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的奥斯卡,已经离那个“美式价值观”越来越远了吗?

无论 2019 年的奥斯卡是大年还是小年,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是,这一年的奥斯卡不太奥斯卡。

影评人 magasa 曾在《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的专栏中提出了“奥斯卡相”的概念。他认为,奥斯卡褒奖的是一种美国式的艺术电影。简单来说,它的电影手法相比欧洲艺术电影更为通俗,关注传记、历史、严肃文学改编等类型,着重于展现历史事件、伟人的侧面、特殊经历的人物、再现进步意义的社会事件,并以此来宣扬美式普世价值。

近年来的最佳影片得主大多落在这个范围之内。2010 年的《拆弹部队》是美国式的全球正义观,与之类似的还有 2013 年的《逃离德黑兰》以及 2015 年获得提名的《美国狙击手》。《水形物语》《月光男孩》展现的则是近年来美国国内对于不同族群如何相处的回应,自 2014 年《为奴十二年》获奖以来,这一趋势也变得越来越明显。而《美丽心灵》《国王的演讲》《艺术家》也都是奥斯卡偏爱的传记电影。

《逃离德黑兰》

奥斯卡的价值或许不在于艺术本身,如 magasa 就认为“它代表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电影国家所输出的一种电影品味典范,这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无形中影响着人们拍什么电影,看什么电影。”换句话说,作为美国最有力的出口品之一,电影可以输出价值观,而奥斯卡的选择尤能体现这一点。

但今年的最佳影片入围名单,面目之模糊,更像是多种标准之下拼凑出来的产物。

相比以往,一部分入围电影更靠近欧洲艺术电影的审美体系。获得最多 10 项提名的两部电影《罗马》《宠儿》都是标准的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入围电影。《黑色党徒》尽管是一部美国电影,但导演斯派克·李之前的作品获得了更多来自柏林和戛纳的肯定,而非奥斯卡。而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凭借入围戛纳电影节的《冷战》拿到最佳导演提名更是被认为是一大冷门。

另一方面,以往对商业片、尤其是超级英雄电影不屑一顾的学院今年也放下了身段,将《黑豹》这部 2018 年全球票房亚军电影,选进了最佳影片的提名名单。而就在一个多月前,《纽约时报》还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从 2016 年之后,奥斯卡的评委们就开始煞费苦心地想让其成员的身份更加多元化,但他们会看上库格勒(注:《黑豹》的导演)吗?”

被更艺术的和更商业的电影从两翼包抄之下的结果就是,此前因为具有奥斯卡相被视为 2019 颁奖季的热门影片此次纷纷落选。

奥斯卡史上最年轻的最佳导演达米恩·查泽雷新作《登月第一人》讲述的是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的故事,这部影片在整个颁奖季均被无视。与其同一年竞争,并获得最佳影片的《月光男孩》导演巴里·詹金斯新作《假如比尔街会说话》此次的最重要的提名仅为最佳女配角。2007 年包揽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的科恩兄弟新作《巴斯特歌谣》也只被提名最佳改编剧本奖,以及服装设计和原创音乐奖。

与之类似的电影还包括,讲述同性恋者被强迫参与矫正项目的《被抹去的男孩》,讲述一位牧师与其信仰之间的抗争的《第一归正会》,《阿甘正传》的导演罗伯特·泽米吉斯新作《欢迎来到马文镇》等影片。

最终 2019 年入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 8 部电影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景象。从艺术属性极强的《罗马》《宠儿》《黑色党徒》,到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的《黑豹》,再到音乐和明星远大于电影的《一个明星的诞生》《波西米亚狂想曲》,与其说这份名单包容,倒不如说它看上去混乱而且迷茫。

只有剩下的两部《绿皮书》和《副总统》是典型的奥斯卡电影。前者讲述白人保镖保护黑人钢琴家深入美国南部巡演的故事,后者则直接批评了布什政府时期的副总统切尼,认为他是促成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罪魁祸首。

《罗马》

奥斯卡变得不那么奥斯卡了。关于这个出人意料的变化,一种观点认为,奥斯卡的主办方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乃至于它所代表的好莱坞,正在经历一轮新的重建。而动荡本身,就会使得奥斯卡前路未明。

长期以来,好莱坞被认定为是犹太人的地盘。《勇敢的心》导演梅尔·吉布森曾经因为反犹言论而被好莱坞封杀长达 10 年之久。奥斯卡评委同样由白人男性组成,《洛杉矶时报》2012 年的一次调查指出,5100 多名成员中,77% 为男性,非裔占比只有 2%,拉丁裔还要更少。

由男性占主导的情况在过去一年发生了巨变。导火索则是哈维·韦恩斯坦在 2017 年下半年被指控常年性侵女性,并因此引发席卷全世界的 #Metoo 运动。而在这场运动中,许多掌握好莱坞大量资源的白人男性失去了自己的地位,包括亚马逊影业负责人罗伊·普莱斯、迪士尼和皮克斯动画首席创意官约翰·拉塞特、电影导演伍迪·艾伦、布莱恩·辛格、罗曼·波兰斯基,演员詹姆斯·弗兰科、卡西·阿弗莱克、凯文·史派西等。

他们受到的影响各不相同。韦恩斯坦或许永远无法回到电影业,拉塞特找到了新工作但却遭到了抵制,波兰斯基去往法国拍摄自己的新片但可能会被好莱坞冷处理。但之于好莱坞,他们的离开意味着权力的真空,并且会导致后续一系列的变化。

2018 年 6 月,奥斯卡主办方公布了他们邀请成为评委的名单,其中女性占比达到 49%,少数组裔占比达 38%,甚至还包括金城武、张艾嘉、娄烨、华谊兄弟创始人王中军、王中磊、以及博纳影业创始人于冬等。

