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逐渐昏沉，又一天的行走即将开始。以东二环边的中谷酒店为起点，一群观光客转头钻进了盔甲厂胡同的深处。这是一条东西走向的线路，直线距离大概两公里，连带着在胡同里的弯弯绕绕，走起来也要 3、4 个钟头。

行走团里九成都是外国人，不过这并不是寻常的景点观光，而是围绕老北京的一桩著名命案—— 1937 年，英国前外交官 E.T.C. Werner 的养女帕梅拉的尸首在东便门角楼被发现，面目被毁，胸膛被切开，心脏不翼而飞。

从盔甲厂到角楼，再沿城墙脚下绕进曾经的“恶土”——“恶土”的说法来自美国，是“红灯区”的别称，在日本入侵前这里的一小片胡同区是事实上的三不管地区。狭小扭曲的巷道满是酒吧、赌场、妓院，是从别国逃离的外国人与投机者聚集、不远处使馆区的士兵前来作乐寻欢的地方。

行走线路沿途停留之处皆是命案发生和调查中所涉及的地点，最后来到东交民巷，从前的使馆区，如今的北京市政府。观光客们从门前匆匆走过，保罗·法兰奇则拿着麦克风向人们讲解案件的来龙去脉，工作人员用投影把当年的旧地图、报道和老照片打在墙上，引来路人的驻足。

这场行走的契机源于一本叫作《午夜北平》的犯罪小说。这本书在 2011 年出版后大获成功，曾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并获得爱伦·坡奖最佳犯罪实录以及 CWA 金匕首奖非小说类奖。今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作为甲骨文系列之一出版中文版，除了小说本身之外，还有下半册《“恶土”，北平的堕落乐园》，介绍北平“恶土”本身的历史面貌。

保罗·法兰奇是本书的作者。法兰奇曾在上海生活 20 多年，是中国问题分析师和评论家，其作品包括一本北韩史、上海广告人与冒险家卡尔·克洛的传记、外国驻华记者简史等。他曾作为研究者和香港大学出版社合作发表了一些学术作品，但很快发现自己还是希望通过更为通俗的内容，触及大众读者群体，“而你知道的，世界上几乎所有人都爱看点侦探悬疑”。

成为小说家之前，他一度在市场营销和广告公司工作，作为爱好利用闲暇的时间写作，“不过广告营销的实质其实也是讲故事”。《午夜北平》的成功让他自此成为一个全职的写作者，并继而出版了《罪恶之城》、《目的地：上海》等书。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外交官 Werner 还是帕梅拉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法兰奇的这些小说并不是基于历史事件的改编，而是对于事实的非虚构写作。犯罪小说的叙事让它们拥有了传统悬疑的元素，但其巧妙编织的材料则是当年的文献记载、警方报告、新闻报道、信件等。小说大量的篇幅用于对二战前夕的北平生活图景进行历史性还原，尤其是不为人所知的“恶土”，书中还包含了许多老照片、地图、旧新闻的剪报。

法兰奇曾经花费许多时间泡在上海徐家汇图书馆，阅览民国年间的资料报纸，上海作为当时的国际都市，有许多外文的内容出版物。当帕梅拉被谋杀时，这个耸动的故事成为无处不在的头版，甚至出现在一些澳大利亚和美国报纸上，引发法兰奇对本案的兴趣。

梁文道在《开卷八分钟》中这样介绍《午夜北平》，“为什么这么一个悬案，值得我们重新注意，又值得写成一本书，还值得翻译成中文，跟我们中国读者介绍呢？那就是因为就像汉学名家史景迁所说的，这本书绝不只是一般的推理案件的小说的重构，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史。”

