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基本上已经接受,大学的卓越与否和制度分不开。区别只在于,一些人认为全世界的高等教育制度都很糟糕,特别是追求数量的学术体制,让大学看起来就像“养鸡场”。

养鸡场当然不可能为卓越负责,他们只负责批量下蛋。另一些人则相信,美国的“一流大学”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教学和科研制度,只要下决心效仿他们,问题就迎刃而解。

生物学家施一公和他的朋友们属于后者。他们是乐观主义者,批评是因为相信可以变好,而非为了表达丧气。

“在大学这个本应该思想最活跃、最富有创造力的地方,如今的教育在管理上‘一刀切’,严重阻碍了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国内大学和国外大学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国外的行政是服务学术的,教授发言权很大;但在国内,行政对学术的控制太多。”

说这些话的施一公如今希望依靠一个叫做西湖大学的机构来解决问题,而他现在的身份是西湖大学校长。

施一公发表西湖大学校长竞选演讲,图片来自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

这是从选举机制里产生的结果,这个机制本身就不常见。在中国内地的大学里,校长通常被纳入政府官员的体系,由政府决定选拔和任用。西湖大学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董事会决定校长去留的做法很少见。如果说还有什么看起来“有特色”的话,那就是只有施一公一位候选人。

选举是在 2018 年 4 月 16 日进行的,21 名校董会成员举行了闭门会议。关于“唯一候选人”的原因,人们猜测的理由是,“没人会和他竞争。”

和通常的校长应聘者不同,这所大学的创办是施一公发起的,在过去三年里,他是主要的筹办人。2015 年,施一公连同六位好友陈十一、潘建伟、饶毅、钱颖一、张辉和王坚,递交了《关于试点创建新型民办研究性的大学的建议》。包括施一公在内,发起人中有 4 位中国科学院院士,6 位曾在美国求学任教。

施一公从一开始就知道,要做成这件事,需要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是杰出的科学家,但他们必须形成群聚效应。”《中国科技崛起的人才优势》的作者、也是宁波诺丁汉大学教授的曹聪教授在 2010 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谈及科学家回国时说。

西湖大学的定位是“高起点、小而精、独具特色的新型研究院”。这和人们对大学的传统想象不同。

同样另类的是,他们决定以“西湖”为这所看起来背负着重大使命的大学命名。西湖虽美,但作为校名并不显气魄。它也是学校的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的区名。给大学贯以区级地名很少见,这通常是小学和中学的做法。

2016 年 10 月,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最先成立,高研院下设了四个研究所。2018 年 2 月 14 日,西湖大学正式获得教育部批准。

4 月 16 日的那次闭门会议,也正是学校的创始校董会的第一次会议。校董会成员据称也是通过推荐和选举产生的,主席钱颖一在美国担任了 28 年教职,是清华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也是 “2015 建议”的共同发起人之一。

他把裱好的校长证书递到了施一公手里,还提了三点主张:“以制度为基础按规则办事;给校长最大的治校空间;给教师最大的治学自由。”不过,钱颖一语气谦虚,只是说“提出三条建议与校董们探讨”。

另一位校董陈越光在接受《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电话采访时则说,西湖大学是民办大学,它就无需像公办大学那样考虑教育公平,它只有一个使命——追求卓越,追求世界一流。他的语气非常肯定,让人相信,这才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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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4 年 9 月的一场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上,施一公发表了一通著名演讲。

“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他说,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

这次演讲招来了诸多批评。反对者回应说,不读到博士后就难以就业,施一公教授的生物学专业才出了问题。

批评者虽然唱反调,但没有误解他。施一公的治校想法中,有一条很明确,他相信精英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希望培养少数精英。起初,西湖大学的对外介绍中就声称,“致力于前沿基础科学研究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

“精英”在这里特指自然科学方向的杰出研究者。科学家们或许持有强烈的科学主义立场,但这不是全部的语境。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主张“科教兴国”,不管是民间还是官方的人才计划,都带有同样的自然科学偏好。李嘉诚基金会在 1998 年开始资助的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起初声明要任命更多社会科学家,但最终任命的自然科学家远远超过社会科学家。

西湖改革者中的另一位饶毅的看法很类似。他在一个论坛上称湖畔大学是“赚钱培训班”。“如果我们不在这过程中提倡施一公的方向,压抑马云代表的方向,我们以后即使发展了一段程度也会翻车。”

施一公们打算创建的新型大学是像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洛克菲勒大学那样的。和哈佛、普林斯顿之类的综合性大学不同,也不如它们知名,但洛克菲勒大学的在职教授中有 24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加州理工学院只有约 300 位教授,但历史上有 37 位校友获得 38 次诺贝尔奖。诺贝尔奖狂热是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没有冷却的意思。

加州理工学院最早是由地方商人和政治家Amos G. Throop在帕萨蒂纳创建的一所职业中学,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几个学科里最有影响力的人首先被召集在一起,幸运的是他们都有改革之心。施一公,神经生物学家饶毅,物理学家潘建伟,物理学家陈十一,成为西湖高等研究院下属四个研究所的带头人。