这也并非奥斯卡第一次因为社会运动而不断改变自身的审美取向。2014 年,英国演员加里·奥德曼在其参演的电影《为奴十二载》获得最佳影片的几个月后说:“奥斯卡上,如果你没投票给《为奴十二年》,那么你就是个种族主义者。”

2016 年,#OscarSoWhite 运动正式发起。《无境之兽》的伊德里斯·艾尔巴、《奎迪》的迈克尔·B·乔丹等演员在此之前都被视为是表演奖的大热门,然而却连提名都没有拿到。人们自然将不满发泄在了学院头上,认定其种族歧视,并且在 Twitter 上刷起了 #OscarSoWhite 的标签。

“我们(指黑人)或许会时不时拿一座奥斯卡,但奥斯卡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好莱坞的行事方式。我不是指好莱坞的那些明星。我是在说有决策权的人。我们并不在那个决策的房间里。”在 2016 年的奥斯卡提名公布后,导演斯派克·李说。

最终,整个 #OscarSoWhite 运动在学院承诺,要在 2020 年之前,将拥有投票权的女性和有色人种数量翻倍而暂告一段落。最新的数据是,如果学院 2018 年名单上的人都接受邀请,那么女性成员占比将达到 31% 。

《为奴十二年》

从 #OscarSoWhite 到 #Metoo,奥斯卡近年来正在不断承受越来越大的来自社会整体的压力。而重建的另一面则来自于普通观众的压力。

起初,奥斯卡只不过是一个行业内部奖项。15 分钟的颁奖典礼,公布完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女演员等多个奖项就宣告结束。此后,奥斯卡发展成为一个行业表彰大会,混音、美术、剪辑、作曲、视效、服装等多个技术奖项加入其中。

然而,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学院的资金很大一部分来自电视转播,这也意味着他们必须时刻考虑公众的意见。在如今娱乐形式越来越多,《星球大战》《复仇者联盟》这样的大 IP 横扫市场,而美国式艺术电影票房份额日益缩水的情况下,奥斯卡颁奖典礼收视率逐年下降。学院也被迫做出诸多妥协。

2018 年 8 月,学院主席约翰·贝利宣布,为了使奥斯卡不被观众抛弃,同时解决潜在的财政方案,他们提议要增设“最佳流行电影奖”。在内部会议中,一个方案是,该奖可以在一个至少有两千名观众的电影场里,让观众凭票根进行投票,从而选出最后的得奖影片。

很快,电影人的嘲笑铺天盖地而来。导演罗伯·劳发表一则推特认为,随着奥斯卡宣布引入流行电影奖项,电影业今天与它分道扬镳。洛杉矶时报影评人 Justin Chang 则说,这是极度一厢情愿与媚俗的做法。

最近,奥斯卡又一次因为谄媚观众而惹恼了电影行业。他们原本打算把四个奖项——最佳摄影、最佳剪辑、最佳化妆与发型设计奖以及最佳实景短片奖——放在广告时段播出,缩短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时长,以吸引更多观众,并取悦转播商。

《罗马》导演阿方索·卡隆的表态也基本上代表了所有电影人的态度:“在电影的历史上,出现过没有声音、没有色彩、没有故事、没有演员、没有音乐的杰作。但是没有一部电影是脱离摄影和剪辑而存在的。”

从中,大概可以看出奥斯卡的尴尬。它需要面对观众,也需要面对行业。它承担了人们对于社会正义的诉求,也寄托了人们对于电影美学的理解。曾经,那些掌控好莱坞的白人男性或许并不在乎这一切外界的声音,但随着这批人在一场一场社会运动中被逐渐清理出场,奥斯卡分裂的定位终于让它失去了对于自己命运的把握,而不得不游离于分裂甚至是互相冲突的目标当中。

《黑色党徒》

风格混乱的最佳影片提名名单正是这一现状的缩影。至少,从提名公布后的公众反馈来看,它能够取悦基本上所有的群体。

影评人因为《罗马》和《黑色党徒》的入围而欢欣鼓舞。这两部影片确实是整个 2018 年在电影的艺术层面上表现最突出的。普通观众也可能会因为《黑豹》而觉得奥斯卡终于放下了成见。

关注种族问题的人也会满意,就算是诟病《绿皮书》中黑人、白人一家亲的主题仍然落后的人,也可能会认可斯派克·李的《黑色党徒》,因为李的种族观点更加激进。而这件事情值得玩味之处更在于,奥斯卡常年倾向于无视这位成名已久的黑人导演。他此前 4 次入围柏林电影节,2 次入围戛纳电影节,却是第一次拿到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的提名。同时也有传言称,斯派克·李本人拒绝成为学院成员。

从艺术上来看,《黑色党徒》百分之一百值得一个奥斯卡提名。但在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正确的、安全的选择。同样的,讲述白人与黑人相处的电影《绿皮书》是一个安全的选择。讲述墨西哥故事的《罗马》也是一个安全的选择。批评共和党前副总统切尼的《副总统》,将女性作为主角的《一个明星的诞生》,有女同性恋描写的《宠儿》,黑人超级英雄《黑豹》都是安全的选择。

正如人们经常质疑拥有奥斯卡投票权的大部分是演员——大部分都不一定看过所有的电影,大部分都对艺术本身没有足够深刻的鉴赏力,大部分都会因为公关而影响了自己的选择——人们又凭什么相信这一次提名名单的背后代表了一种特定的审美取向?更何况,这是一份既有戛纳艺术片,又有漫威商业片的提名名单。

在这个意义上,安全似乎是这份入围名单的最大特征。而这件事情的遗憾之处在于,奥斯卡放弃了自身在电影行业的话语权。

奥斯卡从未标榜自己追寻艺术,也并不为商业电影代言,但它依然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奖项,因为它代表了全世界最强大的美国,以及它的电影能力,并为其制定规则。归根到底,奥斯卡是一种美式价值观的体现,并承担着文化输出的功能。

