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的土地》

内容简介

1979 年，承接《幸运者：一位乡村医生的故事》（A Fortunate Man: The Story of a Country Doctor，1967）和《第七人：欧洲的移民工人》（A Seventh Man: Migrant Workers in Europe，1975），约翰·伯格创作“他们的劳作”小说三部曲，记录百年来欧洲山区农民向大城市迁徙的历史之旅。《猪的土地》为其首部曲。

以法国阿尔卑斯的一座小山村为舞台，伯格塑造了一群这样的人：男的都苦干、多疑，女的都独立。他写初生的小牛和待宰的猪，写人们在夏天打干草，在黑暗漫长的冬天休息。本书记述下去世的父亲如何跟回乡的浪子说，我原谅你；还塑造了一个非凡的女人——露西·卡布罗尔，这个被自家兄弟放逐到高山小屋里的女侏儒的三生，是由敏捷的青春、无畏的中年和强悍的老年所划分的三生，会令所有读过她故事的人难以忘怀。

最终，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一份来自约翰·伯格的清单，他清点了在我们遗落古老田园的同时，有多少价值与财富也随之失却。

作者简介

约翰·伯格（John Berger，1926-2017），英国艺术评论家、小说家、画家和诗人。 1926 年出生于伦敦，以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以及非虚构作品闻名于世，其中包括多部艺术批评著作。他的作品形式创新，具有深远的历史和政治洞察力。

他的第一部小说《当代画家》（A Painter of Our Time）出版于 1958 年，之后，他的著作包括：《观看之道》（Ways of Seeing），小说三部曲“他们的劳作”（Into Their Labours），以及 1972 年获得布克奖的小说《G.》等。 1962 年，永久迁出英国，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的小村庄定居。 2017 年伯格于法国巴黎郊区的家中逝世，享年 90 岁。

译者简介

周成林，译者、作家，获第 11 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提名。

译作包括《时光中的时光：塔可夫斯基日记》（Time Within Time，塔可夫斯基著）、《客厅里的绅士》（The Gentleman in the Parlour，毛姆著）、《日本日记：1947-2004》（The Japan Journals :1947-2004，唐纳德·里奇［Donald Richie］著）、《世事如斯：奈保尔传》（The World Is What It Is: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of V. S. Naipaul，帕特里克·弗伦奇［Patrick French］著）等。著有随笔集《考工记》、《爱与希望的小街》、《跟缅甸火车一起跳舞》等。

书籍摘录

引言（节选）

农民的生活是一种彻底致力于生存的生活。也许这是每个地方的农民完全共有的唯一特性。他们的工具、他们的庄稼、他们的土地、他们的主人可能不同，但不管他们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在一个封建社会或在不易界定的其他社会里劳作，不管他们是在爪哇种水稻，在斯堪的纳维亚种小麦，或在南美种玉米，不论天气、宗教和社会历史有何差异，每个地方的农民都可定义为一个幸存者阶级。一个半世纪以来，农民坚韧的生存能力让管理者和理论家困惑。今天，仍然可以说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口是农民。然而，这一事实掩盖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有史以来第一次，幸存者阶级有可能活不下来。一个世纪以内，可能再没有农民了。在西欧，如果诸多计划像经济规划者预见的那样实行，二十五年以内再不会有农民了。

直到最近，农民经济向来都是经济中的经济。这也让它经历更大的经济—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乃至社会主义的—之全球性转变而存活下来。因为这些转变，农民为了生存的斗争方式常常改变，但是关键的变化产生于用来榨取他的剩余之各种方法：强迫劳务，什一税，租金，税赋，佃农制，贷款利息，生产定额，等等。

不同于所有劳工与被剥削阶级，农民总是自我养活，这让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只要生产出必要的剩余，它就融入历史上的经济与文化体系。只要自我养活，它就位于这一体系的边缘。我想，你可以这样说，不论何时何地，农民构成了人口的大多数。