这些改革者提出了一些以 5 为倍数的时间阶段:5 年后,西湖大学的教师科研水平能成为“亚洲一流”,15年后,“在各项指标上和加州理工大学媲美,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好的大学之一”。类似的年份过去频繁地出现在政府工作计划中。

但在 4 月 16 日的校董会上,没人再提五年计划和三五计划。校董会主席钱颖一说,他希望西湖大学“立足长远,以十年、百年为尺度,而不急功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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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施一公在 1990 年前往美国,之后在那里生活了 18 年,并获得了美国国籍。他完全算得上是美式科技体制、基金评审制度的受益者。

1998 年初,他就在普林斯顿大学创建了自己独立的实验室。2007 年,施一公 40 岁,他拿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的终身讲席教授。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实验室有整整一层,每年有 200 万美元的预算经费。

斯丹凝 (Denis Fred Simon) 和曹聪合著的《中国科技崛起的人才优势》里解释了为什么第一流的专家学者不愿回国。他们给出的理由包括:中国的关系社会影响学者回国后的研究资源,国内学术环境极不规范,机构领导人嫉贤妒能。如果是社会科学研究者,还要担心研究受到严格的控制,自然科学家则通常不会碰到这种情况。可他们也会偶尔在学术会议上发牢骚,希望网络能更开放,这样有助于学术研究。

但身处海外的学者经常“以不同的方式为祖国作贡献”,这本书的中译本里写道,他们像候鸟一样,每年在固定的时间里回国工作,或者运营实验室,或者授课并指导学生。饶毅和钱颖一在回国前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分别于 2007 年和 2005 年回国。

饶毅宣布放弃美国国籍。当美国大使馆问他为什么这么做时,他在一张草稿纸上写,美国在 911 之后失去了它的道德领导地位,但美国人却还自我陶醉。

从上一届政府开始,中国就表达出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决心和慷慨,要把第一流的科学家请回国,并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一些和科学家接触的政府官员可能还表现出了改革的魄力。并非所有的科学家都相信这些说法,但他们中的一些确实受到家国情怀的感召,就像 80 年前他们的科学家前辈丁文江。

2008 年,施一公正式回到国内。他在回国后接受了大量媒体的采访,这些采访的内容围绕着他的家乡驻马店、他去世的父亲、和他渴望为国“健康工作三十年”的强烈愿望。“我觉得我回来以后可以有更大的作为”,“中国还有很多东西亟待改进”。

有段时间,媒体描述中的施一公非常忙碌,他几乎要为高校改革的方方面面负责:打算为清华聘请 110 至 130 位独立实验室负责人,提高科研水平;要改革人事制度,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教授终身制评价体系;因为国内大学越来越看重国际化程度,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后,施一公大部分的事务都是接见外宾,其中主要是海外大学的校长和科技公司的负责人。

还有什么东西,是施一公必须在一所新创建的大学里担任校长,才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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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一公被校董会选为西湖大学校长后,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撰写了一篇评论,他建议施一公在担任西湖大学校长期间,不再从事学术研究,而应全力投入学校管理。“这也是现代大学对校长职责的要求。”熊丙奇说,他紧接着引用了耶鲁大学前校长的理查德·雷文(Richard C. Levin)在其《大学工作》一书中的观点:

大学校长是一个需要全神贯注、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去做的事业,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去旁顾其他事情。大学校长如果还有时间和精力去带研究生、搞研究成果,那就是与校长的本职工作背道而驰,除了不明职责地忙个焦头烂额,没有任何美妙可言。

施一公需要作出选择。刚回国时,他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被问及“权力、责任和个人自由,更看重哪个”,他说:“在中国,一个好的政治家对国家的影响大于科学家。但从长期、从更广泛的地域来看,真正好的科学家产生的影响,比政治家要持久得多,比如牛顿,比如爱因斯坦。”

西湖大学没有过分地强调“去行政化”,尽管这句口号在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中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他们仍然第一时间设立了中共西湖大学委员会,党委书记将参与学校重大事项的决策。在西湖高等研究院的官网上,“党群天地”也位于醒目的位置

至于最高决策机构校董会,也就是那 21 位校董会成员里,其中还包括政府代表,西湖区之江管委会副主任董清源,和杭州市人力社保局局长郭禾阳。

在今年 4 月初接受《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采访时,曹聪说:“他们希望能够在体制之外,有一些不同的东西能够做出来,但问题就是,他们到底会怎么不一样。”

曹聪说,“一切都是比较微妙的。”他也拿不准,施一公和饶毅是否打算在西湖大学里不做研究,“就把办大学这件事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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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改革有两个经常被拿出来讨论的例子。

一个是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在 2009 年聘任朱清时作为首任校长时,也打算“迅速建成国际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2011 年 6 月 22 日,《南方周末》授权刊发了《要改革,不要口号》。文章作者是三位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他们被邀请帮助筹建南方科技大学,但现在准备退出与校长朱清时的合作。他们在文章里指出,要区分哗众取宠的口号和合理可行的大学制度。

