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星和偶像崇拜是什么心理?

这道题我必须强答一发!

最近啊,我不想上班了。

因为我竟然在两天之内,连续“失恋”两次!

作为吴亦凡的粉丝,你们知道我有多迷恋他禁欲系的冷酷眼神吗?但现在,他禁欲系男神的人设崩塌了……

还有我钟爱的抖森,我被他的英伦绅士style迷得不要不要的。你们知道,当我发现抖森竟然被霉霉抢走之后,我的心碎成了多少片吗?

我旁边的学霸小姑娘听见我的哀嚎,表示非常不解。“为什么会有人真的这么爱明星呢?”她眨巴着大眼睛,一脸正气地问。

我默默看着她笑了。Too young too simple。当年为了追F4差点不去参加中考的事情,我会告诉你吗。

谁在漫漫的人生中没有爱过一个两个明星呢?好啦,如果你没有的话,请左转加入”活在当下俱乐部”。

我们为什么会迷恋上明星呢?他们明明距离我们十万八千里,也根本不知道我们到底是谁。心理学大概能够帮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弄清楚这个问题。要知道,心理学的研究者们对人们爱上明星的现象,已经专注研究了半个多世纪了。

心理学中有一个专门的名词,用来描述人们爱上明星的这种关系:Parasocial Relationships(拟社会关系),简称PSR。如果你非常了解一个人,甚至迷恋或者爱上了TA,但TA却对你一无所知,那么你就身处在一段”拟社会关系”里。拟社会关系是一段单向的关系,最常见的场景就是粉丝对明星的爱慕。

爱上偶像一点也不奇怪

“拟社会关系”(Parasocial Relationships)这个概念,最早由心理学研究者 Horton 和 Wohl在1956年的一个研究中提出。他们观察到,随着电视这类大众媒体的流行,人们开始和电视中的人们产生互动的感觉。

不少人们感觉到有一种真实的社会关系,存在于自己和电视上的明星之间。电视上的明星像是在对着自己说话,还会将电视中的人物当成自己真正的朋友。Horton 和 Wohl认为,这是一种“单向社会关系的幻像”,他们用Parasocial Relationships来命名了这种关系。

尽管PSR在1956年才在心理学中出现。但实际上,我们爱上偶像的行为,远远比PSR这个概念诞生的时间要早的多。

1841年,匈牙利钢琴家李斯特来到德国柏林,举行钢琴演奏会。他所到之处,听众都如痴如狂地追随。每当李斯特演奏完音乐,狂热的粉丝就一拥而上将他重重包围。他们随身携带着李斯特的肖像,争抢他的手套、手帕等随身物品。一些女粉丝甚至用精致的玻璃瓶,收藏他喝过的咖啡渣,用心爱的首饰盒装他抽过的雪茄烟头。

我们向来以含蓄著称的大中华帝国,在粉丝爱上偶像这方面一点也不落后。两千年前的西晋,大帅哥潘岳出门时就会面临女粉丝的围堵。她们手拉着手将潘岳圈在道路中间,只为了好好看清楚潘岳的颜值有多高。不少热情的女粉丝还搬来一篮篮水果,往潘岳乘坐的车辆上扔,把整辆车都给装满了。(也不知道会不会被砸到,粉丝的爱还真是难以承受啊……)

不管是在东西方,是古代还是现代,似乎“拟社会关系”这种虚拟的单向关系一直存在。古希腊时期,就经常出现城民迷恋上名人或者政治家的现象,比如颇受欢迎的苏格拉底(请自行深八:P)。从某方面来说,人们跟神产生的联结,或者跟某种绝对精神之间的感应,也能算是一种“拟社会关系”。

我们为什么会爱上偶像?

1. TA就是我们喜欢的人

我们会爱上的偶像,往往拥有的是我们最欣赏的那部分特质。一个人能成为大众追捧的偶像,在一些方面必定有非常出众的个人魅力。要不颜值特别高,要不特别有智慧、有才华,或者有魄力。我们特别受到这种特质吸引,偶像身上的这种特质还特别出色,因此我们很容易被偶像的魅力所收服。

美国特拉华大学的研究者Perse和同事Rubin曾经设计了一个调查,研究大学生们喜欢的电视剧人物和他们现实中人际关系。他们发现,大学生们喜欢的电视角色,跟他们现实生活中的恋人或亲密伙伴具有非常相似的特点。大学生们会说出一模一样的话,来描述电视人物和自己现实中的朋友。而且跟电视角色建立关系,甚至还能发展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

是的,我们喜欢什么样的人,就会喜欢什么样的人——不管他是现实中的人,还是电视中的角色或明星。

2. 而且我们没有被拒绝的风险

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要跟自己喜欢的人建立好一段关系,并没有那么容易。我们经常得冒着被拒绝的风险。我喜欢的人不喜欢我,这虽然很伤人,不过这种悲剧总会偶尔上演。

爱上偶像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处于一段“拟社会关系”里,这种关系本来就是单向度的。也就是说,只有我们自己能决定这段关系什么时候发生,投入的程度有多深。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能够跟偶像建立关系。因为只有我们是这段单向关系的主人,没有其他人能拒绝我们。

“人们在拟社会关系中基本没有被拒绝的风险。如果你的自尊程度不足够高,被拒绝会让你遭受自我认知失调的伤害。所以我们会更倾向于进入那些被拒绝风险更小的关系。”纽约州立水牛城大学的心理学教授Shira Gabriel说。

在拟社会关系中,偶像拥有我们最喜欢的特质,和TA建立关系还不用承担被拒绝的风险。这就像一块好吃的蛋糕,还不要钱。有多少人能够抵御的了这种诱惑?