如果你把封建或亚洲社会的等级架构大致视为金字塔形，农民位于这个三角形的底边。这就意味着，如同所有边缘人口，政治和社会体系给了他们最少的保护。为此他们得靠自己—在村落社团和大家庭之内。他们维系或形成了自己不成文的法律和行为规范，他们自己的仪式和信仰，他们自己口口相传的智慧与知识，他们自己的医学，他们自己的技术，有时候还有他们自己的语言。如果认为所有这些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化，不受主导文化及其经济、社会或技术发展的影响，这一观点则是错的。农民的生活并非数个世纪一成不变，但是农民的优先考虑和价值观（他们的生存策略）牢牢嵌入一种传统，这一传统比社会的其他传统更为持久。在任何时候，这个农民传统与主导阶级文化未曾明言的关系，常常都是异端与颠覆的。“什么也别逃避。”俄国农民的谚语说，“但什么也别做。”农民的狡黠名声世人皆知，这就是对这一秘密与颠覆倾向的认知。

没有一个阶级的经济意识比得上农民。经济有意识地限定或影响一个农民的每一项普通决定。但是，他的经济不是商人的，也不是资产阶级的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的。以最大理解来描写活生生的农民经济的，要数俄国农学家恰亚诺夫（Chayanov）。凡是想要理解包括农民在内的诸多问题的人，都应该倒回去读一读恰亚诺夫。

农民并不觉得从他那里榨取的是一种剩余。你或许认为，没有政治意识的无产阶级同样不知道他为雇主创造的剩余价值，然而这一比较会让人误解—对于工人，在一个金钱经济中为了工资而工作，很容易就会不知道他所生产的价值，但是农民跟社会其他部分的经济关系总是显而易见。他的家庭生产或想要生产他们赖以生活的东西，他看到这一产出的部分，也就是他的家庭的劳作之结果，被那些未曾劳作的人挪用。农民完全清楚从他那里榨取了什么，然而两个原因让他不觉得这是一种剩余，第一个是物质的，第二个是认识论的。1. 这不是剩余，因为他家庭的需要尚无保障。2. 剩余是一种终端产品，是一项工作早已完成的过程之结果，也是达到要求的结果。然而，对于农民，强加给他的社会义务却是一种初始障碍。这一障碍常常难以逾越。另一方面，农民经济的另一半却在运行，他的家庭以此耕种土地，确保自己的需要。

一个农民可能觉得强加给他的义务是一项天生的责任，或是无可避免的不公，但不论何种，都是为了生存的斗争开始之前不得不忍受的东西。他一开始得为主人工作，后来才为自己。即使他做佃农，主人的份额也是先于他的家庭之基本需要。鉴于农民肩负的几乎难以想象的劳动负担，如果这份劳作不太轻松，你可以说强加给他的义务是一种永久的不利条件。尽管如此，一家人还是得跟大自然展开本已不平等的斗争，用他们自己的劳作维生。

因此，农民必须熬过从他那里获取“剩余”这一永久的不利条件；在农民经济维持生活的这一半，他必须熬过农业的所有风险—不好的季节，风暴，旱灾，水灾，害虫，意外事故，贫瘠的土壤，动植物病害，庄稼歉收；而且，位于底边，只有最少保护，他必须熬过社会、政治和自然灾难—战争，瘟疫，强盗，火灾，抢掠，等等。

幸存者一词有两个含义。它指的是从苦难中活过来的某人。它指的也是在其他人消失或死后继续活着的一个人。我用这个词提到农民，正是第二个意思。有别于很多早死、移民或沦为贫民的人，农民是那些继续劳作的人。在某些时期，幸存的那些人无疑是少数。人口统计数据让你大致知道灾难的程度。一三二○年，法国人口为一千七百万。过了一个世纪多一点，则为八百万。到了一五五○年，升到两千万。四十年后，降到一千八百万。

一七八九年，人口为两千七百万，其中两千两百万是农村人口。十九世纪的革命与科学进步，给了农民以前不曾知晓的土地与身体上的保护；与此同时，也让农民面对资本与市场经济。到了一八四八年，农民开始大规模移居城市。到了一九○○年，法国农民只有八百万。被遗弃的村庄—今天肯定又是如此—大概几乎成了农村一个常态：它象征着一个没有幸存者的地方。

