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物质文明的表现
1.作物概况与新作物的传播：
在伊斯兰时代的中东地区，品种多样的作物丰富着人们的物质生活。贾希兹（Al-Jāḥiẓ)曾提到在巴士拉的市场中可以找到约360种椰枣；伊本鲁斯塔（Ibn Rusta）称他在也门萨那的附近发现了78种葡萄；伊本·巴萨尔（Ibn Bassam）在其作品《农苑》（Dīwān al-filāha）中共提到了177种作物；阿瓦姆（Ibn al-Awwam）在他的著作《农书》（Kitāb al-Filāḥa）提到了585种作物及其变种。虽然不是所有的品种都会被人们广泛种植，但是可以列出在当时比较重要的作物名称：
田地中的谷物有：小麦、大麦、水稻、小米还有以往的斯佩耳特小麦（spelt），豆类有：蚕豆、芸豆、豌豆、鹰嘴豆、小扁豆野豌豆(vetch)，羽扇豆( lupine)和胡芦巴(fenugreek )等。甘蔗，纤维植物包括亚麻，树棉和大麻（hemp）;染料植物包括红花（safflower），茜草，指甲花，椴树和藏红花，而苏模（sumac）可用于制革;野生物种如西班牙草，茜草和油棕也会被收获;许多观赏物种种植在花园中，其中不少还可作为药材。
乔木作物包括：橄榄、葡萄、杏、角豆、无花果、桃、苹果、梨、欧楂（medlar）、榅桲（quince）、板栗、核桃、阿月浑子（开心果）、榛子、山楂、椰枣、香橼（citron）、柠檬、苦橙、大枣、朴树、桑树、圣栎（holmoak）、杨梅、香桃木。
菜园中生长：莴苣、胡萝卜、萝卜、甘蓝、菜花、甜瓜、黄瓜、菠菜、韭菜、洋葱、茄子、洋蓟、马齿苋以及许多香草，包括：罗勒、水芹、香菜、藏红花、孜然、续随子（caper）、芥菜、牛至、茴香、蜜蜂花（melissa）、柠檬马鞭草（lemon verbena）、百里香。
在古典时代罗马与波斯已有的农业作物基础之上，伊斯兰农业广泛传播了从热带、亚热带地区引入的辅助作物。作物的引进主要体现在经济作物（甘蔗、树棉）的扩散与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及辅助性粮食作物的扩散（水稻、高粱），还有新的水果与蔬菜的引入。
甘蔗：
甘蔗的起源还不确定，但是可能是由生长在印度、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野生甘蔗草演变而来的。它的栽培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两千年左右的印度和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中国南部；甘蔗可能在公元1世纪被带到阿拉伯半岛的东部，其种植技术可能在公元7世纪被引入萨珊帝国。英语的”糖”直接出自阿拉伯语的”糖”：sukkar，而阿拉伯语的”糖”又出自波斯语的”糖”。最早的来源被认为是南印度坦米尔语的சக்கரை。跟”糖”一样，qandi最早是透过波斯语进入阿语的，跟早的来源则被认为是梵语。
在阿拉伯征服后的几个世纪里，甘蔗种植范围得到了很大的扩张，几乎跨越了被阿拉伯人占领的所有地区，在信德、波斯湾的东岸、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沿岸，它成为一种极其普通的作物。之后甘蔗的种植一路被传播到黎凡特（地中海东岸）、地中海东部岛屿和北非；公元8-9世纪，甘蔗被传入到西西里和安达卢西亚。
种植甘蔗的主要目的是制糖，目前成品冰糖的最早文字记录出现在公元前6世纪北印度的梵文文献中。制糖技术从北印度出发，向东到达中国，向西在公元7世纪左右到达地中海东岸。阿拉伯人改进并传播了甘蔗制糖技术，公元10世纪起，在信德、胡齐斯坦、黎凡特沿海平原的大部分、尼罗河沿岸和河口三角洲和摩洛哥的南部发现了对供出口的甘蔗的非常集中的生产。据说，质量最佳的蔗糖产于埃及、叙利亚和约旦河谷，其中约旦河谷尤其以出口甘蔗而闻名。近期已经在约旦发现了压榨甘蔗的水力碾子，并且在埃及和叙利亚发现了风力碾子。
甘蔗的种植资料大量的存在于阿拉伯史料和穆斯林的农业著作中，其中努韦理（al-Nuwairi）所著的《文苑观止》（Nihayat al arab fi Funun al-Adab）就对甘蔗的种植与生产进行了详细描述，并且他还强调了甘蔗田要用深犁（maharith kibar）耕作的必要性。在西班牙，按照阿瓦姆的记载，甘蔗每4到8天就要彻灌一次。
当时穆斯林生产蔗糖，首先要在农场将甘蔗折断、剥皮，然后运到制糖工场；工场工人先将甘蔗处理为小片，然后以相等的批量被石碾和滚木平台式压榨机进行压榨；之后甘蔗汁经过两次过滤后进行充分煮制，得到被称作“卡特勒”（al-Asal al Qatr）的粘稠液体；过滤后的残渣，也会被压榨并煮制成为质量较低的“卡比亚”（khabiya）。根据质量的高低，制糖场生产出坎打（kand）、卡特勒和卡比亚三种糖浆；坎打在干燥变白后被水溶解，然后用加奶搅拌进行煮制；并得到白糖和糖渣（qutara）。
甘蔗和由它制成的产品——糖汁、糖浆、硬糖和其他各式各样的糖一部分被当地消费，其余的被大量输出到附近的城镇，并从这些城镇输出至更遥远的市场。各种不同类型的蔗糖从阿拉伯世界输入到欧洲的巴塞罗那、马赛和意大利北部的城市，一些蔗糖又从那里又输入到西北欧的市场上。在蔗糖输入之前，欧洲的主要甜味剂是蜂蜜和水果。为了追求甜味，罗马人甚至使用铅锅煮沸变酸的葡萄酒，用醋酸与铅离子结合生成非常甜的水合醋酸铅来调味，而蔗糖非常稀少，一般作为药物使用，当时也还不知道甘蔗能够制糖。随着地中海的贸易和十字军东征的发展，欧洲人逐渐了解了甘蔗种植和制糖技术。制糖技术也从伊斯兰世界传入中国。据马可波罗记载，埃及的技术人员被招到中国，传授福建人如何使用木灰制糖。
除了甘蔗之外，有学者也指出莙荙菜（食用甜菜）是由“大食人”在中国唐朝时代传入了中国，并以其波斯语音译名而得名。
棉花：
