基于共同的不满、希望和利益而集结在一起的行为。这种集结—我们姑且称之为“群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有着自身的历史。因为激发群体行动的不满、希望、利益和机遇不同，群众行动的方式也会不同。

在利益与机遇之间还有一个因素：组织。无论是 17 世纪的酿酒农，还是 20 世纪的学生，卷入到群体行动后，都没能抓住所有机遇为自己的利益展开行动。他们对每个机遇的反应也不尽相同。他们如何团结在了一起，哪些共同行动的方式已为他们所熟知，他们对哪种消息比较警惕，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他们行动的频率、方式和效果。

1675 年和 1975 年的事件呈现了一个特殊种类的群体行动：不连续性的、抗争性的群体行动。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称为“抗争”（contention）。在这些事件中，人们不仅因为利益集结在一起，而且他们的行动方式还直接、直观、显著地影响他人，从而实现他们的利益诉求。这种行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人们行动的不连续性：他们投入相当多的努力，然后就完全停顿。如果我们只关注煽动、哗变、暴乱和示威，就会忽视那些以社交、娱乐、自我提升或仪式为目的的群体行动，除非它们发展成了抗争。我们还会忽视工坊、教堂、帮会或其他组织处理事务的常见方式，除非它们也具有抗争性。但是，对抗争的研究还是要求我们对上述常见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群体行动予以必要的关注，毕竟它们是情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将冲突作为研究焦点。

冲突，不是无序。当权者和欠考虑的历史学者通常将群众抗争描述成无序。在17世纪的勃艮第，他们就使用“煽动”“激动”和“无序”来描述老百姓为某种诉求所采用的方式。然而，我们越仔细审视这些抗争，就越能发现其中的有序。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到这种有序：一是群体行动扎根于社会日常生活的惯例和组织，二是向利益受触动之团体的示意、协商和斗争是一个持续性过程。

抗争形式自身就彰显了这种有序。在以下这些被当局称为无序的行动中，我们就发现人们其实是在重复一些数量有限的行为。在 17 世纪的法国，普通民众并不知道如何示威、集会或罢工，但他们在驱逐收税人出城、厌弃贪官污吏、羞辱伤风败德者时还是会遵循一定的惯例。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会详细描述这些惯例。

在这些行动中，每一次都将某个特殊群体与其他某个个人、团体或几个团体相联系，每一次都是在与其他团体的持续互动—斗争、合作、竞争或兼而有之—中开始和变化的。对某一特殊团体而言，我们可以将其向不同个人或团体提出各种诉求所采用的整套方法看作其抗争的剧目（repertoire）。因为相似团体通常拥有相似的剧目，所以对于某一时期某一地区之人民的抗争，我们可以笼统地讨论其一般性抗争剧目，其中就包括 17 世纪法国的某一时期、地点和人群。

抗争剧目其实限制了人们的行动。人们通常倾向于已然熟谙的惯例，所以革新无法突破惯例，即使原则上某些非熟谙的行动形式可能更有助于实现其利益。那么，我们可以笼统地设定一种抗争剧目，这种将真实的人们彼此联系的剧目囊括了各种形式的抗争，并在利益、机遇和组织的变迁中形成并变化。

资本主义、国家构建和民众抗争

然而，本书并不打算对所有抗争进行整体性叙述，而是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就法国而言，从 17 世纪至今，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国家的权力集中如何影响了普通民众为利益抗争—或无法抗争—所采用的方式？对于这个问题，并不是某个单一地点、人群或事件就能回答的。审慎地比较自 1598 年至 1984 年不同地区的民众抗争，或许可以为这一问题提供解答。本书就是要进行这项比较工作。

我们要在资本主义和国家构建的框架内追踪重大变化自 1598 年以来如何影响了普通民众中不同群体的利益、机遇和组织，然后再去看这些利益、机遇和组织的变化又如何重塑了这些人的抗争。我们追踪变化，但并不对所有抗争行动，更遑论对所有群体行动提供完整的解读；我们只是竭力去理解这两种庞大又相互依存的力量对群体行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和转变。这才是本书的主要任务。

资本主义生产就是掌握资本的人对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使用做基本决策，然后利用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来生产商品，简单地说就是资本集中和有偿劳动。民族国家的成长则使某种组织能够加强对共同疆域内资源的控制。与其他组织不同，这种组织形式上自主、集权、内部能够相互协调，并具备主要的集中化高压手段，简单地说就是集权和疆域掌控。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国家的成长都暗示或导致了复杂的社会变化，例如日常生活质量的变化。四个世纪以来，法国人民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可能就是劳动的无产阶级化—家庭逐渐失去了对自身生产工具的控制，而日益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无产阶级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家劳动力和商品市场的发展、工厂化生产的转向、城市人口的阶级分化，以及其他许多社会生活的变化，至少部分是由无产阶级化进程造成的。

至于国家构建，我们很难确定此进程的哪个部分对日常生活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是国家机构的壮大和繁复，还是其高压和榨取力量的渗透。其实这两者彼此扶持，没有必要进行比较。规模的壮大增强了任何一项国家行动对普通民众的福利可能造成的影响。压制力量的渗透使小规模的社会生活越来越难以摆脱国家的监控和干预。用警察维护治安的常规化、兵役制的普及、财政和人口统计报告制度的创建、政党和压力集团（pressure groups）的出现等，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变化都或多或少源自民族国家的成长。

