霓虹灯在召唤过路人，

进来，喝一杯，然后梦见一个谎言，

逃开这条街上的现实，

饮下烈酒和不朽。

我对着两个同伴笑了笑，

我们找到了一扇门走进去，

我们陷入了烟雾缭绕的争吵，

现实飞走，再也无法回忆起来。

《格林威治的一夜》艾伦·金斯伯格

1943 年 7 月 1 日，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跨过哈德逊河来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注册报到。几天前，他刚刚以出色但并非顶尖的成绩从高中毕业。原本，金斯伯格打算在家附近的一所公立大学继续读书。不过，在收到哥伦比亚大学提供的每学期 100 美元的奖学金之后，他决定依靠兼职工作去负担自己在纽约城中的生活。金斯伯格很高兴自己能够离开家庭，不仅仅是因为自己能够因此远离疯狂的母亲，也因为在纽约，他认识了更多和他自己一样只对男性感兴趣的人。

很快，金斯伯格学会了如何在纽约城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那一年冬天，他结识了许多生活在格林威治村的朋友。12 月 18 日，他和朋友们在一家酒吧里一连喝下了好几杯波特酒，观察自己的意识如何消失在这些红色的液体之中。这是他第一次醉酒，也让他迷恋。这之后，他学会了游荡在格林威治村的街头，与那些好看的、性感的年轻人，聊天、吃饭、喝酒，直到深夜。1948 年头的那个冬天，失去了恋人的金斯伯格变本加厉。在写给好友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信中，他形容自己终日如鬼魂一般流连于这里的同性恋酒吧。

时至今日，金斯伯格在诗中所描绘的格林威治村，已经被奉为现代同性恋权益运动的圣地。这除了是因为 1969 年爆发骚乱的石墙酒吧就位于纽约曼哈顿岛南部的这片土地上，也因为在石墙骚乱爆发之前的那些岁月里，格林威治村是当时整个美国为数不多但却最负盛名的可以容纳同性恋者的社区。出名的同性恋者——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沃利·考克斯（Wally Cox）、洛克·赫德森（Rock Hudson）、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埃利奥特·台伯（Elliot Tiber）——或多或少都会在这里，留下一段旖旎的往事，以至于如今热心的人们会为对这些历史感兴趣的旅游者，单独规划出一条旅行线路。

格林威治村与同性恋之间的关系，最迟在 1930 年代就已经为大众所知。“自由的性行为已经变得习以为常，而同性性行为也已经处在人们的预期范围之内。”在关于同性恋历史的一书中，作者阿诺·卡伦（Arno Karlen）引述一位历史学者关于 1920 年代格林威治村的记录后写道，“歌厅、俱乐部、茶馆遍地开花，其中一些变成同性恋者约会的场所。报纸上充斥着关于年轻人和边缘人在那里生活的挑逗故事，而大巴士载着成群的旅游者无礼地盯视他们。”

格林威治村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历史学家们如今乐意指出，就在格林威治村发展成为一个同性恋文化的符号的同时，巴黎、伦敦、洛杉矶、旧金山等城市也都出现了类似的同性恋社区，甚至就在大纽约地区，相对中心城区更远的杰克逊高地（Jackson Heights）也获得了不逊色于格林威治村的声名。若非石墙酒吧位于格林威治村，或许现代同性恋权益运动发源地的称号就要易主。

尽管在所谓的主流认知中，同性恋者以及其所属社区的生活状态始终是怪异的、边缘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同性恋者享受着格林威治村带来的庇护和安全感。“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在纽约工作，在那里挣钱，偶尔与陌生人发生性关系。到星期五晚上，我会开车回白湖，去挽救我父母的生意。在白湖，我假装成一个异性恋的生意人。那自然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在纽约，我是艺术家兼同性恋。那才是真实情况。”埃利奥特·台伯将自己的生活描绘成一种分裂的状态，而他在格林威治村，要比身处在自己的原生家庭环境中，更加自如且惬意。

事实上，这也正是城市空间对于同性恋者来说不可或缺的原因。“美国城市在 20 世纪早期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性别角色和性行为，从而细致地塑造了同性恋社区和个体的生活。”迈克尔·布罗斯基（Michael Bronski）在《美国酷儿历史》一书中写道。相比起乡村、小镇这样的生活地区，也只有在城市中，同性恋者才能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并得以践行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也是台伯和金斯伯格为什么会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分裂感的原因。而布罗斯基进一步指出，城市之所以能够提供不同的生活方式，在于它的经济结构与乡村、小镇完全不同。

在城市出现以前，美国大体上是一个农业国家。男男女女承包一定量的土地，在其上劳作，春耕秋收，循环往复。在这基础之上，家庭承担了维系一个基本农业生产单位的责任，这也使得家庭作为一个基本社会单位被赋予了崇高的地位。在不知不觉间，维护一个家庭的稳定，成为了人们一切行为的最高准则和道德指令，性行为自然也被囊括其中。它与清教徒的宗教规范一起，形成了历史学者认定的“家庭中心的，以生育为目的”的性关系系统。“家庭是性唯一可以接受的出口，而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生育合法的子嗣。”

