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安娜·弗里兰自传》
内容简介
《黛安娜·弗里兰自传》是黛安娜·弗里兰仅有的两本著作的其中一本。黛安娜·弗里兰是时尚界的先驱，是她将时尚与艺术以及其他文化结合在一起，让时尚杂志变成一本具有文化品位的杂志而不是单纯讲穿衣打扮的肤浅的商业推广杂志。是她开创了“时尚编辑”这个职业的新时代，她的时尚观点、杂志运营理念至今影响着整个时尚出版界。
她的自传记录了其个人的人生经历，与同时代的时尚设计师、艺术家、作家的交往，讲述了其时尚态度、个人风格。
作者简介
黛安娜·弗里兰 (Diana Vreeland)，时尚专栏作家与编辑，曾任 Vogue 与 Harper’s Bazaar 时尚编辑、主编以及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服饰研究院顾问。
她没有受过任何专业教育，却熟知历史、文化、艺术，将时尚做成了毕生的事业。她用 23 年的时间，奠定了 Harper’s Bazaar 的风格。在1963年到1971年期间，任职 Vogue 主编，成为第 1 代“时尚女魔头”。
书籍摘录
第一章
我很讨厌说过去的事。
有一天晚上，在圣多明哥（Santo Domingo）举行的一场奥斯卡·德·拉·伦塔（Oscar de la Renta）的发布活动上，出版经纪人，“万人迷”塞缪尔· 拉扎尔（Samuel Lazar）转过来和我说：“娃娃脸”——他总是这么叫我——“你的问题就是你的整个世界都和恋旧有关。”
“听着，‘万人迷’，”我说，“我们都用自己的方式生活，所以请闭上你的嘴巴！”
然后我一拳砸中了他的鼻子。他大吃一惊，抓起一只瓷盘子，塞进礼服的胸口保护心脏，于是我就又一拳砸中了那只盘子！
恋旧！？——他竟然说我恋旧！我不相信人类发现青霉素之前的任何事情。
不过我倒想告诉你我相信哪些东西。我相信石膏背撑。
我来给你讲讲 1978 年春天那个晚上发生的事。
那天晚上我在伦敦的圣· 洛伦佐餐厅（San Lorenzo’s）吃饭，当时已经很晚了，和我在一起的是伟大的摄影师大卫· 贝利（David Bailey），还有杰克·尼科尔森（Jack Nicholson）。你不觉得吗，杰克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演员。他有一张让人信服的脸，还有他鼻尖上的那股戏谑劲，对吧？另外他还具备一种所有伟大演员都有的能力——他学什么像什么。你有没有见过他模仿艾哈迈德· 埃尔特贡（Ahmet Ertegun），就是创办大西洋唱片公司的那个土耳其人，杰克抓住了……他的特点——艾哈迈德身上那种土耳其科尼亚旋转舞的感觉。我觉得只有看到他模仿别人的时候，你才能真正了解你眼前的这个人。通常的状况是，你没办法直接通过这个人了解他。
不过让我先讲讲那个晚上的事。
我亲爱的朋友杰克·尼科尔森让我非常担心，因为他的后背出了大问题，他疼得没办法坐下来。
你知道的，后背是我们身上最重要的部位。每天结束的时候我从不会感觉累——一丁点儿都不累，都归功于我的坐姿。在我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办公室里，有一把我在《时尚》杂志时就坐的厨房椅子。他们把这把椅子给我送了过来，因为没人愿意在他们时髦的办公室里放一把那么难看的椅子——但是它能给我的腰部很好的支撑，这是最重要的。另外我还有一个小橡胶靠垫，正好撑住我的尾椎骨，让我坐得很挺拔，向上、向上、向上。每个来我办公室的人都觉得，那个靠垫有点像医疗用品——其实它就是医疗用品，是我从药店买来的——不过我就是想坐得端正又挺拔，那个靠垫简直是太棒了。
还是说回那个晚上。杰克的后背疼得厉害，他甚至都坐不下来……他在餐馆里走来走去，把香烟揉得稀巴烂……简直像是在受刑。于是我说，“好了，我受够了！市面上的药你都吃过了，但就是不照我说的做。今晚我就要解决你的问题。我能借用一下你的司机吗？”
