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面对气候难题，是因为市场在能源领域十分失败。”

威廉·诺德豪斯，201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气候经济学奠基人，在去年 12 月名为“气候变化：经济的终极挑战”的演讲中说道，人们使用了太多的“脏能源”，因为他们不用为其带来的负面效应埋单，这被经济学家称为“额外成本”（extranalities），即它本不属于市场系统的一部分。他认为最有效率的办法，就是让政府提高排放收费，以对碳排征税的形式，或是采取“碳交易”（cap-and-trade）。

这是个很容易理解的逻辑，当一个产品的价格提高，人们自然会少用。市场经济总算与气候问题协调而不是互斥。然而，这个最直接的优点同样成为了它在政治领域的重大缺陷——能源是产业和日常生活的主要开支，在所有人收入增长放缓的情况下（美国人的财产中位数比 2007 年下降了 30%），诺德豪斯承认，“提价有利于自然，但是对选民没有一点吸引力。”

诺德豪斯的担忧就在他接受颁奖的同时上演着——法国人抗议汽油税的“黄背心”运动当时正处于白热化。气候问题的确迫在眉睫，但更多人更关注与自己日常息息相关的危机。

所以奥巴马政府的尝试就失败了。他任期内一项未能通过立法机构肯定的重大法案就是《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ACES）。它提出的是“碳交易”系统，政府划定全国碳排总额度，在最初的额度分配完成后，企业可以自由交易这些额度，需要高额度的自然就要支付更高的费用。相似的排污交易机制下，意图治理空气污染和酸雨的纯净空气法案（1970）通过并奏效了，但是能源提价却是不被接受的。《纽约时报》写道，“花联邦的钱预防抑郁症、遏制华尔街、扩展医保体系都是受欢迎的，提价是不可能的。”

此后相似的情况在不断上演：2012 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征收碳排税后，第二年就被保守党赶下台，后者整个竞选就立足于“砍税”；马克龙在黄背心运动的压力下撤销了增加油税的决定；在民主党占优的华盛顿，57% 的选民在去年的投票中拒绝了碳排税，而在这项税开始施行的欧盟、加州等地，因为提价过低其实也没什么影响。

加拿大的做法聪明一点：不列颠哥伦比亚自 2008 年开始征收碳排税，但是上缴的税最后都会以税收抵免的方式回归家庭和企业。

不过随着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加深，这项措施能否在其他国家推广也难说，即便是加拿大，当他们试图在全境范围内施行碳排提价方案时，也遭到了保守党的强烈反对。

除了家庭收入减少外，剧变的政治环境也让它难以推行。10 年前，提价可能会被两党赞成，至少有商讨的余地，因为它让政府通过市场本身的机制来应对市场的失败，堪称集合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精华。但是当前的保守党却更为极端，有些时候只是为反对而反对，更不情愿去动资助竞选的石油和矿物公司，这意味着气候活动家不能再在两党间寻求某种妥协。

所以关心气候者的问题变成了——如何想出一个两全方案，既有重大效果，又能受到足够多的选民欢迎因而得以通过推广？

他们开始改变自己的政治策略：曾经受青睐的征税提案被搁置，替代方案是强调少污染给人带来的好处、设立清洁能源目标等。经济学家担忧它远不如征税提价有效，不能驱动市场做出反应，但是美国家庭其实相当关心自己的下一代所处环境是否健康，比如他们愿意花更多钱让孩子避免油漆污染，而一项在亚利桑那、密歇根和内华达展开的调查发现，80% 的被调查者都乐意自己的州使用更多清洁能源。

《纽约时报》指出，这表明人们对结果往往比机制更看重，提价是一种机制，很容易让人想到官僚运作和由此滋生的腐败，而想象一个愿景和结果，会令民众感到些许动力、让他们看到“自己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当他们的注意力从自己不信、或者觉得过于庞大宽泛的气候问题上转移到清洁能源时，就是最坚定的思维模式也会动摇——清洁能源意味着更少的疾病、更低的医疗费和更多的工作机会与收入。

当然这种策略不是在任何地方都有效。不过，当焦点从征税、生活成本的提高变成了个人健康得到的好处时，气候活动家的成功几率总会多一点。而我们的时间可能已经不够经济学家想出更完美的方案了。

题图来自 singularityhub

我们做了一个壁纸应用，给你的手机加点好奇心。去 App 商店搜 好奇怪 下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