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第二卷）

内容简介

战争、危机、灾难——1914～1945年对很多当时的人来说就像第二个三十年战争。它是西方历史上的“德国篇章”，并且也是人类历史 上最可怕的篇章。没有哪个国家像德国一样，在此期间从根本上打破了西方世界的种种规范。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和描述介绍了 20 世纪最引人注目的 10 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 1945 年 5 月德国的投降以及 3 个月后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的爆发。

作者简介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出生于 1938 年。德国历史学家，联邦大十字勋章获得者。出版著作有《魏玛共和国的工人与工人运动》《通往西方的漫长道路》等。

书籍摘录

第二章　从停战到世界经济危机：1918~1933 年（节选）

一个民主国度的自我毁灭：意大利通往法西斯之路

在意大利，大战结束后的事态发展比法国和英国更加戏剧化。 1919 年和 1920 年作为“双红年”载入史册。在这个时期，大罢工、抢占土地和抢占工厂事件层出不穷。 1919 年夏季和秋季，铁路和邮局从业人员，波河平原的短工和意大利中部佃农，甚至部委官员都举行罢工。在拉齐奥（Latium）和意大利中部的其他地区，农民强行占领大地主的土地。有些地方抗议通货膨胀的活动演变为公开骚乱。 1919 年 11 月的议会选举，第一次采用比例选举制，社会党人获得 165 个议席，成为最强势力，继而是天主教民主党，获得 100 个席位。靠着天主教人民党的支持和紧急法令，自由党的首相弗朗西斯科·尼蒂才勉强把权力维持到 1920 年 6 月。之后他被“伟大的老人”自由党人乔瓦尼·乔利蒂替换下来， 1892 到 1893 年以及 1903 到 1914 年期间，乔利蒂都相继就任国家首相这个要职。社会党的核心分布区位于北部工业区，属都灵（Turin）最强大。在那里，安东尼奥·葛兰西，安吉洛·塔斯卡和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出版的杂志《新秩序》的影响很大。战争结束前一年，即 1917 年 8 月，在皮埃蒙特爆发了一次工人起义，但是遭到残酷镇压。不过这次罢工作为无产阶级抗争的神话依然流传。以俄国为榜样，第一批工人委员会在意大利的这块土地上成立了。 1921 年，社会党极左翼在利沃诺党代会上分裂出来，成立了意大利共产党，他们最希望都灵成为亚平宁半岛上无产阶级革命的出发点，成为意大利的“彼得格勒”。 1920 年 4 月，企业主的有意挑衅造成一次都灵金属工人大罢工，激进的左翼寄予很大期望。由于新成立的企业家联盟精心布局，采取了非常有效的防卫措施，致使罢工彻底失败。企业家和政治右翼由此得出结论，左派并非战无不胜，抑制红色革命自有办法。

1920 年 9 月，社会动荡有增无减。北意大利金属工业工资谈判失败后，企业主开始解雇职工，而职工立即占领了数家工厂，并升起红旗以示胜利。这些行动并不是社会党人指挥的，而是自发的。乔利蒂政府没有动用警察，而是选择等待。总理采取静观其变的计策：工人的企业自我管理试验会因低效而很快失败，这个算盘真是打对了。但意大利大部分人认为，政府这种被动做法是向公开违法的极端少数分子的投降。鉴于这一事件，国家政权威信扫地。这种侵蚀的过程不断持续， 1920 ~ 1921 年秋季和冬季，在都灵和托斯卡纳相继爆发新的罢工和流血冲突，政府依旧如同一个中立的观察者，不采取任何举措。 

权力的真空助力了一个团体的发展，他们决定用自己的方式，系统地对左翼派别施加身体和精神的暴力，以弥补国家威严的丧失：墨索里尼 1919 年 3 月 23 日在米兰成立“革命行动的束棒”（根据他们使用的罗马权杖捆绑在一起的魔杖，称为“束棒”，音译为法西斯）。墨索里尼 1883 年生于弗利-切塞纳省（Forlì-Cesena）的普雷达皮奥（Predappio），起初没有成功当上教师，他于 1902 年赴瑞士，在那里他以打零工为生，住在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或大桥下。他结识了俄国女革命家安格里卡·巴拉巴诺夫（Angelica Balabanoff），阅读了乔治·索雷尔的《反思暴力》，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Bons）的《乌合之众》和尼采的著作。在洛桑聆听了反议会精英理论家维弗雷多·帕累托的讲座。

