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过去，中国与世界、社会与国家、经济与我们的生活都为大问题所左右，于愕然之中，知识分子声音的消失或者湮没于嘈杂，更增添困惑与茫然。或者，此时可能是拐点将现。而在任何时代，睿智思考都是稀缺品，有见识者更是指引我们看清前路的保障。

因此，我们“2018 年度图书推荐”希望尽可能多元化地介绍一些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书。

依照旧例，我们视野所及的书，采编人员都已经读过，并以真诚态度介绍给读者。

我们也借助特约作者之力来一起完成。他们总是得风气之先，而且见解更加深刻。在此一并感谢。

这是非虚构图书推荐系列的第十二篇，探讨土耳其的历史。作者苏琦是《财经》杂志副主编，主管宏观与学术。

除了纯学术研究外，所有的阅读都有其当下性，人们关于土耳其的阅读也不例外。这几年适逢一战百年纪念，国内出版界适时引入了一批关于一战如何“祸及”中东导致奥斯曼土耳其解体和现代中东诞生的书，令国人对土耳其的阅读兴趣也呈阶段性高涨。而叙利亚战火连绵，土俄关系不时紧绷，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等等，也令库尔德问题和克里米亚战争等相关题材呈现一定热度。而除了中东乱局，土耳其政治中的伊斯兰气息渐浓以及总统埃尔多安日益集权化，让人们对一度是伊斯兰世界世俗化和现代化灯塔的土耳其是否面临现代性挫败颇为关注。

一

今年关于一战与奥斯曼土耳其的新书主要是西恩·麦克米金的《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该书与前二年尤金·罗根《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属于同题竞争而各有千秋。如果说尤金·罗根让人们充分意识到此前多少为人忽略的一战中东战场的重要性，麦克米金则更为强调帝国神话的破灭。

所谓帝国神话，是指那种认为帝国与民族国家相比不同族群和宗教群体相互关系更和谐的一厢情愿的观念。近年来，出于对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泛滥导致地缘冲突和恐袭事件多发的反思，人们逐渐摆脱了所谓线性的进步史观，对奥斯曼土耳其和奥匈帝国这些帝国的解体多了些“惋惜”之情，甚至多少有点怀恋各民族各宗教群体在其治下和平相处的年代，认为对民族自决的片面强调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释放了民族、宗教和地缘冲突的魔鬼。这种修正主义史观，或多或少也会导致对历史矫枉过正型误读。

尤金·罗根和麦克米金都指出，早在一战之前，奥斯曼帝国中民族主义势力的抗争就此起彼伏，并不断取得成功，导致帝国版图一直在收缩。这一点在欧洲巴尔干地区和与俄罗斯接壤的高加索和黑海周边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表面上仍臣服的埃及和阿拉伯半岛等地区也貌合神离，要么事实独立，要么享有高度自治。因此，即使没有一战，即使奥斯曼土耳其没有站错队加入同盟国阵营，在那些在民族国家基础上强大起来的殖民帝国的步步进逼下，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也是必然的，进程或许会慢一些，但大势不可逆转。

而奥斯曼土耳其精英们在一战前对自身的现代化改造，也为此埋下了伏笔。由于思想资源和制度参照物均来自欧洲，其现代化进程本身就内含有土耳其版民族主义的构建，与此前普世型帝国模式之间产生了张力。青年土耳其党人或许不愿公开摈弃奥斯曼帝国，但他们心目中的帝国更多是泛突厥主义而非泛伊斯兰主义的。那些一开始颇为帝国现代化自新气息所吸引、认为可以通过参与议会政治提升自身政治地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们，迅速感知到了来自土耳其民族分子的敌意，从而更加离心离德。

因此，一战的中东剧目一方面固然是欧洲争霸战的扩展，一方面也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境内不同版本的民族主义相竞争的戏码，只不过不同的演员找到了不同的帮手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东战事并非仅仅是欧战的幕间配戏，厮杀的各方也并非舞台上的配角。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土耳其人在捍卫本部的争战中一般表现不俗可圈可点，而在帝国外围开展的战事则因为受制于当地民族主义者的反抗及其与外来势力的里应外合，一般而言都节节败退。