“与政治领域相同,在好莱坞一个持续出现的主题就是人们对于强有力的社会组织的矛盾心情,以及他们如何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些组织可能是宗教的、经济的、军事的、或者政治的。”历史学者吉姆·库伦在《华盛顿邮报》中写道,“电影和选票箱一样能够告诉人们关于这个国家的一切。”

2008 年的奥斯卡曾被誉为是新千年最出色的一届奥斯卡,其两大热门《老无所依》和《血色将至》分别是科恩兄弟和保罗·托马斯·安德森的作品。前者隶属于好莱坞西部片,描绘了得克萨斯州的冷酷和荒诞。《血色将至》则关乎于 19 世纪石油在美国发现的历程,以及那个年代中宗教的作用和意义。这两部作品都根植于美国的历史以及文化,从而使得他们超出了传统西部片和传记片的局限。

《血色将至》

与之类似,在《逃离德黑兰》和《拆弹部队》获奖的那些年,美国也正处于反思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的氛围当中。他们能够获奖也契合了当时美国国内的整体心态。而近年来《水形物语》《月光男孩》也是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在一个民族大熔炉的情况下,保留不同族群的身份和文化特征的反思。

而在 2019 年的热门候选当中,《罗马》是一部描绘墨西哥的西班牙语影片,《宠儿》则是 18 世纪英国宫廷的故事。他们不会与时局完全无关,但终究他们也并不是美国当地的故事。在将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审美标准考虑在内的同时,美国本土文化,在奥斯卡最佳影片这个奖项上,第一次看上去成为了一种弱势群体。

这背后自然也是美式价值观的整体衰落。美国逐渐不被视为一个正义的全球秩序维持者,《拆弹部队》《逃离德黑兰》这样的影片的合法性也消失了。当美国不再是全世界的灯塔,《老无所依》《血色将至》这样与美国历史息息相关的电影也失去了原本的诱惑力。

在奥斯卡连续两年将最佳影片颁给《月光男孩》《水形物语》之后,好莱坞趋向于政治正确的风潮也开始变得明显起来。然而,这个信条,在过去一年时间内,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政治正确的理念不仅未能协调美国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在保留各族群的多样性的基础上,将他们团结在一起。更严重的是,保守主义的反扑,让这个概念能否成立都显得岌岌可危。

反映在公众心目中,就表现为人们大多并不买账这两部影片,并认为与他们同届竞争的《爱乐之城》《海边的曼彻斯特》《三块广告牌》等电影均更有资格获奖。

事实上,政治正确也束缚住了好莱坞创作的能力。《水形物语》是一部无比正确的电影,但在评论者看来,其实也是导演吉尔莫·德尔·托罗生涯较为无趣的一部电影。政治正确因为有太多的条条框框,不同种族、不同取向、不同性别的人都要得到同样的对待,很容易成为创作的教条。诸如《被抹去的男孩》《假如比尔街会说话》这样的电影在今年颁奖季遭遇冷遇正是这个原因。

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艺术产品,它的强盛始终依赖于一个强大的表达内核。中国第五代成名于反思文革,第六代则关心社会巨变中的人物。台湾新浪潮诞生在社会逐渐解冻的过程中,法国新浪潮则与 1960 年代躁动的社会息息相关。当这些内核消失,相关的电影运动也就随之消散。

奥斯卡近年来之所以越来越被视为一个小年也正是这个原因。传统的美式价值观逐渐被证明不可行,而新的政治正确内核又只是空洞的表面口号,并不能真正解决族群冲突的问题。最终,失去了内核的好莱坞和奥斯卡也失去了他们定义电影的能力。

而对于电影世界来说,这始终是一个损失。这个世界上已经有欧洲三大电影节追求纯粹的艺术标准,也有票房数据可以反映观众的好恶,但与美式价值观紧紧相连的奥斯卡,却只有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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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房」阿丽塔刷新特效上限,但技术驱动票房的时代过去了

近年来,导演詹姆斯·卡梅伦每次出现都被认为会为电影业带来一次技术革新,即使是他监制的影片也不例外。上周末大规模公映的《阿丽塔·战斗天使》也无法免俗地再一次把技术、特效作为了宣传的噱头,诸如“顶级特效再次刷新行业标准”这样的口号再次出现在各种新闻稿件的标题之中。

《阿丽塔》最被称道的特效进步就在于女主角阿丽塔本人。这是一个完全由动作捕捉技术制作而成的特效人物,其背后的饰演者是 33 岁的美国女演员罗莎·萨拉查。在片场,她穿戴上特制的服装,其上密密麻麻的标记点被周围的数十个摄像头记录下来,在电脑中生成一个模型,再由特效加工成一个完整的人物。

动作捕捉技术本身并不新奇,从《指环王》中的咕噜,到《阿凡达》中的纳美人,再到《猩球崛起》中的凯撒,都是由动作捕捉技术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阿丽塔》的贡献并非从零到一的突破,而是针对动作捕捉技术的进一步完善。

这种完善体现在两个不同方面。比起此前的各种角色,阿丽塔本人被设定为一个真人角色,即使真人的部分仅仅只有面部和肩颈两个部位。特效制作真人需要尽力避免恐怖谷效应,即图形动画越来越像真人,会引发人类的恐惧感。

另一方面,全片除了阿丽塔以外,仍有大量实拍场景和人物,阿丽塔需要在其中与之互动。如何让特效人物和真实场景结合在一起,并消除其中的违和感也是一个挑战。从这个意义上,《阿丽塔》的挑战在于维持真实和特效之间的平衡。

从成片来看,《阿丽塔》完成得不错。阿丽塔出场的段落也都能与电影的场景环境结合在一起。而原本被广为诟病的问题,女主角的眼睛太大并不真实,反倒使得阿丽塔显得并不完全真实,从而避免了恐怖谷效应,但却又契合影片中阿丽塔是个赛博格的设定。

