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俾斯麦在 1848 年的普鲁士政坛上开始崭露头角，获得了反对革命的保守派势力的信任，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们在普鲁士联合邦议会的发言人，而且在皇室周围上蹿下跳出谋划策镇压革命，因此不免被后人视为一个反革命分子。而又由于人们痛惜本来有望完成 1798 年法国大革命未尽议程的 1848 年革命惨遭镇压，加之人们公认后来德意志是在俾斯麦的普鲁士的带领下走上了一条军国主义道路，一些自由派历史学家不免更加视俾斯麦为埋下德国毁灭种子的历史罪人，甚至有人视其为替希特勒的登场铺平道路者。

至少在德国历史学家、《俾斯麦：一个普鲁士人和他的世纪》的作者克里斯托弗·诺恩看来，这种解释过于简单化，不足以服人。在他看来，无论是 1848 年革命的动因和失败的缘由，以及俾斯麦的“历史选择”，都比人们认为的要复杂得多。

首先诺恩认为，1848 年的革命就不能被简单地视为进步与反动之争和民主与封建之争，而是面对专制集权下农业现代化冲击的各种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博弈。比如在人们心目中似乎一直代表腐朽势力的贵族阶层在波兰、匈牙利等地的起义中发挥了领导作用。甚至在普鲁士，贵族阶级也至少在主张修宪扩大民主的自由党议会代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即使如俾斯麦这样坚定的保守派代表人物，在克制住内心对革命的震惊后，也曾于 1848 年 4 月初短暂地考虑过同自由党人的合作。毕竟推动立宪以及消除君主专制等问题能够引起贵族阶级的兴趣，而他们也像俾斯麦一样，梦想着能重建等级制度的代表机构。

而人们认为富有“革命精神”的农民和工匠们，则似乎更关注自身利益。诺恩指出，欧洲中部的乡下人所做过的最称得上“革命”的行为莫过于“盗伐林木”了，而这主要是为了恢复被政府剥夺的传统上将森林视为共同财产的“古老权利”，而手工业者在革命期间提出的要求主要也是再次废除自由从业规定，以避免由此引发乡下人大规模进程对其传统职业地位的威胁。这种要求受“保守”理念的约束更为明显。

因此革命运动的“进步性”根本不像普遍认为的那样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在议会内部，就连在城市和乡村，“进步”和“保守”的动机都被相互混淆了。甚至 1848 年发生的一系列喧哗与骚动是否具有“革命”属性还有待商榷，因为在诺恩看来，革命不仅要使人们感受到迅速和深刻的变化，同时也要让变革的实施者和支持者向着一个新的彼岸出发。然而在 1848 年的“革命人士”当中，即使没有过半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希望回到“过去的好时光”：大多数参与者的主要目的都是重建传统意义上的自由格局。

多数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保守主义动机也解释了，为何俾斯麦和其他欧洲保守派人士能够在农村动员起反革命的大规模力量，从而得以在同城市自由派精英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后者是以实现未来乌托邦为主要目的。

在诺恩看来，是欧洲专制主义国家机关为了推动农业和工商业现代化而进行的集权行为和强力推行的改革，激起了革命暴动的兴起。这从空间和时间的维度定义了 1848 年革命、1789 年法国大革命、1917 年十月革命的相同与不同。

从空间上而言，1848 年那些程度不一的“革命”事件只发生在比利牛斯山和维斯瓦河之间，因为这些地区专制集权下的农业现代化方兴未艾，而一方面英国早就将这样的转变过程甩在身后，而在俄国、奥斯曼帝国统治的东南欧和伊比利亚半岛，这样的转变仍未开始。

而从历史上看，同样在专制主义重农举措下的法国，18 世纪农业的现代化历程也为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做好了准备，而如果沙皇政府没有在  1861 年废除农奴制并推行改革，很难想象 1917 年十月革命还能发生。

当然，1848 年革命和 1789 年法国大革命、1917 年十月革命最大不同是自身的失败。一方面是因为革命者之间围绕回到过去的理想国还是走向未来的乌托邦之间的理念之争，另一方面是因为具体的利益之争，导致了共同战线的分裂，工人、手工业者和市民自卫队之间这些曾在革命早期的街垒战中并肩抗击旧秩序的人们，在 1848 年夏天之后，在柏林、维也纳和巴黎的暴动中却分裂到了不同的战线。

此外，1789 年法国大革命留给人们的“血腥”记忆，在一定程度上也防止了 1848 年革命不会成为前者的翻版，几乎没有人再想重蹈覆辙。温和派自由党人在 1848 年早早就做好了与旧政权妥协的准备，以阻止类似雅各宾派那样的激进主义者掌权。而法国大革命所催生的民族主义思潮，恰恰又使得像大革命期间那样革命势力之间的大联盟变得不可能。民族主义确实在 1848 年革命期间得到了极大的传播，但却也导致各国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敌视与分裂，一如俾斯麦所精准预测的那样：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与波兰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团结坚持不了太久。

当然，诺恩指出，也不能说这次革命完全没有成果，比如在普鲁士和奥地利颁布了宪法，只不过当时从中得利更多的是上层农业地主贵族，一如他们在之前的农业现代化中获益最大，因为只有他们有财力和视野来推动土地兼并重组和商业化经营，从而成功完成了从封建领主到农业资本家的转型。

他们乐于给过于强大且效率低下的专制集权政府及其不得人心的官僚队伍施以一定程度的宪法束缚，因此俾斯麦选择加入来自于容克地主阶层的保守派，并不意味着他想成为一个腐朽没落势力的代言人，而是为了成为一个成功地从农业现代化中获益，并试图利用宪法秩序增进自己利益的强势利益集团的领导者。

接下来，这个军事-地主利益集团在俾斯麦的带领下，将结合君主专制的力量，发动民族主义者的热情，去构建一个德意志帝国。他将用一个统一市场为诱饵来吸引工商资产阶级的支持，同时压制他们的民主诉求，同时在统一德国的过程中打击既有的王公贵族，从而给劳苦大众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荣光。马克思曾预言，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在诺恩看来，当时真正在欧洲大陆徘徊的是民族主义的幽灵，而在和它抗衡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屡屡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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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自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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