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民族国家的成长，都不是线性的、连续的、一帆风顺的，两者都经历了发轫、行进、危机、反复和高潮。这也正是抗争的历史会如此不规则的主要原因，因为相比于其他因素，法国抗争史中的主要变化和波动都是在回应国家构建和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起伏。 17 世纪正处于迅速构建期的好战的法国，掠夺并占用了人民的权利和资源，因而激起了广泛的反抗。 19 世纪，大工厂里部门化和精细化的劳动力分工使生产的发展更加迅猛，也使得以工厂为单位的罢工更加显著。种种事例都显示，抗争的波动与资本主义和国家构建的起伏之间有着直接又密切的联系。

当然，并不是所有抗争都与国家构建和资本主义有着直接的联系。 20 世纪 70 年代布列塔尼和奥克西坦民族主义（Breton and Occitan nationalism）的兴起无疑与国家构建和资本主义有关系，然而，地区性和民族性运动并不像工人组织与纳税人抗税运动那样紧紧跟随国家构建和资本主义的逻辑。

这是怎样的逻辑呢？国家构建和资本主义的根本结构到底以何种方式促进了某些形式的抗争呢？为了能简洁地回答以上难题，我们必须理顺时间并忽视法国历史上的一些偶发事件。认为抗争有其自身的历史记忆，一次抗争的结果会影响下一次抗争的形态，这种简约化的处理方式是有风险的。然而，简约化分析能够提供一条基线，我们可以此一探历史真实。这种回报值得我们去冒险。

总的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引发了三种基本冲突，这三种都可能催生公开的抗争。第一种最显著，即资本与劳动力的对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发展越完善，这种对立就越尖锐。（事实上，其他条件不可能总保持相同，这也是通常对马克思主义两极化加剧之预测的批评所在。例如，组织化劳动者和组织化资本家在劳动力无产阶级化进程中会相互协商妥协。）第二种冲突源自对生产要素的集中化掌控，这也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特征。在此过程中，资本家必然面临其他已占有土地、劳动力、商品和资金之人对集中化的对抗。第三种冲突是在相同市场内的彼此对抗。因为商品、劳动力和土地的买者与卖者在相同的市场内相互竞争，各自的利益驱使他们彼此对抗。

国家构建的逻辑也有三个面向。第一个是从被统治的人民身上抽取资源，这必然会在国家执行者与其他已占有这些资源的组织、家庭、工厂、社群等之间造成对抗。第二个是疆域内外的国家政权与敌对政府（包括准政府）之间为争夺对人口、疆土和资源的控制而引发的竞争。第三个是名义上臣服于既有国家的组织之间，为争夺已处于此国家代理人掌控之下的资源和设施而展开的竞争。

历史上，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民族国家的成长彼此交叠、互动，但并不是自动地相随而动。事实上，极端情况下两者会彼此相悖：极端的资本主义将所有生产要素都归于资本家，任其支配，国家无任何资源可享；而极端的国家构建则从其他社会单位榨取所有资源，不给资本家任何自主权。然而，如果资本主义与国家构建同时进行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两者之间会发生一定的妥协。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这种顺序：

初期：资本家在集聚财产，国家构建者在致力于汲取资源和击败对手；抗争的主题是榨取、国家控制、资本控制，以及对以上这些的抗拒。

后期：在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已有国家政权的框架下，抗争的主题是资本与劳动力的斗争、市场内的竞争、控制国家政权及其资源的企图。

当然，这种分期只是相对的，毕竟我们没理由认为资源的汲取和抗争会终结，而且我们相信资本与劳动力的斗争在资本主义初期就已然存在。再者，当资本主义与国家构建不同步时，还会出现不同的模式。例如，当国家构建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我们就很可能发现对国家汲取资源的强烈对抗。原因很简单，就是资本家还不能通过自己征收生产要素的方式来促进这种对资源的汲取。随后我们可以在本书中读到在法国不同地区出现的不同模式。不过，作为宽泛的概括，这种两段式分期的体系还是比较适用于约公元 1500 年以来的法国历史。初期到后期的过渡发生在 1789 年之后的一百年。

各种组合和可能性从未停止过。在研究国家构建和资本主义如何影响抗争模式的变迁时，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在翻查历史记录之前就在理论上搭建可能的模式，还是让历史记录指引理论上的探究。本书选择了后者：具体详实地阅读普通民众抗争活动的历史记录，以丰富我们对资本主义和国家构建如何转变抗争模式这一问题的认识。

此外，我还希望本书能对另两个方面有所裨益。首先，法国抗争史的研究应该激发有关抗争所发生的时代、地区、团体和事件的洞见，例如应该有助于我们发现17世纪政治纷争中的主要问题。其次，法国抗争史的研究还应该提升我们对一般性抗争的认识，例如应该让我们更加明了如何改善现有的一些呈现出焦虑、愤怒或意识形态的抗议模式。本书所采用的分析方式选择研究重大社会变化对普通民众之利益、机遇和组织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这些利益、机遇和组织的变化又如何影响普通民众普遍的群体行动模式。我们必能从中受益。

利益、机遇、组织和行动是一组庞大且内涵丰富的历史学议题。法国幸存的17世纪治安档案中记录的骚动事件显然是所有抗争事件中的特殊样本，因而也是展示利益、机遇和组织如何运作的样本。然而，这些事件也直接显示出 17 世纪抗争行动的面貌与 20 世纪的抗争行动迥然不同。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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