“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建立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够复杂够有挑战性的系统工程。这样的工程在任何体制下都不是哪一个人可以单独胜任的,无论这个人头上带有什么样的光环。”他们还提醒说。

朱清时,图片来自《京华时报》

第二个是从牛津大学毕业的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在 2003 年主导的“北大改革”。改革主要针对北大教职员工的聘用和提拔制度,包括引入美国式的“终身教授晋升”体制,并把至少一半的工作岗位留给海外应聘者。北大教员应能以英语授课。

这次改革在北大内外都招来了巨大的非议:反对者指责改革北大的结果是 “千秋万代充当美国大学的预科学校”。此后校方尝试了对提案重新限定和修改,但没有最终成行。时任北大校长的许智宏后来在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中说,作为一个科学家,自己从不相信激进的变革。

西湖大学是否能避开先驱者的雷区,还远不到下判断的时候。但它似乎不会损伤什么人的利益,而且有一个先行者所没有的“优势”。

在清华内部,没有听说施一公有坚决的反对者。官方的说法是,施一公是在 2006 年 5 月回国参加中国生物物理学年会时,被当时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请回来的。

和最高领导层的距离就是“优势”之一。2008 年 5 月,施一公和饶毅被邀请到中南海向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其他高层官员讨论中国科技的未来。中南海会面的几天前,饶毅和施一公刚刚在《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全面崛起的必要前提》的文章。

这次讨论被认为是“千人计划”的源头。“千人计划”是国家为了解决人才流失推出的,计划希望吸引人才回流,他们一般是国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相当于教授职务的专家学者,也包括企业和创业人才,一般都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但一些批评者认为,它激化了海外和本土学者的矛盾。

“我觉得当时如果没有出台‘千人计划’的话,或者以其他名义出台的话,矛盾会减少很多。”曹聪在接受《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采访时说。

矛盾在此之前就存在。回国第一年,施一公没有选上中科院院士。同一年,有人质疑施一公申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外籍)不符合程序规定,质疑他的全职身份。有科学家在公开的场合称,不能信任这些海归科学家,他们很可能是间谍。

不过很快他们就从这些尴尬的境地里脱离出来。“千人计划”顺利推行。施一公选上院士,同时也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潘建伟和钱颖一也都是全国政协委员。

知情者对《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说,2015 年《关于试点创建新型民办研究性的大学的建议》是直接交到习近平手里的,因此事情才推进得如此快速顺利。

《建议》递交不到 2 个月,2015年6月,“海归科学家俱乐部“——国家“千人计划”专家联谊会就和杭州市政府签署了《筹建西湖大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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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认为,要评估“西湖大学”的创办是不着边际的高调口号,还是值得期待的教育科研改革,只要留意西湖大学获得的捐赠数额。

西湖教育基金会是西湖大学的举办方,和捐赠基金的筹资主体。在提交《建议》的四个月后,基金会最先成立,它负责为西湖大学筹集绝大部分的办学资金,未来承担运营费用,包括所有教师的工资收入、福利待遇,退休金、对子女教育的支持计划。

创始捐赠人大部分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比如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东辉,其中有几位同时也是国家“千人计划”的特聘专家。

政府也提供了部分支持。西湖高研院去年 3 月启用的 10 万平米的云栖校区是由杭州西湖区政府提供的,第一笔 4 亿元人民币的研究经费也由杭州市和杭州西湖区政府提供。

西湖大学校区,图片来自archdaily

但西湖教育基金会暂时不愿意公开获得捐赠的数额。通过非官方渠道获取的数据没有统一的说法。4 月初,一位接近西湖大学的人士向《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透露说,他听说基金会只筹到了 10 亿元人民币。到了 4 月中旬,《知识分子》上的一篇报道称,基金会目前筹资 25 亿元人民币。西湖大学的发起人之一饶毅是这家媒体的主编,它也是西湖大学各项动态少有的非官方信息发布渠道之一。

已经有人指出 25 亿元在前沿科学研究上完全不经花。“实际上 25 亿元只能聘请 15 位大牛教授工作 5 年。”如果这笔钱还需要用于校区的施工,和设备的置办,就更少。

不过,他们可以通过科研项目、或课题研究申请,获取的竞争性经费,或者通过像“千人计划”之类的人才引进政策,获得国家的经费支持。对于研究型院校来说,大致的规律是研究越好,钱越多,钱越多,研究越好。

上述知情者还说,西湖大学几位发起人起初有过这样的想法,“这些学生以后就不要去国外念了,或者去国外念书的几率减少了,说明我们学校就确实世界一流了。”

西湖大学可能也想推动教育科研的改革,但同时它也想为归国的科学研究者提供和在国外大学里相差无几的学术环境。

施一公在西湖高等研究院的网站上写道:“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是一所寄托着改革开放以后出国的 300 万留学生以及 140 万归国人才梦想的研究院。”

这让这个民间新型大学的计划看起来像国家解决人才流失计划的一部分。或许这些海外归来的科学家最希望发生的是:在一系列的努力之后,研究者能留在中国,忘记美国。

题图来自 Priscilla Du Preez on Unsplash ,长题图为丁文江,来自江苏省地质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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