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切尔诺贝利》
内容简介
本书大部分内容都是作者梅德韦杰夫对1986 年 4 月至 5 月间在切尔诺贝利发生的悲剧的每日进展记录。作者从专业角度还原了核事故的第一现场，详细分析了事件的起因。本书内容包括事发前核事故案例介绍，切尔诺贝利高层潜在的问题，事件发生原因，经历现场的个职别的人的大量证词；叙述层层递进，将整个事件彻底摊开。本书向人们展现了人类的自大，无知，救援人员的英勇与民众的无辜，并由此引出对核能的反思。
作者简介
格里戈里·梅德韦杰夫（Grigori Medvedev），俄罗斯高级工程师。1970年代曾担任切尔诺贝利 1 号反应堆的首席工程师。 16 年后，在切尔诺贝利时间发生之后，他立即被派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负责调查核爆炸事件。
译者简介
刘建波，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翻译，法律翻译。代表译作《1905帝国巡游》《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太平洋战争》《老人与海》《剑桥司法心理学手册》等。
书籍摘录
前言
安德烈·萨哈罗夫（1975 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物理学家）
本书清晰详尽地记录了切尔诺贝利（Chernobyl）事件这一悲剧，尽管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年，一想起这一事件仍会让人惊恐万分。在书中，核能专家格里戈里·梅德韦杰夫（Grigori Medvedev）首次详细、客观地描述了发生的一切，并且他的记录完全不像官方版本那样遮遮掩掩和故意遗漏。梅德韦杰夫之前一直在核电站工作，所以他对核电站和那里的员工十分了解。在工作期间，他也曾多次参加过有关核电站建设的高层会议。灾难刚一爆发，他就被派到切尔诺贝利，因此他能够目睹这场灾难的善后工作，也能了解发生的一切。他从技术层面描述这场灾难，这对我们理解这一事故颇为重要。他还讲述了灾后政府部门采取的秘密行动，谴责了设计者和科学家们对核电站的错误计算、来自苏联官方的巨大压力和在事故前后由于缺乏坦诚交流造成的巨大损害。
本书大部分内容都是梅德韦杰夫对 1986 年 4 月至 5 月间在切尔诺贝利发生的悲剧进展情况的每日记录。他在书中介绍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他们的所作所为，当人们面对暴怒的核怪兽时，这些血肉之躯既有他们的优点又有不可忽视的弱点，他们的疑虑和柔弱、他们犯的错误和英雄主义都交织在了一起。相信读者一定会为之动容。我们早已通过广泛的宣传熟知了消防官兵们在灾难中功勋卓著的事迹，而现在这本《亲历切尔诺贝利》则向我们展现了电气工程师、轮机工程师、操作人员以及其他奋勇抵抗核事故的核电站员工的英雄壮举。
与切尔诺贝利事故息息相关的方方面面都必须贯彻“公开化”这一原则，包括它的原因和后果。我们必须将真相公之于众。对于影响我们以及我们子孙后代生命和健康的事情，每个人一定都有自己的看法。每个人也都有权利参与决策，因为这一重要决策事关我们国家以及全球的未来。
我们是否应该发展核能？如果需要，并且有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更为安全可靠的核电站，我们是否应该允许核电站建在地上呢？抑或可以允许地下核电站建设项目？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因此绝不能仅留给技术专家去裁量，就算加上政府部门也不够，他们的出发点太局限于技术角度，目的性太强，有时候又很偏颇，正是这一系列原因造成事情往往以失败告终。同样，其他涉及经济学、社会学和生态学的很多问题也不能仅由这些人决定。
我个人认为人类需要核能，因此我们必须发展核能，但是绝对要保证安全。这就意味着核反应堆必须建在地下。鉴于此，国际立法提出的要求将核反应堆建在地下的规定应该立即着手准备，不宜再拖延。
1989 年 5 月
1.切尔诺贝利之前（节选）
安全的神话
“‘挑战者号’（Challenger）失事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提高了我们的警觉，这些事件残酷地提醒着人们，当这些极度强大的力量出现的时候，人类仍然在试图掌控它们，不过是为了促进人类发展而利用它们而已。” 1986 年 8 月 18 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在苏联央电视台发表声明时这样说。
这段极其严肃的关于和平利用核能的评论在苏联 35 年的核能发展过程中前所未有。苏联领导人的讲话毫无疑问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同时也吹起一股净化真理之风与变革之风，强势席卷了我们整个国家。
即便如此，为了吸取过去的教训，我们必须记住，整整 35 年的时间里，无论在报纸上、广播里，还是在电视上，我们的科学家向普罗大众宣传的都是截然相反的内容。市民们也充分相信和平的原子是万能的灵药，它们非常安全，对生态没有污染，是可以信赖的。核电站的安全性让太多人欣喜若狂。