旧大陆的棉花（与原产于西半球的棉花相区别）可能起源于非洲南部。史前时期，棉花被人类经由印度洋的航线带到了次大陆。目前已知最早的种植记录是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印度河谷地区。
斯特拉波（Strabon）曾提到过一种能长出毛的树，那可能就是棉花；公元1世纪的老普林尼（Pliny)提到棉花在上埃及生长，公元2世纪时期的纸草文书中也提到了赫迦绿洲（Kharga Oasis）种植棉花的记录，达赫拉绿洲（Dakhla Oasis）发掘出的棉花种子也证明了当地在公元4世纪也曾种植棉花；在巴勒斯坦的2世纪和4世纪犹太法典中都提到了棉花，圣格列高利（Gregory of Tours）也提到一种会长出毛线的树生长在了耶利哥（Jericho）地区。
在晚期古典时代（4-7世纪）的萨珊帝国，棉花在阿拉斯河（Aras）沿岸（今阿塞拜疆地区）已经是一种重要的作物了；在梅尔夫（Merv）的绿洲中(今土库曼斯坦)也发掘出了人工种植的棉花；公元5世纪的巴比伦的《塔木德》（犹太古代法典）中也有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犹太社区使用棉籽油和商人贩卖棉花的记录。
中世纪伊斯兰时代出现了一种一年生的棉花新品种，这种新品种可能由中亚的东部发展而来。棉花的传播使得棉花能够在更广大的地区生长，并使之最终传入欧洲。当时一些地区在棉花出口产业已高度专业化：当时伊斯兰世界最优质的棉花产自叙利亚的哈马（hama）和阿勒颇，这些地区也为附近或者更远地方兴起的棉花制造业提供大量原料。
人们一般会选在2月或3月播种棉花，棉花在生长过程中需要及时灌溉并用羊粪施肥，并且棉田必须要犁10次以上，同时还要整平耕地中的斜坡，以便棉花能够充分接受灌溉。棉铃一般到8月长出，到9月就可以采摘；伊拉克一般会在7月采摘，因为那里的夏季更为炎热。采摘棉桃的工作一般由农村妇女承担，采摘后再在太阳下晾晒，最后打捆。
安达卢西亚有关种植棉花的记录最早可追溯至公元10世纪，棉纺工业也随之引入。随着跨地中海贸易在12世纪的完善，欧洲商人从地中海东岸的穆斯林国家购买棉花促使棉纺工业在意大利北部和法国的兴起，这些地区大量生产纯棉布和用棉花与其他纤维的混纺布。此后，棉纺工艺相继传入佛兰德斯、德意志与英格兰。阿拉伯语的棉花 /qatˤan/遂在十二世纪传入罗曼诸语，大概一个世纪后再传入英语。
水稻：rice (arūz)
栽培稻的起源及时间或水稻驯化的时间是一个有些争议的问题，因为四块大陆上就散布有20钟野生水稻品种。能够确认的是，水稻是由分布在从印度的北部向中国东南部延伸的狭长地带里的一种野草发展而来的。
公元前1000年左右，随着波斯帝国的向东扩展，中东的人们第一次了解到水稻。斯特拉波已经知道在巴比伦、大夏（bactria）和叙利亚低地有水稻产出。在伊朗苏萨(Susa)的洞穴中也发现了公元1世纪左右的稻米。
而罗马人是通过亚历山大东征（公元前327年-公元前324年）了解到这种作物，不过罗马最初进口的是米酒而非稻米。水稻可能经由新月沃地的陆路或是经红海-印度洋海上贸易从印度传入埃及的；尤里乌斯·波吕克斯（Julius Polluxof Naucrati）提到了水稻在埃及被种植；到公元3世纪，水稻在尼罗河谷已经是一种知名的作物了。5-6世纪的犹太宗教和法学著作中也提到了巴勒斯坦沿海的肥沃土地、约旦河谷以及加利利海沿岸也都有水稻种植的记录。此外，菲立克斯（Cassius Felix）于447年在他的著作中写到水稻可以入药，并提及水稻可能在北非的沼泽地中生长。但是在罗马帝国，水稻的适用范围相当小。并且水稻的主要用途是做药膳，或是作为贵族餐桌上用来点缀菜肴的特殊食材，如著名的古罗马食谱阿匹西尤（Apicius）中的食谱原料也出现了稻米。
公元7世纪，当穆斯林军队第一次在伊拉克南部的沼地中发现水稻的时候，它们已经被种植了约一个世纪了。阿拉伯人又将水稻扩散到了伊斯兰世界的几乎每一个有足够的水源来灌溉它的地方并向北扩展到了托鲁斯山脉以南的努赛宾 (Nusaybin)和波斯的里海南岸地区，水稻的种植技术还被穆斯林商人传播到了伏尔加河谷地区；向南一直到也门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不过伊斯兰世界水稻的主产地仍然是在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和叙利亚的约旦河谷。
而稻米传入欧洲有几条不同的路径：⑴公元前4-1世纪经波斯到埃及⑵公元8世纪从希腊或埃及传播到西班牙和西西里⑶8世纪从波斯到西班牙⑷13-16世纪从波斯到意大利。现存资料显示，水稻种植在15世纪到达意大利北部，1468年在皮桑(Pisan)平原和1475年在伦巴底才有人种植水稻。
稻米在伊斯兰世界的一些地区成为了仅次于小麦的粮食作物，例如在埃及和波斯还有伊拉克。人们可以将稻米磨成粉做成稻米粉面包（rice-bread）。1226年由巴格达迪（Muhammad al-Khatid al-Baghdadi）所著的《烹饪书》（Kitab al-tabikh）中，稻米出现在了菜谱中，成为isfanakhiya（一种炸肉串）的一部分，稻米在被煮熟之后被浇在炸肉串的肉块上，稻米还可以被丢入锅中与菠菜与肉同煮。
高粱：
高粱似乎起源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热带地区，并可能在公元前2世纪直接从东非地区传入印度。老普林尼曾提到过从印度传来的大粒黍，那可能就是高粱。
中世纪伊斯兰世界扩散的高粱品种似乎来自印度，不幸的是，高粱从印度向西的传播过程不容易在文献中被发现。公元10世纪时高粱应该已经分布在美索不达米亚、波斯湾沿海、阿拉伯半岛的部分地区以及上埃及和努比亚的尼罗河流域（在这里高粱已经明确成为了主食）以及北非的萨赫勒地区（Sahel。公元11世纪时高粱的种植已经到达了北非和安达卢西亚。12世纪，高粱的种植已经传播到了西班牙、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并用作穷人面包的原料之一。在13世纪蒙古帝国的扩张中，高粱可能借此到达了中国。
