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磨有几个小小的、临街的入口，坐车路过很难发现在这样一排小餐馆和彩票店的后面，还藏着一片密集的屋舍。唯一暴露了其身份的是一架拱形的铁门，这是北京城中村的标配，上面有四个不太明显的大字：水磨社区。

再往里，路越走越窄，两侧三四层高的自建楼房紧挨着，头顶电线管道交缠在一起，划出一些黑洞洞的院落。到处能看到房屋出租的告示， 1000 元就可以在这里租到几平米的单间，里面衣橱桌子床头柜床挤成一团。卫生间在另一层。楼道里很安静，租客们到傍晚才会陆续回来。房东驾轻就熟地引人上楼，说：“这是最后一间了。”

离水磨入口几百米的地方就是清华大学的西门。 2007 年，村里建起第一栋二层小楼，又随着地铁四号线开通，水磨村人口迎来暴涨，仅 0.25 平方公里的空间里住进了近万人，大部分都是外来流动人口。

2017 年，当王子豪和赵珮昕对城中村开始产生兴趣的时候，自然想到先来这里转转。他们是北大社会学系的本科大三生，北大离这里不远。后来，借着课程调研的机会，他们又陆续去了一些其他的城中村，比如挂甲屯、大有庄和骚子营。

他们都是两年多前才来到北京上学，“对北京嘛，第一印象要么是二环里故宫中轴线什么的，要么就是高楼大厦”。城中村很难与他们脑海中的北京挂钩，身边的朋友似乎也并不怎么了解。

但实际上这一切离他们的生活真的很近。周围同学时常光顾的一家烤翅店，就位于水磨沿街的一条小餐馆聚集的街道，而对面，就是在学生中远近闻名的“卖电动车的地方”。当王同学回头想，“我跟清华同学偶尔去去的网吧也在水磨社区”。

相比广州和深圳成规模的握手楼，北京的城中村似乎更加隐形。人们往往不知道它们的存在或是接触甚少——但它同样是城市规划中难解的一道大题。

2017 年，这群学生第一次关注到城中村的议题，并借着课程调研和课余的一些时间，四处跑动了一下。今年初，王子豪在自己的豆瓣上发布了他和朋友制作的“北京城中村地图”，引发远远超出预期的关注。

5 月，他们在北京的一场城市青年对谈中又分享了这个话题，讨论城中村怎样让他们更理解城市、以及人们如何在城市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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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画地图之前，小组成员对北京的一些城中村先进行了简单的探访。路径主要集中在海淀大学城周围，离学校比较近的一些村子，比如他们比较熟悉的水磨社区。

让他们印象最深刻的人是一位北大的博士后，也许是因为身份相近而带来的认同感和“冲击感”。“迎面走来一个穿着还挺干净的年轻人，聊着聊着就发现和我们是校友，是个博士后，还发过两篇 Science 。”

因为没有海外留学的经历，这位博士后无法确定是否能够得到留校的机会。但他还是希望留在北大，所以决定先在周边租一个便宜的单间作为临时居所。“我们告诉他，这个地方被列入 2018 年的棚改计划了，他就向我们打听了最近的另外两个城中村。”

这使他们意识到，虽然城中村被和所谓“低端”联系在一起，但对于很多居住在里面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在这座城市起步的，必要的缓冲地带。村子里看起来基础和“低端”的行业，比如早餐店以及各类小摊贩，提供了一个较低的生活成本，并担负起每个人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类功能。

“即便是月入一万出头，或是七八千的年轻人，他也可以在商品房小区里找别的房子，但整个生活成本就上去了。可能在一个利弊权衡之后，他有很强的积累意愿，就更愿意住在便宜的城中村里。”

与此同时，城中村拥有着比城市更为丰富和多样化的景观。它会灵活地受到周围的影响，以“消费需求”为主导来自我塑形。

比如，在圆明园附近的城中村里，居住着很多来清华北大考研或者刚毕业的学生；四五环南边聚集着大量的产业工人；而在昌平的城中村里则有很多互联网从业者选择在此居住……一些村子里开起精致的咖啡馆和书店，也有戴着金链子的东北二房东将自己的屋子精装修再出租，告诉他们“现在人都追求品质生活”。

在不规则的巷子里，楼上是出租的单间，临街往往就开满小餐馆、便利店，还有裁缝店、弹棉花铺子这样的店铺。

研究城市政策的钱星宇博士在讨论会上指出，城中村实际上完全可以形成一套自治模式。无论是生活还是公共服务的提供，都不需要外界的执法力量去介入，通过市场机制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内在的体系。反而当执法试图介入时，一个原本可能的基层治理会被破坏掉。