1980 年M. A. 斯蒂里柯维奇（M. A. Styrikovich）院士在月刊《星火》（Ogoniok）中疾呼：“核电站就像天空中的明星一般，整天闪耀着！我们应该把它们播洒在全国各地，它们安全极了！”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的。
国家核能利用委员会副主席N. M. 西涅夫（N. M. Sinev）使用通俗的语言向公众解释核能是怎么一回事：“核反应堆就像是常见的炉子，反应堆的操作人员就相当于司炉。”他就这样简单地把核反应堆等同于普通的蒸汽锅炉，把核反应堆的操作人员等同于往锅炉里铲煤的司炉。
这种解释从各方面来看都是非常便利的。首先，它能消除公众的疑虑；其次，付给核电站工作人员的工资就可以和付给热电站工作人员的工资一样多了，在有些情况下，工资甚至会更少一些。核能要更便宜，来得也更容易，所以核电的价格要更低。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热电站工作人员的工资已经超过了核电站工作人员的工资。
但是接下来让我们仔细审视一下关于核电站绝对安全的乐观论断。
物理能源研究所主任O. D. 卡扎克考夫斯基（O. D. Kazachkovsky） 1984 年 7 月 25 日在《真理报》（Pravda）上发表文章称：“虽然核电站的废弃物可能非常危险，不过它们可以压缩得非常紧凑，因此可以存放到一个与自然界隔离的地方。”
而事实证明，当切尔诺贝利发生爆炸时，根本没有地方存放核废料。在之前的几十年里，也根本没有建任何存放核废料的设施，现在不得不在爆炸后的反应堆旁边高辐射的环境中建一个，建筑工人和安装人员也因此暴露在严重的辐射剂量之下。
“我们生活在核时代。我们已经证明核电站是便捷的，它的运行是可靠的。核反应堆已经做好了为城市和其他建成地区提供热能的准备。”O. D. 卡扎克考夫斯基在同一篇文章中还如上提到，不过他却只字未提要把核热电站建在大城市旁边这件事。
一个月后，亚历山大·叶菲莫维奇·舍伊德林（Aleksandr Yefimovich Sheidlin）院士在《文学报》（Literaturnaya Gazeta）上公开表示：“我们很高兴听到了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切尔诺贝利市列宁核电站的 4 号反应堆启动了，可以提供 100 万千瓦的电力。”
听起来这位院士在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似乎高兴得心跳停了一拍，然而后来恰恰就是这个4号反应堆爆炸了，这对于信誓旦旦确保安全的核电站来说真是个晴天霹雳。
而在另一个场合，当一个记者谈论到核电站的扩张建设可能会引起公众恐慌时，科学院的院士却回应说：“公众对于这些事情真是太大惊小怪了。我们国内的核电站对于周边地区的居民来说是绝对安全的，根本不需要担心什么。”
苏联国家核能利用委员会主席 A. M. 彼得罗相茨（A. M.Petrosyants）是核电站的安全性的重要鼓吹者。他的著作《从科学研究到核工业》（From Scientific Search to Nuclear Industry）一书撰写于切尔诺贝利爆炸前 14 年，书中这样写道：
必须承认，核能有着光明的前途。相较于传统能源，核能有着明显的优势。核电站可以完全不依赖于原料（铀矿），因为核燃料非常致密，而且可以持续使用很久。强大的核反应堆让核电站的未来前程远大。
最后，他得到这样一个令人安心的结论：核电站是清洁能源，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接着，问题就变成了核能将要发展到什么程度，以及它在 2000 年以后的状态，彼得罗相茨主要关注的是铀矿石的储备量是否充足，把核电站的安全问题完全抛之脑后，而当时，已经有大量组成密集网络的核电站覆盖了苏联国土欧洲部分当中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他在这本著作中强调：“核能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最合理地利用核燃料那神奇的特质。”他最关心的问题并不是核电站的安全问题，而是核能能否有效利用。他在著作中还说：
对核电站持续的怀疑和不信任来自在核电站工作的人，更确切地说，来自在核电站附近居住的人遭受核辐射危险的夸张的恐惧感。
核电站的运行表现出了高度的安全性，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国外（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都是如此，前提是遵循一定的管理制度和必要的章程。除此之外，核电站和燃煤发电站哪个对人类和环境的危害更大也是应该讨论的问题。
出于某种原因，彼得罗相茨没有提到，热电站不仅可以利用煤和石油发电（在这种情况下，污染无论如何都在可控的局部范围内，远不会致命），还可以利用气态燃料发电。众所周知，苏联大量开采这些气态燃料，然后输送到包括西欧在内的各地。苏联欧洲部分的热电站在气态燃料转化过程中可以完全消除灰尘和硫化物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然而，彼得罗相茨成功地把这个问题颠倒黑白，他在书中用了整整一章的内容来介绍燃煤发电站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对于核电站已经造成的环境污染却只字未提，而他对这些问题一定是心知肚明的。这可不是偶然的疏漏。这本书就是刻意地将读者引向一个乐观的结论：“上面提到的，在新沃罗涅日（NovoVoronezh）核电站和别洛雅尔斯克（Byeloyarsk）核电站附近所观测到的令人满意的核辐射状况数据，对于所有在苏联境内的核电站来说具有典型性。同样良好的辐射状况也是其他国家核电站的特征。”他在书中用一种与国外的核工业团结一致的姿态总结道。