然而,技术的一次次升级却并不总是能够带来商业上的成功。《阿丽塔》的北美票房截至 2 月 21 日仅为不到 5000 万美元,而其中国票房累计最终或许也仅在 6 – 7 亿元的区间,相比起其 1.7 亿美元的总投资,约合人民币 11.4 亿元来说,并不出色。

若从技术革新的角度,目前的电影技术更多是在不断完善的阶段,而不再会有《指环王》《阿凡达》那样飞跃性的进展。从 2016 年迪士尼推出《奇幻森林》——在这部影片当中,只有小男孩是真人出演,其他全是电脑特效——开始算起,电脑特效砸出来的影片数不胜数,对于大部分非专业观众而言,这些影片之间在技术上的区别并不那么容易用肉眼识别出来。

当特效无法再带给观众足够的新鲜感之后,一部影片要能够脱颖而出就只有凭借故事本身。在这个问题上,用《玩具总动员》完成过从手绘 2D 动画到电脑 3D 动画革新的约翰·拉塞特的观点是,只要故事足够好,观众更有可能忽略特效的瑕疵。

《阿丽塔》的故事只能算是中规中矩,类型片该有的东西都有,超出及格线以外的寥寥无几。影片的主创似乎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特效之上,而无暇顾及其他。这对于当下的电影市场来说,显然并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

制图 / 冯秀霞

题图 / Alita: Battle An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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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项目穿越 30 年,带你体验最原始的万维网

万维网今年年满 30 岁。

1989 年,其发明者,欧洲核研究组织(CERN )的工程师蒂姆·伯纳斯-李在苹果最初代计算机 NeXT 上开发了一个名为 WorldWideWeb 的应用程序,这成为现代互联网络的基础。

为庆祝过去瞬息万变的 30 年,2 月 CERN 的一群开发人员和设计师决定重建最原始的浏览器,“让世界各地的用户体验到这种变革技术相当质朴的起源”。

只要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对这个程序进行在线访问。

与其说是质朴,不如说对于已经习惯各种智能系统的网友们,黑白单调的文本框让人一时有些无所适从。 CERN 贴心地准备了操作指南和视频演示,为被“惯坏”的现代网民指了条路。

这个程序允许使用者通过输入 URL 的方式浏览网站,即便是当时还不存在的 Google 或 YouTube ,但它们都会以纯文本的形式呈现——直到 1992 年,第一张照片才出现在网上。所有链接都需要双击才能打开,而且你的屏幕会迅速被大量的窗口填满。

CERN 的团队花费了五天的时间去重建这个项目,并记录了全过程。其中,一个关键的目标是要让这个程序能在古老的 NeXT 计算机上运行,这个机器还是他们从 CERN 博物馆馆藏中借来的。他们尽可能复制了最初版本的界面、灰度显示和字体—— Helvetica 、 Courier 和 Ohlfs ,以带来最佳的穿越体验。

除此之外,作为纪念项目的一部分, CERN 还梳理了大量的早期历史、重要时刻和珍贵的文件档案,比如伯纳斯从前工作电脑页面的一些截屏图片。

其中还有伯纳斯的原始提案,在这份文件的扫描档顶部,潦草地写着一句需要放大镜才能看清的反馈评语,“模糊但令人兴奋”。

本质上讲, WorldWideWeb 是一个文字处理器,而不是一个纯粹的浏览器。和在此之前的处理器不同的是,其中加入了链接的概念,因此人们编写完的文件可以通过 URL 被其他的用户搜索到。

“今天很难想象 Web 浏览器也可能用于创建网页。事实证明,人们很乐意编写 HTML ,这是蒂姆·伯纳斯-李及其同事从未预料到的。”项目的介绍中说道。

这被 CERN 认作互联网的哲学,即便今天网络被大多数人用作消费信息的媒介,在最开始的地方,它是为了激发更多的创造而存在的。伯纳斯在一篇设计日志中也强调了这个理念,“如果你认为上网冲浪已经很酷,那是你还没尝试去编写它。”

题图来源于 Gi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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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国强在庞贝引爆了“爆炸工作室”,与这座城市的历史对话

意大利当地时间 2 月 21 日下午,以火药作品闻名的艺术家蔡国强在庞贝古城的古罗马斗兽场内实施了艺术装置《爆炸工作室》(Explosion Studio)。

在圆形斗兽场的中心,不同尺寸的画布,以及庞贝日常生活和艺术相关物品的复制品被放置在 32×6 米的画布上,由一个平台支撑。这些展品包括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馆藏雕塑的复制品,如雕塑《美臀维纳斯》和《法尔内塞大力神》。还有其它庞贝风格的艺术品,如玻璃器皿、丝绸、陶器和大理石制品。

《爆炸工作室》分为三部分。先是小爆炸破坏了布面上的人工制品,这与维苏威火山爆发时对人类造成的的破坏痕迹相似。在短暂的停顿之后,画布上排布着的五彩白日焰火炸向天空。然后在余烟中,艺术家和他的团队挖掘出“考古遗迹”——爆破后形成的画作等。

来自纪录影像截图,夏姗姗导演,33 Studio 制作。
爆炸前,来自pompeiisites
来自纪录影像截图,夏姗姗导演,33 Studio 制作。

建于公元前 600 年左右的庞贝,在公元 79 年被掩盖在维苏威火山爆发的火山灰下,直到 1748 年才开始被考古挖掘。而庞贝的斗兽场是现存的最古老的罗马帝国时期的圆形竞技场之一,大约修建于公元前 80 年时,能够容纳 12000 名观众,斗兽场也在公元 79 年被火山灰掩埋。

蔡国强在谈到选址时表示:“圆形斗兽场包含了暴力和动物性的历史,这与火药有着根本的联系。”

