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的编辑 Michael Luo 试图脱离习以为常的现代新闻消费习惯。他说这个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更慢、更好的新闻。

新闻行业的中心目的是培养出“知情的公民”（informed citizenry），不过随着环境的变迁，没人能说清“知情”的确切含义。“完美知情”指这些读者最终具备了专业知识和评判能力、充分参与了政治生活，但这几乎不可能实现。比较接近理想情况的，是社会学家 Michael Schudson 提出的“监视型公民”（monitorial citizen），即读者大概知道政治环境中发生的事件，但并没有全力参与，就像看护小孩游泳的家长，看起来很消极，只在必要时介入。Schudson 相信，这种监视型公民比那些只是接受了更多信息碎片的公民更加“知情”。

按道理说，无处不在的社交网络应该更容易培养监视型公民，可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

想想智能机时代每个人的信息消费习惯。新闻推送、社交网站、新闻 App 构成了人们碎片式的信息来源。每次发生重大事件，人们都被暴露在不完整、冗余而又相互矛盾的信息流中；就算什么事也没发生，他们也会在任何时候出于无聊就陷入和过去每天同样的新闻消费循环。

而流量时代也重新塑形了媒体的盈利与工作方式——当 Facebook、Google 这样的平台实现了对公民数字生活的垄断，媒体被降格成“为读者注意力而战”的附属品。传统新闻业虽然也在寻求更多的订阅和更广的读者群，但这些任务在以前往往交给市场发行部，新闻编辑室只为写好报道负责。然而当下，无论纸媒还是网媒，读者数据指标无处不在。

除了监测流量的各种第三方软件外，内部专用的数字分析工具进入了《时代》、《纽约客》、《卫报》们的编辑室，虽然那些媒体致力于守护新闻道德和编辑价值观，确保是它们而非商业利益决定报道内容，但是编辑们需要决定自己对数据给予多少关注度。《卫报》前主编 Alan Rusbridger 在《突发新闻：新闻业的重塑，以及它为什么重要》一书中写道，他们的工作目的，是保证编辑室是“对数据知情”（data-informed），而非“数据导向”（data-led）。然而二者的界限很容易模糊，你并不清楚自己的行为是否越线移向了后者。

根据点击率计算广告收入逼迫一些网媒降低编辑标准，任何可以快速生产、又有潜力在 Facebook 和 Google 上生成点击率的内容都是带来收入的“机会”。付费订阅模式看似理想，它为一个特定的忠实读者群生产有质量的内容，好像是这个时代保持编辑节操的最好方式。然而提高订阅量的路径和广告盈利模式下并没什么不同——他们仍然需要一些免费文章吸引读者付费，这渠道仍由 Google 们掌握；且他们需要不断的更新来维持读者的付费，质量很重要，但数量同样重要。

新闻的溢出改变了公民“知情”的方式，现在很少有人能在早晨坐下来读一份报纸或是晚间守着电视新闻，他们只是在接受新闻的“触碰和摩擦”。按照前文的标准，很难说现代媒体在培养知情公民。这种生态系统滋生了种种问题，比如人人都高估自己的知识、群体观点极化、小圈子日益封闭、交流障碍加深等。它形成的是对知情的幻觉。

深度极为关键。复杂、考究、周全、严谨的分析类报道才有助于让公民知情。在 2010 年，三名德国新闻人士发起了“慢媒体宣言”，它呼吁读者从“慢食品”运动中汲取灵感，强调新闻质量和无时效的一面。“慢媒体并不是囫囵吞枣，而是精心挑选食材、用更集中的方式将其烹调……它不应该被随便享用，而应该激发读者的全神贯注。”

一批慢新闻媒体之后诞生。英国季刊《延迟满足》（Delayed Gratification）自称是全世界第一份慢新闻杂志，它致力于回顾过去三个月的重大事件，调查第一波事件热度之后的余波，并骄傲地称自己为“最后一个报道突发新闻的媒体”；今年，BBC 前新闻总监 James Harding、道琼斯前主席 Katie Vanneck-Smith 和美国驻英前大使 Matthew Barzun一起创立了 Tortoise Media（陆龟媒体），每天发布五篇报道，每季出一本纸质杂志，它的抗争对象便是当下新闻系统里的“每日噪音”——“问题不仅仅是假新闻和垃圾新闻，还因为货品太多、太同质化，急忙忙、半拉拉又让人困惑。太多编辑室在追新闻，却错过了故事。”

这种试图夺回对过往新闻体验方式掌控权的慢媒体，能让整个行业慢下来吗？很难说在这个被速度和产量裹挟的时代，它们能做得更多。

不过也许所有媒体都该考虑，是时候错过一些浅显的流行新闻，试着用复杂的方式去写更多报道了。读者也该意识到自己在被怎样糟糕的信息投喂，但愿他们在厌倦了垃圾信息后，可以找到能好好品味新闻的地方。

题图来自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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