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媒体研究者和立法者都在密切关注社交媒体的一个潜在危险：加剧民意的两极分化。现在，这个判断得到了大部分美国人的认可。

4 月 5 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与《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公布了一份联合民调的结果，大部分受访者都对 Facebook 和 Twitter 等社交媒体平台给出了负面评价。这项调查在今年 3 月 23 日至 27 日之间完成，共采访了 1000 名美国成年人（半数通过手机联系），误差范围为正负 3.1 个百分点。

57% 的受访者相信，社交媒体更多是在分裂国家，而非团结国家。持相反意见的人数为 35%。类似的，55% 的受访者认为社交媒体更多是在传播谎言和不实信息。只有 32% 的受访者依然相信，社交媒体强化了公众人物和公司的可问责性；相比之下，61% 的受访者认为社交媒体助长了针对公众人物和公司的不当攻击与谣言。

并不令人意外的是，82% 的受访者表示社交媒体正在浪费我们的时间。

大部分美国人也对 Amazon、Google、联邦政府和 Facebook 的个人信息保护投出了不信任票。其中，Amazon 的信任度相对较高，而超过 50% 的受访者表示对 Facebook “完全不信任”。

NBC 在总结调查结果时指出，针对社交媒体的负面印象不分政党，也不分性别和城乡差异。不过，年轻人更不容易担心社交媒体会分裂社会，或是助长不当攻击与谣言。

参与本次调查的一位民调专家表示：“如果美国人可以像在点评网站上一样给社交媒体评分，大部分会给出零分。”

问题是，不像 Yelp 上总有替代的餐馆，人们在社交网络这件事上没什么别的选择。

69%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每天会至少使用一次社交网络。不少人处于习惯和意志之间的挣扎：48% 的受访者曾经试着减少手机使用时间，42% 尝试过戒断或者限制社交媒体使用。

对社交媒体的矛盾态度也体现在另一项数据上：26% 的受访者曾因政见不合而屏蔽、取关过他人——这事实上加剧了观点的“同温层”效应。

虽然对社交媒体持负面看法，大部分美国人却对技术进步总体持欢迎姿态：59% 的受访者认同，技术进步利大于弊，提高了产品的质量与生产效率。值得注意的是，这道题的回答出现阶层分化：相较于穷人，中产阶级和富人更看好技术将带来的变革。一些人担心，技术进步会付出失业的代价。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今年 3 月的一篇文章曾指出，富人正在减少屏幕前的时间，不上社交网络、不回电子邮件，而增加人与人的接触，将其作为一种新的身份象征。他们也将子女送入了“无科技”的私立学校。

2016 年的英国脱欧公投、美国总统大选两场“黑天鹅”事件后，针对社交媒体的反思迎来高潮。利用用户信息操纵政治活动的“剑桥分析”丑闻曝光后，Facebook CEO 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先后接受了美国与欧洲议会的质询。美国政府亦指责俄罗斯操纵了社交媒体上的舆论，从而影响了美国大选的结果。

根据指控，此类干预行动的一般模式是收集、分析大量用户信息，判别其政治倾向，再针对性地投放虚假、夸大或带有煽动性的内容。有分析认为，这一模式已成为政治宣传的常规武器。

然而，即便没有外部势力干预，商业化社交媒体本身就存在“筒仓”（silo）化、“圈地自萌”的特征。人们更容易在社交媒体上找到兴趣相似的人，组成闭塞的社群。同时，追求流量、以广告为盈利模式的商业化社交媒体也要求精准营销，使得用户数据的采集与分析几乎不可避免。

随着信息的主动筛选与“智能推送”，不同意见之间更难形成碰撞与对话。对立的观点从个人的社交网络中消失，制造出团结的幻觉。社交媒体的公共性由此遭到削弱。

一些国家已经加大了对社交媒体的监管力度。有的是从用户数据的保护入手，有的则是督促平台处理不当内容。受管制内容的范围逐渐扩大，从最初的假新闻，到种族、暴力乃至更普遍的“仇恨言论”，由此也凸显了言论自由与监管之间的紧张关系。

今年 3 月，扎克伯格在《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发表文章，呼吁对社交媒体上的有害内容、选举公平、隐私和数据可移植性四大领域加强监管。他写道：“通过更新互联网的规则，我们可以留住它最珍贵的东西——人民表达自我、企业家创新产品的自由，同时保卫社会免受伤害。”

去年底，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也做了一项小调查，涉及社交网络时代获取信息、参与讨论的习惯。受访者和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受众有很大交集，不属于更广泛的社会调查。但其中一项数据还是令人印象深刻：八成受访者对网络上公共话题的讨论氛围打出了“不及格”分。

题图来自：Elijah O’Donnell on Unsplash，有裁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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