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时代： 17 世纪的乱世与现代世界观的创立》

内容简介

欧洲的 17 世纪，堪称是一个战火纷飞的世纪， 100 年中只有 3 年没有打仗，欧洲的社会面貌发生剧烈变迁。同时这也是一个创造力大爆发的世纪，欧洲学者在思想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涌现出伽利略、培根、笛卡儿、牛顿、玻意耳、霍布斯、约翰•洛克等一大批科学和思想巨人，正是这一个世纪的巨变将西方文明推上了人类历史舞台的正中。《天才时代》探索了17世纪欧洲社会变迁和思想进步之间的联系。

残酷的三十年战争沉重打击了天主教会的思想垄断，使得信仰和思想逐渐获得自由。正因如此， 17 世纪也成为一个思想上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时代。这个时代既有一丝不苟的科学探索，又有对超自然力量的强烈热衷，对炼金术、神秘学、占星术、魔法的痴迷；连牛顿、笛卡儿等新世界观的开创者，也与它们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但是喧嚣会逐渐结束，科学思维终于从迷雾中走出，构成现代思想的基石。

作者简介

A. C. 格雷林，英国哲学家、私立大学“新人文学院”院长、英国人文主义协会副会长，皇家艺术学会和皇家文学学会成员。他出版了《怀疑论的反驳》《道德价值的未来》《维特根斯坦与哲学》《什么是好的？》《物的意义》《好书》《上帝的争论》《天才时代》《民主及其危机》《生活、性与思想》等 30 余部著作，广泛论及哲学、伦理学、美学、历史、戏剧等各个方面。他推崇哲学的现实实践意义，是欧洲非常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经常为《卫报》《观察家》《星期日泰晤士报》《经济学人》等媒体撰稿，并参与BBC（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的节目。其成立的私立大学“新人文学院”，旨在填补高层次的人文研究的空白，获得了道金斯、尼尔•弗格森等明星学者的加盟支持。格雷林于 2015 年获得伯特兰·罗素奖， 2017 年获颁大英帝国司令勋章（CBE）。

书籍摘录

第一部分 绪论（节选）

01 观察宇宙

在温暖晴朗的晚上走出屋门抬头仰望夜空，你会看到什么呢？想象一下， 400 年前的人们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当时的人们在凝视星空时，会看到什么？应该说他们看到的事物与我们今天看到的并无二致，但他们看到的宇宙完全不同。无论就宇宙本身而言，还是对他们的个人生活来说，这片星空都拥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这说明一个意义显著的事实：在 17 世纪初，受到最好教育的先辈，那些思想最深刻的人的心智—其心态和世界观—与远古的和中世纪的祖先在根本上仍具连续性；但是到了 17 世纪末，人们的心智已经变成“现代的”了。这个显著的事实意味着， 17 世纪是人类历史上非常特殊的阶段。事实上，它是人类思想史上的新纪元。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将证明我的这个主张。

17 世纪是历史研究中探索最为深入的时期之一，因此，进入这个领域时，我要先做一个免责声明。我在本书中的兴趣，用最笼统的说法是，这个世纪最有学识的人是如何在这么短暂和动荡的时间内完成了从中世纪到现代的转变。在一本书中要做到这一点就意味着选择、抽样和概览，根本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是，观察重大思想运动的模式就像从高空俯瞰下面的风景一样，人们要寻找更大的轮廓。因为解释 17 世纪的主要议题是科学、哲学和观念，那是适宜哲学家和思想史专家去探索的领域。

这里需要提出一个争论。历史研究的持续发展需要周期性的修正主义，这总体上是好事，因为它能使辩论保持生命力，并对我们有关历史的理解提出新挑战，因而也是对我们如何理解当下的挑战。对 17 世纪是现代社会的大熔炉这个观点的修正之一是，它不是现代社会的大熔炉：“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不再被认为是科学理性取得进展的关键阶段，这种发展不再被视为超自然信仰衰落的标志或世界‘祛魅’的源头。”一位评论家在一篇书评中如是写道，该书论述了神秘主义信仰如何延续到 18 世纪。无论评论家还是此书作者或任何不再认为这个阶段很重要的人都没能抓住一个关键点：没错，迷信和古老的观念当然还在持续—它们在很多地方仍然存在，但是 17 世纪发生的世界观革命已经使其在功能上处于边缘地位；这些曾经在所有人的心中处于中心和支配地位的世界观，在更多退入个人生活的私人空间的同时，在形而上学与道德观、政治和国际关系中也开始走向边缘。

