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

内容简介

冷战改变了 20 世纪的历史进程，这场超级大国间的长期对抗缘何爆发始终是人们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在众多相关研究成果中，梅尔文·P.莱弗勒的《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具有重要地位。莱弗勒历时十三年撰写了这部鸿篇巨制，批判性地全面考察了杜鲁门政府时期（1945—1953）的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并提出了对冷战爆发的解读。莱弗勒在书中表现出了对大量史料的驾驭能力，提出了将地缘政治、政治经济学、战略和意识形态考察融为一体的研究方法。这部作品一出版，便引起关注，并荣获美国历史研究领域最高图书奖——班克罗夫特奖。

作者简介

梅尔文·P.莱夫勒（Melvyn P.Leffler），美国著名冷战史学家，弗吉尼亚大学爱德华·斯退汀纽斯历史学教授，曾任美国外交史学家协会主席，代表作有《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和冷战》（班克罗夫特奖）和《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乔治·路易斯·皮尔奖）等，与文安立共同主编《剑桥冷战史》（三卷本）。

译者简介

孙建中，国际政治学者，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国际观察》副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中美关系、大国战略和国际安全。著有《国家主权：理想与现实》《大国与大国政治》《国际政治概论》等书，译有《国际体系中的进攻与防御》《和平的幻想》《零国集团时代》等书。

书籍摘录

引言（节选）

历史教训

往日的影像影响着美国的认知、策略和目标。大部分即将制定美国冷战政策的文职官员—艾奇逊、福莱斯特、洛维特、德雷珀、哈里曼、麦克洛伊和罗伯特·P. 帕特森（Robert P. Patterson）—都出生于 1880  年代和 1890 年代。作为年轻人，他们看到了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在凡尔赛和会上千方百计地要改造世界却在国内惨遭拒绝的悲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间里，他们中的许多人就职于投资银行和法律界，从事着收入丰厚的职业。在享受舒适富裕生活的同时，他们不仅看到了经济大萧条在国内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也看到了纳粹侵略势力和日本军国主义在国际上发起的猛烈攻势。慕尼黑会议上出现的绥靖形象深深地刻印在了他们的脑海里。在 1940 年和 1941 年，这一批人从私营部门转入政府部门供职。

当二战快要进入最后阶段时，他们决心不能像威尔逊那样输掉和平。但是，他们的很多目标都与威尔逊的相同。他们把联合国视为具有巨大意义的象征。像艾奇逊这样的人并不认为这样就可以维护和平，但是他们相信美国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将标志着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那些年代里所奉行的政治孤立政策终结了。在 1919 年，战胜国之间的争斗和尔虞我诈凸显了它们的自私性，从而引发了美国人的厌恶，最终导致国际联盟的失败。因此，罗斯福、杜鲁门及其顾问们在 1945 年春天时希望能够避免过早地与苏联发生分裂。但是他们希望《联合国宪章》的批准可以建立一种国际合作模式，如果之后克里姆林宫被证明是战后世界里的破坏性力量的话，这种国际合作模式还可以用来遏制苏联。

为了避开孤立主义，民主党人认识到两党合作是必要的和不可缺少的条件。威尔逊当年低估了他的政治敌人，并且还蔑视地对待国会。他的政治继承人们决心不让这些错误再次发生。为此，他们将咨询共和党人和参议员们，这些人不仅将被邀请参加重要会议，而且还将有机会为协议和条约的达成出一把力。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的经历让杜鲁门政府的官员们更加聪明起来，他们也想在国际经济事务中扮演一种更具建设性作用的角色。例如，在战争年代里，艾奇逊经常为《租借协议》出席听证会。每一次作证时，他都从未忘记强调低关税、扩大贸易和非歧视原则的重要性。当和平重新降临时，美国作为债权国必须要扮演一个更加负责任的角色：在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过程中，美国必须发挥领导作用；美国必须扩大进出口银行的贷款能力；美国在战争债务问题上必须要避免发生新的争吵；美国为了国际稳定必须动员私营部门加入进来。