身在其中的人们似乎对此没有太多的抱怨，只是试图在这座城市里继续待下去。对于很多低收入的人群来说，这意味着需要不断地搬家。

他们遇到过自 1990 年代就来到北京的弹棉花老人。他从二环搬到三环，又到了现在的四环外，随着城市的扩张和拆迁的进程不停地往外走，从一个城中村搬到另一个城中村。

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赵益民在《城市人口调控的谱系》一文中写道：“因为他们落脚的城乡结合部的村子常常在不知什么来头的‘运动’、‘整治’、奥运会、园博会、 APEC 峰会来临前就莫名消失。（有本地户口的）村民们因为拆迁一夜致富，但是出租屋里真正的居民却只能像蜂鸟一样迁移。”

失地农民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从房主到房东的身份转换，并且变得比这座城市中大部分的打工族更加富裕。当然没有什么来钱来得比拆迁更快，“南城五套房”这样的说法也应运而生。

对于一些房东们来说，这成为一场颇为焦灼的等待。他们在一些房东群中看到，“盼拆”成为尚未被拆迁的村民中的普遍现状。房主们热切地关注着政府发布的信息、政策变化，在群里互相问候，“今年有没有盼头啊？”，紧密地关注着隔壁村的近况，打听拆迁款的数额……

这其中也有例外。在一些村落里，人们仍然生活在原先的房子里，没有加盖也没有租出去，维持着原本的生活状态；还有人则安于收收房租的日子，不愿意搬到远离原本社群，位置更偏的地方——但同样可能进入被拆除的序列。

房东和租客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两者在拆迁的过程中都有各自的诉求。只是比起房东，租客们协商讨价还价的能力并不存在。“我们会很遗憾地发现，其实那些流动人口他们本身是在整个拆迁中缺位的。”

受到 1990 年代关于“浙江村”一系列田野调查影响，他们也试图观察现存的城中村内，是否存在那样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但发现自己遇见的大多数住户都是个体打工者，同乡支持和社会网络显得没有那么重要，当拆迁来临就四散，各自找房。时间和能力的限制都造成了这种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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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走访推翻了他们原本的一些想象。比如，城中村就代表了脏乱差，在里面生活的人也都是流动人口，从事着低薪、基础的行业，特别边缘化的一群人。他们回头看的时候，将其称之为“刻板印象”。

会这样想也不无道理。从城乡结合部到城中村，再到棚户区，这些容纳了大量外来人口的地方，在不同阶段被冠以不同的名字，但似乎从未被接纳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尤其是棚户区的称谓，将城中村和工地大棚等性质不同的搭建一并囊括，一下子就让人把它与“临时”、“违建”、“群租乱象”、“贫民窟”这样的词汇联系在一起。

但性质其实非常不同。钱星宇指出，“城中村”的现象为中国独有。它与国外很多大城市中出现的“贫民窟”有本质上的不同——虽然位于城市范围内，这些村落的土地没有立刻转换为城市用地，而是仍属于村集体。

“以前我以为北京就像我们小城市一样，城市规划没有什么障碍，想建成啥样就建成啥样。”王同学说。

城中村打乱了这份规划。当城市包围乡村，土地性质和补偿成本的双重障碍使得乡村变成城市海洋里的一个个孤岛。但村民们并没有听其自然，他们在原有的住房上搭建起多层的居住空间，并低价出租，成为失去农田后的主要收入。人群的聚集带动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进程，让城中村成为容纳上百万外来人口的缓冲地带。

另一种叙事也在同时展开，城中村被认为是城市的不稳定因素，充满治安与消防隐患，拆除一直都在进行。高楼大厦的阴影之下，人们聚集流散，往外环迁移，或是卷起铺盖回到老家，然后新的人口涌入。

2017 年，当这些学生注意到城中村拆迁的话题时，媒体上密集地出现了许多相关的“名词”，但这些术语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让他们感到好奇。

北京有多少流动人口？他们都住在哪里？这些地方怎么分布？在此基础之上，什么是城中村？什么是小产权房？什么是违建？城市更新是以何种方式展开的？都会影响到哪些人？

这么多的问题，简单的走访并不能给出答案，所以他们决定从更宏观的角度去观察。作为社会学的学生，他们选择了一种自己比较熟悉的方式——画地图。如果将城中村的散布标记，再对不同年份的数据进行比较，某种趋势可能就会显现出来。

问题很快出现，这些数据并不像设想得那样容易获取。在城中村问题同样突出的广州和深圳，都编制和公开过对于城中村的统计地图。虽然北京环境综合整治委员会也在 2004 年左右做过一次摸底，但数据一直没有对外公布。“我们也不是正经的学术研究理由，不太方便申请信息公开”。

现有数据库 cnki、google scholar 中的资料不尽人意，有的分辨率太低，有的则需要收费。为了获取一套比较理想的数据，这群学生决定采用一个非常“原始”的办法：亲自上手数。他们戏谑地称之为“人工智能”——主要费的是“人工”。