就一战后的命运而言，有过长期中央集权国家传统并经历一定程度的现代化革新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在很多层面还是更胜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一筹，虽然后者站在了一战胜利者一方。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奥斯曼帝国衰亡基础上的现代土耳其的崛起也就顺理成章了，这和沙特、伊拉克、叙利亚等在部落基础上打造国家是迥然不同的故事，而与伊朗（波斯）和埃及则有更多共通之处。

也因此，中东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进程的成败及坚固程度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外力，但归根结底取决于各个政治实体在奥斯曼帝国崩塌之前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的经历，而这一点对于观察当下中东变局也有着现实的意义。

在翻检这段历史时，人们会发现当年伯纳德·刘易斯在其《现代土耳其的兴起》一书中呈现的对现代土耳其四源流——地方性源流、伊斯兰源流、土耳其源流和西方源流——的分析框架依然经久耐用。以此框架观照现代土耳其的诞生，则出生于鲁米利亚埃迪尔内并成长于 1908 年军人革命的凯末尔，后来前往安纳托利亚反身拯救土耳其，就象征着来自土耳其欧洲部分的西式现代化力量，对土耳其本部传统的安纳托利亚资源的发掘与整合，进而合力打造出一个现代土耳其。

这样的一个脱去了帝国外壳与浮华做派的现代民族国家，选择了安卡拉而非更多象征着帝国过往和国际面向的伊斯坦布尔作为自己的首都，由此开启了后者作为“远去的国际大都市”历史剧目。 2018 年初出版的《佩拉宫的午夜》很好地演绎了这段历史，通过佩拉宫酒店进行切入，该书展现了一战后伊斯坦布尔的种种风云际会。一个城市的面貌总是由其舞台上的演员塑造的，通过见证一批又一批包括希腊人、犹太人和白俄等社群在内的“国际演员”的悲欢离合，伊斯坦布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维系了自己自拜占庭帝国至奥斯曼帝国漫长岁月里习得的国际风范和多元文化氛围。不过，随着二战后犹太人以及 1950 年代希腊社群的最终离去，伊斯坦布尔越来越成为一个“纯粹”的土耳其城市。要等到半个世纪以后，伊斯坦布尔才再度获得国际大都市的美誉。

二

帝国的崩塌和现代民族国家的锻造都要经过一番血与火的洗礼，土耳其自然也不例外，甚至尤其如是。作为历史伤痕的亚美尼亚大屠杀至今仍成为横亘在土耳其与欧盟之间的一个巨大障碍，而对其的描述也是《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 1908-1923》与《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这两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对于这段历史，迈克尔·曼在其《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进行了更为学术的严谨的分析。

在这本书中，迈克尔·曼给出了种族清洗或大屠杀得以发生的八个论点或前提，并用此框架对包括亚美尼亚大屠杀在内的种族仇杀事件进行了考察。这八个论点大致是：1，蓄意谋杀性清洗是现代现象，因为它是民主的阴暗面；2，种族敌意往往出现在种族胜过阶级成为社会分层中的主要形式的时候；3，蓄意谋杀性清洗的危险区出现在当声称代表两个十分古老族群的组织都对同样土地中的全部或一部分宣称拥有他们自己的国家主权，而这一要求看上去似乎对它们具有足够的合法性以及若干看似可靠的将其付诸实施的机会之时；4，以下两种情景之一的出现会触到谋杀性清洗的边缘：实力稍逊的一方因为相信援助会从外部到来——通常从一个周边国家，也许是它的同族的家乡国家——而受到鼓舞并选择战斗，而实力较强的一方则以为自己具备了如此的具压倒性优势的军事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以至于它能够几乎不担物质或道德风险而强行创造出一个属于它自己的、被清洗过的国家；5，越过边缘走向谋杀性清洗的施行发生在有争议的领土上，在此，行使主权的国家已经在通常会导致战争的不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中陷入了派系化和激进化状态；6，蓄意谋杀性清洗极少是施害行为人的初衷，它仅仅是在妥协或直接压制的方案失败之后才会形成；7，有三个主要层次的施害人：指挥政党国家的激进精英，结果多暴力的准军事部队的激进分子团伙，以及提供大量但非大多数民意支持的核心拥护者；8，最后，普通人被正常的社会机构带入执行谋杀性种族清洗行动当中，他们的动机更为世俗得多。

