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猎人》
内容简介
当纽伦堡审判结束、冷战开始后，战胜国失去了起诉纳粹战犯的兴趣。大量低级别罪犯混入了渴望在欧洲开启新生活的人群，而自觉处境更危险的战犯则逃离了欧洲大陆。被称为纳粹猎人的这群人拒绝遗忘纳粹的罪行，决心找寻其踪迹，哪怕追到天涯海角。最初，他们想要复仇，但不久后，故事就变成了一场寻求正义的不懈斗争。
在二战结束七十多年后的今天，漏网的纳粹所剩无几，追捕行动基本结束，纳粹猎人的时代也临近终结。他们的传奇如今就完整地展现在这里。
作者简介
安德鲁•纳戈尔斯基（Andrew Nagorski），曾任《新闻周刊》驻香港、莫斯科、罗马、波恩、华沙和柏林等记者站站长，出版过多部著作，撰写了大量文章。他的个人网站是 www.andrewnagorski.com 。
译者/审校简介
陈鑫，英国杜伦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志奋领学者，现为新华社《参考消息》报社编辑。译有《下一次大战》《空心社会》《帝国英雄》等。
书籍摘录
导言
二战结束不久后诞生的最著名的德国电影之一名叫《凶手就在我们中间》（Die Mörder sind unter uns）。电影中，由希尔德加德·克内夫（Hildegard Knef）扮演的集中营幸存者苏珊·瓦尔纳（Susanne Wallner）回到了她位于柏林废墟之中的已遭到严重破坏的公寓。她发现，前德军军医汉斯·默滕斯（Hans Mertens）已经住在那里，整日沉溺在酒精与绝望中。这位军医遇见了一位如今已是富商的前上尉长官，而上尉曾在 1942 年的平安夜下令屠杀了一个波兰村庄的 100 位平民。被这些记忆折磨的默滕斯决定在战后的第一个平安夜杀掉那个上尉。
瓦尔纳在最后一刻说服了默滕斯，让他相信这种私自执法的行为是错误的。她对他说：“我们没有资格做出判决。”军医表示理解。他在影片结束时回答说：“没错，苏珊。但我们必须提出控告，代表数百万无辜的大屠杀受害者要求他们赎罪。”
影片取得了巨大成功，吸引了大量观众，但它传递的信息从根本上来说具有误导性。它将安排战争罪早期审判的职责交给了盟军，而不是德国人民。战胜国不久后就基本上放弃了审判战犯的努力，转而将注意力放在逐渐兴起的冷战上。对大部分德国人来说，比起思考赎罪的事情，他们更加迫切地想要忘记刚刚过去的历史。
那些没有被立刻逮捕，或者已经被盟军抓到却没有在一开始就被识别出来的重要战犯，当然也没有任何赎罪的想法。逃跑是他们唯一的冲动。就阿道夫·希特勒而言，他的逃跑方式是在地堡中与刚刚和他结婚的爱娃·勃劳恩（Eva Braun）一起自杀。他的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在毒杀了自己的六个孩子后也同妻子玛格达（Magda）一起步了他的后尘。在 1976 年的畅销小说《英烈祠中的交易》（The Valhalla Exchange）中，虚构的戈培尔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选择这条道路。他宣称：“我不打算在余生里像个难民一样没完没了地满世界逃亡。”
但他的大多数同僚以及大多数犯有战争罪的其他纳粹分子并不打算把希特勒当作学习的榜样。许多低级别战犯甚至觉得没有必要躲起来，他们很快就混进了数百万想在欧洲开启新生活的人群。其他一些自觉处境更危险的战犯则设法逃离了欧洲大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两类人中的许多人似乎成功摆脱了战争罪责，常常还得到了忠实的家庭成员以及由纳粹党同志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的支持。
本书主要聚焦于规模相对较小的一群人，他们一直试图颠覆这些战犯最初获得的成功，不让这个世界忘记其罪行。这些追捕者中既有官方人士，也有独行侠。他们展示了巨大的决心和勇气，即使在战胜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对纳粹战犯的命运越来越漠不关心的时候，他们也在坚持战斗。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探索了恶的本质，并且就人类行为提出了一些极为令人不安的问题。
这些试图将那些杀人犯绳之以法的人通常被统称为纳粹猎人，但他们绝对不是一个拥有共同策略或者在战术上拥有基本共识的团体。他们经常发生矛盾，很容易就会相互揭丑、相互嫉妒并且进行公开对抗，尽管他们所寻求的目标大体上是相同的。