来自纪录影像截图,夏姗姗导演,33 Studio 制作。

蔡国强是出生于泉州的艺术家,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使用火药创作作品,爆破是他最善用的表现方式。去年 11 月,他在佛罗伦萨点燃了日间焰火作品“空中花城”(City of Flowers in the Sky )。2015 年 6 月,他在泉州完成了作品《天梯》——从海上一点点烧向天空的 500 米梯子,整个过程燃烧了 150 秒。

《天梯》,来自 Cai Guo-Qiang 蔡国强的 facebook ,Photo by Lin Yi, courtesy Cai Guo-Qiang Studio

而此次的《爆炸工作室》是他“一个人的西方艺术之旅”的一部分,此前他已在莫斯科、马德里和佛罗伦萨进行创作和展览。

《爆炸工作室》所形成的画作,2 月 22 日起在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展出,展览名为“在火山中”(In the Volcano)。展览包括留下爆破痕迹的 32 米画布,通过彩色火药重新诠释后的雕塑和陶制品等,以及一艘与庞贝壁画并排的船,还有其它在纽约创作的火药画作。展览将持续至 5 月 20 日。

展览策展人 Jerome Neutres 表示:“庞贝不只是一座博物馆,它是一座意象之城,一座房屋从地面到天花板都覆盖着壁画和马赛克画的城市。这座城市似乎充满了艺术。对蔡国强来说,与庞贝的对话涉及到这个意象的世界及对此的想象。”

蔡国强在他的工作室网站上表示:“在这次的创作上,我尽量让荷尔蒙占主导,创作出一些野蛮的痕迹。而在这个时代,人们过度力求文明,小心翼翼地打磨、‘清理’他们的作品,甚至试图解释自己作品意义的概念。难道我不能简单地策划一次不受控的‘爆发’,追忆火山(爆发)和庞贝的世界末日吗?这是一件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就这样来了!”

题图来自纪录影像截图(夏姗姗导演,33 Studio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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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缺少父亲,乔伊斯、王尔德和叶芝才成了爱尔兰最厉害的作家?

在爱尔兰文学史上,奥斯卡·王尔德、W. B. 叶芝和詹姆斯·乔伊斯,都是无法被忽视的名字。在新作《疯狂、恶劣、危险:王尔德、叶芝和乔伊斯的父亲》(Mad, Bad, Dangerous to Know: The Fathers of Wilde, Yeats and Joyce)中,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探讨了王尔德、叶芝和乔伊斯与父亲之间的关系。

在托宾看来,正是因为不称职的父亲,王尔德、叶芝和乔伊斯才得以成为爱尔兰最具代表性的作家。

托宾在书中谈道,詹姆斯·乔伊斯的父亲约翰·乔伊斯,是“一位典型的、刻板印象中的爱尔兰人”。在经济萧条的年代,约翰·乔伊斯终日酗酒,最终导致詹姆斯·乔伊斯离开家乡。

根据《卫报》报道,整整 19 年,乔伊斯都没有见过父亲,但暴力的父亲形象,一直出现在乔伊斯的写作之中。

在《都柏林人》和乔伊斯的诗歌中,读者都可以看到乔伊斯父亲的身影。乔伊斯在《芬尼根的守灵夜》里指出,父亲“冷酷、疯狂、愤怒”,回到父亲身边,让人感到“悲伤和疲惫”。

托宾在书中提到,作为画家的约翰·B·叶芝,也对儿子 W. B. 叶芝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纽约居住期间,约翰·B·叶芝一直在跟爱尔兰政治家的女儿罗莎·巴特通信。这些跨越了大西洋的情书,像是约翰·B·叶芝对岁月的反叛,而父亲对衰老的蔑视、对生活的热情,又出现在了叶芝的诗歌之中。

托宾认为,奥斯卡·王尔德和父亲威廉·王尔德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提及父亲时,王尔德曾写道:“如果两个人彼此仇恨,他们之间就产生了某种联结。你们厌恶对方,不是因为你们相差太多,而是因为你们太过相像。” 1895 年,奥斯卡·王尔德因同性恋丑闻入狱。在雷丁监狱里,他写下了长信《自深深处》。值得注意的是,奥斯卡·王尔德的父亲也曾经历类似丑闻。作为医生,威廉·王尔德曾被指控骚扰病人。

《爱尔兰时报》评论称,科尔姆·托宾重新审视了爱尔兰文学史。原生家庭的影响,终将一代代地延续,通过文学,我们可以看到爱尔兰文化的传承。

在书中,科尔姆·托宾以爱尔兰作家的身份,漫步于都柏林的街道,把爱尔兰人的个人历史和整座城市的历史结合在一起。托宾提供了理解爱尔兰文学的另一种方式,并通过三位作家的家庭背景,展现了现代爱尔兰身份认同的诞生过程。

提图来自:electric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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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发布 5G 折叠手机 Mate X,1.7 万元 | MWC 2019

2 月 24 日,华为在巴塞罗那发布了为 MWC 准备的新品,5G 折叠手机 Mate X。

完全展开的 Mate X 是一整块 8 英寸大小,分辨率为 2480×2200 的全面屏。通过弯曲这块屏幕来分隔出前后两屏。折叠后的正面是一块 6.6 寸大小的屏幕,19.5:9 比例;2480×1148 分辨率的全面屏,背后则是 6.4 寸屏幕。三块屏幕的比例都很特殊,并不是我们常见到的手机和平板尺寸。

Mate X 和 Kindle Oasis 以及 2013 年联想 Yoga 相似,选择将手机一侧做成可以单手持握的凸起手柄设计。其中放入了三摄像头和 USB-C 充电接口,机身侧边的电源键则兼作指纹识别。

这样的设计好处是保证了 Mate X 不会像三星 Fold 那样为了放下摄像头而有缺口,三块屏幕都是全面屏。但也制约了平板模式下无法进行视屏通话。自拍和视频通话都必须在折叠模式下使用后屏。