公元14世纪，高粱在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广泛栽培，在许多地区它已成为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和农村人的主食，它的种子和茎秆都成为畜牧饲料的重要来源。
柑桔科水果：苦橙、柠檬（包括青柠）与柚子等
最早扩散的水果可能是苦橙（它也被叫做酸橙或塞维利亚橙）。这种植物源自东南亚，公元9世纪阿拉伯人将其携带到阿拉伯半岛，公元10世纪在伊斯兰世界被被用作观赏作物和果树而广泛种植，后来又被扩散到撒哈拉以南非洲。苦橙树比其他的柑橘类植物抗寒能力要弱，导致其传播较慢且仅限于热量充足的地区才能种植。据记载，公元1002年的西西里岛就出现了种植苦橙的记录；公元12世纪晚期，苦橙被种植在塞维利亚附近，并因此得名。
柠檬的起源很难确定，主要来自于印度与中国。公元2世纪前柠檬就已经进入了南意大利地区，但是人们并未广泛种植这种作物；公元8世纪左右，柠檬应该被引入并种植在波斯、伊拉克与埃及等地；目前已知柠檬最早的文字记录，是在10世纪阿拉伯文农业与园艺文献，柠檬被作物园艺植物出现在花园中。公元1000年到1150年间，柠檬被穆斯林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广泛传播。阿瓦姆将这种水果称作 lāmūn，但在之后的阿拉伯著作中，柠檬却比较常被称作 līmūn，欧洲诸语的柠檬多由此而来。
最后还有柚或蜜柚，它们原产于东南亚。因为其术语名难以确定，所以在阿拉伯文献中很难辨别出来，但是它可能在11世纪已经在早期伊斯兰世界不同的地区种植。
柑桔科植物的扩散，迎合了中世纪欧洲餐饮对酸苦味的偏爱，以往缺乏橘类水果的北欧地区往往只能使用酒、醋和酸麦芽酒和其他苦味药草。
其他水果与蔬菜：香蕉和芭蕉,西瓜；茄子，菠菜,甘蓝和芋头,
这些作物在当时的农业地位并不高，但是却被一些农业文献所津津乐道，这使得研究他们成为可能。
香蕉在东南亚和马来群岛等地广泛地为人类驯化，根据最近的考古资料，人类在公元前8000-5000年左右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就开始种植香蕉了。此外，非洲的热带地区也是香蕉的重要发源地。香蕉可能是由阿拉伯商人从马来西亚传入到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时代后这种作物的种植就更为广泛了。公元9世纪伊始，伊斯兰地区的文献中有许多提到了香蕉的文本；到公元10世纪，香蕉出现在了巴勒斯坦和埃及地区的文献中；随后，香蕉逐步传入北非与安达卢西亚，而格兰纳达所出产的香蕉被认为是整个伊斯兰世界品质最佳的。
西瓜大抵起源自非洲中部和南部的热带地区，在非洲的疏林草原区，西瓜不仅是当地农业的一种重要食物，而且还是干旱季节人们重要的水分来源。而西瓜在距今6000年以前就已经传播到了北非与西南亚等地，距今约5000年前的古埃及陵墓中就出现了带有西瓜的壁画和遗留的西瓜子。伊斯兰时代后，西瓜跟随阿拉伯人的贸易进一步向外传播：在哈里发麦蒙时代（813年 – 833年），花剌子模出产的西瓜就通过装满冰的铅罐子被贩运到哈里发的宫廷之中；公元9世纪左右海陆贸易使西瓜进入印度，并在公元10世纪左右可能通过回鹘人和契丹人进入中国；摩尔人进入安达卢西亚后也引入了西瓜，记载表明西瓜在公元961年前被种植在科尔多瓦附近，在公元1158年前被种植在塞维利亚附近；并且安达卢西亚等地的西瓜通过地中海的贸易路线被逐步传入南欧地区，但是欧洲大部分地区缺乏西瓜生长所需的热量以致收成不稳定。
而茄子应该在史前时期的东亚与南亚就有人栽种了，现今对茄子最早的的文献记载来自于北魏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茄子缺少在古典时代语言中的名字，但却拥有众多阿拉伯语和北非语言名，这可能表明茄子在中世纪早期的伊斯兰世界开始传遍地中海地区。阿瓦姆也在他的著作中也介绍了如何种植茄子；中世纪后期的西班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文献中也有关于茄子的记录。
而菠菜起源于波斯，并随后传入印度；菠菜可能经商业贸易传入印度和中国，中国最早的文献记载出自《唐会要》：贞观二十年（公元647年）泥婆罗（今尼泊尔）进贡了菠菜的种子，尼泊尔的菠菜可能是来自贸易。公元827年，穆斯林将菠菜传入西西里岛。地中海地区有关菠菜最早的记录出自公元10世纪拉齐（al-Rāzī）的医学著作和Ibn·Wahshiyya与Qusṭus· al-Rūmī所著的两篇农业论文中。随后菠菜在地中海地区的穆斯林国家中越来越受欢迎，并在公元12世纪晚期传入安达卢西亚，在这里菠菜被称为“raʼīs al-buqūl”，意为“蔬菜之王”，菠菜还是《烹饪书》中部分菜肴的原料之一，一般搭配肉类。14世纪后，菠菜逐渐经由西班牙传入英法等西欧诸国。
有一种属于球茎甘蓝的甘蓝，唐代陈藏器称之为“甘蓝”或“西土兰”。根据《本草纲目》记载，“藏器曰∶此是西土蓝也。叶阔可食”。根据陈藏器的观察，这是一种阔叶植物，并使他联想到中国的木兰，但陈藏器将之介绍为一种可以“益心力，壮筋骨”的药用植物。而甘蓝原产于欧洲，可见这种植物也是经伊斯兰世界来到西域传入中国的。
而芋头可能起源于马来西亚的低洼湿地中，并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在东南亚传播，公元前5000年可能在印度的热带地区被人类种植。可能是亚历山大东征使芋头传入埃及并使得芋头的栽培在埃及繁荣起来，人们称之为“埃及水百合”与“埃及豆”；古罗马作家维尔吉(Virgil)和老普林尼在他们的著作中也都提到了芋头；除了埃及以外，芋头在小亚细亚与塞浦路斯也是很重要的作物。芋头可能在公元714年与甘蔗一起传入伊比利亚半岛，而在葡萄牙和西非，芋被称作enyame，这个名字随后也被欧洲人采用，并成为泛指所有根茎作物的非正式名称。
