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美术馆博物馆要做自我推广，平面设计好像起的作用不大。文化机构对于品牌开发的热衷是近些年的新鲜事，此前，绝大多数人还是希望能靠藏品说话。艺术品、艺术家和展览活动，一个馆的价值不言自明。而字体、色彩和包装则让人警惕，这些多变且商业意味浓厚的元素会不会打破艺术的纯粹性。

除了提供一个醒目的 logo 之外，平面设计师还能做什么？1996 年，这个问题摆在了两个荷兰人面前。年轻的设计师 Nikki Gonnissen 和 Thomas Widdershoven 合作，用两人姓名的缩写为名成立了一间名为 Thonik 的平面设计工作室。在为艺术家朋友们提供了一些零星的设计之后，他们总算迎来了第一个大项目，为乌德勒支中央博物馆设计一套新的海报。

他们用五个 C 代表该馆的五个馆藏系列，C 的位置灵活多变，有时分散在扬·范·斯科雷尔文艺复兴风格的宗教画上，有时干脆站在了艺术家鼻尖的正中央。不同于传统艺术圈的高深莫测，这些 C 似乎百无禁忌，能够出现在任何地方，这让人错觉“艺术家也是开得起玩笑的”。

此后八年，人们总能在乌德勒支街头看到这五个 C 的身影。看起来，定期上新的展览预告和服装品牌新一季的产品海报没什么不同，这正是 Thonik 想要打破的壁垒，为什么人们不能像逛百货公司一样定期前往这些文化场所？

“我们想让博物馆在大街上、在公共空间里证明自己，这些文化基础设施是可见的，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冷门的小圈子的谈资。”

2018 年，Thonik 出版了《设计为何》（Why We Design），在书里他们谈及这个起点项目。二十多年后，全球的文化机构似乎都如他们当初期待的那样，越来越“亲民”。这间驻地阿姆斯特丹的工作室也有了来自全球的客户，欧美、亚洲，甚至拉美。

“平面设计师为什么做设计？我们不太常问自己这样终极性的命题”，Thomas 告诉《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三月底他们的个展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幕。成立 26 年，这个为文化机构服务的乙方想聊聊自己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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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德勒支之后，2003 年，Thonik 受鹿特丹的博伊曼斯·范伯宁恩博物馆邀请，为其设计一套新的视觉系统。这一次他们更大胆。

Thonik 致敬了纽约平面设计师 Lance Wyman 为 1968 年墨西哥奥运会设计的标识，在 Schulbuch 字体基础上变形，去掉了斜线，调整了粗细比和颜色。但这套黑白色的线形文字不再规矩地呆在海报里，而是大举“入侵”展馆四处，人们还将一处中庭刷成了黑白色。

人们对这种视觉冲击将信将疑，有人批评这不亚于在馆藏艺术品上粗暴地盖上邮戳——黑白和线条确实和邮戳相仿。这是“亲民”还是“媚俗”，十多年前，人们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

设计评论家 Hugues Boekraad 曾分析，这一时期正处于视觉传达的“革命”。多年以来，人们习惯了两种不同的视觉呈现方式，一种是企业标识，相对静态，因而每次有品牌推出新 logo 都会引发热议。另一种则是媒体宣传，它是当季的、新鲜的，出现在街头巷尾。对于美术机构而言，特别是那些接受了公共财政补贴的机构，更熟悉的是前者。

但随着民营机构的不断出现，一些公共机构也开始尝试新思路，提高大众知名度。这也与政府对文化机构的态度有关。过去欧洲政府强调馆藏，如今更重视公众教育，博物馆的职责不再是修缮和维护老物件，而是讲好一个故事。一些政府甚至将公众教育与博物馆的公共投资挂钩。

“1990 年代后期，荷兰设计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建筑、城市、平面，我们就是其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Thomas 称，整个设计行业的繁荣为他们带来了新客户。

如今阿姆斯特丹随处可见的城市标识是三个红色的 X，它们同样出自 Thonik 之手。为此他们彻底废弃了此前 55 套混乱且无法兼容的标识，挑战不在于如何说服公共部门，而是新系统如何和以前的旧符号连接。

这一时期，国际双年展、三年展频出，尚未沦为走马观花的行业派对，Thonik 有了更多发挥空间。

2012 年，第九届欧洲宣言展在比利时亨克城举办，展馆位于一座废弃的矿场内。和中国许多重工业城市类似，矿场与城市的兴衰同轨。

策展人夸特莫克·梅迪纳到达时，这里只剩下支离破碎的土地。他选定的主题是“现代的深渊”（The Deep of the Modern），在破碎的地表之外，你还能看到什么？

Nikki 回忆，亨克城之旅像是一次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最后他们提供了一套复杂的设计。

“Manifesta 9”（宣言 9）的标识分上下两半，上半部分是黑色的实体字，下方则是一道道线，象征将矿工送入矿井深处的升降梯和连接桥，也意味着这场展览希望梳理埋藏在地表以下的复杂脉络。

最终的展览画册和网站则被设计成了一本“地下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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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通常不考虑‘为什么’，这个哲学命题我们更愿意留给艺术家。虽然我们总是在和客户沟通，但通常都是为了具体的细节。似乎所有人都以为（平面）设计师挥一挥魔杖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设计为何》这本书的态度则更微妙，我们希望它能鼓励人们跳出来审视我们这个行当。”