Mate X 的铰链设计也是发布会的重点之一。和三星折叠手机 Fold 向内折叠不同,Mate X 选择向外翻折设计,合拢后两屏幕之间可以完全贴合。从现场的视频来看,主要是铰链在弯折中可以收紧,减少占用体积。合拢后 Mate X 的厚度为 11mm,由于三星 Fold 弯曲后留有空隙,厚度达到 18 mm。

发布会现场华为没有开放现场试用,Mate X 被装在密封的玻璃罩中,只可远观。根据科技媒体 pcworldthe Verge 的上手评测,向外翻折的 Mate X 在展开后并非完全平整,而是在铰链处会有一定的弯曲凸起。

华为也没透露 Mate X 的操作系统和交互是否有优化,仅演示了 Mate X 支持分屏同时运行两个应用。相比较三星对折叠屏手机的系统优化更多,多任务系统则支持同时打开 3 个应用。

已有的信息不多,Mate X 使用麒麟 980 处理器,和 Mate 20 Pro 一样;两块电池加起来提供 4500 mAh 的续航;支持 SuperCharge 快充技术;展开后机身厚度为 5.8 mm。

耗电情况,系统版本,重量和摄像头效果,都还是迷。

Mate X 还是一部 5G 手机,采用了 Balong 5000 芯片的 5G 调制解调器,华为表示 Mate X 将提供高达 4.6Gbps 的速度,甚至比 Galaxy S10 和 LG V50 ThinQ 中的 Qualcomm X50 调制解调器的理论 2.5Gbps 峰值更快,支持 5G 单独组网时使用。

5G 是本届 MWC 的厂商们竞相追逐的热点,三星、OPPO、小米在内的手机厂商都推出了 5G 手机。不过除三星以外这些 5G 手机都没有公布明确的上市时间。包括 Mate X 在内,发布会上大部分展示的先进手机都还处在原型机阶段。

将还未准备好的产品提前一起拿出来展示,这也整个行业压力巨大的体现。

Mate X 8+512G 的起售价格为 2299 欧元,折合人民币 17500 元。三星 Fold 售价为 1980 美元,折合人民币 13326 元。

CNBC 称一些分析师担心华为和三星可折叠设备的高价格。研究表明,手机的更换周期正在拉长,很难证明消费者愿意在新手机上花费 1000 美元或更多。值得注意的是,苹果尚未表示是否计划开发可折叠手机。

文中图片来源:engadget.com

题图来源:华为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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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可能禁止进口澳洲煤炭,其他港口通关时间延迟倍增至 40 天

针对“大连海关已禁止进口澳洲煤炭”的媒体报道,23 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称消息不实,并表示各口岸仍继续接收报关。

此前 21 日路透社报道称,大连海关监管的五个港口,大连、鲅鱼圈、盘锦、丹东和北良已从 2 月开始无限期禁止进口澳洲煤炭,但从俄罗斯和印尼进口的煤炭将不受影响。该报道援引大连港集团一位管理人士称,大连海关同时将今年通过其所监管港口进口的煤炭总量控制在 1200 万吨以内。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 年中国进口煤炭 2.8 亿吨,其中大连的五个港口进口 7%(约 1960 万吨)。东证期货分析师顾萌回应路透社的报道称,大连的港口去年处理的煤炭中,一半来自澳洲。

而除了大连几个港口禁止进口澳洲煤炭以外, 2 月 18 日路透社还报道称,中国其他港口延迟了从该国进口煤炭的通关时间,从原来的 5-20 天,延迟至 40 天。受此影响,中国部分贸易国家开始缩减澳洲煤炭进口。根据该报道,一家上海的贸易公司已经停止向澳洲下单,通常该公司每月采购约 40 吨澳洲煤炭。

这样的消息对澳洲经济的威胁相当大。煤炭是澳洲最大的出口创汇商品,而中国是其最主要的出口国家之一。2017-18 财年(截止 2018 年 6 月份),澳洲出口的动力煤和炼焦煤 20% 以上供应中国。而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去年澳洲向中国出口了 8000 万吨煤炭,因而成为中国第二大煤炭进口国,第一则是印度印西亚。

在相关的连续报道后,澳元在当日交易时段一度下跌超过 1% 至 0.7086 美元。

22 日澳洲财政部长乔希.弗雷登伯格(Josh Frydenberg)回应称,没有收到大连港口禁止进口澳煤的相关通知或消息,并表示海关延迟通关时间在于中国当前对进口煤炭的检验。据中国海关规定,近来年海关加强了对进口煤炭的质量安全检核环保项目检测。

而澳洲的几家中国煤炭公司均有不同的反应。新希望煤炭相关报道不予置评,兖州澳煤称其煤炭不运往大连港口,因此不受影响,神华集团未对此做出回应。

但受这一连串的消息影响,截至 22 日周五收盘,兖州澳煤股价下跌 2.8% 至 3.13 澳元、新希望煤炭跌 3.55% 至 4.08 澳元、神华集团下滑 0.35% 至 19.56 港元。

题图来源:Dominik Vanyi on Unsplash,有裁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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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50 年前的奥斯卡颁奖礼,如何带动了“美国新浪潮”?