在西安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之前的一小段无政府时代，复杂的司法管辖制度为外国人创造了一个受保护的空间，使馆区就像一个复刻的欧洲，有大教堂、百货店、照相馆，但也同样制造出了无人管辖的“恶土”，无业的外国人在其中游荡，疾病缠身，出入廉价的宾馆酒吧；当时的上海已经成为仅次于伦敦的世界第四大城市，极为多元和活跃，还有大量的俄罗斯和犹太移民涌入，人们在抵达时甚至无需出示身份证件。

谋杀案发生在日本威胁逼近的背景下，帕梅拉于一月被害，到了七月就是卢沟桥事变。“当时北京在 1937 年就有三百万人，其中可能只有一千多名外国人，大多数人真的不曾遇见过他们……如果一名 19 岁的白人女孩，父亲还是一位重要的英国外交官，被认为是中国的‘老朋友’，都会以这样可怕的方式遇害，那中国人自己有多大机会存活呢？”

北京到处人心惶惶，战争和革命让城内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人，都充满了不安和恐惧。法兰奇被告知，在当时人们的眼中，这桩谋杀案成为正在发生的战争的隐喻，而对于帕梅拉的谋杀则象征着中国所有人的攻击。

从他的作品列表中不难看出法兰奇本身对历史与犯罪的痴迷。出生于侦探小说文化旺盛的英国，他在成长过程中深受这些读物的影响，比如英国的著名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并启发他如何从真实事件中编织出一个宏大的故事。

悬疑与犯罪吸引他的地方，不仅仅在于紧张刺激感官的情节，“犯罪故事就像打开一个城市的盖子往里看，那些最不被注意，和被光环过分笼罩的事物都平铺开来。在一个死人面前，没有人可以保持缄默。”

“人们往往对七、八十年前的东西记不太清了，但如果你的同学被谋杀了，你一定会记住。”当法兰奇试图还原当时的社会面貌时，找到了一些当年还是在学生时代的居民。

“一些人一下就会想起来，‘哦，帕梅拉’；其他的可能当时还太小，但也会记得自己的父母在餐桌上讨论这件事；他们也记得有这样迷信的流言在流传，说帕梅拉是一只被打死的狐妖。你能感觉到这样一件事如何影响到一个小的、关系紧密的社区。”

凶案每天都在发生，而一个未解决的凶案会让一整个社会都人心惶惶。“没有人会把这些当做历史记录下来，但这也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只是不倾向于谈论它们。”这种情况在中国更甚，因为这里总是传递出一种“非常安全”的印象，“如果你看你英国的电视，你则会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

观光团的形式让人想起香港的凶杀案观光团“油麻地的两万种死法”，观光团在城市行走中了解 2012 年至 2016 年间油麻地发生的 12 桩命案现场，借此引发人们对香港一系列民生问题的关注。两者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不谋而合。油麻地观光团的创始人曾表示，“我们繁华璀璨的背后其实有很多阴影，但很多人不愿意去看。”

法兰奇也这般踏入历史的暗处。他感兴趣的是一个非常特定时期的在华外国人群体。

《午夜北平》讲述的帕梅拉凶案发生在 1937 年；其后的一本书《罪恶之城》的背景则是在 30 年代的上海，一个短暂无主的时期各类黑社会势力的崛起；下一本书的时间线是自 1946 年战争结束到 1949 年建国前的动荡年代，无国籍的俄罗斯人、犹太人如何抉择和争夺离开与留下的机会。

他的曾祖父是曾驻扎在上海的皇家海军，让他在心理上建立了与中国的连接。以他的话说，他所关心的是“在他之前到来的这群人”。这其中，有军队成员，有传教士，有汉学家，也有穷途末路的不法之徒，逃避时局的人……往往那些有头有脸的，例如外交官、教授才会得到正式的记录，但不可否认外国人中也有所谓“下等”的存在，而他们一并构架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繁华与黑暗共存的时代。

这个时代在 1949 年戛然而止，与无数谜题和悬案一并被完全抹去。法兰奇把自己的作品视为一种历史类书籍，并相信予以悬案以结局的意义，因为“我们丧失了所谓的集体记忆，连所有的外国人都忘记在之前就有外国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而也只有理解从前的混乱，才能理解现在的中国。”