当然了，摄影师老贝利，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用他那玩世不恭的口气说，“弗里兰，你是真疯了，晚上这个时间你什么都买不到，你不了解伦敦。”
我当时真该跟他打个赌，我说，“我可比你了解伦敦。我知道去哪儿买——皮卡迪利广场（Piccadilly Circus）的布茨药房，那里整晚都营业。什么都能买得到，进去问就行了。”
于是我走出了餐厅，找到杰克的车子，对他的司机乔治说，“我真是受够尼科尔森先生啦！他根本就不明白，他现在的状况我早已经经历过很多次——就是后背的问题。他得先止住肌肉的痉挛，所以他需要一个石膏背撑。我想去皮卡迪利广场的布茨药房，那个药房还在吧？”
“当然还在，夫人。”
于是我们就坐上了一辆你能想象的最大的奔驰车。但是我也开始想，老贝利说的话可能多少有些道理，也许布茨药房是开着的，但只处理紧急情况。于是我跟司机说，“乔治，我是这么想的。我们到了布茨药房之后，最好我来假装病人……这样可以让他们觉得事态严重一些。所以从现在开始我就会很不舒服了……现在我的腿已经不能动了！你觉得可以吗，乔治？”
“就听你的，夫人。”
我们到了药店。自然，乔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我扶下了车。我们走了进去。乔治扶着我，而我自然紧紧抓着两旁的陈列货架。这些货架装饰得很漂亮，打在上面的灯光很美，和我四十年前离开伦敦的时候一样。
在那个年代，人们会在午夜的时候来布茨药房买春药——西班牙苍蝇（Spanish Fly）、琥珀月亮（Amber Moon）……非常非常受欢迎。你可能听说过西班牙苍蝇，但估计你从没听说过琥珀月亮，但是那个时候它们非常受欢迎。不过那天晚上，我可不是要找西班牙苍蝇或琥珀月亮，我只是想要个背撑。于是店员从柜台里面拿了一个出来。“我要买……两个，”我说。“你看得出来，我的背疼得厉害。”拿上那两个背撑，我钻回了大奔驰车里。
回到餐厅，乔治和我一起走了进去。“好了，贝利，”我说，“也许你是听着伦敦圣玛丽勒波教堂的钟声出生的，但我也不是新手。我再熟悉伦敦不过了，想买什么就可以买到什么。”
然后我对司机乔治说——这个时候我和他的关系已经近多了——“带尼科尔森先生去楼下男士洗手间。你带他去，我教你怎么用这个背撑。”
“噢，见鬼去吧！”杰克说，“下楼来，你来帮我穿。”
你知道伦敦的圣·洛伦佐餐厅吗？从街上一进到餐厅，就能看到男士和女士洗手间。你觉得我们俩都进洗手间了吗？当然没有。我们就站在一楼大厅里，杰克直接把裤子脱了下来……
“哦，你的状态，真是好极了，”我说，“不得不说你的内分泌很好，形状很丰满而且是粉红色的。”
然后我就开始撕背撑上面的包装纸。杰克粉红色的屁股正对着我，但我就是没办法撕掉包装纸。“你最好还是把裤子穿上，”我说，“过几分钟就会有人经过，会以为撞见我们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他摇了摇头，似乎并不在意这个。终于包装纸被我撕掉了，然后我说，“好了，杰克，我现在要帮你穿上了。我穿的时候，你要向后靠，然后要扭一扭，这样才不会束得太紧。”我给他做了示范。“不然的话，”我说，“穿上之后你就不能动了。”
这会儿，我们有了个小观众，他正站在门外的大街上，透过门上的窗户看着我们。我帮杰克穿好背撑，他立即就站直了。他穿上了裤子，好了，至少他现在能坐下来了。我们回到楼上，继续吃晚饭。别问我们几点钟才吃完的——反正是很晚。他们接下来要赶去参加什么派对，于是我们回到了奔驰车上，我突然发现我们当时正位于摄政公园（Regent’s Park）北面。
我说：“好了，现在你们得把我送回家去。”
“噢，得了吧，弗里兰，”贝利说——他总是叫我“弗里兰”，而我总是叫他“贝利”——“你以前在外面待得可比今天晚多了。”