1906 年服完兵役后，墨索里尼前往特伦蒂诺， 1907 年被奥地利官方驱逐出境，回到意大利后，作为一名激进的工团分子在社会党内工作， 1912 年升至党的机关报《前进报》主编。 1914 年 10 月他转入干涉主义阵营，和社会党决裂。不久得到军工业和法国金主的财政支持，开办了自己的小报——宣传民族主义精神的《意大利人民报》。 1915 年到 1917 年初，他以士兵身份参加伊松佐阵地战，遭遇爆炸受伤后退役。之后，他又开始在“家乡前线”重操记者生涯和政治斗争，是战后宣传“被肢解的胜利”最积极的代言人之一，为“意大利领土收复”运动奔走呼吁。

墨索里尼从极左到极右的转变，乍看之下好像令人不解，其实不然。这位后来的“领袖”从来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折中主义者，一个行动主义者，一个唯意志论者。索雷尔的学说“直接行动”之所以触动他，是因为它们既可以解释为“左”也可以解释为“右”。该作者的一生也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左摇右摆。对墨索里尼来说，关键的是他如何有实现自我的最大机会，他本人和他的立场如何赢得人们的欢呼。自 1914 年后他意识到，民族崇拜的心理应该是一个合适的方式，可以增加他本人的政治影响，并令他最终取得权力。他也从这个原则出发，为自己选择追随者和盟友。因为左翼是国际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反军国主义的，因此他只能在政治光谱的右侧寻找，例如布里埃尔·邓南遮和当年的精英士兵“阿尔迪蒂”于 1919 年 4 月在米兰把当年墨索里尼的《前进报》办公大楼付之一炬，为的是吹响民族觉醒的号角。

除米兰外，的里雅斯特也是“法西斯”早期活动的场所。他们视斯洛文尼亚人为民族之敌，因为后者不愿无条件脱离奥地利的统治，而臣服意大利的统治。 1920 年 7 月 14 日，斯洛文尼亚联盟的“人民之家”所在地巴尔干酒店被毁，就是法西斯恐怖活动的小试锋芒。 1920 年 11 月 21 日，在社会党大本营博洛尼亚的一次反社会党的行动，可以说是法西斯冲锋队“黑衫军”关键的突破。这一天，新选举出的城市管理部门社民党官员走马上任。墨索里尼的支持者借此机会，引发严重的暴乱，造成内战般的恐慌。在后来几周和几个月里，身穿黑制服的法西斯甚至在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和托斯卡纳开始袭击左派机构及其领导人，不久后在意大利大部分地区也展开了类似行动。

除对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武力袭击外，对民主联盟的类似攻击也越来越多。强迫喝蓖麻油是羞辱政治对手的常用手段。在艾米利亚，大地主是黑衫军的金主，他们意在借助黑衫军恐吓和惩罚那些支持左翼的造反农民。黑衫军称这种袭击为“讨罚”，一旦他们感到受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的挑衅，或者遭受左翼武力的袭击，他们就实施血腥报复。自 1921 年初，“红色双年”被黑色恐怖的“尼禄双年”取代。

1919 年 11 月选举中，法西斯受到严重挫败：他们在米兰提交的名单中的竞选者仅获得 4000 票。然而 1921 年春季内政局势发生变化，因为民主联盟在梵蒂冈的督促下，不再支持乔利蒂。原因是 1920 年 9 月颁布的一项法律，内容是为减少庞大的财政赤字，对那些没有统计入国库的教会财产，也就是所谓的“不许交易”的财产进行征税，但是该法律遭到教廷的强烈反对。乔利蒂随后解散众议院，宣布 1921 年 5 月重新选举。为了确保多数，这位首相和民族主义党派以及法西斯结成选举联盟，后者与自由党的乔利蒂一派共同组成“民族同盟”。通过这次与部分自由党的实用性整合，墨索里尼运动在政治上得到重视。他们似乎获得了以前从未拥有的社会地位和尊重。