这种规范在不断重复施加于个体的过程中，成为了人们潜移默化之中从小就习得的一种道德规范，直到台伯和金斯伯格出生的年代，他们依然拥有着极其强大的力量，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在两人的潜意识中，他们都能够感受到自身性取向与家庭价值之间的冲突，并因此感到痛苦不已。

不过，1820 年代开始，城市的发展已经在逐渐侵蚀这样一种古板的家庭观念了。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纺织厂、制鞋厂出现在罗切斯特、纽约等商业繁荣的城市。不少来自农村的女性开始在工厂中工作，而男性则从农村来到城市修建运河和铁路。“雇佣阶层的未婚男女不和家人们住在一块，他们离开自小生活的社区，独自居住在公寓里，融入了一种包括新娱乐和人际关系的工人阶级青年文化。”《美国城市社会的演变》一书援引历史学家的说法，“工作日的最后一天和周六晚上，舞厅、饭店都被女工、熟练工、寻找婚姻伴侣、性伴侣和找乐子的人们激活了。”

根据蒂莫西·吉尔弗里（Timothy Gilfoyle）的研究，两种因素促进了色情业在纽约的发展。一方面是女性的工资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生活。南北战争结束后，一位女性的日工资仅为 20 美分，而一个房间每周的租金就要 1 美元。另一方面，单身男性越来越多，使得他们将嫖妓视为一种正常的行为。就在这一来一去之间，色情业在纽约发展成为一门高达每年 300 万美元的产业。

吉尔弗里相信，色情业的发展使得人们对待性的态度越来越随便。在《欲望之城》一书中，他写道：“那些年中对于性的宽容，有时也会蔓延到同性性行为之上。”他援引沃尔特·惠特曼（Walter Whitman）的诗作以及他有时候在日记中写下的和男性交往的段落，被认为这是当时存在的男性同性恋亚文化存在的证据。“在 1840 年代，一个小但却能够注意到的群体出现了。据报道，这些男性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十分年轻，并且具有女性化的外表和举止。”

这一段历史如今都被浓缩在了一个名为玛丽·琼斯（Mary Jones）的人身上。在一幅画中，他皮肤黝黑，身穿华丽的白色长裙。见过他的人称他穿着优雅而又体面。如果不是在 1836 年因为盗窃而被捕，人们或许无从得知他的真名其实是彼得·斯沃利（Peter Sewally），出生于 1803 年 12 月。在审讯中，他告诉警察，他习惯于穿着女装，并认为这样的自己更加好看。在参加各种聚会时，他也更习惯以这样的形式出现。因为盗窃罪，法官判斯沃利入狱 5 年。也就是因为这一起案件，斯沃利留下了一幅肖像，并被配上了“怪物人”的字样。不过，对于她究竟是因为女装、还是因为黑人、或者从事色情业而被称为怪物，历史学家如今仍有争论。

在 19 世纪的纽约，同性恋亚文化就是这样与色情业一起获得了生存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它与如今人们所知的同性恋社区有着很大的区别。在当时，被标签为同性恋者的更多是斯沃利这样表现出更多阴柔的女性特征，并且为色情业顾客提供性服务的人。而基于此的同性恋亚文化也在不断壮大。到了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毗邻格林威治村的包厘街（Bowery）区域已经成为了公众所熟知的男妓天堂。“这些男人举止阴柔，大部分涂脂抹粉。他们被称为公主或者女士，像女性那样唱歌和跳舞。”

当然，关于定义的分歧并不妨碍人们通过色情业获取对于同性性行为的认知，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个体的性意识。事实上，很多同性恋者就是在通过拒绝这种女性特征来确认自己的身份的。历史学者乔治·乔西（George Chauncey）引述一位同性恋者于 1927 年所写的日记：“女性化是我作为一名男性并不希望在自身看到的东西……同性恋已经是一种诅咒了（尽管它有它的补偿和乐趣），但如果一个人走路、说话、举止都是女性化的话，那就会是一种双重诅咒。”

如同日记所述，身为一个同性恋者，无论它是否带有女性化特征，在当时的整体社会文化中始终处在一个较为边缘的角色。在拒绝栖身于包厘街和它所代表的女性化同性恋文化之后，纽约的同性恋者需要给自己寻找一个新的容身之处，也就是在 1920 年代，格林威治村以及与其相邻的东村，开始慢慢建立起了与同性恋者之间的联系。

17 世纪初，荷兰人开始在纽约建城。格林威治村和东村是荷兰人最早开发的区域之二，并且一度是当时纽约城最北端的界限。作为城市的边缘，他们在最初就不被重视，作为安置移民的廉租房村落来建设。而随着纽约不断扩张，比格林威治村和东村更北部的土地上兴建起了更好的楼房，而当地的居民如果生活得到了提升，就会往更中心的区域迁移。到了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这里已经成为纽约城最破落、也最廉价的区域。

