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之裘：清朝的山珍、禁地以及自然边疆》

内容简介

乾隆帝曾经盛赞过东北丰饶的物产和独特的自然环境，认为满洲大地是资源富集之地，也是自然生命力的源泉。这里的土地山川生生不息，养育了满洲人以及清朝皇室的祖先，也使其分享了素朴纯真和不竭的生命力。

清朝皇帝通过进贡制度，向满洲和蒙古地区征收毛皮、珍珠、蘑菇、人参等珍稀物产，这些物产不仅仅是物产，而且代表其产地所具有的纯真、丰饶、充满生机等象征意义，作为一种永恒的家园，与皇室有着密切的依存关系。但这种进贡制度渐渐对满洲和蒙古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仅造成了环境退化的后果，还形成了复杂的开发与控制的制度和组织。

作者是新清史的新锐，利用了大量满蒙文献，在对东北和蒙古环境史的考察中发现了皇帝对于北部边疆的想象、进贡体系与自然环境的恶化、清朝的奢侈品贸易和消费等诸多因素复杂的互动关系，为我们理解清朝边疆历史提供了新颖视角。

作者简介

谢健， 2012 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印第安纳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与内陆亚洲，环境史，早期现代帝国的族群、商品与消费。

译者简介

关康， 2015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清史、满族史、满文文献、清代宗教史。

书籍摘录

前言（节选）

1886年，H．埃文·詹姆斯（H.Evan James）在满洲地区发现了原始的自然景观。他激动地向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 Society）汇报说：“这里的景色……真是美不胜收——有森林、鲜花和茂密的草地——对于热爱大自然的人而言这里绝对是天堂。”他看到的是秋天之前的景色，“（我）仿佛来到了伊甸园”。詹姆斯后来回忆攀登长白山时的情景：

我们来到了一片肥沃、开阔的草场。人类能够想到的颜色的鲜花这里都有，一片片蓝色的鸢尾花、鲜红的虎皮百合、香气扑鼻的黄色萱草、橙色的大型金凤花以及紫色的附子让人眼花缭乱。更远处是一小片一小片花园一样的乡村，成片的云杉和冷杉装饰着大地，短短的生苔覆盖着土壤，数不清的深蓝色龙胆闪闪发光。这里还有各种淡紫色、浅黄色耧斗草，白色和红色的兰花，以及其他诸芳百卉。

满洲大地堪称大自然的恩赐。其他欧洲旅行家惊讶地发现满洲地区“完全未被开发”；看起来当地“杳无人烟”，且一直“与世隔绝”。当时的一位俄国探险家说他从未见过这么多鱼：“大马哈鱼、鳟鱼、鲤鱼、鲟鱼、鳇鱼、鲱鱼从河里跳出来，制造着震耳的噪音；这条（黑龙）江简直是个人工鱼塘。”大马哈鱼和鲱鱼游到这里产卵时，天上的“天鹅、鹳、鹅、鸭子和野鸭成群结队地”尾随而来。茂密的丛林从未遭破坏，如果想通过这里就得用手斧开路。古斯塔夫·雷德（Gustav Radde）一路“砍”过兴安岭。探险大功告成后，他说：“大自然以她全部的处女之力创造了如此丰富的植被”，所以“穿越这一区域……费了我九牛二虎之力”。A.R.阿加西（A.R.Agassiz）宣传道：“现如今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狩猎活动正在迅速消失。只有在满洲地区顽强地保存下来，为冒险家提供着打猎的乐趣。”虎、熊、麋鹿、野猪、狐狸和貂遍布丛林。满洲地区只有一种秩序，那就是大自然本身。

两个世纪前的 1743 年，乾隆帝（1735年—1795年在位）在《御制盛京赋》中用相同的语言赞美了满洲地区的富饶。与詹姆斯一样，他也被当地多种多样的动物深深吸引住了，这里有“虎、豹、熊、罴、野马、野骡、鹿、獐、狍、麂、狼、豺、封驼、狐狸、獾、貉”。他还赞美了满洲地区丰富的植物（芦苇、茅草、水葱、红花、蓼等）以及大量的禽类（野鸡、沙鸡、鹅、鸭、鹭、鹳、鹤、鹈鹕、燕子和啄木鸟）。然而对于乾隆帝而言，满洲的生命力不仅限于动植物，她的力量同样触及人类世界：“法天则地，阳耀阴藏……形胜之选，奕世永赖。俯临区夏，襟控中外。”作为一位满洲“圣主”，乾隆帝与满洲的虎、豹、熊分享着某些共同的元素。他用满洲最珍贵的物产丰富自己：貂皮和水獭皮袍子、口蘑、镶嵌东珠的帽子。满洲的大自然具有某种力量。