在竞选中法西斯利用大规模恐怖活动，令许多地区的社会党和共产党的竞选宣传陷于停顿。 5 月 15 日选举日当天，法西斯制造的流血事件导致十几人死亡。选举结果令乔利蒂大为失望。他的“民族联盟”在 535 个席位中只得到 120 个席位，其中 36 个席位归法西斯。对后者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成就，因为此前他们在众议院根本没有席位。民主联盟也是此次选举的胜利者，他们有 108 位议员进入议会。资产阶级的积极党得到 68 个议员席位。社会党损失惨重，只得到 123 个席位，共产党得到 15 个席位。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稳定的政府成为泡影。对乔利蒂来说，最可行的办法是借助紧急法令来落实必要的措施，首先是减少庞大的国家公务员数量，但是没有得到议会多数的同意，乔利蒂不得不于 1921 年 6 月 27 日辞职。他的继任者是当时的战争部部长伊万诺埃·博诺米，当年的社会党人，但因 1911 ~ 1912 年支持反利比亚战争被开除出党。为了赢得墨索里尼的好感，新政府首脑和前任乔利蒂一样，对法西斯的暴行无动于衷，听之任之。在这个问题上他不缺少盟友，其他部长、军队和长官也公开持同样态度。诸多地方的军官们甚至和黑衫军合作，为他们提供武器和车辆。 1921 年股市崩溃，博诺米暂停了受教会抨击的税收法，也很高兴得到墨索里尼的支持，不久之后该法律被彻底取缔。

墨索里尼是法西斯的带头人，但并不是唯一的领导人。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农业法西斯主义”的代言人（同代人这样称呼）影响力也很大，首屈一指的是激进的地方指挥官，当年的社会党人、在克雷莫纳（Cremona）的罗伯托·法里纳奇（Roberto Farinacci），还有在博洛尼亚的左翼共和党人迪诺·格兰迪（Dino Grandi）以及在费拉拉的伊塔洛·巴尔博（Italo Balbo）。不少地方的指挥官反对墨索里尼过于严苛的领导。 1921 年 8 月，鉴于博诺米的敦促，墨索里尼和社会党人缔结一项和平协议，导致那些地方的指挥官起来造反。和平协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效，也是因为这些地方指挥官受大地主和企业家支持，反对这个协议的结果。 1921 年 11 月在罗马召开的法西斯大会上，墨索里尼被迫断然结束了这一章节。但这次会议还是为“领袖”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尽管反对声浪很大，他仍然把法西斯运动转变为一个政党，取名国家法西斯党。随后法西斯暴力一发不可收拾。攻击左翼、民主联盟和自由党的设施，把社会党议员驱逐出其选区，警察也不出手帮助受迫害者。邓南遮在里耶卡的行动起到了模范作用， 1922 年春季，黑衫军占领城市的事件频发。 4 月和 5 月，费拉拉两次被黑衫军占领，甚至一段时间该城市完全被割断了和外界的联系。面对上万名黑衫军训练有素的准军事武装暴力，当地警察队伍无能为力。

1922 年 7 月底，法西斯的恐怖达到高潮。在伊塔洛·巴尔博率领下，一大批黑衫军进攻左翼的拉文纳，且受到国家暗地里的支持。无产阶级建立了“劳动联盟”以进行抵抗，社会党人、共产党人还有无政府主义者都参加了这个组织，但由于没有国家的帮助，他们无法有效地反抗右翼武装，很快就被法西斯打败。根据左翼统计， 1920 年 10 月到 1922 年 10 月的两年间，共有 300 名法西斯分子和 3000 名反法西斯人士在动乱、巷战和其他骚乱中丧生，我们可以质疑这个数字。但毫无疑问，黑衫军动用的武力要比反抗其攻击、由左派一方创建的“人民的阿尔迪蒂”更有系统。 