以下是《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和保罗·法兰奇对话的节选，内容经过编辑：

Q=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

A=保罗·法兰奇

Q: 当您最开始读到帕梅拉的故事的时候，对它有什么印象，为什么您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值得讲述的故事？

A: 首先这是各个方面来讲都很好的一个故事，聚集了各种元素，北京、侦探、谋杀……一个在全世界都能被接受的故事。之前我的一些书是和香港大学出版社合作的，有很多是非常学术、话题很特定的内容，后来我感到不想再写一本关于中国的历史书了，因为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阅读起来很困难。如果我能找到一个很好的故事，又是真实的，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被吸引，最后又能对这个城市的历史更加了解一些。即便很多人其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是将其作为侦探小说来看。

而故事的背景又很特别，是在日本已经极其接近的威胁之下。读者本身对之后发生的历史是清楚的，知道这是旧中国最后的一段日子，那么在这样特殊的时期人的状态是怎样的？每个人都要做出决定，是走还是留下来，又有哪些事情影响了这些决定。历史的走向是既定的，但我想让人们知道这其中的个人故事。

人们这样告诉我，他们认为这是对即将到来的战争的一种隐喻，他们知道这在迫近，因为日本已经建立了满洲国。如果一名 19 岁的白人女孩，父亲还是一位重要的英国外交官，被认为是中国的“老朋友”，都会以这样可怕的方式遇害，那中国人自己有多大机会存活呢？

Q: 在当时那个年代，外国人被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吸引来到中国，他们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A: 原因各种各样。他们中的有一些是被送到这里的军人、外交官和商人，有些来到这里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历史感兴趣……也有很多是因为在 1936 年，如果你能从伦敦来到中国，说自己的名字是约翰·史密斯而不是保罗·法兰奇，没有人能证明你在说谎，不是吗？

所以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很好地隐藏在这里。我的另一本书《罪恶之城》就是关于这个的，在本国被通缉的罪犯来到上海，变成当地的黑帮头目。这个群体是复杂和疯狂的，远不是许多人想象的那样简单。等到 1941 年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侵略进来，就出现了一些非常绝望的人。在 1937 年的时候有大概 2.5 万从共产主义俄国逃离的俄罗斯人在上海，还有大量流难的欧洲犹太人，他们没有工作，没有钱，其中有一些人很快成为犯罪伙伴。

Q: 您如何看待这种犯罪元素在城市的整体权力结构中扮演的角色？

A: 首先当时的很多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姿态是很高的，都觉得自己是来自世界上最重要的帝国，最富有文明和强大的，所有事情都要遵行自己的方式行事。但如果只是在下一个街角，就是这些白人，聚在一起注射毒品、吸鸦片或是当街卖淫，还有会和中国男人性交易的白人女性，城内有权有势的外国人会感到非常尴尬。但这也是两个原本非常独立的，分开的社区边界变得模糊的地方，外国的毒贩会和中国人交易毒品，你也会看到混合的关系。甚至是娱乐，在那个时候如果你想在上海听到爵士乐，你只能去那种酒吧里听。

Q: 您的小说写作基本上都是犯罪题材的，不管是谋杀犯罪还是黑帮团伙，这种题材对您的吸引力主要来自于哪里？

A: 地球上没有任何社会真正的没有任何黑帮。甚至有一天我读到一篇关于朝鲜历史的文章，讲到不论其强政府，朝鲜仍然有黑帮团体的存在，他们从来都没有摆脱过集体犯罪。所做的事情可能会有所不同，比如现在，他们可能更多地在互联网上活动，而不是在街上跑。但每一个社会都有他们，意大利有黑手党，中国有黑社会三合会，英国有街头帮派之类的东西。这是罪犯的生活如此令人着迷的原因，因为它一部分是为了赚钱，还有一部分其实是一种文化。

