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股近期非常热闹。一边大批上市公司因为商誉爆雷，导致 2018 年财报业绩的亏损额比市值还大；另一边科创板、注册制和同股不同权，声势浩大，在弯道上飙车直接飙过了港股：短短一年前的状况还是小米、美团等新经济公司纷纷奔赴港股，现在反过来，是已经在港股上市的、或者原本打算去港股上市的多家公司转道申请科创板。

截止 4 月 12 日，此前在港股上市的医药公司复旦张江、医疗器材公司心脉医疗、轨道交通控制系统公司中国通号；曾经在去年提交港股招股书的海尔生物、赛特斯；原本计划 3 月在港股上市的保险公司盛世大联临时取消在香港的上市计划，都提交了科创板的上市申请。

整整一年前，港交所宣布支持“同股不同权”的制度，旨在吸引内地新经济企业，将港股市场建设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将“中国公司、中国投资者、外国公司、外国投资者”四大要素进行连接的市场。

这也成为了港股和 A 股制度改革竞赛的开始。

在推出新制度后，内地企业赴港上市的热情持续增长，其中包括许多明星企业，如小米、美团、映客、华兴资本、宝宝树、沪江、新东方在线、平安好医生、歌礼制药等。2018 年全年 218 家新公司上市，融资额合计为 2865 亿港元，大幅超过 2017 年的 1285 亿港元，冠绝全球。

反观 A 股，2018 年 IPO 数量 103 家、募集资金 1362 亿元；比 2017 年的 438 家、募集 2301 亿出现大幅下滑。

这极大地刺激了内地市场。 

国务院、证监会先后发布 CDR 制度与细则，对于符合要求的试点企业通过 CDR 或发行股票上市，可不设盈利门槛。可惜的是，尽管在理论上，CDR 这个产品，能够解决所有港股、中概股、双重股权结构公司、VIE 结构公司回 A 股的难题，制度弹性非常之大，将成为 A 股争夺新经济独角兽的有效武器。但随着年中 A 股市场一轮接一轮的下跌，舆情汹涌，民意沸腾。小米在临门一脚时，取消发行 CDR 的计划，随后，CDR 的发行进程也被暂缓。

也许就是从那时起，A 股市场监管层及市场参与者都有了共识，也就是 A 股市场结构及制度亟待变革，只有如此才能保持 A 股市场在和港股、美股的竞争中不落下风。

此后，各大政策逐步发布。去年 9 月，国务院出台支持“同股不同权”的意见；11 月，国家主席宣布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

显而易见，这是 A 股有史以来在发行制度上，力度最大的改革。

其实，作为直接融资的市场，A 股的制度建设历来是自上而下设计，而非自然而然演进的。它起源于行政制度，建立的却是舶来规范体系。它以服务国企脱困为起点，把为实体经济和国有企业融资作为重要的行政目标，又把保护中小企业者作为首要的政治精神。它试图在不足三十年的时间里走完成熟资本市场上百年的历程，又要应对政府、经济和市场四面八方汹涌而来的压力与套利，民意与舆情，甚至政治与博弈。

所以，它在市场准入与资本配置上，常常与实体经济的结构不匹配，对新趋势新浪潮不友好。但对于新经济产业这类重要的经济引擎，内地资本市场进行改革来适应这些公司上市，这样的改革不是太早，而是已经太晚了。来得晚，也比不来好。这是国内资本市场适应现代公司制度不得不实现的跨越。

题图来源：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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