“设计师是制造可见性的机器”，Thomas 告诉我，但问题在于，谁来决定什么值得被看见？乙方在其中又有多大的份量？

2006 年，Thonik 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客户，荷兰社会党。

荷兰社会党一直是个政治边缘角色。2002 年，一个反移民的政党被左翼激进分子枪杀，和社会党一样的左派被认为是疯子和极端分子。为了改变公众形象，社会党试图从文化界寻求帮助。

Thonik 受邀参与了一次圆桌会议，会上 Thomas 对原本的标识和竞选口号提出反对意见。最初的标识是一颗丢出去的番茄，设计师还画上了番茄飞出去的轨迹。“这样对抗性的番茄让人有距离感，有暴力性，甚至让人联想到冷战和极权。”

竞选口号同样，最初的版本是“Vote Against, Vote SP”（支持反对的声音，支持荷兰社会党），“但更好的表达不应该是 Vote For Something 吗？”

Thonik 设计了一个新的标识，一颗鲜艳饱满的番茄，可爱，有趣味性。反派成了一种时髦，即便你分不清它会不会导向民粹。

而在之后的另一次讨论中，他们选择了另一个更为聚焦的话题，老年人的“家庭护理”。

话题发起者是议员 Agnes Kant。2000 年以后，荷兰政府考虑在公共卫生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原本荷兰老年人可以享受相对稳定的家庭护理，但由于预算缩减，原本由一个专职人员完成的工作被切割成多道工序，由不同人负责，养老变得毫无隐私可言。

“这就是养老金缩减带来的问题，如果要让一切成本最低，就需要像工业一样精细化分工，把一切切碎。”

“我了解这一切，想让更多人知道，但电视台的朋友告诉我，老人？这个话题一点都不性感”，Kant 无奈养老问题无人关注，为此，Thonik 策划了一个一分钟的视频，拍摄了一位 88 岁的老妇人 Mieke Mink。

Mink 的生活正受到影响，她对着镜头说：“多年以来，Mary 一直照顾我，后来他们说 Mary 太贵了，接着来了一个不认识的人，在那之后，又是另一个陌生人。”Mink 边说边对着镜头脱衣服，直到最后全裸，“我还不如直接对着全国人民的面脱了”。

说服 Mink 并不复杂，年轻时她曾是一名演员，还在英国导演 Peter Greenaway 的作品里出演过群众演员。

“在各种政治讨论和大的政策变动中，具体的人往往被抽象的数字取代，生活则受制于预算”，Thomas 称，他们想把权力赋予那些在政治辩论中被认为是抽象概念的人，还原他们的困境。

这则广告播出后引发了激烈讨论，“最初人们以为社会党疯了，为什么要让一个老人对着镜头做这样的事？但后来，人们开始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2010 年，在 Kant 的推动下，新的家庭护理法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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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Thonik 第一次进入中国，在上海举办了一场名为“力量”的个展，那段一分钟的视频也被公开播放。“你能看到，虽然 Mink 的身体已经很羸弱，但眼神非常有力量！好像充满了愤怒。”

但这段视频未能出现在今年的展览中。“裸体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还是个禁区吗？”Nikki 这样问道，尽管他们已经陆续做了几个中国的项目项目，这个新市场仍令他们好奇。

“荷兰实在是太小了，可以说已经被设计占满了。这里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们也还在学习。”

随着欧洲艺术市场的式微，先他们一步跨出去的是他们的老朋友们——建筑师和策展人。从艺术活动的迁徙地图上看，这像是一场“抢滩登陆”。

2008 年的上海展览之后，Thonik 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合作，将汉字“当”拆分成了五条线，形状上和老电厂高耸的大烟囱相似。人们能在网站、海报、宣传物料和衍生品上看到这五条线的变体和组合。“还记得乌德勒支的五个 C 吗？我们又一次用了这个点子。”

Thonik 还亲自下场，作为主角参与展览。如 2015 年的巴西设计双年展中，他们拿出了 28 面旗帜，纪念主办城市弗洛里亚诺波利斯。每一面旗帜上是一处本地建筑的细节特写，从窗户、栏杆到墙壁上的装饰线条。

“通常旗帜是关于群体的，但这次我们想为一个个单独的个人做旗帜”，Nikki 说，这也与这座城市的历史有关，这里曾爆发了第一个大型的公众示威，反对当时巴西的军事政权。示威的发生地就在如今的荷兰领事馆门口。

Nikki 和 Thomas 的行程非常繁忙，最近他们在拉美和印度都发现了有趣的动向。“说不定那里会是新兴的市场。”

深圳是又一个设计师的聚集地。Thonik 曾为 2008 年第 11 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提供视觉设计，当届策展人是美国建筑评论家 Aaron Betsky，他也是 2015 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的联合策展人之一。Thonik 也为这场双年展提供了视觉设计。

深圳“设计·互联”也是 Thonik 的合作方，它的馆长同样来自荷兰，是知名策展人 Ole Bouman。

第九届欧洲宣言展的策展人夸特莫克·梅迪纳是去年上海双年展的总策展人之一，和 2012 年类似，他为上双划定的主题“禹步”（Proregress）仍是对现代性的回应，历史真的是在前进吗？还是在循环往复？

“我们想做制造‘可见性’的机器”，Thomas 称，“或许可以这样描述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看不见的就不存在。”

当然，另一个问题在于，当提出问题的永远是同一拨人，他们的知识结构、所处阶层会不会造成永恒的盲区？

文中未标明出处图片均由 Thonik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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