2 月 25 日将举行第 91 届奥斯卡颁奖礼。

在典礼开始之前,无论是原订的主持人喜剧演员凯文·哈特(Kevin Hart)放弃主持人职位,以及外界预测今年的收视率将会再次下探新低等,这些迎来的消息都不是太正面。

2018 年 12 月 4 日,凯文·哈特开心宣布自己拿下奥斯卡主持棒:“多年来,我一直被问是否会主持奥斯卡奖,我的回答向来一样。身为谐星,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时机到了就会发生。”

但没过几天,不少网友翻出凯文·哈特过去演出单口喜剧时说过的反同言论,凯文·哈特也在 IG 上表示,美国电影学会希望他为此道歉。

随着风波越演越烈,他在 12 月 7 日发表了篇推特:“我决定退出本届奥斯卡奖的主持…,因为我不希望在这众多杰出艺人欢庆的盛会上,模糊焦点。我为过去不够敏感的言论而诚挚向 LGBTQ 族群道歉。”

凯文·哈特在推特上发表道歉声明

短短三天,奥斯卡就失去了主持人,这是史上第二届没有主持人的奥斯卡颁奖礼,上一次恰恰就是 50 年前的 1969 年第 41 届奥斯卡颁奖礼。

大西洋月刊》在此时回顾 50 年前的奥斯卡颁奖典礼,阐述当年典礼在形式上的创新与分析获奖名单,并带出“新好莱坞”运动(New Hollywood)的背景。

“新好莱坞”运动又被称为“美国新浪潮”,指的是 1960 年代末期到 1980 年代发生在好莱坞的一场运动,当时有一批年轻的制片人开始崭露头角。

或许现在看来,带有一些怀念荣景的意味,但更重要的是,当时奥斯卡的重要性可能比起现今要重要得多。某种程度而言,它不仅是好莱坞的风向标,更影响着电影工业的发展。

那一年,凯文·哈特还没出生,在位的总统不是特朗普而是尼克松。

那一年,商业电影票房下降带给片商压力,电影院开始进行技术上的转型。

那一年,投资和制作电影的方法正在改变。

“长久以来,好莱坞一直有既定的一套运作方法,但在观众明确表示对新美国电影的期望之下,好莱坞向前了一步,电影制片公司毫无选择的余地,只有服从。” 马克·哈里斯(Mark Harris)在 2008 年出版的书籍 Pictures at a Revolution: Five Movies and the Birth of the New Hollywood 中写道。

马克·哈里斯于 2008 年出的书 Pictures at a Revolution: Five Movies and the Birth of the New Hollywood 

现年 55 岁的马克·哈里斯过去是新闻记者,曾任《娱乐周刊》(Entertainment Weekly)的执行主编,长期以来观察美国电影生态的发展与转变,并且写过多本著作。

Pictures at a Revolution: Five Movies and the Birth of the New Hollywood 书里明确指出 1968 年《毕业生》《炎热的夜晚》《杜利特尔医生》《雌雄大盗》等五部提名最佳影片之后,好莱坞电影如何开始产生改变。

1967 年,年仅 51 岁的格利高里·派克(Gregory Peck)接下美国影艺学院的院长一位,他招募更多年轻的新会员,并把许多年长会员改成没有投票权的 “助理职”。

同时,他还决定让奥斯卡颁奖典礼通过大众媒体直播至全世界。正因为直播,一个原先有些严肃的颁奖典礼转变成为一场大型的秀场,奥斯卡着手策划一系列的表演节目,而这也为后来的各式颁奖典礼树立了榜样。他们舍弃了担任多年的主持人,并由表演节目进行开场。

不论颁奖典礼开始带来了哪些创新的作法,1969 年奥斯卡似乎也做出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决定,比方说《布利特》(Bullitt)无疑是史上最伟大的警匪片之一,但只获得最佳剪辑奖,至于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 2001 太空漫游》虽然获得了最佳导演奖与最佳编剧奖的提名,但最终只获得最佳视觉效果奖。

当晚的颁奖礼,最戏剧化的桥段在于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惊讶地宣布最佳女主角奖是由《冬狮》(The Lion in Winter)的凯瑟琳·赫本和《妙女郎》(Funny Girl)的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并列获奖。

尽管 1969 年的奥斯卡带来多项惊喜,但当年最令人注目的电影界大事,或许不是典礼本身,而是三个月后《逍遥骑士》(Easy Rider)的上映。

《逍遥骑士》Easy Rider

《逍遥骑士》讲述了两个年轻人在洛杉矶因为卖毒品赚了些钱,接着骑着摩托车想前往新奥尔良参加庆典。他们一路往南骑,从城市到乡村,看到美国社会的不同样貌,并展现美国保守文化对于自由价值的伤害。

《逍遥骑士》是由年轻的导演丹尼斯·霍珀(Dennis Hopper)执导,虽然制作成本非常低,但票房却是成本的 150 倍。至今,这部影片仍被视为好莱坞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他们(旧好莱坞势力)还是没有搞清楚。他们来自另一个世界,而情况正在改变。当变化势不可挡时,他们就不得不让步。”美国导演威廉·弗里德金(William Friedkin)说,他在当年是“新好莱坞”的重要参与者。

从这一年的运动之后,好莱坞确实出现多位影响至今的重要导演像是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Francis Ford Coppola)、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

题图来自奥斯卡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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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政府通过新决议,要求德国停止向战时纳粹合作者支付养老金

《布鲁塞尔时报》《每日电讯报》等媒体报道,德国仍然在向比利时和英国的二战纳粹合作者支付养老金,且英国和比利时政府并不知道收到养老金的人的身份,只有德国政府了解他们是谁,这意味着这些养老金都是免税的。

2 月 19 日比利时外事委员会通过一项新决议,这个决议要求德国政府立即停止付款,并公布接受付款者的完整名单。

据 NBC 新闻报道,二战结束后,大约有 8 万名比利时人因和希特勒的党卫军合作被判有战争罪。但其中一部分人仍受惠于希特勒在战时颁下的法令,根据这部法令,部分纳粹政府的合作者可以拥有德国国籍并由德国政府支付养老金。

该决议认为“这一与历史上最凶残的政权合作所得的养老金与欧洲所致力的和平工作明显是互相矛盾的”,该决议还指出,比利时有近 30 人正在接受这份养老金,由德国各州政府支付,且德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馆的政府人员知道接受付款的人的姓名。

据《卫报》报道,针对比利时政府的说法,德国劳工部表示,比利时只有 18 人在领取德国政府提供的战争养老金,且其中没有纳粹政府的党卫军成员,但德国也没有说明养老金领取者的名字,也没有承认他们确实有权取得相应收入。

