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的鸦片贸易及其引发的战争是广州贸易坍塌的直接原因。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鸦片贸易为何会走向失控的境地,令中央政府不得不断然出手,进而令事态突然激化,以及参与广州贸易的外国商人尤其英国商人们为何敢于不再“逆来顺受”,而选择团结一致要求武力干预,他们的动员机制是什么,底气来自哪里?弄清了这些问题,可以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广州贸易体制的终结。

美国汉学家范岱克在其探讨广州贸易的著作里,提出了一个颇为新颖的观点,那就是广州贸易体制本身内含的矛盾与张力,赋予鸦片贸易以内在的合理性,以致于参与广州贸易的方方面面的人物都卷入到鸦片贸易中来。在此过程中,贸易管理体制被从内部掏空了,而迟到的来自最高层的整肃,加速了整个体制的崩溃。

对鸦片贸易的青睐一方面是贸易本身提供的利润,另一方面则是作为利润体现的白银资本对整个广州贸易体制的润滑作用。人们现在很难理解广州贸易一直面临资本匮乏的困扰,但事实上被人们视为富可敌国的行商们其实鲜有能长期保持其资本实力的。

首先广州行商无法通过形成垄断来保护其利益,因为其控制价格与粤海关监督鼓励贸易增长的兴趣相违背。粤海关监督很清楚如果外国人面对的进口货价格太低、出口货价格太高,他们就不会再来中国。这样一来粤海关就没有足够收入缴送朝廷,这自然会影响他的仕途。

外国人和粤海关监督的利益在这点上一致,因此中国行商从未能成功地控制价格或获得供应。此外,中国行商的财富还受到官方的盘剥。行商们必须成立一种叫做行用的综合基金,礼品费、规礼费、港口费以及拖欠的关税都由这一综合基金缴纳。行用每年得到补充,成为受粤海关监督欢迎的稳定的收入来源。然而,从长期来看对行用的需求超过了它的承受能力,需要补充预算的朝廷官员必须再次诉诸偶尔发生的“捐助”。行用给商人带来的更多是短期安全,而不是一个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

由于没有其他措施可以保护行商利益,其职业总是与高风险关联。短期内行商尽其所能,力图智胜体制,其中的佼佼者如潘启官、伍浩官等曾经做得非常成功。然而,即使成功的行商也不能确保其财富流传百世。一旦家族财富传到某位不太“老练”的谈判者手里,其财产将逐渐被苛刻的官员剥削殆尽。一些行商苦心经营财富数十年,但从长期来看他们都无法成功。

由于缺乏足够的本土资本满足需求,整个广州体制时期中国商人都持续依赖外国融资。作为广州市场大宗商品贸易主力的茶叶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白银,而鸦片在当时的中国是唯一可以轻松换取白银的商品。在抵达船只数量很少的年份里,白银供应短缺,鸦片贸易就为中外人士补充枯竭的白银供应提供了手段。结果到 18 世纪 60 年代,鸦片稳定流向中国,随着散商和中国帆船将其运送中国沿海其他口岸,鸦片贸易持续扩大。

随着茶叶贸易越来越依赖鸦片收入,默许纵容而不是禁止鸦片走私就与粤海关监督的利益密切相关了。走私削弱了朝廷的收入,也削弱了支持海关监督网络的财政结构。但是只要贸易总量在继续扩大,帝国收入的增加便会掩盖这些资金的流失。

整个广州贸易体制运转的出发点是来自贸易的官方收入最大化。因此保证贸易的顺畅运转和贸易额的不断增加是最硬的道理,而粤海关监督和两广总督的任期制也变相激励他们以修修补补的方式维系体制的运转,而尽量避免在自己任期内以大动干戈的方式对该体制进行结构性调整。相对于通过短期内会导致贸易下滑的结构性调整来保障体制的长期可持续运行,粤海关监督和两广总督显然更倾向于敷衍塞责,再说他们作为外来者本身也缺乏对付当地基层利益共同体的手段。

