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gWest品玩7月24日讯，据人民日报报道，北京时间7月24日上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公开孟晚舟引渡案下一阶段庭审的证据材料。5月28日该法院裁定孟晚舟案的本质是“欺诈罪”。

据公开证据表明，所谓孟晚舟案，完全是美国炮制的政治案件。汇丰银行参与构陷，恶意做局、拼凑材料、捏造罪证，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美国向加拿大法院提交的《案件起诉记录》称，孟晚舟对汇丰“隐瞒”了华为与香港星通技术有限公司（简称香港星通）的关系，“误导”汇丰继续向华为提供银行服务，汇丰因此违反了美国对伊朗制裁法案，面临民事和刑事罚款的“风险”，孟晚舟对汇丰构成“欺诈”。

此案“唯一关键证据”，是孟晚舟交给汇丰的一份PPT文件。在公开的材料中，包括PPT全文，以及汇丰与华为的业务邮件记录。美国蓄意隐瞒、曲解核心信息，指控完全不符合事实。

香港星通是华为在伊朗地区的合作伙伴，二者关系脉络清晰。华为曾持有香港星通的股份，孟晚舟也短暂担任过该公司的董事。但是，2007年，华为就出售了所持有的香港星通股份，2009年4月，孟晚舟辞去该公司董事会职位。此后，双方保持正常业务往来。2010年，涉及三方往来邮件证明，汇丰完全知晓华为与香港星通的关系。从华为发给汇丰的香港星通2009/2010财报可知，汇丰完全了解香港星通在伊朗的业务情况。

孟晚舟会见汇丰高管时，香港星通的汇丰账户已关闭，双方关于伊朗业务的合作已经结束。对汇丰而言，此前与香港星通的合作，不存在孟晚舟欺诈的问题；此后与香港星通也无合作，不触及这一风险。所谓孟晚舟“误导”汇丰继续合作一说，根本站不住脚。

2012年12月及2013年1月，路透社发表两篇报道，称华为通过香港星通在伊朗从事违反美国制裁法案的业务，包括转卖美国制造的电脑设备给伊朗的电信运营商。

除了华为，爱立信、诺基亚等知名电信厂商都在伊朗有贸易往来，只是并未引起美国如此关注。不论华为还是香港星通，在伊朗均有正常的业务运营，这并不违反美国的制裁法律。就连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也承认，“我和我的同事没有发现华为的任何问题”。即便如此，2013年2月，香港星通还是关闭了汇丰账户。华为与汇丰关于伊朗业务的合作，到此结束。

业务已经终止，汇丰依然反复要求与华为进行“沟通”。出于尊重，2013年8月，孟晚舟与汇丰高管会面，详实陈述了华为在伊朗的业务情况，所展示的PPT，用大量篇幅介绍了华为和香港星通在伊朗的客户、产品、合规要求、合规制度。

客户是否在伊朗有业务，是汇丰评估合规风险的唯一要素。在这一问题上，孟晚舟没有“隐瞒”，也不存在“误导”，双方会谈时，孟晚舟并未鼓励汇丰为香港星通重开账户。直至2017年8月，配合美国构陷华为到了最后关头，汇丰才无理由终止双方合作。中间近5年，靠着华为大规模业务，汇丰赚取了丰厚利润。

汇丰声称向华为提供了9亿美元信用额度，导致经济利益面临风险。2014年4月30日，汇丰及另外8家银行共同提出，要为华为提供9亿美元信用额度，每家参与银行提供1亿美元信用额度。基于该提议，包括汇丰在内26家银行，在2014年7月25日为华为提供了16亿美元信用额度，其中，汇丰提供的总额度上限为8千万美元。并且在2017年6月，华为就取消了这一信用额度，前期也从未使用过这一信用额度。

2012年，美国政府就严重洗钱和资助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指控汇丰，美国司法部认定：汇丰参与洗钱活动。为此，汇丰支付了19.2亿美元罚金，并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为期5年（2012—2017）的《延期起诉协议》。汇丰同意“在任何调查中配合美国司法部”，如果未能履行相关要求，美国司法部有权撤回该协议，并向汇丰提出刑事指控。

正是从2012年起，汇丰一步一步设置陷阱，目标锁定孟晚舟。据知情人士透露，汇丰对孟晚舟的这次邀约，没留下任何“书面痕迹”。此次会面地点是香港四季酒店附近一家牛排馆。

2016年9月，市场传出消息，美国司法部正在就是否撤回《延期起诉协议》以及是否以刑事罪名起诉汇丰进行讨论。同年底，汇丰开始秘密对华为账户进行调查。

从公开资料看，2017年2月到7月，汇丰主动向美国司法部至少做了4次陈述，积极配合美国对华为的调查，内部上千人被美国司法部约谈。

2017年12月，尽管美国司法部合规监管员认为“汇丰的合规仍有很大缺陷”，但美国检方却“出人意料”地撤销了对汇丰的全部刑事指控，并结束了对汇丰的监管。

2019年12月，汇丰因协助美国纳税人逃税长达10年，认缴罚款1.92亿美元，并再一次签署《延期起诉协议》。劣迹斑斑的汇丰，已经被美国完全掌控！

捏造事实虚构罪名，滥用权力违法拘捕。孟晚舟真正的“罪名”在于：她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华为CFO。美国要求加拿大拘捕孟晚舟，就是抓人质作为谈判筹码，向中国施压、绞杀华为。

加拿大《引渡法》与《加美引渡条约》明确规定，不支持出于政治目的的引渡。所以，加拿大当局始终坚称“孟晚舟事件是一起司法案件”。但是，6月公开的加拿大安全情报局一份备忘录明确写道，FBI告知加拿大安全情报局逮捕孟晚舟的计划。备忘录还警告，“计划的行动将在国际和双边（中加关系）层面产生重大影响”。

显然，在拘捕行动之前，加拿大情报部门已对事件后果进行了评估，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性事件。但是，面对美国施压，加拿大政府最终选择“服从”。

加拿大法院2018年11月30日签发的临时逮捕令，明确写有“立即逮捕”。12月1日，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执法人员在廊桥第一时间拦截孟晚舟，强迫她交出手机和密码，并非法扣押近3个小时。这期间，不仅没有告知扣留的真实原因，还强迫孟晚舟回答与美国刑事起诉书内容有关的问题。

加拿大执法部门临时变更逮捕计划，就是要协助FBI非法搜集用于刑事检控孟晚舟的证据。在整个过程中，加拿大司法部及其高层官员都全程知悉，而且在明知相关违法行为严重侵害孟晚舟权利的情况下，也没有干预和阻止。

现在，所谓孟晚舟引渡案进入实质审理阶段，大量证据、事实公开，是非自有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