“我才不想去参加什么派对，”我说，“除了你们之外我也不想见其他任何人。不过既然我们已经在这儿了……我想去我以前住的地方看看，就在摄政公园的另外一边，在汉诺威平台（Hanover Terrace）那边。自打我 1937 年离开英格兰之后，就再没回过我的老房子。”
你一定能想象得出来，他们当时对这个建议有多没兴致。汉诺威的每一栋房子看上去都是一模一样的。我的房子自然完全不一样——走进去就看得出来。在这条街的尽头是汉诺威小屋，房子是里布斯代尔夫人（Lady Ribblesdale）的，我的好朋友爱丽丝· 阿斯特（Alice Astor）——也就是爱丽丝·奥博伦斯基（Alice Obolensky），爱丽丝·冯·霍夫曼斯塔尔（Alice von Hofmannsthal），以及爱丽丝·布维（Alice Bouverie）——曾经住过……不管怎么样，爱丽丝·阿斯特的父亲是约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就是和泰坦尼克号一起沉没的那位先生。她真是一个可爱的漂亮女人——感谢上帝，炸弹落下来的时候她没在那房子里面，房子给炸了个稀巴烂。
我下车走上台阶，走到我们的房子前。我走近大门，这里曾属于诗人埃德蒙·戈斯爵士（Sir Edmund Gosse），在20世纪初和 19 世纪末，他曾是文学界的一个大人物——你知道，就是《黄面志》（Yellow Book）之类的。回忆录里的一半记录了发生在汉诺威特勒斯 17 号（17 Hanover Terrace）这里的事情。 1929 年我们从他的遗孀手中买下了这栋房子，当时房子的外立面已经没有了，然而它还是那么地漂亮，花园的下面还有个储藏室……
我实在是太喜欢储藏室了，我都可以把床安在储藏室里，这样我就可以和奶酪、腌肉还有猎来的野味躺在一起，嗅着好闻的黄油和泥土味。我经常对纽约人或者无论来自哪里的什么人说，“你们究竟是怎么了，只要是有花园的地方，就一定要有储藏室。只要土够好就行，向下挖，挖出一个储藏室来！”老天爷，我曾经有多喜欢我们那个储藏室啊……
在花园的尽头，我们把马车房改成了车库，我们那辆漂亮的布加迪车就停在那里。当时我们的司机非常年轻，每次我的两个儿子得水痘、腮腺炎、麻疹之类的病，都会传染给他。战争期间他一直给我们写信。在我们搬去纽约后不久，他在白金汉宫找到了差事，成了伊丽莎白公主的副手司机。有一天，他写信给我说：“夫人，现在我为女王陛下开车了。”人生多奇妙！
车库的上面是佣人房，我给房间里安装了暖气机和洗手池，还装了一个挺好的浴室——其实没太大必要，每个礼拜佣人们都至少要和我说三遍，说暖气机把她们吓得要死——她们害怕它会爆炸，她们也从来不敢拧开任何一间卧室里的水龙头。真是让人难以理解的一类人，她们害怕流动的水，但她们从没离开我。我们搬家到美国之后，两个女佣也去白金汉宫工作了，因为我们的管家认识某个在皇室当差的人。英格兰这所房子里的一大家子在我的一生当中占据了很大部分。
他们都有各自的人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相互协作得很愉快。这就是我离开英格兰之后能去《芭莎》杂志（Harper’s Bazaar）工作的原因——我知道怎么工作，因为我知道怎么管理一个家。老天爷……我这辈子唯一学到点什么的机会，就是在英格兰的那十二年里！
让我接着说吧，于是我走进了大门……