国家大部分地区日益陷入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此时罗马也在频繁更换政府。1922年初，社会党决定推翻博诺米。因为在1921年的党代会上，他们达成拒绝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的共识，但又看不到可以争取到更多政治影响力的前景，所以这步棋是令意大利更加不稳定的一个危险举措。 1922 年 2 月，新选出的教皇庇护十一世，决定撤销教会对民主联盟党唐·斯图尔佐（Don Sturzos）的支持，这一决定更是火上浇油。 1922 年 2 月 25 日，路易吉·法克塔（Luigi Facta）取代博诺米出任首相。法克塔是乔利蒂的朋友，属民主党右翼，他有一段时间能够指望法西斯的支持，但在议会中并不占有多数。

1922 年 7 月 19 日，法克塔政府被推翻，随后国王维克托·埃马努埃莱三世邀请所有政党领袖，包括社会党领袖前来议事。根据社会党议会党团多数人的决定，菲利波·图拉蒂也应该参加这次和君主的会谈。这将意味着一次破冰行动，因为社会党曾拒绝“宫廷道路”。社会党领导层对此的反应是立即开除图拉蒂及其团队。图拉蒂随即把这个问题提交给 1922 年 10 月在罗马召开的党代会裁决。党代会以微弱优势通过了党领导层的决定。之后被开除的团队马上组建了一个新政党，称号为意大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由图拉蒂、埃马努埃莱·莫迪利亚尼和克劳迪奥·特里夫斯领导，议员吉亚科莫·马泰奥蒂担任党书记。这样一来，意大利共有三个社会主义政党，即后来更名为社会统一党的新政党、原来的社会党和意大利共产党。试探性会谈因社会党的否定而失败。 8 月 1 日国王任命法克塔再次担任首相一职，这次他的政府竟然在议会中占有大多数。同一天反法西斯的劳工联盟号召工人起来进行全面罢工，几乎令铁路运输和整个经济生活陷入瘫痪。墨索里尼在议会上给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如果政府在 24 小时内不能结束罢工，那么法西斯作战部队就会出面解决。他宣告之后毫不迟疑地付诸行动。在米兰的浴血巷战中《前进报》大楼再次被焚；黑衫军占领诸多地方，例如在安科纳，利沃诺和热那亚的社会党大楼以及铁路；黑山军还用血腥的手段将不愿复工的工人赶回工厂。社会主义工人阶级遭受到迄今为止最惨重的失败，法西斯在攫取政权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关键的一步。

1922 年 10 月 24 日，法西斯在那不勒斯举行一场大型示威，政府高级代表也在场。 3 天后即 10 月 27 日傍晚，墨索里尼向他的准军事同伙下令“进军罗马”。首相法克塔建议国王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国王先是同意，但第二天又拒绝了该建议，尽管已经公布了有关措施准备签署这个命令。这样一来，主动权落在了墨索里尼这位“领袖”手中。如果说墨索里尼当年只要求法西斯参与萨兰德拉（Salandra）的右翼政府执政，那么他现在提出的要求是自己要任首相一职。国王立即发出电报，屈从了这个要求。随后墨索里尼登上了传说中的卧铺列车，在 29 日夜间前往罗马，并在罗马组建了自己的政府。自己还兼任外交部长和内政部长。前参谋长阿尔曼多·迪亚兹（Armando Diaz）任战争部长，哲学家乔万尼·秦梯利（Giovanni Gentile）任教育部长。 

公元前 88 年“进军罗马”是古罗马最高行政长官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借助罗马军团征服罗马的一次行动，这次的“进军罗马”只不过是一次有效的威胁，与它效仿的当年的古罗马不一样。君主的唯命是从甚至令法西斯不必和国家军队发生冲突。 1922 年 10 月 30 日上午，墨索里尼抵达罗马， 2.5 万人的黑衫军中只有部分人携有武器，而且还驻扎在离首都 40 公里远的地方。如果有足够的决心，消灭他们对警察和军队来说易如反掌。经国王允许，黑衫军 10 月 31 日在皇宫前举行示威，但对权力的交接并未起积极的作用。犹如惊弓之鸟的众议院以 306 票对 116 票表示信任新首相。投赞成票的包括乔利蒂、博诺米、奥兰多，萨兰德拉和当时 41 岁的人民党议员、后来长期担任总理和二战后基督教民主党领袖的阿尔契德·加斯贝利。

