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小贩文化十九世纪末起来的时候，报纸档也在二十世纪初出现。不过第一份报纸《香港公报》（Hong Kong Gazette）随 1841 年开埠出版，第一个报摊却在六十三年后才出现，就在现时花园对山顶缆车下站。得益自香港开埠时唯一运作的机动公共运轮工具带来的人潮。

由精英办报，到文人、小报时代，报业最多，根据香港大学社会学博士士庄玉惜所著的《街边有档报纸档》，报档早由高峰期的二千六百多档，2011 年跌至 540 档，再迅速减至近两年的 420 档。

李太（化名）今年六十来岁，在这里卖报纸数十个年头。她手一指，对面报档早已架起了雪柜装满一支支水樽，一支卖七元港币，兼售一叠叠红包封。这是现时报贩的生存手段，报纸销量差，不能维生，只好兼卖饮料、香烟、凉果、纸巾等等维生，刚好有客买五元港币一个的打火机，生意早较以往冷清。

报档的生死，成为了报业兴衰的迷你史。虽然香港按人口比例计算，拥有最多中文报纸，但是随便利店八十年代进军香港，同样上架书报，他们的经营模式以密集式为主，抢去了大量生意。光是曾经宣传“梗有一间喺左近”的 7-11，分店数字超过九百间，加上，足足接近一千五百间。报档在夹缝中存活，仍视乎“靠山”，即背靠的店铺是否准许摆档，而随旧区重建展开，大商场早已不再欢迎报摊。

自九十年代初，一批有关中国政治的禁书销售在香港始终篷勃，在本地出版业衰落时，一度撑起了游客区的生意。档内一些《外参》、《内幕》、《明镜》等杂志，以至于政治相关的书籍，都惹来中国内地的游客驻足。以往他们除了到商场买奢侈品、金饰名牌，亦会选择去楼上书店，以及报摊，直到 2015 年为止，出版自由从未受限，有许多独立出版商以此为生。在铜锣湾轩尼诗道及波斯富街交界，人流最多的报摊，也同样选择这些书籍。

“我自己回广州探亲，带什么手信给亲戚最高兴？就是这些书籍。”她说，内地游客对政治类的书最感兴趣，“不过都只是看多，直接站在那里翻开，已经不敢买。”她提到，例外是曾有来自昆明、上海的商人直接由香港机场飞往内地，可以买来放在寄舱行李，“只要一经陆路过关，他们都会怕。”

来货减少是一大主因，禁书发行商以往会一次过批百来本书，现今一次只给十多本，出版书籍大幅减少，生意额大减，一荣俱荣，一损皆损，报摊的生意亦大减。除此之外，报纸档上捆着几本马云收购的《南华早报》，上方摊着一张回收报纸表格，印着来货只有十份，其他报纸都只有个位数。连以往很能卖、一份要价六十多元的《时代杂志》、都已经没有人找，“如果有人找，我们无论如何都会入货。”

曾有报导指出筲箕湾有报档以往一天可以卖五六百份报纸，现在只能卖一百份，无利可图。“我们哪里有呢，筲箕湾那边是住宅，这边是游客区，最多来往是商务客。”在人来人往的街头，有许多都是拉着行李箱的游客。

现时是电子世代，加上全港十份免费报纸的竞争，她又叹：“纸媒，已经无架啦。”刚好那个周末香港要打十号风球，李太赶着收档，“不说太多了。”

图片由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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