哈雷· 诺特（Harley Notter）是负责规划的国务院官员，根据他的看法，这些商业和金融倡议对于“战后世界的安全”也是“不可缺少的。” 1930 年代的双边贸易主义和自给自足政策导致了贸易萎缩，激化了商业竞争，从而使得极权国家的政府获取了发动战争的物质和资源。在 1945 年 6 月为《布雷顿森林协定》作证时，艾奇逊生动地描述了德国如何组织了一个让欧洲闭关自守的经济体系，它“还以极为惊人的技巧让这个经济体系运转起来，使德国人凭借该体系可以有能力与世界所有其他国家作战，并且还相当好地供应了欧洲人民的需要。”艾奇逊担心困扰战后欧洲的恶劣环境可能会再一次迫使这个大陆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从而对世界和平和美国安全产生无法估量的严重后果。多边贸易是阻止贸易联盟的一种机制，因为贸易联盟不仅会侵蚀美国的繁荣基础而且还会形成危及美国安全的权力结构。不受制约的资本和货物流动会有助于将其他国家与美国捆绑在一起。如果需要的话，它们的资源未来也可以用来支持“自由世界”的军事力量建设。

许多为杜鲁门政府制定外交政策的高层文职官员们都非常熟悉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些年的美国金融外交和国际经济发展过程。他们对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的了解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政策。如同在一战之后，他们认为欧洲的稳定取决于德国的重建。但是他们还认识到鲁尔和莱茵地区的原材料和工业资源依然不能让德国独自掌控，因为那样一来，这些原材料和工业资源依然可以用来支持德国的战争机器。德国生产的煤和钢必须通过强制的国际管制或者采取超国家机制的方式来惠及所有西欧国家和人民。因此，迅速采取果断行动势在必行，因为艾奇逊、麦克洛伊和他们的同事们总是感觉战后德国的民主试验具有一种不稳定性。如果不能对像康纳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这样的民主派领导人做出让步，如果德国的自治权不能归还给温和派人士，德国将会再一次陷入恶性民族主义的掌控之中。无论他们属于右派还是属于左派，他们都会坚持要求甚至更多的过分优惠条件，他们也可能会主动转向克里姆林宫求助。《拉巴洛条约》（Rapallo Agreement）和《莫洛托夫- 里宾特洛甫协定》依然在美国政府官员们的脑海里回荡，他们知道无论是魏玛德国还是纳粹德国在为德国利益服务的过程中都非常愿意打俄国牌。

尽管对德国的民主派人士做出妥协的做法言之有理，但对敌人进行绥靖的做法则决不能考虑。只要他们希望能够确保达成对自己有利的协定，杜鲁门及其顾问们就会愿意与斯大林打交道。但是当苏联政府拒绝接受在波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进行自由选举时，当苏联拒绝控制原子能的“巴鲁克计划”（Baruch Plan）时，当苏联拒绝美国为战后德国制订的行动方案时，当苏联在东地中海地区和近东地区寻找弱点以便乘虚而入时，当苏联看起来已经准备好利用共产党人可能在希腊、意大利和法国成功掌权这类事件时，美国的官员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他们必须采取单边行动来打造对自己有利的实力环境。对一个可能有意主导世界的对手进行绥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慕尼黑的教训和刚刚过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他们心中依然记忆犹新。那就是，不负责任的人们允许纳粹将莱茵兰地区军事化，允许他们吞并奥地利和抢占捷克斯洛伐克，同时默许日本人征服中国东北地区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容许轴心国统治了大部分的欧亚地区。杜鲁门将不会重犯同样的错误。