在街道的层面，城中村的外观并不那么好辨认；但如果是从鸟瞰的角度，城中村的形态与城市建筑大为不同。街道往往更狭窄，建筑密集，排布不规整。

这意味着通过 Google 地图的卫星遥感影像，可以识别出具体的村落位置；而只要将不同时间的卫星影像进行比对，就可以发现哪些村落于什么时间点前后被拆除。

2018 年 8 月开始，王子豪把北京中心六区划为 12 个地块，分给 12 个同学，开始对北京城中村进行地毯式的检索和手动标注。

这其中运用了一些简单巧妙的方法，比如用网格来保证不会缺漏，通过楼房的阴影来估算楼层的加盖程度等；但也有不甚准确之处，比如仅凭肉眼他们无法判断土地的归属，因此有可能出现标注出的“村落”并不能严格算作城中村的情况，像是工矿棚户区。

尤其是靠近城市中心的村落，许多已经不太具备村子的形态，有的改为社区，有的则被拆得只剩下零星的几栋几户。这给村名的标注和辨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他们翻阅了一些上世纪编撰的北京市地名志，比如 1992 年出版的《北京市海淀区地名志》，来试图对其进行补全。

就这样，到第二年的年初，他们基本整理出了一份数据库。

比对各个年间村落点的数量会发现，2009 至 2012 年间的拆迁数量达到最高峰，拆迁村落总数多达 430 个；而后这个节奏放缓，在 2017 年出现一个小高潮；到 2018 年 8 月，北京 16 个市辖区内所有平原地区的剩余村落点数量为 2351 个，1089 个村子自 2002 年以来被完全拆除。这其中，既有城中村，又有城郊的自然村。

结合此前探访以及资料的查询，他们猜测，近几年人口疏解的效果可能更多地来源于不可见的层面，比如对群租现象的整治（划定最低人均面积）、对工业大院转租情况的管控、对一些特定区域出租的治理等措施，这些行动在地图上都很难体现出来。

如今，北京大部分的城中村集中在四环到六环之间。根据周边交通便利程度、工业区的聚集，这些村落的加盖程度不一，但很少出现像南方一样极其紧凑，动辄七、八层的高楼。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村子离城市中心已经有一些距离；另一方面，北方的日照采光也让原本建筑之间的间隔比南方要更宽。

拉动时间轴则会发现，在 2015 年以前，城中村的拆迁大致拥有一个随着城市扩张自内向外推除的趋势；到了最近三年，拆迁点的分布就变得十分离散，呈现出来很多超远端拆迁、跳跃式拆迁的特点。

到了这一步，一些最开始的疑问已经得到了解答，但更多的问题也冒了出来：为什么 2011 年前后拆迁数量激增？外来常住人口增长率、城中村拆迁数、房地产开发面积在那两三年里出现的转折之间，究竟有多大程度的联系？土地开发利用、城市更新和规划师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

随着课题的转向，他们没有继续去深入这些问题。但对城市的探究没有就此止步，新的课题指向了二环以里。这里虽然不存在城中村，但也在新一轮的人口腾退中，面临历史遗留下的、复杂的经租房产权问题。

而在跑动的过程中，他们建立了书本之外的，对于城市更为感性的认识。这点在制图的时候体现出来，虽然资料并不全，他们还是尽量标注了每个村落的名字。“城中村作为一个整体，仿佛有一种就要和落后、拥挤挂钩的倾向；但当村子以具体的名字出现的时候，村里的故事和记忆就会浮现出来。”文章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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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再强调，自己了解的真的很少，“毕竟只是本科生嘛”。

而这一系列“非专业”的城中村地图，“在学术上的意义其实也不大”。从文章的措辞看来，这原本只是想写给身边的同学们看看，“如果能让对社会学、城市研究感兴趣的人看了，觉得有所启发，就很好了”，没想到被广泛传播——他们在采访中屡次提及的赵益民，也在自己的豆瓣广播上转发了这篇文章。

在《城市人口调控的谱系》一文最后，赵益民提出了一个问题：现在的城市及其空间，需要进行哪些变革，来更好地服务于生活于其间的人？“用一句话概括的话，”他似乎自问自答道，“城市空间只是纯形式，它变成什么样，是由其中的人（和人与人的关系）决定的。”

这也是这些学生的一个感受，城市空间是由生活在其中的人所塑造的。而城中村，虽然可能不那么规整有序，但它可以包容很多的东西，很了解人们生活的需求，给试图在这座城市落脚的人提供了喘息之地。

正如文章中写道的，“城中村很拥挤，有一些安全和卫生的隐患，但一点也不肮脏，更不需要紧张。它是这个城市真实的、冒着热气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些地图有分享的价值。”

题图为“城中村地图”，及文内图表均由王子豪提供；未标注图片为水磨社区，来源于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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