研究调查它的难度也让我觉得充满吸引力。如果是写一名到中国的英国大使，大部分的资料真的不是很难考证，到处都可以找到记录；但歹徒和罪犯的故事是很少有记载的，因为很明显这不是一件可以吹嘘的事情。没有人会把这些当做历史记录下来，但这也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只是不倾向于谈论它们。

特别是在中国社会，西方倒是对于犯罪电视与小说历来颇为钟爱。如果你看英国的电视，你会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但这其实只是一个流派和风格，我认为中国政府可能担心国家的形象问题。但想想看，北京这么大的城市不可能没有任何的谋杀。

而世界各地的人们对犯罪总是很感兴趣，比如阿加莎·克里斯蒂、福尔摩斯这样的。一旦发生了一宗谋杀案，人们会想知道关于它的一切。在哪儿发生的？他们事发时和谁在一起？一些丑闻可能被撞破，比如有人可能不在家而是和情人在酒店里——在英文中，我们叫所谓的“柜子里的骷髅”。这也是我认为谋杀案的有趣之处，对于任何一个社区、小镇，或是这里的北平的外国人群体，它都是侦察镜一般的存在，你无法掩饰任何事，也不能拒绝参与。

在一个死人面前，没有人可以保持缄默。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喜欢书写犯罪，或是阅读它们，因为你可以深潜入一个社区之中，尤其是人们试图隐藏的部分，犯罪的面貌往往才能显示出一个城市真实而没有伪装的面貌。

在几乎所有北京的与外国人相关的历史里，讲述的都是外交官或是著名的商人们。这里的外国人群体总是试图向外界传递出这样的形象，非常成功，多金和文明。但我所谈论的是另一些已经被遗忘的外国人，他们有的是瘾君子，有的是妓女或是罪犯，有的看起来正派的人背后其实并不如此。这就是犯罪写作有趣的地方，因为你可以关注非精英的群体，底层的人。

Q: 比起很多文学作品，您在资料的搜索和整理方面似乎付出了更多的力气，甚至亲自进行了口述史采集。您将自己的作品视为一种历史文献么？

A: 是的，至少我是这样希望的。这本书以及接下来两本，包括围绕他们所做的一些轻量级的工作，都成为了很多对中国的这个特定时期感兴趣的人可参考的资料。而也只有理解从前的混乱，才能理解现在的中国。

你无法理解像中国现在这样的民族主义，除非了解从前这个国家有多分裂和零碎。在战后，上海再没能变回它一度的国际都市的样子，战争冲走了所有的东西，曾经活跃的人和事在结束的时候都消失了。但他们的影响延续下来，并且成为现在人们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比如在深圳，所有人的身份都是平等的，因为没有人三十年前在这里，都来自其他的地方，等再过了三十、五十年，我觉得你就会看到一个真正的深圳身份出现，和其余的城市分别开来。

就好像我博客的名称“中国韵脚”，“历史不会重复自身，但会有一定的规律”，这是我看到中国很多事情发生的方式。但人们倾向于忘记过去的事情，你问一个年轻人二环路是怎么来的，很多人不知道这其实是沿用了老城墙的布局。

之前我还在翻看一些旧海报，看到 1933 年的时候，就有那种租自行车服务，你可以在这家租借之后再到另一家店铺归还，和现在的共享单车似的。还有一张是可口可乐 1927 年的广告，现在人们总说可口可乐进入中国大概三、四十年的时间，但其实更早之前它就来到中国了。只不过从 1927 年至 1949 年，再从大概 80 年代开始，中间有一个间隙。那段间隙让我们丧失了所谓的集体记忆，对很多事情陷入困惑，连所有的外国人都忘记在之前就有外国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忘记了和中国人打交道、做生意的方式。

题图为鞑靼城，即外国人口中的北平内城；长题图为帕梅拉。来源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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