为杜鲁门提供咨询建议的人们是同一批人，他们过去聚集在罗斯福总统周围并为美国介入冲突进行准备。对于艾奇逊、福莱斯特、洛维特、帕特森、麦克洛伊、哈里曼、尼采和其他许多官员们而言， 1940  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改变了他们的职业生涯并塑造了他们的思想。他们战时在政府中从事的动员、采办、租借、商业战等工作进一步强调了经济资源和军事能力之间的关系。他们不仅看到了工业力量是如何增强军事力量的，也看到了对地域的征服是如何强化侵略目标的。根据艾奇逊所言，纳粹的“新秩序”（New Order）和日本的“共荣圈”（Co-Prosperity Sphere）“意味着相邻国家的资源和人口都要完全转向服务于敌国的目标，并且被彻底无情地挥霍掉。”

1940 年，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所面临的直接挑战就是确定如果欧亚地区被轴心国统治，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是否可以得到保护。在他们进行了大量研究后，所得出的结果给人们留下了持久深刻的印象。美国经济，如果加以适当管理和规制，也许可以适应。但是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可能要发生彻底的改变，美国的政治经济可能要进行转型，美国政府的作用将会变得无所不在，美国的政治自由也将陷入危险境地。美国的官员们确信，控制欧洲市场可以为德国提供巨大的影响力来驾驭南美洲的南锥地区（the southern cone），而南锥地区国家传统上向欧洲买家出售粮食、肉类和原材料。阿根廷、智利、巴西和乌拉圭可能会屈服于纳粹的压力并转入它的轨道。更加令人担心的是，由于欧洲依然是美国商品出口的主要市场，假如希特勒赢得了战争并且巩固了他对欧亚地区的掌控，那么罗斯福总统的顾问和美国的商人就不得不考虑他们将如何与纳粹讨价还价。由于德国政府出于政治和战略目的而严肃认真地调整了德国的贸易，美国政府可能不得不接管出口部门，并把西半球和英帝国（如果它还存在的话）的生产厂家们组织成强大的企业联盟或卡特尔，以便能够以同等的条件与轴心国的企业联盟或卡特尔进行谈判。

这样的方案对于罗斯福总统而言非常可憎。他指出，“这种可能的结果所含有的逻辑将引导我们采取一系列做法，使我们的生产商、消费者、对外贸易商，最后还有我们的整个国家，都屈从于极权主义体制的管制。认为我们在对外贸易上可以采取极权式的控制方法，但同时在国内经济上又可以回避该方法，这种想法本身就非常天真。”罗斯福总统怀着极大的热诚坚持认为美国不能变为“由实力哲学（philosophy of force）所主导的世界上的一个孤岛。因为这样一个孤岛对我来说代表着一个民族的噩梦，它将被关在监狱里面，手戴镣铐，忍饥挨饿，而且还要让那些其他大陆傲慢无礼和毫无同情心的主人们日复一日地通过铁栅栏来喂食自己。”罗斯福总统认为，独裁国家“想把我们隔离到这样一个程度，即当它们准备好进行最后的攻击时，我们将变得不堪一击。”为盟国提供援助就是由他的如下认识所激发的产物，那就是：轴心国统治欧亚地区将要求美国和西半球的经济进行重新配置，将要求政府对私有市场进行前所未有的干预，将要求大幅增加防御开支，将要求永远对国内第五纵队分子的颠覆和国外极权主义敌人的威胁保持警惕。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无论是具体的个人自由权利还是抽象的个体自由原则可能都将不复存在。

罗斯福及其顾问们发誓决不与轴心国和解与共处。他们怀疑希特勒不会只满足于对欧洲的统治，并且相信日本也不会遵守之前达成的任何有关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条约。他们意识到如果德国军队攻占了达喀尔（Dakar），危及巴西的凸出地带，并且控制大西洋，那么纳粹军事机器将获得何种优势。他们习惯于谈论甚至夸大巴西和阿根廷的第五纵队的潜在影响力。正如大多数专家们所认为的那样，既然纳粹现在还不具备直接攻击美国的能力，那么美国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防止德国拖延时间以争取机会开发出那种能力。