满洲地区的环境和物产对乾隆帝和詹姆斯各自的世界来说都堪称独特，二人就此均有论著行世。他们都称赞满洲大地是资源的汇集地和自然生命力的源泉；这片土地本身就有自我创造力，而且完全未被人类侵扰。两位作者都认为满洲的自然是未加雕琢的璞玉；时光也没有侵蚀这片沃土。詹姆斯和他同时代人看到的是一片史前的大地，满眼都是远离尘嚣的风光。而乾隆帝心中的满洲地区则是一个永恒的源泉，源源不绝地为帝国提供支持和世俗力量。对于詹姆斯而言，满洲地区无非是另一个边疆而已。这里是乾隆帝的故乡：它像皇帝一样培育了文明。我们可以在有关亚洲、非洲和美洲原野的描述中找到詹姆斯所看到的景象。那么乾隆帝眼中的满洲地区是什么样的？究竟是满洲地区造就了皇帝，还是皇帝造就了满洲地区？是什么构成了清帝国原始的自然，它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本书利用满文、蒙古文的文献重新考察中国清代的环境史。像满洲地区这样的边疆，在环境史中的地位非常模糊：它是研究的重点，但是有关的很多文献完全无人问津。不少人将边疆视作农业和商业扩张的出口或文学想象的对象；大多数人之所以这样看问题是受占优势的汉文文献所限，而且他们力图服务于一个更宏大的中国史叙事框架。这种研究方法忽略了另一半故事：与已经公布的汉文记载相比，清朝的满蒙文档案为我们描述了边疆地区别样的图景。一个全面的视角可以为我们提供全新的历史。我们必须谨记要从两个角度考察边疆：中国历史不仅仅是关于汉人的故事。

本书的重点在于揭示 1760 年— 1830 年之间满洲、蒙古地区出现的环境变迁，当时一股史无前例的商业扩张和自然资源开发热潮彻底改变了中国内地和边疆的生态环境。这股浪潮之凶猛绝不亚于今天，它在制度、意识形态、环境方面渊源颇深，影响也相当深远。其中还有伴随而来的动荡、对环境的焦虑和危机意识。地方官的请愿书如潮水般涌进北京：森林里的貂、狐狸和松鼠消失；野生人参被采光；采菇人把蘑菇连根挖掉；淡水蚌（fresh water mussels）无法孕育珍珠。朝廷千方百计地试图让满洲大地恢复原始的状态：征召士兵、设立卡伦、绘制舆图、注册人口、惩罚盗猎盗采者、调查贪污案件、改革官僚机构。官府还夷平参田、突袭采菇人的营地、设立无人区，在那里杀害甚至“惊扰”野生动物都是违法的。皇帝下令“令蚌繁育”。他还要求“肃清”蒙古草原。

“肃清”满洲、蒙古地区的结果并非恢复大自然的原始状态；它反映的是政府的本质。清帝国并不是在保护边疆地区的自然环境，而是“创造”了它。本书即旨在阐明这一创造的历史过程，并探究其背后的环境压力和制度框架。为了说明演变的来龙去脉，本书将聚焦在档案记录最多的三种现象上：东珠的消亡、蒙古地区采摘野生蘑菇的狂潮、中俄边界地区毛皮动物数量的锐减。以上每种现象都有更广泛的历史背景，即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期席卷从清朝边境到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商业浪潮。到 1800 年，从蒙古到加利福尼亚的毛皮动物猎手在同一个世界里劳作、面临同样的问题、满足同样的市场需求。不过，只有在利用多语言文献和多种档案的情况下，这部环境史才能变得清晰。

我们的研究以在清代诗文、游记和帝国档案中无处不在的物品和商品开始：在清帝国的世界中，想了解边疆或任何地方，就得去认识那里的物产。而这些商品遍及各处。 18 世纪，中国惊人的商业扩张和政权巩固为消费者带来的商品数量和种类都是前所未见的。即便对于从来没旅行过的人而言，一个消费品的世界也近在眼前：学者在各种指南书、地方志、本草（material medica）和私人记录中展开研究；普通消费者在市场上亲自验货。在早期现代中国，物质是重要的：人们比以往更多地思考、记录和关注商品。