考虑到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激进化，土俄的交战状态和双方对于民族主义的动员以及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族群长期争取独立的传统，这几条前提简直是为亚美尼亚大屠杀“量身定做”的。事实上，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现代土耳其诞生过程中发生的民族仇杀揭示了一个种族清洗时代的带来，而土希两族的交换遣返，则预告了日后印巴分治时民族暴力的不祥前景。

除了亚美尼亚议题外，库尔德议题也是土耳其加入欧盟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羁绊，而当下发生在叙利亚的冲突，将相关问题凸显放大在人们面前。著名学者、加拿大政治家叶礼庭在呈现其对现代民族主义冲突考察之旅的《血缘与归属》一书中曾涉及这个话题。通过对库尔德人实际控制区的实际探访，叶礼庭既体认到库尔德族追求独立建国的渴望之情和正当性，又不无疑虑地认为库尔德独立的最大挑战或许是分居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四国的族人并没有一个一致性的国族认同和建国构想。

三

奥斯曼帝国的坍塌不自一战始，而是自 18 世纪末期开始的一个漫长而痛苦的历程。这其间奥斯曼土耳其在西方人眼中大体以一个颟顸守旧镇压民族独立的欧洲老大帝国的形象相始终。不过，这种印象也不是一成不变，也会随地缘政治的需求而发生阶段性的变异，比如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不少英国人便因为仇视俄罗斯，而视土耳其为道德楷模。在其《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一书中，奥兰多·费吉斯指出，这种对土耳其的浪漫想象也不是横空出世，而是源自 1849 年土耳其为匈牙利和波兰反抗沙皇统治的自由战士提供庇护的举动。

此外，英国福音派教徒中的激进派对于支持土耳其反对东正教有着很大的热情，他们认为坦齐马特改革代表了土耳其的自由主义和宗教宽容，巴尔干地区的基督徒虽然也受土耳其当局的压迫，但更是俄罗斯人支持的希腊东正教会的受害者，被土耳其人统治好过生活在沙皇的阴影下。一旦俄罗斯人征服了巴尔干，这里将进入黑暗世纪，新教徒将无处容身。对俄国好战派沙夫茨伯里伯爵甚至认为穆斯林静默的宗教仪式与圣公会教徒的内省祈祷行为比较相近，而不像东正教仪式那样吵吵闹闹。

那段时间在英国公众集会上，只要提到苏丹的名字，就足以引起观众的一片掌声。可惜这个蜜月期没有维系太久，随着巴尔干诸民族独立运动的再度勃兴，奥斯曼土耳其在英国人眼中又重回逆潮流而动的压迫者角色。

在土耳其学者易卜拉欣·卡伦看来，西方对于以奥斯曼帝国为代表的伊斯兰世界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显示了对自我的认知。在其《认识镜中的自我：伊斯兰与西方关系史入门》一书中，易卜拉欣·卡伦指出，当西方更多认为自己代表进步和正义一方的时候，伊斯兰世界必然就代表着另一方，一如伊斯兰世界对自己正义和教义纯正的自我认知，就流露出对西方追逐物质利益和私欲的偏见。

此外，易卜拉欣·卡伦也不认为近代穆斯林知识分子在“发现西方”时有多么被动。在他看来，面对西方成为新兴的文明，很多穆斯林知识分子丝毫没有避讳质疑自己文明的本质中是否出现了问题。对这个疑问给出的不同答案，催生了现代主义、改良主义和传统主义等不同的思潮。而近代穆斯林知识分子针对西方的不同态度，反过来又构成了有关伊斯兰文化和文明的论争的一部分。

这一论证与多少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视角的伯纳德·刘易斯形成了对比，刘易斯在其《穆斯林发现西方：天下大国的视角转换》一书中，基本上秉承了费正清分析中国时的冲击—回应模式，且倾向于认为穆斯林面对西方冲击时关注不足回应不够。

事实上，近年来颇有不少历史学者以“修正主义”的视角指出伊斯兰文明在历史上兼收并蓄并反哺欧洲的面向，原教旨主义的、向后看的世界观并非伊斯兰世界的专利，这也与强调帝制晚期的中国有着诸多早期现代世界的特征相映成趣。

不过，真理向前多走一步便容易陷入新的误区。这种对伊斯兰过往辉煌的强调，并不能回避近代以来伊斯兰文明和奥斯曼帝国活力渐失，面对现代性冲击应对乏力的事实，《奥斯曼帝国六百年》的后半部分便以大量的资料展现了这一过程。