用工业革命早期的无产阶级来做比较，可能会清晰说明我讲的幸存者阶级这一含义。早期无产阶级的工作与生活条件，让数百万人夭折或伤残。然而，作为一个阶级，它的人数、能力和力量却在增长。它是一个参与并致力于不断改变与增进过程的阶级。不同于幸存者阶级，决定它的基本阶级特性的，不是它在诸多苦难下的牺牲者，而是它的要求和为之奋斗的那些人。

从十八世纪开始，全世界人口都在增加，起初很慢，后来加速，但对农民来说，生活新有的安全感这一普遍体验，并未遮盖它在前些世纪的阶级记忆，因为新的条件，包括农业技术得以改善带来的那些，导致新的威胁：农业的大规模商业化与殖民化，愈来愈少的田地不足以养活一家人，因此大规模移居城市，农民的儿女在那里被纳入另一个阶级。

十九世纪的农民仍是一个幸存者阶级，不同的是，消失的那些人，不再是因为饥荒和疾病而逃走或死去的那些人，而是被迫遗弃村庄成为挣工资者的那些人。我应该补充的是，在这些新的条件下，有些农民致富了，但为了这么做，在一两代人期间，他们也不再是农民了。

说农民是一个幸存者阶级，似乎是在证实有着习惯性偏见的城市人对农民向来的看法—他们很落后，是旧的残余。然而，农民自己并不认同这一看法隐含的时间因素。

常年靠着土地苦苦谋生，埋首没有休止的劳作，农民却把人生视为一段插曲。每天熟知的生死循环坚定了他的这一认知。这一看法也许让他倾向于宗教，然而他的态度并非源于宗教，不管怎样，农民的宗教跟统治者与教士的宗教从来都不全然相符。

农民把人生视为一段插曲，乃是因为他的想法与感受之二元对立运动，而这相应源自农民经济的二元特性。他的梦想是回归没有困厄的生活。他的决定却是把生存手段（比起他继承的，如果可能，使之更安稳）传递给他的孩子们。他的理想位于过去；他的责任却在未来，而他自己不会看到这一未来。死后，他不会去到未来—他对永生的观念不一样：他会回到过去。

这两种运动，向着过去和未来，并非像一开始那样看似对立，因为根本而言，农民对时间的看法是循环的。这两种运动，只是环绕一个圆圈的不同方式。他接受世纪交替的顺序，但不觉得这一顺序是绝对的。认为时间是直线发展的那些人，难以接受循环时间这一观念：这会导致道德眩晕，因为他们的道德规范都是以起因和结果为基础的。认为时间是循环的那些人，很容易就能接受历史时间的常规，那只是轮子转动的痕迹。

农民想象一个没有困厄的生活，在这个生活里，养活自己和家人之前，他首先不用被迫生产剩余，这一生活是不公正出现之前就有的原始生存状态。食物是人的第一需要。农民在地里劳动，生产粮食养活自己。然而他们被迫首先养活他人，常常以自己挨饿为代价。他们看到自己在田里生产和收获的谷物—在他们自己的地里或是地主的地里—被人拿去养活他人，或是拿来售卖让他人获利。不管坏的收成怎么说成乃上帝所为，不管主人／地主怎么被视为天生的主子，不管给出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解释，基本事实却很清楚：可以养活自己的人反而被迫养活他人。这样一种不公正，农民觉得，不可能一直存在，所以他设想最初的公平世界。在最初，一种原始的公平有助于满足人的原始需求之原始劳动。农民所有自发的反抗，都是想要再现一个公平与平均主义的农民社会。