适应新作物的耕作制度
上述提到的新作物大多数起源于热带或亚热带地区，因此种植它们需要在热量充足的季节——夏季，而夏季作物的引进开辟了新的耕作制度，并使人们对土地的利用更为集约了。在古典时代的地中海地区，人们在收割完雨养地的粮食之后一般选择在夏季休耕土地，除豆类植物之外很少再种植作物。而随着大量热带作物从印度等热带地区引入，来自印度的多熟制也随之传入了。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地方土地利用的激烈化程度相当令人吃惊，在新的耕作制度下，在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地方，冬播作物小麦紧接着是夏播作物高粱；在伊拉克，冬季水稻紧接着是夏季的水稻，在尼罗河流域一年收获两次作物非常典型，但是也有一些土地一年收获三次作物。在许多从事商品园艺种植的地区，种植速成作物可使土地得到连续的利用，并且每年常常有四次或四次以上的收成。
与此同时，雨养农业也有改进。新作物也为这个地区作出了贡献，因为它们之中的一些如高粱和柑橘类水果可以种植在灌溉水源不是很充足的地中海的地区；在有灌溉水源可以利用的季节里，有时雨养作物可以和其他水浇作物进行更加密集的轮作。新旧雨养作物也扩大了可以从事种植业的区域范围：土壤比较贫瘠或山丘地带的土地，或是降雨量比较稀少的地区发展种植业也成为了可能。
2.灌溉工程的发展
新作物的传播进而刺激着灌溉系统的发展。由于大多数新作物起源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如印度、东南亚和非洲中部），其生长需要大量的水分，而中东地区缺乏降水，但是这些作物生长所需的热量条件又只能在炎热的夏季种植它们，除埃及外的伊斯兰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夏季都是农业发展的一个“死季”，以往的文明在夏季一般采取休耕的手段，若要在夏季发展农业就要依赖灌溉设施调动其他水源。比如埃及的甘蔗，要通过戽水车和灌溉水渠从尼罗河获取灌溉用水。其他引进作物的生长时节需要大量的灌溉用水，或者说当它们灌溉良好时才会得到更高的产量。大河流域的冲积平原区发展农业也必须发展灌溉技术将河水引入农田。伊斯兰世界的农业灌溉技术总体上是继承了罗马和波斯等文明已有的灌溉科技，同时把它们加以改进并且扩散到更遥远的地区。
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继承了当地居民早已发展完备的四种灌溉方式：第一种是洼地灌溉（Basin irrigation）技术，前文已经详细介绍，这种技术主要在埃及应用；持续灌溉（Perennial irrigation）是通过修建运河水渠将河流河水引入到农田的灌渠网络之中，从而使作物在整个生长期都能得到彻底而持续的灌溉；梯田灌溉（Terrace irrigation）主要出现在多山地区，主体是沿山体由高向低的一系列梯田台地，人们主要通过坎儿井等工程搜集冬季降水和积雪融水；干谷灌溉（wadi irrigation）主要在干旱地区被使用，人们搜集雨季时降水汇集的洪水，并将其储存到水库当中，利用储水进行灌溉。
水坝：
水坝往往是灌溉系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并且一般会拥有闸门、灌渠、戽水车和水磨等配套设施。在旱谷灌溉系统中需要水坝来截住季节降水所引发的山洪，水库积蓄的储水一般高于地平面，以便运用重力将水引入农田与城镇；在持续灌溉系统中，水坝一般用于将河流的河水分配到各个运河网络之中。
有两种基本类型的水坝，重力坝和拱形坝。重力坝依赖水坝的重力来平衡被阻拦的蓄水的压力，考虑到额外压力的影响和存在，有时会在下游方向的坝面做扶壁。就像所有水利设施一样，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选对地基，因为在水流冲刷破坏了地基之后，坝就有可能被毁。拱形坝是用水平方向的拱形支撑原理来抵御水流和淤泥的应力。且其常常仅在满足一些特殊条件的场所：如水坝宽度相较于高度很小，且两侧的山地密布坚固的、能支撑拱形水坝给坝两端传递的应力的岩石时才建设。除极少数个案外，近现代以前少有拱形坝建成。
修筑水坝的选材一定程度上受到水坝的设计与效用的影响。土坝直到今天也被广泛使用，因为修筑它很容易就地取材，只要夯土或是其他不透水的材料就能够满足需求，同时土坝还能节省运输石料的运输费用，但是这种方式不适合修筑高坝。土坝一般在两河流域下游使用最为普遍，并且适于将河水分配到各个运河系统中。而修筑高坝的话，就需要砌体建筑技术了。材料可以是装饰石材、或是其他石材，无论何种形状皆可。这种水坝往往由中间带有缺口的两堵砌成的墙体组成，缺口一般用较为便宜的材料例如泥土或碎石填充。
在伊斯兰黄金时期，部分地区因为人口增加而增加了对水资源的需求。在伊拉克，许多新的大小水坝也被建设来扩展已有的水利工程，大量的简易土坝被民间工程师设计并建设。并且以往古典时代的罗马与波斯水坝并没有荒废，现存的叙利亚霍姆斯（Homs）与西班牙梅里达(Merida)的水坝证明了以往的水坝被妥善的保护并继续使用。波斯胡齐斯坦的卡伦河上，穆斯林继承了著名的舒什塔尔历史水力系统（Shushtar Historical Hydraulic System）以往罗马、萨珊波斯的建筑基础，并且修建了一座名为Pul-i Bulaiti的新水坝。