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分子效仿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信奉的是：关键的并不是多数选民的支持，只需要有坚定的决心——让对手陷入恐惧、在适当时机夺取政权的坚定决心。如果有了它，那么坚定的少数派也可获取政治领导权。意大利法西斯分子达到这个目标苏俄比较容易：他们在国家的民事和军事管理机构中拥有盟友，得到工业和农业精英在财政和政治上的支持。当时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自由党以及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这样有名望的知识分子都确信，与战后持续的混乱状态相比，法西斯统治至少不是最坏的选择。

社会党的工人运动是唯一需要严肃对待的对手，但由于列宁追随者发起的分裂活动，以及非布尔什维克左翼拒绝与温和的资产阶级势力合作，他们以这种致命的方式削弱了自己。在共产党支持下，许多工人选择无政府主义的方式，也就是根本不遵守法规，制造既成事实的普遍现象，为法西斯系统地无视现行法律提供了完美的借口。

国家管理者先是容忍了来自左翼的武力升级，这次又认可了来自右翼的更为猛烈的暴力，好像它们是自然威力的爆发。早在 1921 年 1 月，年轻的社会党众议院议员马泰奥蒂就责备国家逐步放弃了其绝对的管理权“政府和地方机关对推翻法律和秩序的行为熟视无睹。私人法律代替公共法律，大行其道……因此工人们说，民主国家不过是一个玩笑，它放弃了实现人人平等的权力”。法西斯在战后 4 年达到了其目标。他们让意大利的大多数资产阶级都相信，只有他们才能够结束这种无法无天的局面。然而这种局面正是他们自己有意制造的，远远超过了极左势力。

“被肢解的胜利”这种说法是法西斯大力宣扬的观点，也是意大利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联盟的宗旨，法西斯在 1923 年 2 月和该联盟合并。当然这一观点是他们取得成功的重要的但并不是唯一的心理基础。如果意大利民主没有其他的负面因素， 1918 年后法西斯也不会达到 1922 年的嚣张程度，例如：南方大部分农村人口依旧处于文盲状态，工业发达的北方和欠发达的农业中部地区之间明显的物质差距，几十年来听从教廷指令的众多虔诚教徒不去参加选举，社会党的大多数拒绝按照议会制度的规则与资产阶级势力妥协。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产生对民主国家的信任，而每个以自由选举为基础的制度都需要这样一个基础，正是这种必要的合法基础的缺失为法西斯提供了最好的机会。

法西斯会毫无顾忌地使用他们1922年10月没受任何抵抗就攫取的权利，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可预料的事情之一。如果回顾墨索里尼和他的帮手们在前几年的言谈举止，就可以预料他们会建立一个新型独裁。当时的问题只是，法西斯分子需要多长时间全方位落实其要求。而另外一个在未来才能回答的问题也浮现出来： 1922 年在意大利发生的，是一个纯粹的民族现象？或许是一个可以令某些国家模仿的榜样？那些同亚平宁半岛上的国家一样，以同样的方式，在社会、政治和世界观分歧中四分五裂？

一位有洞察力的同时代人，德国记者哈里·格拉夫·凯斯勒（Harry Graf Kessler）在当时就预见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什么。 1922 年 10 月 29 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法西斯通过政变在意大利攫取了政权。如果他们守住政权，那么这将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不仅给意大利，而且可能给全欧洲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它是反革命胜利进军的第一列队。迄今为止反革命的政府，例如法国政府，至少表面上装作是民主的、热爱和平的。这里明显是一个反民主的、帝国主义的政府重新掌权。在某种意义上说，墨索里尼的政变可以和列宁的 1917 年十月革命相提并论，当然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也许它开启了欧洲再次进入动荡和战争的阶段。”

题图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来自：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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