3. 何况我们的感觉是真实的

你或许要说了:可是这是一块假蛋糕呀!电视里的偶像明明根本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还会迷恋上这种根本不存在的关系呢?

这得归功于电视、视频、广播等现代媒体技术的魔力。媒体能够制造一种幻觉,让我们感觉屏幕里的人是在对着我们一个人说话。

所有明星都会一个技巧,跟台下的观众互动。比如在电视上的明星,并没有真的看到每个粉丝的行为。但TA能够提前预测粉丝可能做出的行为,并在演播室里对这些行为做出回应。这种行为会让我们在主观上觉得,自己在跟明星产生你来我往的相互交流。研究者Hartmann将这个过程称为模拟沟通(paracommunication)

我们的大脑还没学会识别现代媒体的欺骗。毕竟现代媒介的出现不过数十年,而大脑在生物上的进化往往需要花费比这多得多的时间。“要知道,人类还来不及在生理和神经上,进化出对现代媒介的适应。我们的大脑还无法分辨真实的人际交往和媒体模拟出来的人际交往。” Gabriel说。这意味着,就算我们是在和电视明星产生虚拟的互动,我们脑海中的感受也和真实交往一样真实。

追星的好处:

让我们更接近理想的自我

不知道你意识到了没有?当我们在为了明星疯狂时,其实可能是在追寻理想中的自我。

Gabriel和同事Jaye L. Derrick以及Brooke Tippin在美国的东北部找了348个在校的大学生,对他们崇拜偶像的现象先后做了3个不同的研究。在2008年,他们将这3个研究的结果总结在了一篇学术文章里发表了出来。

他们发现,高自尊水平和低自尊水平的大学生,在和偶像建立“拟社会关系”时有非常不一样的表现。高自尊水平的大学生认为偶像更接近“现实中的自我”,但低自尊水平的大学生认为偶像更接近“理想中的自我”。

研究者们随后让大学生们写出,他们最喜欢的偶像拥有的优点。写完之后,低自尊水平的大学生们说,他们感到更接近自己的理想自我,而且觉得自尊水平获得了提升。

这种感觉在高自尊水平的大学生中没有出现。而且如果让低自尊水平的大学生,对现实人际关系中的亲密朋友做出同样举动,他们也不会觉得自尊水平有所提升。因此研究者们指出,和偶像建立“拟社会关系”会有助于低自尊水平的人更接近理想自我,提升自尊水平。这种效果只在“拟社会关系”中起作用,在现实人际关系中无法产生。

不过值得一提的时,研究者们选取的研究的偶像是和学生们同一性别的。这可能更加显著地体现了偶像和自我认同之间的联系。至于你们选择的明星老公们,跟你们的理想自我有没有联系呢?不妨试着自己来一次内心剖析吧,哈哈。

最后,来测一测你爱上偶像了吗

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喜欢一些明星或者电视角色。喜欢到了什么程度,我们才算跟他们建立起了“拟社会关系”呢?

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Tilo Hartmann和同事 Holger Schramm在一项关于拟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列出了这几项PSR的表现。

如果你出现了6条以上的行为……啊哦,那你有可能已经陷入了跟偶像的拟社会关系中了。

  • 我总在搜索TA的各种最新消息,想要知道TA的一举一动。
  • 我经常会想,TA做出一些行为是为了什么。
  • 我总在想,在现实中我有没有认识什么很像TA的人呢?
  • 我知道TA身上有什么特别让人喜欢的地方,和特别让人讨厌的地方。
  • 我总在问自己,TA之后还可能做什么事情?
  • 偶尔,我会想想自己有没有像TA的地方?
  • 有时候,因为TA做了一些事,我真的感觉特别爱TA。
  • 如果TA不开心,我也会跟着不开心;如果TA开心,我也会跟着开心。
  • 如果TA从我的世界消失,我会抓狂。
  • 我的情绪和行为,会受到TA的影响。
  • 偶尔,我会不自觉地对着TA说话。
  • 有时候,我会想要在公开场合为TA说话。

不过,就算我们6条以上都符合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我们很清楚“拟社会关系”的实质,那么其实,爱上偶像就是一段关系的选择。就像《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里说的:“ 爱是一个人的事,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所以我爱你,与你无关。”

何况“拟社会关系”的一个好处在于,没了吴亦凡和抖森,我们还可以有老公李易峰、老公杨洋、老公宋仲基……

参考文献:

Jail L. Derrick & Shira Gabriel & Brooke Tippin (2008), Para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self-discrepancies: Faux relationships have benefits for low self-esteem individual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Holger Schramm & Tilo Harmann (2008), The PSI-Process Scales. A new measure to assess the intensity and breadth of parasocial processes, Communications.

Perse, E. M., & Rubin, R. B. (1989). Attribution in social and parasocial relationship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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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知乎 www.zhihu.com

作者:简单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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