公元960年左右，白益王朝(Buwayhid)的埃米尔阿杜德·道莱（Adud al-Dawla）在伊朗的库尔（Kur）河流域修筑了坚固的水坝，根据麦格迪西（al-Muqaddasi）的记载，大型墙体被修建在在设拉子和伊斯泰赫尔（Istakhr,即波斯波利斯）之间的某条河截流后形成水库；大坝两岸有10座戽水车，每个水车旁还各有一座磨坊；在此地形成了一座新城市，水流经灌渠，灌溉300个村屯。现如今这座水坝还残存着一段250英尺长，30英尺高的部分。其由坚固石块砌成，且有效利用了一个粗糙的石核。铸铅中安置的铁棒被用来连接石块。麦格迪西和巴勒西（Ibn al-Balkhi）都认为石块被置于砂浆中。砂浆不仅使整个结构紧密结合，还确保了水密性。对“调合的水泥”、“筛过的砂”的描述表明工程师注意到了仔细准备砂浆的重要性。巴勒西在书中写到：“即使是用铁器也无法刮坏凝固的泥灰”体现了当时所使用的砂浆的质量很好并且该水坝是一项彻底而坚固的工程。所以该坝能使用并保存如此长的时间也就不足为奇了。
穆斯林也在安达卢西亚修建了许多水坝，其中大部分水坝被修建于10世纪的后倭马亚王朝。例如，瓦伦西亚（Valencia）附近的河流突利亚河（Turia）上修建了许多小水坝和堰（azuds）。这些水坝中有8座服务于当地的灌溉系统，并将河水扩散到距河流6英里远的地方。河水可以通过运河被输送的更远，尤其是到瓦伦西亚周围的水稻田中。通过营造灌溉系统，穆斯林建立了瓦伦西亚这个当时欧洲最大的水稻生产中心。
所有八个坝都有类似之处:如面向蓄水方向的竖直坡面都较矮，坡的另一面都呈阶梯状。水坝内芯由毛石与砂浆组成，外覆砌砖并用砂浆粘合。在正常操作下运河中的水闸可以使运河中多余的水排回河里，有时可以将水闸全部打开用来冲刷掉运河口附近的淤泥。冲刷闸对于防止淤泥堵塞运河口和淤塞运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水坝的地基也很坚实，其砖石结构延伸到了河床以下15英尺并且地基有大量的木桩做支撑。
这些水坝坚实的地基与较矮的高度主要是为了适应突利亚河汛期时危险的洪水，届时其流量会增加到平时的百倍左右，水坝也会被淹没在水面20英尺以下并且要遭受到洪水及其携带的岩石和树木的击打。多亏了其因地制宜的矮而胖的造型和坚实的地基，突利亚河的水坝才能够保存千年。
科尔多瓦附近的埃布罗河（Ebro）到瓜达尔基维尔河（Guadalquivir）等河流上也修建了水坝。不过这些水坝一般较小，并以夯土为主要材料。12世纪中期的地理学家伊德里西（Al-Idrisi）描述了科尔多瓦瓜达尔基维尔河上的水坝，并且提到水坝是用埃及的石料建成，水坝内部的三个磨面小屋（各装有四个水车）为形成导水渠而加入了大理石柱，这些水车在人们的维护下直到近些年还在工作。
运河：
前文已经提到，在大河流域的冲积平原上，尤其在两河流域以及埃及的法尤姆地区，运河网络是当地灌溉系统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些运河从而扩大了两河流域的水域面积，不仅让更多的耕地被开垦后得到灌溉，还能通过运河输送人员和物资。运河与水渠一般靠重力使河流干流及其支流中的河水流入人们修建的运河水渠中，再让河水通过一条条毛细血管般的灌渠流入耕地中。这些运河水渠往往宽约9-11米，但比较浅，只有约1米深。
这种大规模灌溉系统的管理一般是国家工程，参与建设和维护运河系统需要行政官、水路工程师、灌溉监察官、技术工人和普通劳动者来共同完成。新运河的挖掘首先要得到批准并纳入国家预算，并由灌溉工程师和测量工程师决定运河路径、倾斜度和断面图等。还要计算挖掘的土方数量，以便推测工程所需的工匠和监督人员数量；并且还要将估算出的开发经费与预算核对。疏浚运河的工程也要经过同样复杂的步骤，不过疏浚工作或交由政府或外包出去。
运河灌渠一般通过两种方式为农民配水：第一种是按照时间配水。从运河通向农田的水渠平常被小土堰堵住；然后按照灌溉顺序让农民截断土堰；灌溉结束后，再将土堰封好。第二种方式是用木板封住进入耕地的水路口，然后在木板上开一定大小的孔洞；从而使水渠流水不断，从而通过流量掌握灌溉给水量变化。运河配水常常会引发上下游之间农民的摩擦，所以需要设置专门的管理官员。据10世纪呼罗珊木鹿地区的报告，穆尔加布河（Murghab）水渠灌溉网的监督官管理着当地超过万人的农业劳动者，他的权限甚至比当地最高行政官还要大。
蓄水池
地中海气候区的河流流量受降水的影响较大，呈现季节河的特征。人们会通过修建蓄水池来利用季节河汛期的洪水和冬季降水来储蓄水源。这种蓄水池的起源不太明确，可能源自罗马时代突尼斯草原和阿尔及利亚的奥雷斯（aures）地区的露天蓄水池。
20世纪50年代， M. Solignac通过研究蓄水池的砌体风格，分析砂浆的材质以及类型分类，北非由穆斯林修建的蓄水池大多修建于艾格莱卜王朝和法蒂玛王朝时期（约8到11世纪）。这些蓄水池最大的特点在于那些独特的半圆形支柱，并且顶部有着圆盖，这些都与罗马时期的建筑风格截然不同。
其中最著名的是突尼斯凯鲁万城（Qayrawan）北门约1公里的两座于由艾格莱卜王朝（Aghlabid）于公元860-863年修建的蓄水池。这两座蓄水池主要通过从迈杰阿里河（Marj al-Lil）截水来保存水源。其中小蓄水池直径34.8米，形状为17个侧壁构成的圆形，每个侧壁平均长度6.25米，各个侧壁的角由半圆形支柱加固；小蓄水池与大蓄水池通过一个联络水渠相连，而大蓄水池直径128米，深8米，并有48个侧壁，并有着半圆形支柱。之所以设计了一大一小两座蓄水池是为了提高大蓄水池的水质，从河中提取的水首先会进入小蓄水池沉淀，然后沉淀之后较为清洁的水再通过水渠进入大蓄水池储存。即便如此，池中的水在盛夏还是会因藻类而出现绿浮泡，尽管水质不太卫生，但这些水主要是为了方便周围社区的牧民和农民饲养的牲畜（例如绵羊和山羊）在炎热干旱的夏季饮用而准备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两座蓄水池建在了距凯鲁万城足有1公里的地方。
在凯鲁万城以南的Sidi Amor-el-Kenani还有一座有着180座支柱的巨大四边形蓄水池，这座蓄水池的建筑风格与上文的圆形蓄水池在建筑风格上格外的相似。这座蓄水池由艾格莱卜（Aghlabid）王朝的易卜拉欣二世下令建造，并在公元877/878年完工，它形成了拉凯达城（Raqqada）中宫殿的一部分。其面积为19000平方米，深约3米，容积约为57000立方米。