我对 17 世纪思想史的兴趣由来已久。在过去的 25 年中，在对乔治·贝克莱（1685—1753）的思想进行学术考察的过程中，在阅读勒内·笛卡儿（1598—1650）的传记和一本关于 16 — 17 世纪辩论良知和探索自由过程中所产生的自由概念的书时，以及大量阅读有关洛克、科学革命和随后的启蒙运动的论文之后，我逐渐认识到17世纪具有特别显著的意义。我认为它是人类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新纪元。当然还有其他的时期—事实上数量不少—但是没有哪个时期像 17 世纪这样剧烈地改变了人类的宇宙观。因为这个转变发生在欧洲陷入持续纷争、缺乏安全感和遭受压迫的时期，也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思想体系挑战传统信条的时期，这种变革景象不仅非常有趣而且引人入胜。就像很多重要历史事件那样，人们从中能够了解到自身所处时代和环境的很多东西。

17 世纪的奥秘在于，混乱时代如何产生了人类思想史上的最伟大变革？或者对这个奥秘的解答本身也是奥秘？考察这个纷争不断、天才频出的时代目标之一就是提供一个答案。

一个时代的思想是那个时代的领袖人物的思想混合体，体现在他们的辩论、观点和发现之中。 17 世纪思想的故事因而是领袖人物的思想及其互动的故事，也是对促使思想交流与互动变得可能且往往非常紧迫的因素的研究。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对那个时期做了主观的分类，并忽略了一些重要的细节。我们现在谈论科学革命，并且用不同方式讨论同一时期的哲学并形成了后来有关认识论、形而上学和政治理论的辩论，因而我们的举动似乎表明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不是一回事，或者确切地说，它们是一个更大事物的组成部分。但是，它们事实上相互依存不分彼此，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更伟大的思想革命。

而且，如果思想观念不能自由传播（至少要比人民更自由）的话，这场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要理解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像邮政服务这样看似平淡无奇的东西。重要的是，有少数人可以说扮演了因特网服务器的角色，他们将欧洲各地的学者相互联系起来，为他们之间的信息流动和观念交流提供了方便。马兰·梅森（Marin Mersenne）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个人丰富多彩的著作代表了这个时代思想革命的标志性特征，即努力将真正富有成效的探索与神秘主义、超自然力量、魔法和玫瑰十字会的纠缠分开，当然也与宗教的禁令分开—宗教权威备受质疑而面临威胁，故而对世俗知识的增长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抱有敌意。

17 世纪的其他评论者将本地语言出版物的快速增长和新教派别的蓬勃发展作为此阶段的变革性特征，这是很好的观点。某些新教派别热衷于积累物质财富的成功（“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将这个领域的两个著名主题结合起来）。不过，重要的是，我们要将其置于更宏大的背景下。人们对物质生活条件的态度受观念变化的影响，如什么是最重要的；读书识字水平的提高和本地语言出版物（尤其是传单、讽刺作品、政治性小册子和新闻报道等）的广泛传播是主要原因。它们反过来成为民众观念传播的载体——观念是变革的推动者。

要详细考察所有这些人的思想、著作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得到满意的结果，需要广博的学识。但是，我希望本书的概述足以证明 17 世纪是真正的历史大变革时期，其变化之深刻使得之前的一切宛如隔世，而 17 世纪以降才是我们生活的世界。

在本书第二部分，我将考察三十年战争以及英荷海战，后者的论述会更简练。后面章节中关于三十年战争的描述是重复性的和非结论性的，这是战争的本质使然。但我认为，这恰好说明那场破坏性冲突久拖不决没有意义。不过，对三十年战争穷根究底地跟踪描述仍然很重要：它毕竟是历史变化的基础。在第三部分，我描述了这个世纪的思想革命的知识背景，不仅仅是寻求神秘知识途径的那些神秘术士的野心。第四部分讲述了更严谨的思考和调查方法的兴起。第五部分描述了这些方法在社会中的应用。第六部分是简短的结论，我对 17 世纪创造现代世界的方式和理由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02 人类历史纪元

更好的候选人或许是古典时代的天才们，罗马人或中国唐朝统治下的世界其他成熟国家的天才。不过，受过教育的、有思想的普通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背后的理由在 17 世纪之前是一回事，到了 17 世纪之后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这种变化对很多其他事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为社会、道德、教育，甚至千百万人日常生活的安排都受到前现代思想的控制，几千年来人类生存及其世界观基本维持原样。在革命发生后的 400 年中，世界已经与从前的历史截然不同。这就是衡量标准，即为什么这个阶段成为人类事务的新纪元。

