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简史」禁烟：现代中国的铸造和试炼

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发端，之后鸦片便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以说，读懂了鸦片，就读懂了半部近现代史。除了对人们身体的荼毒外，鸦片及其相关的生产、销售、消费、税收等等对中国社会百年来政治经济的演进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而人们对鸦片及鸦片经济态度的转变，从相对宽容到与之作全方位斗争的历程，更是对现代中国的构建和发展产生了种种影响。

法国学者包利威在其《中国鸦片史》一书中，对于鸦片在中国外交、内政和宏观经济中的重要角色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也让人们对鸦片及禁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被合法化。不过人们很快发现一个悖论，当年费劲巴拉禁止鸦片进口，却因为包括精英层在内的巨大需求和官僚体系的贪腐而成效不彰，导致走私进口量巨大，如今被迫放开，却发现土烟迎头赶上，迅速对洋烟产生了替代效应。

土烟生产规模和消费人群的扩大，令鸦片经济的规模也迅速扩大，生产、销售和融资链条也纵横交错遍布全国。指望其提供收入多元化的农民，把持制售环节和消费网络的青红帮等社团势力，依赖鸦片经济提供就业和税收的地方大员，以及太平天国运动后中央政府大权旁落等等，都令禁烟遇到了很大阻力。偶有类似山西巡抚张之洞这样的地方官员想要在禁烟方面有所作为，不仅遭遇来自民众的暴力反抗，还被同僚讥讽为沽名钓誉，也得不到来自中央的支持。

在包利威看来，或许鸦片泛滥唯一的一个“正面资产”就是，将原先游离于全国市场体系之外的边缘地区，以一种融入鸦片经济的方式加入到一个全国范围的市场交换体系中来。这样一种宽容乃至放纵的环境氛围到 1890 年达到了一个顶点，清政府在那一年正式宣布罂粟种植合法化。消息宣布之后，举国上下居然波澜不惊，充分证明这只不过是对现实的追认和除罪化而已。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仅仅十数年之后，风声为之大变。清政府不仅推出了 1906 年到 1916 年的十年禁烟计划，还和鸦片进入中国的“罪魁祸首”——老牌帝国主义分子英国人签订了中英禁烟协议。

这一变局的背后有着国际国内的多重推手。曾经靠鸦片撬开老大中华帝国大门的英国人，如今“良心发现”，成了国际禁毒先锋，一如他们在赚够大西洋奴隶贸易的钱之后，率先抵制并于 1833 年通过禁止奴隶法案。

英国人态度的转变其来有自。一方面是中国土烟的进口替代效应让洋烟贩子利润收窄，而新兴工商阶层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如果中国人少花一点钱在鸦片上，就可能会多花一点钱。

整体国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新世纪伊始，人们看到国际范围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老牌帝国和新兴大国的竞争在加剧。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地位更加岌岌可危。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传入，叠加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瓜分竞争的升级，加剧了中国人亡国灭种的危机感。

新兴大国美国在 19 世纪末掀起了排华浪潮。为了合理化自己的举措，不少美国人把中国人刻画为劣等民族，喜爱赌博和吸毒，躲在唐人街烟馆中一边举着烟枪吞云吐雾一边谋划犯罪勾当成为华人的模式化形象。一次在路易斯安那州举行的中国收藏品展览会上，鸦片烟枪和烟灯也被送来参展。对于这种公然的轻侮，中国留学生发起了抗议。然而人们也明白，如欲人敬，必先自敬。年轻一代的精英们，尤其是沿海地带的知识阶层，开始发起各种鼓动政府禁烟、鼓励人们放弃吸食鸦片的舆论动员，并开始采取各种实际行动来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

1905 年发生了两件大事，对禁烟运动的声势大有帮助。一是上海等地出现的因排华法案存废问题引发的抵制美货风潮。二是日本破天荒打败了帝国主义强国俄国。前者大大增强了人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同时降低了人们对视为中国落后愚昧象征的吸食鸦片习惯的容忍度。后者则大大提升了禁烟的感召力，因为先是打败中国后又掀翻沙俄的日本是禁烟国，早在 1860 年代就颁布法律禁止鸦片贸易。

接下来中国被邀请加入国际禁烟行动，并于 1909 年成功举办了万国禁烟大会，也算是一种平等的身份加入了国际大家庭，可以在一个国际论坛上和列强平起平坐。取消治外法权是中国外交人士长期努力的目标，而针对治外法权最强有力的攻击工具之一就是外国人利用治外法权继续走私鸦片和其他新兴合成毒品。不过，这一诉求或多或少也因为列强对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鸦片生产国这一事实的指摘所抵消，而这反过来又促使中国精英阶层敦促政府加大禁烟力度，以更快地取消治外法权。

事实上，新兴的精英阶层对鸦片消费态度的转变，也是禁烟形势迎来重大改观的关键因素之一，而当年正是来自精英消费阶层的暗中抵抗，令道光皇帝的禁烟举措流于形式。

到清政府意外覆灭的短短五年间，全国范围的禁烟行动取得了重大进展，并留下了影响深远的遗产。虽然后来国内政治形势几经变幻，禁烟的主旋律时强时弱，但被污名化和唾弃的鸦片经济再难翻身，直至解放后被彻底取缔。

禁烟运动和抵货运动一起，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强有力的民族主义动员，令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深入人心，并将中国社会打造成一个大众动员型社会，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常见的大众动员型政治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和基础。而各种禁烟社团的兴起，则为中国有别于过去绅商主导型社会自治的现代公民社会的诞生发挥了助产士作用。

全国范围内推出的禁烟举措和禁烟体系的构建，以及各地戒烟所的成立，以及戒烟过程中的中西医之辩，令现代公共卫生的观念得到普及，政府应对公共卫生负责的理念也日渐深入人心，现代医疗体系的构建也随之而来。

在大众的心目中，禁烟已经成为政府天然的使命。而军阀的形象始终不佳，除了中国人传统上对割据的历史性厌恶外，军阀禁烟不力甚至纵容鸦片种植和销售以便从中汲取利益的行为更是其被人们厌弃的主要原因。这也是后来南京国民政府一俟政权稳固便要推出六年禁烟计划的根源所在：禁烟已经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在包利威看来，虽然说日本或许并未有计划、有系统地针对中国民众推进毒品战，但他们在自己占领区对毒品的放纵，以及对毒品走私的依赖，令其政权被视为“鸦片政权”，令将自身侵略殖民行为包装成构建所谓王道乐土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努力迅速陷入破产的境地。不过，日伪统治也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副产品，那就是对既有鸦片生产和销售网络的毁灭性破坏。客观而言，这对日后新政权禁绝鸦片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解放后声势浩大的铲除鸦片运动及其成功，为新政权奠定了强大的合法性，也让人们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魔力”有了切身的体会和长时期的拥护。不过，这种对集权的偏爱，或多或少也让社会丧失了因多元和包容带来的活力和想象力，并因此蒙受了别的方面的损失，直至改革开放伊始，局面才有所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