同样在世纪之交，美国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二次移民浪潮。在 1901 年到 1910 年间，有 880 万移民抵达。而这一波移民中，东欧、意大利的天主教徒、俄罗斯及东欧的犹太人、以及加拿大的天主教徒成为了最主要的人口。在纽约，因为租金低廉，他们顺势占领了格林威治村和东村这两个区域，使得他们开始获得了“小意大利”“小波西米亚”的新名字。

“格林威治村之所以成为同性恋中心，与当地的波西米亚社区的发展紧密相关。”乔西写道，“同性恋者同样被低价租金和餐厅吸引，但是更大的诱惑来自于格林威治村愿意容忍怪异和社会实验的名声。这是由在这里落脚的波西米亚人所带来的。他们也会让这里成为同性恋者可以安全甚至愉快居住的理由。”

同样重要的还有波西米亚人天生不同寻常的穿着打扮。他们色彩艳丽、款式繁复、造型夸张。同性恋者更容易因此融入到这个社区当中，而波西米亚人的风格也成为他们掩饰自身同性恋身份的一种保护色。男人可以留长发，女性可以剪短发。在这里，人们都见怪不怪。很快，格林威治村和东村就建立起了这样一种形象。它是怪异的、艺术的、高雅的、自由的、激进的、奔放的、无拘无束的。在一时期，美国最伟大的剧作家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将他众多剧目的首演都放在了格林威治村。

格林威治村很快就名扬全美。各种各样的人开始从各个小镇汇集到这里。乔西引用一位同性恋者在 1924 年写给媒体的一封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很难让人们理解我，这真的非常非常困难。我的朋友们都并不关心像我这样的人。所以我离开了他们，因为我希望他们能够有一天真正的理解我。接下来，我就来到了格林威治村，然后遇到了很多能够理解我的人。”

这里的繁盛也离不开战争的功劳。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战争期间，国家机器强大的动员能力将年轻人从全国范围内征召出来参与战争。许多从未离开过家乡，甚至可能也从没有想过离开家乡的人被迫来到城市中，“亲眼目睹”大城市的邪恶。

究竟有多少人因此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尚不得而知，但根据历史学者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帮助许多人发现了自己的性取向已是学界公认的事实。“战争岁月异性隔离的环境让产生同性关系的机会变大了。远离了来自家庭的戒备关注，渴望与同性恋爱的男男女女们在为战争有关的工作中，或在战争工作人员的宿舍里找到另一半。”

“现在的证据足以显示，就像二战一样，一战也确实帮助扩大了纽约同性恋世界的范围和可见性，并且它在一部分纽约的同性恋者身上促成一种新的自我意识。”乔西因此作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数量仍然不大，1920 年代的同性恋者抓住了格林威治村文化提供的机会，开始创建这座城市最著名的同性恋聚居地。”

而就在同性恋社区逐渐形成的同时，一种危险也随之诞生。“同性恋者变得越公开，人们就越会相信他们有能力危害整个社会。”布罗斯基写道。人们开始相信，男同性恋者天生就会去诱惑或者攻击儿童，因此要保护社会的安全，就必须要压制同性恋者对于自身性身份的表达。而随着大萧条带来的经济崩溃在 1930 年变得越来越明显，整个 1920 年代同性恋权益取得明显进展的趋势被彻底打断。

先是纽约城中的媒体开始攻击同性恋者。纽约警方也加大了对于同性恋者的攻击和搜捕。在 1930 年代，被抓捕的男同性恋者会被投入监狱当中。在那里，他们被严格隔离开来，而与他们同被关在这所监狱当中还有精神病患者以及梅毒患者。而原本在格林威治村欣欣向荣的同性恋文化也开始转入地下。在之后的大约 40 年时间内，同性恋者遭遇了全方位的社会管控，并因此被迫让自己在显性的空间中销声匿迹。

转入地下并不意味着整个同性恋群体就此消失。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间，在整个纽约的城市空间中，一种同性恋的群体意识正在慢慢萌芽，而格林威治村已经建立起来的同性恋社群也在持续不断地为同性恋者提供支持。在 1943 年第一次访问格林威治村之前，金斯伯格并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自己对男性的冲动。在他成长的世界中，同性性行为被视为不道德，不正常，并且疯狂的。而他在这里认识的朋友们能够让他感到安全，并且接纳了他。

尽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仍然为自己的性取向而感到痛苦，但最终他基于自己在 1940 年代末和 1950 年初生活于格林威治村的经历写成了长诗《嚎叫》。1956 年，在位于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中，金斯伯格朗读了自己的诗作，向世人宣告自己的同性恋身份。而这也再次证明，格林威治村，或者说庞大的城市空间，始终有能力包容任何一种人们想要尝试的生活方式。

金斯伯格这样写道：

他们撕咬侦探的后颈，

在警车里兴奋地怪叫

因为犯下的罪行不过是他们自己进行了狂野的鸡奸和吸毒，

他们跪倒在地铁里嚎叫，

抖动着性器挥舞着手稿被拖下屋顶，

他们让神圣的摩托车手挺进自己的后部，

还发出快活的大叫，

他们吞舔别人自己也被那些人类的六翼天使和水生抚弄，

那是来自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爱的摩挲。

《嚎叫》艾伦·金斯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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