突尼斯南部沿海的杰尔巴岛（Jerba）上也发现了一些建于中世纪时期的圆形灌溉蓄水池，不过规模更小。这些蓄水池通过岛上的水井提供水源，其内部涂有类似opus signinum[22]式样的防水泥灰，其中一部分蓄水池与14世纪时期的居民点相连接，而另一些蓄水池属于年代较晚的17世纪。这些应该是现存有记录以来年代最晚的仍在使用opus signinum泥灰技术的蓄水池了。
坎儿井（Qanats / foggarat）
坎儿井是一种特殊的地下水路式灌溉设施，一般出现在干旱的山区和谷地附近。挖掘坎儿井困难而危险，是最古老的危险作业之一。挖掘坎儿井首先要开凿竖井，也就是通过“母井”来探测山麓倾斜地区含水层的深度，然后在地表测量并规划从母井到坎儿井出口的距离和路径。母井深度从7~100米不等；各竖井之间间隔约20~140米，主要是从地表挖到含水层区域；两个竖井挖好并用泥质圆形支撑物衬里之后，才可以在这两个竖井之间挖掘第一段地下导水暗渠。因为要将含水层中的水导入导水暗渠中，所以还要在找到含水层之后沿水平方向挖掘很长的地下导水暗渠，暗渠从出口到母井的方向开凿；暗渠需要有很缓的坡度才能让水自行流动，这样的步骤要一直重复下去，直到整条地下导水暗渠挖成为止，但随着每个通气竖井的深度越来越小，他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短，从100米减到约30米。竖井的作用有两个：一是流通新鲜空气，二是便于以后挖掘或修补坎儿井。由于暗渠在地下流淌，所以水质良好，而且蒸发量比河湖、蓄水池和地表水渠要少很多。坎儿井的水一般会用于人们饮用与农业灌溉。
目前有关坎儿井传播的研究基础主要是由Henri Goblot所奠定的，他认为坎儿井起源于波斯并向东传入中国，向西向地中海世界延伸，而他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研究了坎儿井技术进入埃及与阿拉伯半岛。不过有关坎儿井的起源在学术界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尤其是在中国新疆的坎儿井存在着外国传入说和中国起源说，中国起源说主要是源于《史记》上有公元前109年西汉武帝(公元前141一前87年)时代，在今陕西大荔就有了井渠，和《汉书·西域传》中有西汉屯军敦煌攻打乌孙时，在今白龙堆沙漠东南土山脚下有取用泉水的卑鞮侯井(大井六通渠)。不过坎儿井主要起源于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一般是较为受支持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坎儿井起源于公元前一千年前的波斯；现存最古老的坎儿井遗迹在埃及西部沙漠绿洲中，约在公元前五世纪时修建。
在对利比亚的撒哈拉沙漠腹地的费赞（Fezzan）地区的实地调查之后，坎儿井的使用技术应该在公元4世纪以前，而且可能在公元前几世纪左右就通过与埃及的贸易被传播到这里，并被称作“foggara”；这项技术成为了撒哈拉沙漠中的葛拉玛提亚人（Garamantian）文明壮大的原因之一。罗马时代，坎儿井技术在公元2世纪后出现在了叙利亚，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南部等地也有使用，不过这项技术应该是通过柏柏尔人而非罗马人传入的。
而倭马亚王朝与阿拔斯王朝时代继续使用着坎儿井技术。哈里发穆塔瓦基勒（Al-Mutawakkil 847-866）在他位于萨马拉（Samarra）的新宫殿中使用了坎儿井系统用于供水。近期的考古发掘表明，水源来自于底格里斯河上游地区的地下水，并通过长达300英里的地下暗渠输送到萨马拉。
至于坎儿井技术是何时传入西班牙也存在着争议。现今已知在西班牙最早的有关于集水和地下输水系统的记录出现在公元873-874年，不过还无法确定这是否就是坎儿井。J. Oliver Asin提出在马德里有许多坎儿井一直保存并使用至今。而马德里城于公元871年为后倭马亚王朝的默罕默德一世所建，当地一直没有其他的自然水源，因此Oliver Asin认为这些坎儿井就是在公元9世纪由阿拉伯人修建的。Goblot也承袭了前者观点，认为这些坎儿井的挖掘技术是由从波斯来到西班牙的专家引入的。这一观点主要是认为西班牙的坎儿井与波斯地区的有一些相同之处，如盖住竖井以防止人或牲畜跌入。但是这种做法在罗马时代阿尔及利亚和叙利亚地区的坎儿井也很常见。总之现在还无法得到正确结论。
3.抽水技术的发展
桔槔（Shaduf）
这种器械可能是人类最早发明出来用于提水灌溉的装置，已知最早出现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古阿卡德人浮雕上。但这种古老的装置至今依然在被人们使用，尤其是在埃及。这种装置得以成功可能是因其结构简易、造价低廉，并且很容易在乡村中找到制造它的材料。在中世纪伊斯兰时代，这种装置还在北非和西班牙被广泛使用，并被柏柏尔人引入到了撒哈拉地区。
桔槔一般是将横木以2:1的位置放置在支点上，然后在距支点近的一侧悬挂石头或黏土制成的配重物；水桶在相反的一侧，以绳或杆固定，将水从水源提出后再将水桶的水倒入蓄水池或是灌溉水渠中。考虑到吊杆损坏，人们一般会在一处水源使用两个或多个桔槔。若是需要将水提到更高的地方，人们会沿着坡势将多个桔槔并将之串联接续到用水点。
戽水车（Noria）
戽水车是由水力运转的水车，适合布置在河畔。根据考古发掘，最早的戽水车出现在公元前4世纪埃及的法尤姆（Faiyum）地区；而罗马建筑家维特鲁威也在著作中提到了这种水车，并在埃及和叙利亚使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有使用的可能。穆斯林的工程师们将其扩散到伊拉克、波斯等地区；麦格迪西就曾对波斯城市阿瓦士（ahwaz）的戽水车进行了记录，他提到戽水车抽出河水，使河水经水渠送入城市的水槽和果园之中；伊德里西也描述了关于戽水车从塔古斯（Tagus）河取水，并通过水渠为托莱多给水的情况；大马士革的亚齐德河边曾经也有许多的戽水车并排在那里，人们还将河边的道路称为“戽水车路”。从阿拉伯地理学家们的著作中可见，戽水车在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得到了广泛使用，并且人们还会修建水坝来提高河流流速去配合戽水车的使用。