同时，彼得罗相茨一定早就知道，自从 1964 年首次运行以来，别洛雅尔斯克核电站的首座单回路反应堆就不断发生故障：铀燃料组件总是反复无常地出问题，为了修复这些组件，维修人员总是暴露在很高的辐射剂量中。这种放射性暴露几乎从未间断过，一直持续了差不多 15 年。1977 年，别洛雅尔斯克核电站的第二台反应堆投入运行，依然使用单回路设计，50% 的核反应堆燃料组件熔化了，维修工作持续了 一年。别洛雅尔斯克核电站的工作人员很快就暴露在极高的 辐射剂量中，不得不从其他核电站调动人员过来展开危险 的维修工作。彼得罗相茨也一定知道，在乌里扬诺夫斯克 （Ulyanovsk）地区的梅列克斯镇（Melekess），强放射性的核 废料被倾倒在地下裂隙中；英国的温德斯凯尔（Windscale）、 温弗里思（Winfrith）和敦雷（Dounreay）的核反应堆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把放射性废水排入爱尔兰海。 诸如此类的事实总在不断出现。顺便提一下，在 1986 年 5 月 6 日莫斯科召开的关于切尔诺贝利悲剧的新闻发布会上，彼得罗相茨的论断震惊了绝大多数人，他说：“科学需要受害 者。”这句话让人过耳难忘。
今天，对于核能的发展，人们有了更多的见解。
伴随着这样一个新兴工业门类的发展，阻碍自然在预料之 中。在其著作《I. V. 库尔恰托夫与核能》（I. V. Kurchatov and Nuclear Power）中，Y. V. 西文采夫（Y. V. Sivintsev，他和库 尔恰托夫一样也是核能的倡导者）记录了一些有趣的回忆，是 关于为了让“和平的原子”概念得到公众认可而做的前期努力以及遇到的困难：
国内外的核能反对者在与创新进行斗争时，有时会 “胜利”。人们最为熟知的恐怕就是奥地利在经历了一番激烈的反核运动后，核电站很快就停止发电了。西方的新闻记者迅速把那里命名为“十亿美元的坟墓。”苏联的核能发展也不得不克服这些必须要经历的困难。在 20 世纪60 年代末，传统能源形式的拥护者已经准备好要在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上通过一项决议，内容是关于停止建设新沃罗涅日核电站并在原址上建一座传统的热电站，而且这一决议眼看就要通过并实施了，主要的理由就是当时核电站并不经济实惠。库尔恰托夫一听说此事，立刻放下手头一切工作，直奔克里姆林宫，设法安排了由高级政府官员参加的一次新的会议。经过与怀疑论者的一番激烈讨论，他成功劝服了当局继续执行之前关于建设核电站的决定。苏共中央的一位书记当时问他：“我们能得到什么？”库尔恰托夫回答说：“什么都得不到！这将是一次持续大约三十年的昂贵实验。”尽管如此，他就是这么我行我素。所以很好理解为什么我们中有些人用“核反应堆”“人形坦克”甚至“炸弹”这些词来形容他。
科学家们一再乐观地估计和保证核电站的安全性，然而，核电站的操作人员可从不这么想，他们不得不每天直接面对“和平的原子”，不是在舒适安逸的办公室或实验室里，而是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这些年来，关于核电站发生故障或事故的信息都被政府部门极其严格地保密着，只有高层决策者认为有必要时，才会向公众公布。我清楚地记得在那段时间发生的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件—在 1979 年 3 月 28 日发生的三里岛（Three Mile Island）核事故，这对核能的发展造成了第一次严重的打击，导致很多人对核电站安全性的幻想破灭了。
当时，我是原子能联盟（Soyuzatomenergo）的部门主管，原子能联盟是苏联能源与电气化部下属的一个负责核电站运营的部门。我至今仍记得当我和同事们听到那件悲惨事故后的反应。我们和核电站的装机、维护、运行打了那么多年交道，通过这些第一手经验意识到，这种发电站实际上离发生故障或灾难不过是一步之遥。我们那时就说：“这种事早晚会发生。类似的事故也可能会在这里重演。”
但是没有人详细地告知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管是对我还是对之前在核电站工作的人员。关于宾夕法尼亚州的事故只是印在情报资料上，提供给了政府部门的首脑和他们的副手。问题是：为什么要对这次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故的相关细节保密呢？毕竟，要是信息传递及时，这种反面教材可以帮助我们确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然而在当时，惯例就是这些负面信息都掌握在最高层的领导手中，每向下传达一级，就会经过一番审查和筛选。然而，即便是这些经过审核的信息也还是让人们悲观地认识到，就算是做了所有预防措施，核能会造成辐射这一自然属性也不会改变，人们也意识到有必要让公众知晓这些问题。但是在那个时代，根本不可能实施那种教育工作，因为这与官方宣称的“核电站完全安全”相悖。
题图来自美剧《切尔诺贝利》，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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