花园里那些精心修剪过的植物已经都看不到了。当然了，我们的花园都是会修剪的。在最上层的台阶上，在大门的两旁，我曾经各摆放了一株修剪成小熊造型的植物。你知道，绿色植物和英格兰的关系，就像鼻子和脸的关系一样密不可分。在汉诺威特勒斯 17 号（17 Hanover Terrace）的这栋房子里，我在画室长长的法式窗户前种了一些橘子树——那是有一天清早我去考文特花园（Covernt Garden）选来的——地上摆了一盆盆你能想出的所有颜色的瓜叶菊。房子的墙壁是一种漂亮的淡赭石色，颜色选自一面科罗曼德屏风上的一个中国人物脸上的肤色。还有布里斯托蓝色印花棉布窗帘——你知道布里斯托蓝是什么吧——窗帘上有蝴蝶结和红玫瑰。透过高大的落地窗，你可以看到摄政公园里所有漂亮的花、灌木和树木。鸭子都在早上出来。晚上在我们准备上床休息的时候（我们总是很晚才睡），他们就开始喂狮子了——狮子一边吼叫，一边享用它们的晚餐。噢，在伦敦市中心能听到狮子叫，真的很奇妙！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住在那里。我丈夫里德（Reed）当时在担保信托公司工作，他每天早上八点一刻出门上班，每天都很准时，而且每天都穿得很帅气。
里德向来很在意穿着。他有很多件衣服——丝绸衬衫、设计精细的工作衬衫、一排排挂起来的浆过的硬挺衬衫——有那么多件，品质都那么好，砰，砰，砰！还有那些帽子！每一顶都漂亮极了。大部分的帽子我都送了人。有些年轻人来我家做客，他们想要这些帽子。我还留着五六顶——我都会捐给大都会博物馆。这些帽子都是定做的，非常合戴，漂亮的毡子面料——手感就像缎子一样。圣詹姆斯街上的那间洛克裁缝店（Lock’s）真是男人的天堂，男人的乐园。我还记得最后一个对我行脱帽礼的人，是那么优雅，那么富有魅力。我当时走在第五大道上，洛尼· 特利（Ronnie Tree）向我走了过来，他戴了一顶圆顶礼帽。如果你还记得他的头发，他有一头多么惊人的头发啊，像小灌木丛一样围绕在耳朵两边，多时髦，戴上帽子更是精彩。要戴那顶帽子，你的脑袋要很特别才行，头发要很硬才行。他向我脱帽致敬，多有魅力，脱帽礼实在是太美了，多让人难忘啊！
可是，突然之间再也没有人行脱帽礼了，不是吗？另外你也再见不到那些精力充沛的粉红色英国面孔了——那些经过风吹日晒的微笑着的脸——也消失了，不是吗？被潮湿沉重的风吹走了。可能如今的小伙子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出去打猎了。 1960 年代的时候，男士礼帽在一夜之间消失了。我还记得有一天早上，还很早，里德上班之前来和我道别，没戴帽子。我说，“可你还没戴帽子呢。”他每天早上跟我道别的时候，总是从头到脚都穿戴妥当。他回答，“我不打算戴帽子了。”就是这样。
说回汉诺威的那间房子。房子的内部漂亮极了——但也挺寻常，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我是想说，我们的房子里没有布置什么华丽的……灯光。窗边种着橘子树，光线从中穿过然后照进屋子……一种非常英国的光线。
那晚我站在门前环视四周。门廊还保护得非常好，这很英国，为这栋房子增加了一点与众不同之处。但是大门被漆上了非常难看的颜色。我们住在那儿的时候，大门有点锈蚀，我们就把表面重新抛光，然后上了漆。房子里的每一扇门里面都是朱红色的，但你不会通过朱红色的门走进房子。我就站在大门前。透过两旁的窗户看进去，房子里没有什么可看的，就是一座空屋。但是我的老门环还留在门上，是一只孤零零的小手的形状。它是1930年代的时候安上去的，它扛过了闪电战和当时的腥风血雨。一只门环！啊，当然它不仅仅是一只门环了！它是我从法国的圣马洛买来的，当年我还很年轻——而且当时我们快要误船了，想不起来我们要去哪里。于是我对里德说，“那只小手——我太喜欢了。”于是我们敲了门，一位女士走了出来，二十分钟过后——如果你和法国人说要付钱，他们就会很慷慨——我们就把那只门环带走了。那是一只很有意思的维多利亚时代的门环，没什么太多可讲的。但是，噢，老天爷啊！于是我转身走下台阶，钻进了汽车，对大卫·贝利和杰克·尼科尔森说，“好了，现在我们去参加派对吧！”
题图为纪录片《戴安娜·弗里兰：眼睛要旅行》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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