美国本身的安全，要求在希特勒拥有消化欧洲资源的能力、获得在北非的基地、接管英国舰队，或者可以持续获得高加索或近东的石油，或者获得乌克兰的粮仓之前，必须击败他。时间不一定站在美国一边，除非德国的敌人依然在与德国作战，依然在损耗德国的精力，并依然在为纳粹努力吸收它已经掌控在手的新资源不断制造障碍。随着逐个国家被打败以及其他国家逐个被拉拢过去，德国正在获取更多的原材料，并且正在为获取前所未有的军事- 工业力量挖掘潜力。例如，德国可以从法国获取铁矿石、铁路设备、铸铁管和机器；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可以获取武器、化学制品和钢铁厂；从波兰可以获取煤、锌、木材和肉类；从比利时可以获取铁、钢、工业设备和铁路相关设施；从罗马尼亚可以获取石油；从保加利亚可以获取铝土矿；从南斯拉夫可以获取铜和铬。在德国彻底击败它的敌人的同时，它对像瑞典和瑞士这样的中立国也获得了延伸的影响力。因此，德国是在增强力量，而不是在失去力量。除非英帝国和苏联可以获得必要的资金来维持与德国的战斗，并使它们能够抛弃通过妥协达成和平的想法，否则美国的官员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美国本身的安全还有它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福祉都将处于危险之中。

美国的决策者们明白现代战争需要消耗巨大的资源。罗斯福和他的参谋长们确定最优先的任务就是要打败德国，因为德国看起来即将击败英国，并且正在对拉丁美洲进行渗透，尤其是正在把近东、东欧和北美的原材料和粮仓与西北欧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工业基础设施、技术能力和熟练劳动力整合在一起。日本人孤注一掷地攻击了美国的珍珠港，因为他们希望这样做能够让美国人对以下一点深信不疑：在远东与日本争夺主导权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件不划算的事情。尽管日本人对美国人的心理评估存在严重的漏洞，但是他们发动持久战的能力的确受到了他们之前帝国实力增长的支持，他们已将中国的东北和台湾地区以及朝鲜纳入了日本的经济轨道。他们进行持久战的能力同时也受到了日本重工业在 1930 年代持续增长的支持，这一发展态势至少在部分上因之前日本成功进行的侵略和扩张而成为可能。

对于美国的官员们而言，最关键、最持久的战时经验遗产就是，决不能再允许潜在对手通过自给自足的经济实践、政治颠覆和（或）军事侵略等手段控制欧亚地区的资源。因为获取这些资源可以让潜在敌人提升其军事能力，鼓励他们对西半球进行渗透，诱惑他们向美国发起进攻，并且还可以使他们能够发动一场持久战。战后的和平与稳定必须建立在互不侵犯、自决、平等获取原材料以及非歧视性贸易等原则的基础之上。当这些原则遭到践踏时，就会有国家利用军事力量和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来集聚与它们的国家规模和国家地位不相称的力量，就会导致国际体系机能失调，并进而对美国本身的安全构成威胁。面对这些现实，美国的官员们必须思考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做出重大改变的问题，包括大幅增加防御开支，扩大联邦政府的权力，干预自由市场机制，以及限制个人自由。

轴心国在 1940 年和 1941 年进行的侵略和取得的成功表明，在此之前一直适应于美国的经济需要和意识形态意愿的传统的自决和门户开放原则，现在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实体安全和政治经济具有了更加深远的含义和影响。一旦地缘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和战略的考量开始融合在一起，那么传统的对外政策目标将会转变为国家安全目标。对政治承诺、军事保障和武力使用的自我施加的限制也将受到侵蚀。全球纠纷带来的经济成本在此之前限制了美国在海外承担战略义务，但现在这与美国声称的地缘政治利益和军事利益相比就变得不那么突出了。罗斯福的顾问们准备使用他们学到的智慧帮助杜鲁门动员美国的权力来消除战后世界的威胁和危险。

题图为 Potsdam Conference, July-August 1945，来自 National Museum of the U.S. Na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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