这一梦想不是通常的天堂梦。天堂，如我们现在所知，无疑是一个相对闲适的阶级虚构出来的。在农民的梦想里，劳作仍然必不可少。劳作是平等的先决条件。资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的平等理想假设一个富足的世界；它们要求在丰饶面前人人权利平等，这个丰饶将由科学与知识进步构成。两者对人人平等的理解当然很不一样。农民的平等理想承认一个匮乏的世界，它的许诺，是与这一匮乏做斗争时手足般的互助，还有公平分享劳作成果。身为幸存者，农民承认匮乏，跟他承认人的相对无知密切相关。他可能钦佩知识与知识带来的成果，但他永远不会认为知识进步让未知领域减少。不把未知和已知的关系对立起来，说明他的一些认识为什么接纳了，就外在而言，所谓的迷信与魔法。他的经验让他无法相信最终目标，恰好因为他的经验如此广泛。未知只能在实验室的实验范围内消除。这些范围在他看来很天真。

相对于农民的想法与感受偏向过去的公平，他的另一种想法与感受偏向子女未来的生存。多数时候，后者更强烈更有意识。只有这两种思绪同时让他确信，现在的插曲不能依照自身状况来评判，这两种思绪才能相互平衡；道德上，它由过去评判，物质上，它由未来评判。严格说来，没有人比农民更不机会主义（不惜一切抓住眼前机会）。

农民对未来有何想法或感受？因为他们的劳作涉及介入或襄助一个有机过程，他们的多数行为面向未来。植树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然而给奶牛挤奶同样如此：牛奶用来做奶酪或黄油。他们做的一切都是预先准备—因此从来不会结束。他们把这一未来设想为一系列的伏击，迫使他们誓言行动。这些伏击就是各类风险。直到最近，未来最有可能的危险，乃是饥饿。农民处境最根本的矛盾，农民经济二元特性的结果，就是生产粮食的他们最有可能挨饿。一个幸存者阶级相信不起有保障的安稳或安适这一终极目标。唯一却又重大的远景就是生存。这就是为什么死者非要回到过去，在那里他们不再遭遇风险。

穿越诸多未来伏击的未来之路，乃是老路之延续，过去的幸存者由此走来。小路这一形象很贴切，因为正是沿着一条小路，由一代又一代行走的双脚踩出并维护，周围的森林、大山或沼泽的某些危险才可避开。小路是由命令、实例和评说传下来的传统。对于一个农民，未来就是这条未来的小路，穿越一片已知和未知的不确定危险。当农民协同抵抗外敌，而这么做的冲动向来都是防御，他们采取一种游击战术—那恰好就是网状一般的小路，穿越一个不确定的敌对环境。

直到现代历史开始，农民对人类命运的看法，如我概述，并非与其他阶级的看法有着根本差异。你只要想想乔叟、维永和但丁的诗歌就能明白；在这些诗歌里面，死亡，没人可以逃脱，用来替代面对未来时的不确定与威胁等普遍感受。

现代历史的开始—在不同地方的不同时期—是以进步为原则，它既是历史的目标又是动力。这个原则伴随作为上升阶级的资产阶级而生，并为现代革命的所有理论采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二十世纪的斗争，在意识形态层面，是关于进步内容的斗争。今天，在发达国家，这一斗争的主动权至少暂时掌握在资本主义手中，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造成落后。在不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进步”却让人质疑。

进步文化展望未来的发展。他们向前看，因为未来给予更大希望。在最英勇的时刻，这些希望让死亡相形见绌（不革命毋宁死！）。在最普通的时刻，它们对死亡视而不见（消费主义）。对未来的展望，跟传统透视法对道路的视角相反。不是退缩到远方愈来愈狭窄，而是愈来愈宽广。

生存文化把未来看成为了生存的一系列重复行为。每个行为让一根线穿过一根针的针眼，而这根线就是传统。这一文化并未设想总体的增加。

现在，如果比较这两类文化，思考它们对过去和未来的看法，我们发现它们是彼此的对照。

这有助于解释，比起身在一个进步文化的经验，身在一个生存文化的经验为什么有着相反意义。且让我们以农民广为人知的保守主义和拒绝改变作为主要例子；这一整套态度与反应，常常（并非永远不变）让人把农民视为右翼的一股力量。

题图来自：《第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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