但是，即便每个参与追捕纳粹罪犯的人都搁置他们间的个人分歧，结果也不会有很大不同。而且无论用何种绝对标准来衡量，这些结果都无法证明正义已经得到伸张。曾经先后任职于美国司法部特别调查办公室、美国大屠杀纪念馆（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和柏林文献中心（Berlin Document Center），如今担任纽约市犹太遗产博物馆（Museum of Jewish Heritage）馆长的历史学家戴维·马韦尔（David Marwell）说：“任何人如果试图在战犯所犯的罪行及其所受到的惩罚之间寻找平衡，最终都会感到十分沮丧。”至于战胜国最初做出的起诉所有战犯的承诺，他对此简略地补充说：“这太难实现了。”
是的，要想取得大规模的成功太困难了，而那些不愿放弃、坚持要让至少部分纳粹战犯承担罪责的人所采取的努力，演变成了仍在持续上演的战后传奇，它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其他传奇都不同。
过去在战争结束时，战胜方往往会杀光战败方或将他们收为奴隶，掠夺他们的土地，在第一时间报仇雪恨。当场执行的刑罚才是最常见的，而非审判或其他根据证据来判定罪行的法律程序。战胜方的动机很纯粹，那就是复仇。
许多纳粹猎人最初也受到复仇思想的驱使，尤其是那些来自集中营的人或者那些曾协助解放集中营的胜利者，后者见证了四处逃离的纳粹分子所遗留的令人震惊的恐怖证据：已死和将死之人、焚化炉，以及被当成酷刑室使用的“医疗设施”等。结果是，部分纳粹分子和与他们勾结在一起的人在战争结束后立刻遭到了报应。
不过，从第一次纽伦堡审判，到今天仍偶尔发生在欧洲、拉美、美国和中东等地区的追捕战犯的行动，纳粹猎人们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对他们的猎物发起法律诉讼上，旨在证明即使是最为恶名昭彰的人也应该出庭接受审判。最著名的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把《正义而非复仇》（Justice Not Vengeance）当作他回忆录的标题绝非偶然。
在正义明显缺席，有罪之人经常逃脱惩罚，即使是最轻微的惩罚，甚至可能没有受到任何制裁之时，另一个行动目标出现了，那就是杀鸡儆猴。为什么要追踪一个将不久于人世的老年集中营看守？为什么不让这个作恶者平静地逝去？许多美国政府官员乐于这么做，尤其在他们已经把注意力转向了一个新敌人——苏联——的时候。但这些纳粹猎人不打算放手，他们强调，每一个案件都能带来宝贵的教训。
这种教训的重点在于：证明二战以及犹太人大屠杀期间的可怕罪行不应被遗忘，那些煽动者、罪行实施者或者可能在未来犯下类似罪行的人，将永远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至少从原则上讲是这样的。
1960 年，当摩萨德的一个行动小组在阿根廷绑架阿道夫·艾希曼，并用飞机将他带回以色列接受审判时，我只有13岁。我不记得当时自己对这件事了解到了何种程度，也不记得自己是否真的注意到了媒体上的报道，但显然某种东西在我的脑海里沉淀了下来。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对于第二年夏天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的审判仍然记忆犹新。
在与家人一起造访旧金山时，我与父亲去了一家小饭馆。不知从何时起，我开始观察坐在柜台另一端的一名老者的面孔。我把身子靠到父亲身边，指着那名老者轻声说：“我觉得那可能是希特勒。”父亲笑了笑，然后温和地否定了我的想法。当然，当时的我不知道，半个世纪后，我会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采访艾希曼审判中最后一位尚在人世的检察官加布里尔·巴赫（Gabriel Bach）以及领导行动小组抓捕艾希曼的两位摩萨德特工。
艾希曼被绑架、接受审判并被绞死的过程标志着人们渐渐开始意识到许多纳粹战犯都逃脱了制裁，也预示着人们将逐渐重拾调查他们罪行的兴趣。这一过程还催生了大量有关纳粹猎人的书籍和电影，它们通常基于的是传奇故事而非现实情形。我曾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书并观看这些电影，对其中的人物——无论是英雄还是反派——十分着迷，并因不断出现的动作场面而如痴如醉。
抓住公众想象力的不仅仅是这场伟大的追捕。尤其是对战后出生的这一代人来说，同样引人关注的还有关于追捕对象的本性，甚至是关于自己家人和邻居之本性的更宏大的问题。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很难解释数百万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以及被他们征服的大部分地区中的众多通敌者，为什么会愿意参与一场旨在实施大规模谋杀的运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担任《新闻周刊》（Newsweek）驻波恩、柏林、华沙以及莫斯科记者站站长期间，我经常会去审视那场战争以及犹太人大屠杀留下的遗产。每当我以为不会再遇到更多惊人之事，只会碰到相似故事的不同变体之时，又都会因了解到某个令人震惊的真相而措手不及。
