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月底，新西兰政府将发布首个“幸福感（well-being）预算案”。它以去年 12 月出版的财政部生活标准框架（LSF）为基础，该框架的考量包括文化认同、环境、住房、收入和消费、以及社会关系等因素。

新西兰由此宣称自己将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人民的“福祉”（well-being）来衡量成就的国家。该国经济部长 Grant Robertson 表示，尽管新西兰经济强劲，仍有许多新西兰人被抛在后面，比如该国国民占有房屋率达六十年最低，自杀率、无家可归者与粮食援助补助金的数目都在上涨。

根据执政的新西兰工党胜选前的承诺，2018 年将是政府最后一次采用传统的预算编制方法。从 2019 年起，政府将不再以 GDP 作为考评参数，而是考察社会福祉（well-being），即财政预算案将以幸福指数来编制。 

传统上，政府通过 GDP 的数据构建预算。量入而出，这是一种相对简单的评估方式。有经济学家认为，以 GDP 来衡量国家进步，有些狭隘。维多利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Arthur Grimes 指出：“发明国内生产总值的第一个人提到它不应该用作衡量福利的指标。首先它忽视了养育子女、无偿照顾等无偿工作，这可能导致强迫人们上班的糟糕政策。其次 GDP 统计了所有支出，却可能忽略诸如石油泄漏后的清理费等背景，这时候国内生产总值是上升的，但没有考虑到污染的负面影响。”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新西兰 2019 年的经济增长率达 2.5%，2020 年预计达 2.9%，在发达国家中仍显耀眼。然而 Grant Robertson 强调，有许多新西兰人并未从中获利。Robertson 说：“修辞和现实之间 、富人和穷人之间、精英和大众之间的鸿沟，已经被全球的民粹主义者利用。”

对于此项新政，反对党批评它没有触及新西兰人的真实需要。如新西兰国家党认为，新西兰人的真正需要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改善。

虽然新西兰可能成为全世界第一个采用幸福感预算的国家，但“幸福指数”这个概念并不由新西兰独创。在 2008 年，法国萨科齐政府曾委托经济学家调查财富与社会进步如何通过非 GDP 的方式量化；2010年，英国首相卡梅伦指示英国国家统计局收集关于相对幸福的数据，这份统计延续至今。

其实新西兰上届政府也有类似尝试，其与幸福感预算的不同，可能只在于名称。2011 年，财政部开始研究“生活标准框架”，以为公共服务目标提供指引，提出自然、社会、人力和金融/实物四种资本指数。

这也引起人们对幸福感预算案的质疑。幸福感预算的实质性不同在于何处？这是否给政府部长带来过大的决定权？GDP 之外真的存在可以全面评估的复杂指标吗？

The Conversation 即评价说，新西兰政府新提出的方案是卡梅伦讲话与澳大利亚 2000 年代中期财政部防范的某种混合体，并不那么新鲜，但还是具有独特的特征。

生活标准框架（LSF）共有 12 个领域，含公民参政、职业与收入、文化认同、知识与技能、自然环境、时间使用、健康、安全安保、居住、社会关系、收入与消费、主观幸福感等等。

它的度量也会考虑到人群的不同。如老人的健康指标总体上当然不如年轻人，但他们可能具有更多的收入、更好的住房，因而在冬季能源的补贴上不大需要额外帮助。

在一篇详细的访谈中，Robertson 详细讲述了政策构想。改善人民的福利并不仅仅依靠政府支出，还与公共服务的整体运作方式有关。他解释说，衡量幸福感的因素，除了经济的传统指标，还要考虑下一代的利益，以及推动各部门联合实现工作目标。如现政府已推出法案，要求财政部长的预算纳入儿童福利和贫困的考量；在反家庭暴力上，约十个不同方面的部门、机构共同参与了联合提案的撰写。

根据联合国相关机构发布的 2019 年世界幸福报告，新西兰排名第八。悠闲的生活、和谐的自然、完善的福利制度和缺少腐败被认为是新西兰幸福感较高的主要原因。

题图：前排左一是新西兰财政部长，出自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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