戽水车的主体是一个木制浆轮，浆轮被放置在承载轴承的底座之上；在轮轴的周围有楔子被固定在木制骨架上，以木骨架为中心，支撑水车的木制轮辋辐条呈放射状配置，轮辋一般有格子，每两个格子之间都装有木制的划水桨；划水桨受水的冲击力而旋转，每个格子浸入水中蓄水，最终转到水车顶部，将水倒入和输水渠相连的水槽中。穆斯林工程师还对戽水车的结构进行了改进：例如的伊本·巴萨尔就在《农书》中提出将飞轮（flywheel）应用在戽水车和波斯轮中，以使旋转运动更加平顺；1206年，学者加扎利（Al-Jazari）也在著作中介绍如何将曲轴（crankshaft）应用到戽水车和波斯轮中以降低机械运转的间歇来使运转功率最大化。
波斯轮（saqqiya）
波斯轮是一种畜力水车，虽然被叫做“波斯轮”，但根据纸莎草文书，已知波斯轮最早出现在公元前三世纪的埃及。到罗马帝国时期，波斯轮这种装置已被传播到地中海东岸和北非沿海等地区，根据考古发现，其一般是为浴室或是有钱人家供水。直到公元4-5世纪前后，刹车装置和陶罐的使用才降低了其制造成本，并被广泛使用。在先知生活的时代，已经有专门用来指从井中汲水的骆驼的词——那迪夫（nadih），所以这种机械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的阿拉伯半岛就已经被人们使用了。到11世纪末，伊本·巴萨尔记载波斯轮已是当时人们灌溉的标准机械。波斯轮主要在东马格里布（从阿尔及利亚的君士坦丁到突尼斯），埃及、西班牙和马格里布沿海地区使用，这些地区发展农业急需灌溉，据说波斯轮一旦启动就必须连续不停地运转100天，哪怕停下几天，农作物就可能枯萎死亡。之后波斯轮又逐渐传入欧洲，并经由西班牙的基督徒工程师将之输入到美洲。突尼斯至今还有一些地方仍在使用波斯轮，在西班牙有些波斯轮一直用到了20世纪60年代。
波斯轮的结构还是较为复杂的，由200多个零件组成；构成波斯轮的核心构件是两个互相垂直的齿轮，即垂直（水平轴）嵌齿轮和灯笼齿轮。灯笼齿轮形如其名，由被木条连接的两块木板组成，嵌齿轮的木齿插在木条之间，木齿的突出的销子（pegs）用以驱动罐轮；垂直的嵌齿轮被架设在水源（水井）的轮轴上，在齿的相反一侧是用锁链连接的土陶水罐，从而构成了驱动“罐轮”（potgarland）的鼓型圆筒。家畜——包括驴、骡子或骆驼会被拴在牵引架上，像拉磨一样绕着灯笼齿轮转圈，从而带动机械运转，将水引入引入水渠，从而将水引入蓄水池，到了晚上再打开蓄水池的放水口将水引入农田。大型的波斯轮还须装有刹车装置，以防止家畜笼头松开或是牵绳损坏的情况下机械倒转，从而击伤牲畜或损坏设备。
阿基米德式螺旋抽水机（Archimedean screw）
虽然这种机械可能在希腊化时代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但人们一般认为这种抽水机是由阿基米德发明的，故因此得名。抽水机的主要结构是一个与木制转转轴相连接的螺旋形木制桨叶；桨叶外是一个桶装的木制外壳，木壳外还会涂有沥青并装上铁箍；转轴一头装有铁制的塞子与铁制旋转轴颈相连。使用时需要将抽水机与水面成一定角度放置，再将抽水机摇把的另一端浸入水中，然后摇动曲柄，从而使水被螺旋结构抽取到地面；抽水机与水平面的夹角越小，抽出的水量也就越大。在整个伊斯兰世界都会普遍使用这种抽水机
其他新奇设计
据现有的文献来看，穆斯林工程师们往往不会对那些日常使用的机械进行详细描述或是图示说明，他们更愿意去记录那些新奇的发明创造，但这些设计究竟有没有被制造出来并被大规模使用仍然缺乏证据。如加扎利就记载了数种新的抽水机设计，不过这些机器的基本机构仍然来自于当时已有的桔槔、波斯轮和戽水车等机械。
第一种抽水机将桔槔和波斯轮结合，桔槔的长杆被一个舀子和半敞开的倒水结构所代替动力系统由波斯轮结构改进而来。舀子进入水中，家畜会一圈圈地转动水平齿轮，带动第一个水平轴上与其咬合的垂直齿轮，水平轴上的另一个扇形齿轮随轴转动；扇形齿轮再带动第二个长轴上的灯笼齿轮，齿轮转动长轴使带有引水管的桁架抬起，将舀子中的水随导管注入灌溉系统，如此循环往复。
第二种机械是将四个第一种结构相连接，加扎利认为这样设计可以将抽水量提高四倍，运行起来也更加灵活。
第三种机械是将波斯轮和戽水车相组合，这种抽水机表面上看是以畜力驱动，而实际上是利用重力，而牲畜只是模型，用于放置在河畔供游人观赏。这种装置首先要在上方的水槽蓄水，水槽留一孔以便水漏出用以驱动水槽下方隐藏的勺式水车（scoop-wheel），然后带动与其相连的垂直齿轮和水平齿轮；水平齿轮的垂直轴再带动平台上的牲畜模型，然后又带动另一组齿轮转动同轴上的罐轮（加扎利称之为“信德轮”sindi wheel）抽取水槽中的水。这样的设计使抽水机功能性和观赏性相平衡。
第四种机械再次利用了第一种机械所使用的连接导水管的桁架，桁架上端以水源边的立轴为支点；最上方的牲畜牵引曲柄，使下方的齿轮组合带动水平手柄前后移动，再带动引水管桁架上下运动。
第五种是一种靠水力驱动的水泵，与以往设计都完全不同。抽水机的动力源来自流水上的水车，水流驱动水车，带动轴上的齿轮组合运转；水泵下方的三角形泵室中是齿轮所带动的两个平行的铜制活塞气缸（根据加扎利称这种气缸类似于发射石脑油和希腊火的装置类似，这也是证明“拜占庭赛风壶”存在的证据之一），每个活塞由两个铜制圆板组成，中间填入了亚麻，一个活塞进入吸入行程时，另一侧活塞就进入派出行程；气缸与水管的出入口装有止回阀，一端的合页停止，另一端就会开启；排水管在水泵上方，呈倒Y型，合成一个出口。这是一种研发比戽水车效率更高的抽水工具的尝试，这种机械在加扎利的家乡——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上游河道比周围耕地更低的地区很有使用价值。