17 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经历了 20 世纪之前的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阶段，当时思想革命正处于全力酝酿之中。中欧说德语的国家在 1648 年处于遭到严重破坏的状态，那一年三十年战争正式终结，就像德国在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的时候一样。这场大战的影响和代价极其巨大，其中还包括连续一个世纪的内战和双边战争，如法国和西班牙、英国和荷兰、法国和荷兰等，这只是其中一部分。人们会再问：产生现代世界的天才为什么会在这个动荡的年代密集出现？或许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个动荡的年代才产生了天才辈出的局面？ 

在随后的篇幅中，我将以这个思想世界为样本，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有所选择地阐明它是如何集天才时代和动荡时代于一身的。

从历史尤其是思想史的故事中提取深刻见解的渴望，解释了我们为什么如此渴望（或许过于急切）给时代或者运动贴上种种标签：“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启蒙运动”。我们这样做是对重要趋势做出方便的总结，这些趋势体现了这个时期的特征，并对后续时期产生了重要影响。就这个方面而言，它们是非常有帮助的。但同样有帮助的是，我们要记住明显的一点：标签是事后贴上去的。生活在某一特定时代的人未必注意到或看重自己时代的那些特征，

虽然它们可能塑造或者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时代，若从事后回顾的视角看，我们往往会强调这些特征。 16 世纪佛罗伦萨的思想家和艺术家知道他们生活在“文艺复兴”时代吗？“文艺复兴”是后代人用来指代这个时代的一个词，这是一个多元的和无所不包的大词。答案既是肯定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否定的，正是在时代经验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无意识中，我们找到了答案。

当然——这的确是非常有趣的事情——这些事件的某些同代人也的确认识到了它们的重要意义。彼特拉克和康德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们各自为自己时代创造了标签，就彼特拉克而言，他为他之前的时代创造了一个标签。彼特拉克将他之前的时代命名为“中世纪”，以标记古典时代与自己时代之间的中间阶段。他所处的时代重新发现了古典文明的兴趣和价值观。 18 世纪的康德使用“启蒙运动”（Aufklärung）来表达他那个时代的独特追求。他并不认为他的时代是开明时代，如他所说，启蒙是黎明时刻—只有在人们通过抛弃历史强加在个人信念和自主性上的限制，而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dare to know）时，才能真正看到黎明的曙光。

不过，我们当然也知道标签和简明的阶段划分与其说是提供信息，倒不如说是扭曲信息，因为它们常常带来夸大的描述，历史比我们所倾向认为的更加混乱。但我们还是会允许自己贴标签，因为我们在寻找主题，寻找线索，寻找运动和潮流，它们拥有解释的功用，它们自身为探究工作提供了若干种启发。

如果我们允许自己暂时使用这些熟悉的标签来粗略指代，我们会注意到在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和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之间的这个非同寻常的世纪，带有某种笼统性的唯一标签是“晚期北部文艺复兴”，这个标签主要用来指这个世纪的上半叶。这种描述的确有一定的意义，因为它描述了欧洲北部在艺术、文学和科学上的繁荣，我们会将此与莎士比亚、莫里哀、伽利略和牛顿联系起来。但是，彼时的“北部文艺复兴”也在逐渐演变，变成某种更含糊和复杂的东西，其中，北欧和西欧发挥了领导作用。为此，这一阶段无疑需要显著独有的标签，如果人们认识到其天才和动荡混合体的特征，并思考在此过程中欧洲思想跨越的距离（无论是字面意义还是比喻意义上），人们就会吃惊地发现它显然应当被视为 20 世纪之前两千年中最突出的时代，只有 20 世纪才能与其相提并论。

与思想冲突相比， 17 世纪的身体冲突本身也具有改变世界的威力。据估计，每三个说德语的人中就有一个因为三十年战争而过早死亡。其破坏性的影响削弱了欧洲中部和南部国家的实力，以至于在某些国家需要花费一到两个世纪才得以完全恢复。

在英国，内战为巨变开辟了道路，这些变化不仅在后来的世纪里影响了英国，而且影响了世界大部分地区，因为英国政治机构的核心理念随着全球帝国的建立而被带到了全世界。

奥斯曼帝国迄今为止不断将版图扩张到欧洲的努力，最终随着在解除1686 年维也纳之围和 1697 年森塔战役（Battle of Zenta）中奥斯曼帝国军队战败而终止。这一事实常常被忽略。但是，之前在17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它都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威胁，给国境绵延过长、形势复杂的神圣罗马帝国施加了压力，后者也同样面临着边界危机和国内问题的困扰。