粤海关缺乏可以监测和控制外部引水人(领航员)的基层行政组织,以阻止他们将船只引入珠江三角洲一带的走私集散地,这使走私贩子能轻松开展工作。外部引水人和澳门引水人都直接参与了鸦片贸易,所以他们没有成为预期中的有效防线。尽管如此,广州的行政管理仍然得继续依靠他们。

引水人、买办和通事必须为其执照缴纳大笔款项,很多人不得不借钱来缴纳他们的牌照许可费,借贷利率很高,需要很多年才能还清贷款。这也促使他们在体制以外进行交易以获得额外收入。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官府”、通事、买办和引水人非常愿意迁就走私贩子。

粤海关监督对中国行商索要的定期“贡献”和“捐赠”也推动了走私。粤海关监督要求中国行商而不是外国人缴纳所有进出口关税,由此可以知道中国行商总收入的情况。税费数据给监督提供了一份记录,让其能够判定下次谁可以“出血”最多。非法贸易为商人提供了一种对抗这些无处不在的索求的方法,因为非法贸易使他们的收入超出了粤海关监督的掌控范围。因此即使在贸易最好不缺现金流的年份,广州最著名的一些商人都热衷于参与非法贸易。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猖獗的海盗行为也促进了违禁品网络的扩张和复杂化。此后,清政府开始采取措施着手取缔鸦片贸易,但人们从事这一非法的贸易活动已数十年了。而且此时珠江三角洲有着为数众多的走私基地,阶段性针对某个具体地方的猫捉老鼠般的整肃游戏,对鸦片走私贸易总体影响不大。

到 19 世纪 20 年代,广州体制显示出严重的缺陷,口岸的和谐氛围和广州体制本身都面临被颠覆的危险。

首先对进口大米的关税优惠推动了珠江三角洲走私的增加,而这又诱发了鸦片贸易的激增。走私贩子在伶们岛购买大米,他们的船作为“运米船”溯江而上享受优惠以逃避广州的高额税收。接下来他们利用从鸦片和大米上获得的利润购买回程货物,从而可以支付他们返程的费用以降低货运成本,而这又意味着他们能够以更具竞争力的价格销售鸦片,接下来鸦片以较低价格出售会刺激更多的消费,从而形成一轮轮恶性循环。而清朝官员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将大米和鸦片联系起来,因为没有人报告这些事,尽管这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成为常识。有关报道已经公开发表在外国报纸上。

其次,外国媒体开始改变权力的平衡,使其向有利于外国人的方向发展。1827 年广州出现了第一份报纸,其他外国刊物很快随之出现。这些报刊的内容除了描述亚洲诸口岸贸易的情况外,还让外国人能够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而且期刊上每月都发表大量有关中国政治、法律、社会和文化的文章,涉及当时和之前历史的问题。在贸易史上,这是所有在华外国人首次拥有平等的机会去获取关于中国的信息和全球最新商业趋势。这有助于他们统一观点,即认为中国必须做出改变以适应正在发生变化的世界,当然也更有助于他们协调统一立场。

最后,19 世纪 30 年代大型浅底汽船的到来,最终完成了权势的移转。汽船不仅使澳门引水人丧失了作用,其在西江上的快速航行,也使虎门炮台失去了吓阻作用,并使粤海关监督失去了控制来华贸易人员数目及时间的控制权。这种权力的丧失削弱了广州体制的信用结构,粵海关监督不再能确保外国人在离开之前结清其账目,而这无疑使替他们缴纳所有进出口关税的中国行商雪上加霜,并强化了其进行各种走私的动机。

在广州的外国商人们开始日益强悍起来。新闻媒体给了他们表达意见和想法的渠道,汽船赋予了他们按其意愿行事的能力。外国人开始在报纸上公开讨论如果中国不发生改变,就应该与中国开战的观点,而清王朝对此置若罔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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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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