据比利时国家广播公司 RTBF 的消息,西班牙、瑞典和瑞士也有相似的养老金正在被发放。RTBF 援引了比利时研究二战人员的调查结果,这份调查显示,由德国政府发放给战时纳粹合作者的养老金依据合作时间长短,有 435 欧元到 1275 欧元不等,而受纳粹政府强制劳动计划迫害的幸存者只获得了每月 50 欧元的赔偿。

德国向战时纳粹合作者支付养老金的问题一直被比利时政府所关注,德国政府之所以继续支付养老金是因为这项由希特勒颁布的法令,并没有在二战后的波茨坦会议上被废除。受益者主要包括战争期间加入党卫军的比利时人和比利时东部的居民,这些居民在纳粹入侵比利时后向德国投降获得了德国国籍。

2012 年时,比利时政府就曾经提出当时有 2500 名比利时人仍在接受德国提供的养老金。2017 年时,德国驻比利时大使 Rüdiger Lüdekring 还曾出席过相关的听证会,当时作为德国政府的代表他表示无法提供任何确切的信息。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 Ulla Jelpke 向《德国之声》表示,“纳粹合作者数十年以来一直在领取养老金,被纳粹迫害的人却不得不争取赔偿,我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卫报》则采访了德国美茵兹大学的历史学家 Martin Göllnitz ,Göllnitz 对这个问题能被解决持怀疑态度,“因为德国的隐私法案不允许对养老金领取者进行逐案研究,且德国的社会保障系统不受刑事诉讼程序的约束”。

题图为《希特勒回来了》电影剧照 来自 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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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创意圆珠笔,能够画出不同形状|这个设计了不起

「这个设计了不起」的微信公众号上线啦,直接搜索「BestDesign」或是「Qthings」就可以订阅,关注我们每日发现的新鲜好设计。

INKI by Dozendots

设计工作室 Dozendots 创造出一款新奇的圆珠笔 INKI 。与普通圆珠笔不同,INKI 配备独特的机械装置,让使用者能轻松描绘出多种不同的自动图案。圆珠笔内置的特殊电机能够让笔尖迅速上下移动,从而创造出多种不同图案与形状。

根据使用者握笔角度与施加压力的变化,这款圆珠笔能够画出不同形状。Dozendots 的独特设计让使用者轻松迅速地画出多种点、折线和曲线。当握笔时笔与纸张呈 40 度角时,共可画出 169 种不同图案;而当笔与纸张呈 72 度角时,共可画出 120 种不同图案。

图片来源:INKI

Air Deck 2.0 by TipTop Things

为了节省空间,人们都会在旅行时避免任何多余的行李。这正是 Air Deck2.0 极致旅行牌诞生的原因。这款优化旅行款的扑克是 Air Deck 首发版的进阶版,有三种不同的款式,分别是经典款、极速飞奔和宇航主题款。虽然造型简洁,不同款的扑克却风格各异,且很容易上手。同首发版本一样,这款扑克用防水材质制作,可以用水清洗,而且耐折,简直完美。

目前,它在众筹网站 INDIEGOGO 的价格为 10 美元,点击这里尝试购买

BLASST by inFuture Projects

BLASST 是一个公共长椅,采用金色斯潘德克斯弹性纤维包裹着内部松软的泡沫。长椅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对比和独特的诱惑;它仿佛是一片空白的画布。

在“MAKE: Bench”竞赛说明中,设计师们指出,他们不能完全预测一个公共长椅将被如何使用,只能确定采用何种构造方式。它们在街景中大小、形状、使用偏好都不受约束。BLASST 由街景而生,因街景而存在。

BLASST 是一个由市民臀部和泡沫形态交互作用而形成的长椅——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可以在上面休憩的金色泡沫。设计要求是通过设计一个座位界面,提升街道公共空间。设计一个可以吸引和改变街道动态的公共座椅设施。公共长椅需要至少提供 12 个座位空间。

图片来源:inFuture Projects

Fiber Shell Chair by A BATHING APE® x Modernica

A BATHING APE® 最近与家具厂商 Modernica 合作,带来 Fiber Shell Chair 和 Side Table 两款全新联名单品。双方曾在 2012 年有过合作,而今年再度携手依旧选择主打 BAPE 招牌式的迷彩元素,用多彩的 Cotton Candy 色调呈现。

据了解,整个系列将于 2 月 23 日在 BAPE LA 洛杉矶门店独家发售,其中 Fiber Shell Chair 限定发售 200 张,而 Side Table 则限定发售 100 个。

Atelier Chair and Chair 611 by Artek

在今年的斯德哥尔摩家具展期间,芬兰品牌 Artek 展出了两款经典木质座椅——Atelier Chair 和 Chair 611,尽管发布时间在设计历史上横跨数十年之久,这两款座椅仍然秉承了相同的设计精神。

Atelier Chair 由 TAF 设计工作室为瑞典国立博物馆设计,而 Alvar Aalto 1929 年设计的标志性座椅 611 也换上了全新的织带衬垫物。

Atelier Chair 是为当时为瑞典国立博物馆的主餐厅设计,此后还被选中在礼堂中使用,使用时曾将场地中全部 245 把座椅集中在一起。这款座椅利用其纤长的比例和几何线条向瑞典建筑师 Sven Markelius 设计的管弦乐队座椅致敬,而管弦乐队座椅本身又在向 Alvar Aalto 设计的座椅 611 致敬。

611 座椅在 1929 年首次发布,量产至今,这款经典座椅将坚固的桦木框架与编制座面和靠背结合在一起,这种设计可以轻松更换衬垫,这也意味着座椅的寿命将比普通座椅长得多。今年,611 座椅采用了微妙的全新双色调配色,配色方案和荷兰色彩与面料专家 Hella Jongerius 合作共同开发。

图片来源:Art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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