1994 年底，我准备为将于 1995 年 1 月 27 日出版的《新闻周刊》撰写一篇封面报道，以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 50 周年。当时我已经采访了大量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幸存者。每次我都要求他们重温那段令人恐惧的岁月，对此我感到十分不安。我总是对他们说，如果他们觉得这个过程过于痛苦，就可以随时停下来。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故事从他们的口中喷涌而出；他们一旦开始讲述，就会一直讲下去，而不需要更多的督促。无论我听过多少故事，总会对他们的讲述感到着迷，有时还感到震惊。
我在采访了一个幸存的荷兰犹太人，聆听了他尤为触动人心的故事后，自发地为让他如此详细地回顾那段经历道歉。我说，他一定已经跟家人和朋友叙述了很多遍这段痛苦的经历。他回答说：“我从未告诉任何人。”他看到我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于是补充说：“从来没人问过我。”他独自一人承载着这个重担长达 50 年之久。
三年后的另一次机会让我能够一窥那些承载着另一种重担的人的内心世界。我采访了尼克拉斯·法郎克（Niklas Frank），他的父亲是在希特勒手下以波兰总督的身份掌管过一个死亡帝国的汉斯·法郎克（Hans Frank）。尼克拉斯是一名记者兼作家，喜欢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典型的欧洲自由派，非常珍视民主价值观。他对波兰很感兴趣，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团结工会在该国领导的人权抗争，这种抗争最终推翻了波兰的共产党政权。
出生于 1939 年的尼克拉斯在纽伦堡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时只有七岁，不久后，他的父亲就作为战犯被绞死了。他与母亲被一同带往监狱。他父亲曾假装没有发生任何问题，对他说：“尼基，不久后我们就能一起过圣诞节了。”尼克拉斯回忆说，这个小男孩“愤怒到了极点”，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父亲就要被绞死了。他说：“我父亲对每个人都谎话连篇，连他自己的儿子也不例外。”后来，他想过自己当时希望父亲对他说：“亲爱的尼基，我就要被处决了，因为我干了很糟糕的事情。不要走我的老路。”
接下来是一句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话。他把自己的父亲描述成“魔鬼”，宣称：“我反对死刑，但我相信对我父亲的处决是完全正当的。”
在担任驻外记者的岁月里，我从未听到任何人用这样的话谈论自己的父亲。这种情绪让尼克拉斯得出了另一个结论。他指出，法郎克是一个很普通的姓，大多数他见过的人并不知道他是一个重要战犯的儿子，除非他自己告诉他们。尽管如此，他却无法将真相从脑海中抹去。他说：“我没有一天不在思考我的父亲以及德国人的所作所为。世界永远也无法忘记这些事。每次我前往国外并说起我是德国人时，人们总是在想‘奥斯维辛’。我认为这绝对是有道理的。”
我对尼克拉斯说，我感到很幸运，不必去体会他所继承的那种愧疚感，因为我的父亲在 1939 年德国入侵波兰时曾为战败的一方战斗。我知道，从理性上说，出身不应该是人在道德层面具备优越感或者自卑感的借口。尼克拉斯也知道这一点。但我完全理解为什么他人生中的一大愿望就是有一个不必为之感到羞耻的父亲。
尼克拉斯的态度对纳粹战犯的家属来说很难算得上典型，但在我的脑海中，他自然而苛刻的诚实代表了当今德国人最优秀的品质——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每天都愿意去直面国家的过去。然而，这种现象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后才出现，而且如果没有纳粹猎人，如果没有他们在德国、奥地利甚至全世界进行艰苦且常常十分孤独的抗争，这一切就永远也不会出现。
这种抗争如今已经临近尾声。大多数纳粹猎人以及他们的追捕对象不久后就只会存在于我们的集体记忆里，到那时，传说与现实可能会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正是我们现在能够并且应该讲述他们的故事的原因。
题图为电影《凶手就在我们中间》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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