3.畜牧业的发展
伊斯兰世界大部分地区所处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地理环境条件促使了游牧经济会长期存在。第一，灌溉农业和粮食生产需要牲畜提供牵引力、奶制品和毛皮；第二，干旱少雨的的气候条件无法保证种植业收获的稳定，也很难支撑定居居民大量饲养牲畜；而半干旱地区利用冬春季节的降水滋养的牧草使规模化饲养牲畜成为可能。因此，从史前时代开始，中东、欧亚草原和北非地区便是定居农业和游牧业平行发展的。
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就强调要抛弃一种顽固不化的陈旧概念：“较之定居，游牧是一种比较低级的生产方式”。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就已经在其书《人类地理学》中提出：“文明的较高阶段可能与游牧生活共存——而另一方面，某些原始部族仍过着定居生活。”在诸多能够驳斥那一极为陈旧错误观点的例证中，北非农业的历史就是一个恰到好处的案例。在柏柏尔人统治时期，游牧生活备受推崇；在罗马人统治时期，其地位一落千丈；但在阿拉伯人统治的时代其昔日地位又重新恢复。与之相反的观点却极力试图说明定居转向游牧是一种倒退，若该观点成立，那么必须首先证明：在利用周边环境资源方面，游牧民逊于定居者。实际上，阿拉伯人提高了山羊作为食物来源的地位，而不像以往罗马人以种植粮食为依靠，是因为山羊可以适应干燥和潮湿两种条件的中纬度气候，并且山羊不挑食也不需要准备大量的饲料，很适应北非地区地中海气候夏干冬湿、夏季缺乏植被的环境，是一种易得的食物来源。
但是游牧民尚武且好斗的特性使他们也对定居农业产生了一定的威胁，尤其是在干旱和严寒时期牲畜大量死亡以及中央集权国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比较软弱的情况下，绿洲和沙漠草原边缘区的农民和城镇很容易就会收到游牧民的侵扰。而沙漠边缘的椰枣种植园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得不到保护，于是定居者往往会和周边部落达成协定，定居者会定期交纳农产品以换取牧民提供保护。游牧民和定居农民在长期和短期的角度来看都可以达成一种互利互惠的关系。尤其是在地中海地区，种植业的生产方式往往使地力损耗迅速，并且会导致水土流失和土壤盐渍化等问题；种植业对当地生态造成的破坏可能比人们所责怪的羊群对土地造成的破坏要大的多；游牧民定居下来，在土地上饲养牲畜，正好符合大规模休耕的要求，牲畜的粪便还利于提高土壤肥力，使土地重获肥力。游牧民也会前往城镇或农村与定居者进行互市，比如大的部落联盟每年都会穿越沙漠访问大马士革、库法和巴格达等城市，将他们饲养的羊、牛、马和骆驼及其副产品卖给农民或市民来换取现金；再从市场中购买粮食、蔬菜、咖啡、糖、茶以及其他武器和工具。
伊斯兰时期畜牧业的发展也为异域物种的传播提供了契机。例如欧洲马种的多样化源自12世纪以来与西班牙穆斯林的交流以及十字军东征期间在中东的接触；从中世纪一开始西方就有的笨重但有力的马种与擅长奔跑和骑行而且还能适应多变气候的“西班牙种小马”（gent，名字来自摩尔人）杂交，促进了欧洲马种的改良。在北非，在阿拉伯人到来之前，那里主要饲养的是古老的柏柏尔羊和长着大尾巴的巴巴林（barbarin）羊；阿拉伯人又带来了品种更加优异的小尾巴羊。著名的美利奴羊（Merino）有说法认为是由摩洛哥的一支柏柏尔部落马林人（Marinids）引进到了西班牙，从而促进了西班牙纺织业的繁荣；在北非至于骆驼，实际上分为单峰驼和双峰驼两种，它们分别为贝都因人和突厥人所大量应用。单峰驼更加耐热但是怕冷，适合在热带沙漠中饲养；而双峰驼则是生活在温带荒漠中，能够耐严寒。骆驼的引入使人类的活动空间能够更加深入沙漠深处，这促进了伊斯兰世界商业贸易形式的转变，大量使用骆驼这种交通工具，商人可以穿越内陆的荒漠地区，促进了内陆地区的社会发展，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大城市大多分布在内陆地区就有骆驼的因素影响。
当时也出现了不少关于畜牧业技术的著作，这也体现了当时的学者对如何饲养骆驼、马和羊等动物的兴趣。例如公元785年，Ya’qub ibn akhi hizam就在他有关于马术的著作中提到了有关马匹的兽医学知识；Al-Asmaʿi（740-828）被认为是第一位详细研究动物的穆斯林科学家，他的著作Kitab al-Khail Kitab al-Ibil (骆驼之书),Kitab al-Sha (羊之书)和Kitab al-Khail (马之书)还对9至10世纪的相关领域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贾布里勒·伊本·贝泰舒（Jabril ibn Bukhtishu）[26]也写了一本被称作Manaeh al-Hiwan(动物的用处)的畜牧业著作；同一时期的贾希兹（Al-Jahiz，776-868）也写作了一本动物学著作”Kitab al-Hawayan”(动物之书)，主要讨论食用各种动物产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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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知乎 www.zhi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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