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我想跳过现象说本质，纵深一点讨论。
每次有小畜生出现，大家都搞错了重点。很多人都去纠结刑事年龄门槛太高，大骂一通《刑法》甚至是又双叒叒背锅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却忽略了喷点根本不在这高高低低，而是对低龄犯的后续处置到底几何。
我们先讨论几个问题：
1.现在的14岁起刑点是什么来的？
2.还有没有必要再降低？
3.要降低的话应该降到多少？
先简单介绍下我国历史上的起刑年龄。
我国的犯罪处罚讲究矜老恤幼，用汉代的话来说，老因“发齿堕落，血气既衰，亦无暴逆之心”为，幼以“心智较浅、尚未成熟，亦可塑造”。
西周起刑年龄是7岁。
时有“三赦之法”，八、九十岁以上（耄）的老人和七岁以下（悼）的儿童犯罪减轻免除处罚。
秦不论年龄大小，以身高确定刑事年龄，未盈六尺（小于1.38m）者被视为小。
只有男达到六尺五寸（1.495m）和女达到六尺二寸（1.426m）才视为成年。未成年人犯罪，减轻处罚或者免受处罚。
（秦寸）
唐代作为历史上最璀璨的王朝，其在封建时代集大成的《@唐律疏议》将规定又具化到了三档，分别是7、10、15岁。
7岁以下儿童和90岁以上老人犯死罪不判刑。
15以下、70以上、残疾人犯流以下可按罪收赎。
10以下、80以上、严重残疾人犯重罪需上请。
后面的时代几乎承袭唐制，直到大清药丸前的《大清新刑律》发生变化，由于是学习西方的外源性立法，将最低刑事年龄落实到了12岁。
而建国后，我国的刑事年龄制度之争也和民国一样没停过，始终纠结在12、13、14三级跳中，最后才在刑法里细化为现行规定。
再看看当前全世界的概况。
以下资料来源于张晓霞《全球视角下刑事责任最低年龄实践中的困境》：
将起刑年龄设置为7-10岁的国家主要受到英美法系的影响，而14岁左右的国家则是受到前苏联法系的影响。
在联合国192个成员国中，设置为12-14岁是绝对的主流。设定为14岁的国家也是最多的，数量达40多个。
我国现在的14岁设定即属于世界主流，估计也不会发生骤变。问题就是，如果将来要降低的话，我们该降到多少。
答案是——短期内没必要降低，如果要降低最低是12岁。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啰嗦半天历史和国外的数据了，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
1.做纵向比较：
在中华法系下，古代的数字虽然看上去很低，但是细化了各种情况。清末修律是近代刑法典的开端，已经受到了较大的外源影响。已然将其确定到了12岁，当代显然不可能倒回中华法系的巅峰——唐律。
2.做横向比较：
12-14岁的年龄设置属于当今世界的主流，我国的设置并不畸高。
而较低的7-10岁设置属于英美法系影响区，我国自然并非其辐射区，反倒受到了很大的前苏联法系（这里应评论区标注，上述论文原话，实为社会主义法系中前苏联法律制度之意）影响。
3.国际制约因素：
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号召全体缔约国不得将刑事年龄降到12岁以下，也不得对未满18岁的人判以死刑或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
4.我国未成年犯罪结构重心在16-17岁，现行设置已能有效规制未成年犯罪。
其实很多人可能没想过，14岁以下的低龄犯罪之所以见诸报端，是因为它可能相对更少。
可以明显看出，就算只统计了在案人群，大重心也集中在16-17段，呈现头重脚轻的趋势。
由于没查到也不可能查到未收案数据，结合与14岁相近的身心发展特点，这里可以姑且推论，14岁以下人群在犯罪总量上也并不会是高峰。
5.杀人等重罪并非未成年犯罪的主流。
这也没什么好说的，重罪量肯定比轻罪量少。
简单来说，这一问题的结论就是——
未成年犯罪年龄设置不止约束杀人等重罪，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设置。在当前，14岁这一设定符合主流，没有必要急着降低。即便将来要予以降低，也大可能不会超过12岁的限制。
而单单对杀人等重罪犯罪来说，很多还涉及了反社会人格问题，可在更低的年纪波动出现，设置为14岁和12岁没有太大区别。你设置为12岁，11岁的照样能脱罪，你设置为10岁，9岁的也无法周顾。
年龄的设置永远格挡不了所有犯罪者，那么到底怎么解决少年犯问题？
很多人或许没有想到，纵观2008年到2017年的数据，我国的未成年犯罪率其实是在逐步下降的。
但对于杀人、强奸等恶性犯罪，犯罪者又在变得低龄化，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这就是非常矛盾的一点。不能为了小种类的犯罪者硬性降低全部刑事年龄制度，但这部分恶性犯罪的低龄化趋势也不可回避。
如果不将这部分人纳入有效规制，而是直接放归社会，后续还会发生惨案。在百度搜索“少年犯再犯”，就有多起刑事免责者再次杀人的案例。
我想，能不能给我们的刑法年龄起点也加以弹性区间。
就像14-16岁需要对八大重罪负责，那么我们也可以对于恶性犯罪的年纪做减法。可以把14岁的起刑点设置弹性化、情节化，比如对于故意杀人既遂，降到12岁。
而且，重中之重是——法律在因低龄不被追究责任的这部分罪错儿童的后续措施上断档了！
当前，我国对于判五年以下的轻罪少年犯践行前科封存制度，这部分人在升学、入伍和就职中也能获得免报告权和机关保密。对于这一制度，我个人持支持意见，轻罪尚有救赎空间。
但对于没有被追究责任的这部分人，几乎就是甩手了。因为没满14岁，他们也不会到少管所，而是直接被释放回家，由父母来监管。
摊上这个案子里的奇葩家人，他们对死去的母亲好像一点感情都没有，更关心他能不能复学，更谈不上再教育了。就像重庆那个扔婴案的小女孩家长一样，第一反应是给她改名字然后全家跑路，不就是放虎归山吗？
所以我觉得，重点还是——虽然于法无据不能当成罪犯侵夺权利，但也不能将其简单放回社会。
第一，可以设置弹性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单独设计罪名和情节，对于部分恶性犯罪者把刑事责任年龄降到12岁。
第二，强制定期社区报道学习，可为期几年，要求心理检测等一切合格。家长一起报道，变相预防跑路。
第三，加大投入，将收容教养制度落到实处。有必要时，可在特殊工读学校由政府机关对其进行收容教养1-3年（非刑罚，不是罪犯，不等于少管所）。
第四，可能性当前不高但最有效的一种，深度借鉴英美法系“恶意补足年龄制度”。对于犯罪者进行生理和心理年龄的双重实质性判断，对恶意犯补足年龄给予处罚。
第五，比较跳脱的想法，在监护人承担替代赔偿责任后，对失职父母单独科以罚款或追究行政责任。
来源：知乎 www.zhihu.com
作者：红糖小糍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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