奥斯曼土耳其人曾经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好手，帝国的军队是一个包罗各种族群的大杂烩，里面充满能工巧匠，这一点很容易让人想起之前在欧亚大陆叱咤风云的蒙古帝国大军。然而由于内生性资源创造能力的匮乏，奥斯曼帝国的掠夺型扩张最终遇到了瓶颈。人们惊讶地发现，奥斯曼帝国并不比威尼斯更能打消耗战，虽然后者只是一个没有腹地的贸易型城邦。

所有的战争到最后都是资源聚集、动员和投放能力之争。奥斯曼土耳其不断通过战争获取资源，然后通过分配资源换取忠诚的以战养战模式，需要持续不断的胜利来加以维系，到最后终究难以为继。其实以奥斯曼举国之力，尚不能让威尼斯臣服，即足以说明传统大陆型帝国的能力已达致其巅峰，开始慢慢走下坡路了。奥斯曼帝国缺乏可持续的资源供给能力，人治色彩浓厚令其国力强盛时代的动力源泉和组织结构充满不可复制性，一旦遇挫，人们只能徒唤雄才大略的英君明主再世。

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哈布斯堡王朝下的西班牙帝国。来自新大陆的资源挹注或许能够补救于一时，但与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的竞逐依然令哈布斯堡王朝渐渐失血。当它终于和奥斯曼土耳其人达成和平，转身集中精力去经营自己的海外帝国时，却遭遇英格兰人的迎头痛击，无敌舰队的覆灭让他们饱尝了勒班陀战役之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滋味。

通过新开辟的大洋航线从远在天边的东南亚群岛来到欧洲的香料和白银，宣布地中海在政治经济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片死海。它不再引领时代的潮流，反而被动承受时代潮流的波动。用《地中海三部曲》作者罗杰·克罗利的话说，威尼斯和土耳其被永远封锁在没有潮涌的地中海上，继续争夺希腊海岸，但世界霸权早已转移到别处。

令威尼斯人夜不能寐的梦魇最终是由自己的基督教兄弟葡萄牙人变成现实。如果说奥斯曼土耳其人网开一面，没有在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扼住威尼斯的喉咙，葡萄牙人在马六甲海峡则轻易地做到了这一点。当然，最大的受害者还是奥斯曼土耳其人。来自新世界的白银造成的通货膨胀远非他们所能理解和掌控。这时候近代化往往成为替罪羊，进而催生出向后看的历史观，比如认为今日种种是因为人们背弃了真主的训示，这一方面导致对近代化的拒斥，另一方面导致宗教的不宽容，近代化的陷阱就此铸就。奥斯曼土耳其对异教徒的迫害，及其与什叶派波斯萨法维帝国的战争，均是应对近代化挫败的产物。而这与西班牙宗教异端法庭的盛行及其与低地国家的宗教战争，又有着令人感到诡异的同声同气相互呼应的效果。

等到新兴陆上强权俄罗斯和新兴海上强权英国和法国逐渐缩紧对奥斯曼帝国的包围圈时，土耳其人已经无力进行大规模反击了，不过他们漫长的抵抗和时不时的局部反击仍不失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帝国本色，也仍然令人发出惋惜的慨叹。

那些在地中海舞台上的不可一世的主角，后来在更大的世界舞台上逐渐黯淡失色。那些东西方文明对垒的前线国家和地区，后来或多或少都变成了边缘地带。至今中南欧依然是欧盟地区经济乏善可陈的地带，而战线的另一侧，那些因帝国的崩溃而重组的地区至今仍战乱纷争频仍。文明的对抗和潮起潮涌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规律，战争的胜负背后到底有什么力量在操纵，这依然是一个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

四

除了同为“病夫”的历史，国人对于土耳其的兴趣还在于其命运多舛的民主试炼。在汗牛充栋的关于现代土耳其政治进程和经济发展的著作中，美国学者戴维·瓦尔德纳在其《国家构建与后发展》提出的“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分析框架别具一格。

在该书中，戴维·瓦尔德纳比较了土耳其和韩国精英冲突强度的不同、动员吸纳平民进入政治竞争时国际经济发展所处的时点，对发展型国家政治和经济长远发展路径带来的不同影响，颇为发人深省。

