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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南闽北的山区是中国廊桥最密集的区域，山势险峻、河流湍急、雨水充沛的地理及气候特点决定了这片地区成为了廊桥诞生的“温床”。浙闽交界的“景泰庆寿”四县是廊桥分布最密集、营造技艺最完善、保存类型最丰富的区域。仅在浙南的景宁一县，清代县志中记载的廊桥就多达近百座，完好保存至今的仍有数十座。今年5月，我探访了景宁县内保存的14座廊桥，以及两座廊桥的旧址。
新语境：畲乡桥梦
景宁是著名的畲乡，是华东七省市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也是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畲族从潮州凤凰山起源，以凤凰为民族的图腾。“畲”意为刀耕火种，在其民族的姓名中保留了这份古老的气息。闽浙廊桥本是以汉民族为主的桥梁营建方式，畲乡景宁的桥梁营造在技艺和风格上并无明显的不同，但在本地的桥梁传说中却有着独特的意味。
景宁东坑镇是县域内廊桥最密布的区域，小小的镇子内外就有上桥、下桥、永平桥等多座廊桥。在探访东坑的途中，当地的文保员们不止一次地向我们提及畲桥的宏伟，这座当地著名的廊桥在前些年修建水库时被异地迁建，如今原址只剩下两处桥墩。
程时良如今是永平桥的文保员，这座桥曾与畲桥遥相对望，同为平桥村的交通要道，却都在当年的水库修建时异地迁建。唯独永平桥桥跨不大，便很容易在附近寻到了一处重建的河岸，而畲桥桥跨达到近30米，最终迁往了更远的深垟。
畲桥的精彩之处并不在桥，而在其背后的独特传说。东坑镇上的当地人告诉我们，畲桥得名乃以其由畲族修建，另有一个栩栩如生的传说故事，在畲桥落成之前，志得意满、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修桥技艺的年轻徒弟，故意穿着木屐鞋上梁铺设椽条，而终在本师（畲族有“传师学师”的传统，由长辈向年轻的徒弟传法）面前摔下河谷。而在平桥村土生土长的程时良则是汉族后裔，他向我们提供了另外两个版本的传说：其一与畲族流传的故事大体相同，只在徒弟坠落河谷的细节上，又增添了一番师傅用斧头勾住徒弟衣服而救人一命的传奇细节；而汉族人深信的故事则大相径庭，父辈流传的是桥梁落成时，有大蛇从桥上经过，而当地人唤作“蛇桥”。
畲桥的名称来源因此显示出人类学的意义，而在不同人的回忆中，有人甚至号称桥身距离河面达七八十米——这样的实例我们至今未见，考虑到景宁现存最惊人的廊桥也不过桥高20米，我们只能对这类夸张回忆抱以宽容的沉默。好在，畲桥复建时，桥身的大量构件都被替换，重建选址的山谷仍然景色秀丽，如今仍可感受到畲桥当年的风采。
另一座被作为“畲乡”符号的廊桥有着类似的命运开篇，清康熙三十五年，英川木耳口村的村民们集资修建了茶堂桥，直到20世纪末修建水库时被拆除。桥身的构件在英川镇外堆放了多年，最终被运往北京的中华民族园，作为畲族的建筑符号得以异地重建。毫无疑问，这是景宁廊桥中“跑得最远”的一座。
在关于廊桥的新语境中，修建水库总是一个最常见的背景，而重建之后的廊桥，脱离了其原本的交通属性（当然更多廊桥早在交通革命以后便脱离了交通属性），而在新语境中被安上了一些或许并不准确的名号。廊桥是固定的，但语境和溪流一样，是流动的。
老历史：梁上丹青
尽管建筑学者们迷恋于解读闽浙廊桥与《清明上河图》中虹桥相似的结构特征，并热衷于在其中寻找历史关联，但我总认为，廊桥的最迷人之处，并不在其优雅的木拱弧线，亦不在桥上或丰富或朴素的装饰传统，而是“以梁代碑、书梁为志”的史料传统，以及由此发散开来的社会组织及管理体系。
在并不太重视工匠传统的古代中国，我们罕有机会能在浩瀚的典籍中寻找到杰作的创造者，但在青绿山水之中，浙闽乡民总是恭恭敬敬地请来木瓦工匠，并把他们的姓名誊写在桥梁最醒目的主梁上。
百余年后，当我们重新踏上各个村头溪尾的廊桥，询问修桥工匠的姓名，大多数当地人仍保持着百余年来的传统，习惯性地抬头寻找——尽管其中的部分因为气候湿润或构建更换的原因，已经难以重见当年修建的场景，但仍有相当多数的廊桥完好地保存了这些历史信息，帮助我们准确地重回历史现场。甚至，我们得以在从中重新发现浙闽一带廊桥的修建体系，并梳理出几个重要的廊桥营造世家。