反过来，市场也有助于界定地域。 18 世纪末，从内陆亚洲到太平洋的商人以中国内地为目的地。在帝国的核心区域，粮食和大件物品统治着商业。而在更遥远的地方，高端奢侈品则是贸易的主体：燕窝、婆罗洲的黄金、大洋洲的海参、苏拉威西岛的玳瑁、加利福尼亚的海獭皮、夏威夷的檀木、新疆和缅甸的玉石、俄国和中国北方的毛皮、蒙古的蘑菇、满洲地区的人参和珍珠。面对空前的繁荣，学者、消费者、店铺掌柜发现自己正在为那些来自异域的新商品命名；过去的词汇已经不足以满足眼前所需了。

清帝国的档案不仅仅关注人和土地，同样注意到了物品。特别是在农业核心区之外，高端商品受到帝国的密切关注。从满洲地区到新疆、云南，政府财政、司法判例以及官方对犯罪的焦虑总是集中在高端商品上，例如人参、珍珠、毛皮、鹿角、玉和铜。有时，朝廷通过“朝贡”制度宣示对特定商品的垄断权。有时，商品又为清帝国的统治提供了逻辑依据，使其控制范围能够超越辖区和人群的界限。实际上，将商品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时，我们就会发现很难将地区与帝国臣民轻易地归入任何传统的族群分类或地域之中。

商品的经营者不仅有蒙古人、满洲人和汉人，还有乌梁海人、乌拉、索伦和达斡尔人。后面的几个族群被传统史书忽视了；他们可以很轻易地被纳入任何通行的清史研究框架中。清代的作者发现他们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将他们归为蒙古人或满洲人。我们不应该继续这样做。一如美国的边疆不是由“白人”和“印第安人”组成的，而是一个由不同群体、政治组织拼凑起来的混合体。清帝国亦然。

在我们追寻商品的历史时，非传统的地理也会浮现出来。有些商品，例如毛皮，在全球范围流通：乌梁海和鄂伦春的生产者被卷入从北京到库苏古尔泊、黑龙江三角洲、库页岛、西伯利亚、北海道、阿拉斯加甚至下加利福尼亚的贸易网络中。其他人，像采菇人、刨夫则服务于本地和局部地区的市场。然而不管贸易规模是全球化的还是本地化的，高端商品贸易和生产都被证明居于日常生活和帝国工作的中心：清帝国与外部世界的密切联系越来越以采菇人、毛皮商、扫荡参田的兵丁的面目出现。

从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以来，研究长城地界的学者已经强调了其军事层面的意义；拉铁摩尔提到，边疆是经济专门化的结果；这里不仅是蒙汉人民相遇之处，更是农耕世界与草原交汇之所。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对美国边疆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提出美国边疆也代表了市场动力的空间投影。无论在北京还是芝加哥，一个人住得离城市中心越远，就越愿意生产运输成本低、价值高的产品。这样，在理想的情况下，运输成本的限制塑造了一个以主要城市为中心的同心圆：最里面一圈属于农业，这是因为农作物不易运输，外面一圈是畜牧业和游牧业，最外一圈是质量轻、最易运输的高价商品，例如野生草药和毛皮。如此，从捕猎、放牧、耕种到城市商贸之间形成了清晰可见的层次。这个次序更多表示的是对商业成长的同步回应，而不仅仅是发展的目的。

这种对内陆亚洲商业的研究方法会夸大草原对汉地的依赖性，这是因为内陆亚洲的政治和商业生活比汉文文献所展示的更独立、更复杂。然而对物质交换的关注使我们可以观察到环境问题是如何与商品政治重合的。它也提示我们市场的扩张在即便最遥远的地域都能产生独特的后果，包括从海洋出产的鲸油和鳕鱼，到山中的麝香和野生草药。商业的影响无远弗届。

伴随着高端消费品市场的蓬勃发展，自然和帝国的权力结构决定了人们将如何做出回应。清代的观察者对发生在眼前的物质变化忧心忡忡：贝床被采挖一空，草药被连根拔起，动物被猎杀濒于灭绝。对于清廷而言，世界似乎并没有被毁掉，而是被扭曲了：奸商把松鼠皮伪造得像貂皮一样；秧参取代了野生人参；蒙古人、满洲人与汉人“杂居”。这些改变似乎都是不自然的；全都背离了当地的原始状态。然而，重新塑造理想化的臣民、领土和自然景观是件难事——而这又通常不在清政府的能力范围之内。一方面，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控制物质环境：划定禁猎区、暂停资源开发或夷平秧参田地。加强纪律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审判并革退官员、惩罚盗采盗猎者、将无证人等遣返原籍。清廷针对环境和人民展开工作，我们也由此发现，在清帝国存在一个日渐清晰、有组织的和被政治力量管理的“自然”世界。

题图来自：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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