当人们谈到凯恩斯主义时，经常更多强调的是相对于私人部门投资的国家支出和福利国家的构建，而忽略内在于凯恩斯主义的在政治和经济上对有组织劳工运动的吸纳。其实凯恩斯的政策表达了跨阶级联盟和转移支付的意思，只不过这些政策和行为是在长足的工业发展和法律-理性行政结构的建立之后。

在成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或者说发达市场经济体中，政治经济的关键制度在实行凯恩斯主义之前就已经建立起来，因此就吸纳劳工的政策对财政结构、行政程序和国家自主性的影响进行限制是可能的。由于在实行凯恩斯主义之前国家已经确定地进入了工业阶段，并且发展了大量的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因此为福利改善政策提供资金所需的资源则更容易获得，这也限制了凯恩斯主义对政治经济整体的影响。此外，民粹主义风格的政策只会扩展到一小部分人口，因此设计更有利于长期发展的制度和制定这样的政策仍然是可能的。

而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则指的是国家转型、跨阶级联盟和工业发展启动的同时发生，这三个过程的会合产生了不同于凯恩斯主义国家的结果。相对于凯恩斯主义，早熟的凯恩斯主义是精英冲突的产物，包含了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是处于工业发展初期的社会中国家结构大转型的主要部分。

在比较中东型和东亚型发展路径时，瓦尔德纳发现，在韩国，国家构建先于吸纳平民。因此韩国的精英在制度转型时期并不依靠平民的支持，他们能够塑造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新制度。而土耳其（向更民主的）国家转型、下层阶级被吸纳进跨阶级联盟、工业化的启动同时发生，属于典型的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模式。在土耳其， 1950 年代初期激烈的政治冲突分化了精英，导致了竞争中的一部分精英在更民主统治的转型稳固之前就与平民阶层进行谈判，吸纳平民与国家转型同时发生。作为结果，土耳其的国家建构产生了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平民被广泛动员并被许诺以种种超出经济发展能力的“福利”。

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导致了经济政策政治化、短期化和经济发展滞后的效应。在土耳其，工业化很长时间基本上意味着劳动密集型和附加值较低的商品生产的扩展。而且到1980年代，土耳其在两个方面都依赖于国际经济体系，一是依赖其资本流入，二是依赖其产品技术与工艺技术，土耳其没有发展出能够自我维持增长的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体系。当战后发达国家的凯恩斯主义实践使政治得到稳定、使经济得到增长时，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却妨碍了发展，并造成了政治的极化。

而韩国的国家建构则产生了发展型国家。韩国的精英最后也吸纳平民的支持，但这是在快速增长和工业转型之后。简而言之，吸纳平民相对于国家转型和大规模工业发展的时机，最好地解释了追求经济发展持续努力所产生的结果。

五

近年来土耳其政治情势的发展让人们担心其作为世俗主义的国家定位和凯末尔主义的遗产是否会被颠覆，而这种担忧与有着伊斯兰主义和集权倾向的埃尔多安的崛起有很大关系。

在分析埃尔多安的崛起时，人们多从其对新兴政治群体的成功动员入手。而加拿大学者道格·桑德斯则从城市化的角度将其诠释为“落脚城市”政治效应。所谓“落脚城市”就是我们俗称的城乡结合部，因为能为到城市谋生的群体提供落脚之地而被称为“落脚城市”。在其《落脚城市：最后的人类大迁移与我们的未来》一书中，桑德斯认为埃尔多安所在的正义发展党的前身繁荣党，能够更好地适应大规模城市化促成的落脚城市崛起的现实，从而为自己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桑德斯指出，无论是繁荣党，还是在其被取缔之后重组出现的正义发展党的市长和议员们，都充分履行了那些在过去显然从不被主流政治知晓的社区的服务和慈善工作，而这些社区的成员大多本身也是从更为传统、更有宗教意识而此前被现代化抛在身后的东部地区来的，所以两者一拍即合，使这些地方成为大众化的伊斯兰主义堡垒。

正义发展党多少带有些许哈马斯的风范，而与此同时它又是颇具现代色彩的主张对外开放和私有化的政党，这又使它有点像强化宗教色彩与强调经济发展的印度人民党有些类似。这种印度人民党+哈马斯的组合体，或许正是正义发展党颇有选民基础的秘密所在。