不少廊桥题记的内容将修桥工匠的来源指向相邻的福建，而来自周宁县秀坑的张家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家族，因世居地位于两县交界的山岙处，常被人称为“下荐师傅”。这个家族以修建大拱跨的廊桥闻名，他们在故乡修建的登龙桥拱跨便超过了30米。
1802年，秀坑张家的张新佑为景宁修建了最著名的梅崇桥，这座位于英川的廊桥拱跨达到了惊人的33.5米，是有记载的景宁廊桥之冠。著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中亦不吝篇幅记录这座廊桥，无奈在前些年的端午节祭祀中，未尽的烟火点燃了桥身，一代名桥付之一炬。
对秀坑张家而言，景宁是一本首尾呼应的庞大史书。就在张新佑作为主墨修建梅崇桥后的一个世纪，他的重孙张学昶也来到了景宁。1916年，张学昶负责修建章坑接龙桥，拱跨30.7米，桥高18.8米，这座桥至今仍是景宁最壮观、最宏伟的一座。
廊桥的墨书题记不仅仅记载了廊桥的修建者，同样也把缘首（倡议修建廊桥者）、董事（建桥主事人）以及出资人的姓名、明细都记录其上，成为一部巨细靡遗的桥梁志。因此，当我们今日游走在廊桥的屋檐之下，还总能清楚地找到当年修桥的背景和乡贤士绅的姓名。“修桥铺路”自古即是儒家社会中最务实的现实追求，廊桥本身则成为了中国独特的社会治理体系的一个缩影。
重建中：檐下社会
廊桥的奥义不只在桥梁本身。单在景宁一地，古代廊桥的修建就有极为丰富的模式与合作机制：官倡民修颇为普遍，那些交通要道的廊桥多有地方官员出资倡议，但最终的修建仍广泛依靠民间力量。
廊桥极易毁于火灾（大多数廊桥面向上游都设有佛龛和香火，早年流浪汉冬季在桥上取暖生火亦为一大隐患）和水患（每年夏天的台风季常有廊桥被山洪冲毁），不少廊桥都有屡毁屡建的历史，景宁的大赤坑桥、接龙桥都经历了三次重建。
由士绅乡贤出面募集的资金，往往涉及周围各个乡镇，部分廊桥地处两地的交通要道，在出资人中还多能发现来自邻县的捐资明细。大赤坑桥第三次重建时，四处筹款募捐延续了三年之久，而如何处理修建廊桥后多余的资金，成为各个缘首董事们各显神通的“道场”。
畲桥作为一个极富人类学意味的案例，其特殊价值也体现于此：当年组织修桥的缘首董事在修建廊桥之后，将多余的桥款用于购买“义田”。雇佣的守桥人以义田为自身的经济来源，并在桥头设置茶房，夜间为守桥人的居所，白天则为过往行人提供免费的茶水。这笔多余的钱两有时也被用于乡村的公益事业，铺设村路或是兴办乡学，成为廊桥在社会治理上的另一个有趣延伸。
“义田”与“茶亭”是相对常见的组合方式，除此以外，浙闽两省还有两座“桥山”，分别位于庆元和屏南。“桥山”的出现也与廊桥的易损特点紧密相关：为了能够及时获得维修或重建时的木材来源，部分修桥的董事会专门买来一片山地栽种杉木，以备后世修桥之用。
“桥山”本身对应着廊桥的重建，同时也有着更意味深长的引申义：以士绅为联结的传统社会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消失，廊桥似乎也已不再具备原有的社会土壤。值得一提的是，廊桥固然是为了解决交通问题而出现，但在数百年的进化史中，交通属性往往退居其次，景宁的环胜桥甚至在兴建之初就完全摒弃了交通功能，成为了一座廊桥样式的地方庙宇和私塾学堂。
因而，交通革命与社会变革的双重力量共同促成了廊桥的衰落——在20世纪的下半叶，景宁本土甚至有长达数十年的时间没有新建过一座廊桥——而如今重新风行的廊桥营造传统，是文化旅游业带来的新气象。
与普通的桥梁相比，廊桥最关键的社会价值都在于“廊”字，由一片屋檐营造的公共空间，成为廊桥内外交通商贸、社会治理、宗教信仰和民俗传统的核心观照。景宁的廊桥之旅，提供给我一种久违且深刻的感动，经由全新的语境、题名的传统和衍申在桥外的乡土内涵，群山间的飞檐一次次提示我，“这就是中国”。
来源：知乎 www.zhihu.com
作者：Luke L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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