事实上，从斯堪的纳维亚到波兰，从俄罗斯到土耳其，从克里特岛到意大利，从西班牙到荷兰，从英格兰到爱尔兰，甚至到北美的东部边缘，那里美洲原住民抵抗英国殖民者侵略其领土（保厄坦战争），这个世纪很少有哪一年是没有战争的。这还没算上这个世纪德意志从莱茵河到易北河和多瑙河的广大地区所带来的战争破坏。整个 17 世纪，法国、西班牙、瑞典、荷兰、俄国、英格兰、土耳其、神圣罗马帝国和大部分德意志诸侯国都陷入了几乎没有中断过的战争状态，在陆地和海上进行周期性的战争。

现在回顾一下会惊讶地发现，当时哪些国家是大玩家，以及它们影响力的本质是什么。它们是尼德兰联合省、瑞典和被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独立实体。三十年战争以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而终结，该和约是一场糟糕的妥协，让欧洲陷入了新的、有时候更加可怕的问题中，并且延续至今。但和约并没有终止战争。这个阶段的政治和冲突对我们现在理解自身处境至关重要。

不过，在破坏和动荡的历史背景下，一大批天才人物相继出现，这让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相形见绌。这里我们仅提及若干例子：在文学界有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琼森（Jonson）、邓恩（Donne）、弥尔顿、德莱顿（Dryden）、皮普斯（Pepys）、拉辛（Racine）、莫里哀、高乃依（Corneille）、西哈诺·德·贝热拉克（Cyrano de Bergerac）、斯卡龙（Scarron）、马勒布（Malherbe）、拉封丹（La Fontaine）、阿尔科福拉多（Alcoforado）、格里美豪森（Grimmelshausen）、格吕菲乌斯（Gryphius）、冯·洛恩斯泰因（von Lohenstein）；在哲学界有

伽利略

、培根、格劳秀斯（Grotius）、霍布斯、斯宾诺莎（Spinoza）、洛克、莱布尼茨、马勒伯朗士（Mlebranche）、培尔（Bayle）；在科学界有梅森、帕斯卡尔、伽利略、伽桑狄（Gassendi）、惠更斯（Huygens）、开普勒、范·列文虎克（van Leeuwenhoek）、胡克（Hooke）、雷恩（Wren）、玻意耳（Boyle）、罗奇（Roche）、牛顿（Newton）、特雷斯坎特（Tradescant）、莱特（Lyte）；在艺术界—限于篇幅，我只能提及这些名字—普桑（Poussin）、卡拉瓦乔（Caravaggio）、鲁本斯（Rubens）、埃尔·格列柯（El Greco）、伦勃朗、哈尔斯（Hals）、特布鲁根（Terbrugghen）、勒伊斯达尔（Ruysdael）、阿维坎普（Avercamp）、列文斯（Lievens）、克伊普（Cuyp）、扬·斯腾（Jan Steen）、维米尔（Vermeer）、霍贝玛（Hobbema），但是在输入这些名字的时候，我意识到光一个国家杰出艺术家的名单就可以延伸很长，这个国家就是黄金时期的荷兰：该时代的 700 多名荷兰艺术家都有作品收藏于主要的画廊，我甚至还没有开始适当地列出其他地方的重要艺术家。在音乐方面，大部分名家如维瓦尔第（Vivaldi）、巴赫、亨德尔（Handel）在 17 世纪结束时的确都还很年轻，但这一时期有布克斯泰乌德（Buxtehude）、蒙特威尔第（Monteverdi）、柏塞尔（Purcell）、威尔比（Wilbye）等人—这个世纪并不是完全无声的。

这一连串对艺术、文学、思想、政治和科学做出巨大贡献的光荣名字本身并不能展现我们这个世纪的全貌， 17 世纪的创造热情远远不止于此。文艺复兴高潮时期的意大利城市一直是伟大创造力的发生地，差别在于 17 世纪的创造性反映并且激发了人们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的显著变化，从而明确地改变了世界进程的走向。试将 16 世纪 90 年代的法国和英国与 18 世纪前十年的法国和英国做下对比，就会发现这种反差要比之前和之后的所有阶段都大得多。我认为在对比 1606 年观看《麦克白》的观众和 1649 年观看查理一世被处决的民众中能够提出的一个看法是，前者包括前现代人，后者包括现代人，或者最起码是那些快速创造现代世界的人——这个变化到了 17 世纪中叶已变得清晰可辨。

题图为电影《麦克白》（2015）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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