在对于凯末尔主义为何在对阵伊斯兰主义时逐渐力不从心这个话题，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在其关于欧盟前景的著作中给予了堪称精当的剖析。在《新的旧世界》一书中关于土耳其的章节里，佩里·安德森指出，问题不仅仅在于伊斯兰主义的崛起，而是因为凯末尔主义从一开始在和伊斯兰主义的关系上就更多呈现暧昧不明的状态，而非人们过去认为的那么斩钉截铁经纬分流。

佩里·安德森认为，在其攀登至权力巅峰的过程中，凯末尔和青年土耳其党魁塔拉特或恩维尔一样不再摒弃伊斯兰教，而试图对伊斯兰源流加以利用。他在 1920 年宣布，“在我们保卫祖国的神圣斗争中，安拉的帮助和庇护与我们同在”。凯末尔宣称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是一场圣战，他作为“伊斯兰斗士”加齐(Gazi)——奥斯曼最初扩张时“为信仰而战的勇士”——领导了这场圣战。这个头衔一直与他相伴随，直到 1930 年代中期。 1923 年他在清真寺的一次布道中还公开对信徒宣称：“安拉是唯一的，伟大是他的荣耀!”当次年制定土耳其共相国宪法时，伊斯兰教被布为国教。

在佩里·安德森看来，凯末尔那些年利用伊斯兰的劲头儿与拿破仑在教皇祝福下为自己加冕的精神如出一辙。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走向了相反的方向：拿破仑作为一个革命者攀上权力巅峰，利用宗教来稳定他的权力；凯末尔利用宗教去搞革命，一旦权力稳定就转而攻击宗教。1926年以后，他很少言及安拉。

事实证明新政权利用伊斯兰教是权宜之计，当它不再需要宗教之时随即改弦易辙。然而，在更深层次上，一个更加牢固的结构将该政权与其在外表上加以抑制的这一宗教信仰紧密相连。因为即使在表面上很狂热的时候，土耳其的世俗主义也从来都不是真正世俗的，凯末尔主义甚至没有将宗教与国家分离，而是使宗教从属于国家:一个“专门委员会”成立了，它接管所有伊斯兰教清真寺的所有权，负责任命阿訇，管理虔诚基金会，这实际上是将信仰机构变成官僚机构的一个分支而已。

佩里·安德森指出，在土耳其宗教从未与“国家”分离过，反而变成对国家的不言而喻的定义。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凯末尔主义不仅为上流阶层所崇拜，而且也在大众心里留下深深的烙印：即便世俗主义在乡村没有被接受，民族主义却也在贫民百姓中扎下了根。在如此进行的过程中，凯末尔主义吸收了土耳其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化传统，该传统诞生于中亚且在时间上早于对伊斯兰教的皈依，其间造成了这个国家的神圣化，也使得凯末尔主义的近代化的国家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之光环。凯末尔主义含糊的地方在于，它要在两个领域中建构意识形态准则：一是对精英阶层具有吸引力的世俗准则；而是面向民众的神秘化的宗教准则。而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国家的完整是最高的政治准则。

如今时移世易。凯末尔主义对伊斯兰教进行压制，所依赖的是教徒的“落后迷信”的私生活与“开明进步”的公众理想或期望之间的各种反差，只要政治体系阻止民众在国家政府中拥有任何发言权，后奥斯曼帝国的精英们就会蔑视饱含于民间宗教里的大众文化。然而，当土耳其社会越来越民主时，他们的情感和信仰必定会在选举舞台上找到越来越多的表达机会。此外，在国家教育体系之外，宗教学校数量自 50 年代以来已经翻了几倍，信徒们的生活方式不再被视为一种“羞耻”，而随着凯末尔主义精英弘扬的世俗文化与伊斯兰主义之间的鸿沟不再那么明显，宗教活动渗入政治领域的趋势也获得了支持。

土耳其向何处去在很长时间内将处于一个未定的状态，凯末尔主义能否与时俱进实现自新，对眼下成功实现现代性革新的伊斯兰主义进行反制，抑或两者呈现某种形态合流，出现一个带着穆斯林头巾的渴望加入欧盟的新世界主义群体，是一个有待持续观察的命题，而人们关于土耳其的阅读也将依然长期保持一个结局开放的状态。

题图为弗朗索瓦一世（左）和苏莱曼大帝（右），来自：维基百科；长题图为埃尔多安，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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