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美忠自命不凡的人生,和他对世界的看法 | “十年” ④

四川省内江市的边远村落长大,作为村里第一个考入北京大学的学生,范美忠有着无限的光环和希冀,但他一直是个边缘人物。

他认为自己只适合教极具天赋的学生,理应受聘于成都市内的重点中学,结果屈身于都江堰一所以外教为主的私立学校,每天面对着一群被他称为业内垃圾,渣渣的学生。

很长时间以来,范美忠都认为活着没有任何意义,惶惶不可终日,包括 2008 年。

月 12 号 14 点 28 分,他扔下学生,成为全校第一个逃到足球场的人。10 天后,范美忠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那一刻地动山摇—— 5·12 汶川地震亲历记》,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 ”

这个边缘人物立刻被卷入了舆论中心。范跑跑的名字从此与四川大地震联系在了一起。

范美忠看上去很冷漠,他挑战了当时的权威正大力赞颂的和美德,但他认为自己恰恰代表了真实的力量。

实际上,范美忠的大部分人生都在对抗所谓的主流价值观。

他厌恶高考,反对隔三差五的考试机制。

他唾弃特级教师,认为他们是愚蠢和平庸的代名词。

过去他勉强称得上在教育圈内激起了微小波浪,但这次的对抗,撞上了中国第一次面对如此巨大的灾难,悲痛的情绪和寄托无处安放,但绝对不能容许一丁点沙子。

范美忠激怒了所有人。

当四川人整齐站队高喊川人不负国的时候,“我在他们美好光明形象上扔了一坨屎。”范美忠说。

十年后回顾,范美忠坚信这一次的对抗,自己赢了。越来越多人开始理解曾经被作为地震反面教材的他,因为正面教材的人也纷纷落马

两类人殊途同归。

但从他的十年轨迹里,我们很难说他是不是真的赢了。

和其他因为汶川地震一夜成名的人比起来,地震似乎并未在他身上留下什么后遗症,除了短暂的曝光,也没能给他创造更多机会。他仍然是教育,四川,中学学校……避而远之的标签,就连出书也受层层阻挠。

范美忠又退回了自己最初的小圈子。甚至更小了。

2015 年他辞去光亚学校的工作,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彻底和体制内的教育分道扬镳。

他离开了都江堰,常驻成都。

成都是他可以接受最低档次的城市,远离北京政治中心,但又居于中国边缘城市的中心,满足了他既处于边缘,但又能保有骄傲的姿态。

这是他惯有的舒适区。

2018 年 月,我们在范美忠学生的引荐下联系上了他。月 号早上九点半,我们在成都三圣乡附近的一间咖啡馆里见面,他戴着那副标志性的黑框眼镜,穿一件灰色毛衣,正在读一本文学经典。

45 岁,他精力充沛,口无遮拦。

“现在找我的媒体已经很少了,因为该采访的已经采访了,现在新闻热点的时效性越来越短。当初采访我那么久都是很奇怪的,因为当时智能手机 2008 年的时候还没有普及。如果当时普及了,新闻更新速度应该很快,不至于热那么久,炒那么久,后来也就是每年 512 大家做回顾的时候,来跟我做一下采访。

我的事件一直持续到 2008 年下半年,5 月到 8 月 8 号奥运会主要是这三个月时间,后来就少了。本来也很正常,大家本来就不应该对一个新闻事件或者新闻人物关注这么久,因为该挖掘的都挖掘了,关于我的人生经历,价值观和观点。我也借此机会充分表达了我的各种价值观,也不希望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总是被主流阶层和权力阶层来影响观,我也可以影响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对不对?我们不能按照少数人的价值观来生活,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价值观表达出来,构成影响这个社会价值观的一部分。

一开始我并不想接受采访,如果我不接受采访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但后来我想,不对,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我要陈述我的观点,因为你知道人们对一个历史事件的看法(我的事件已经是一个历史事件了),如果当时你不充分表达去扭转很多看法,时过境迁这个事情就会在人们的印象中定型。到时候如果你再去扭转它,人们的兴趣点就不在这了,所以你要趁这个热点充分表述,在人们还关心这个事情的时候,听到你的价值观,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另外也是借此机会陈述我在各方面的价值观,因为我对中国这个社会,对人生,对伦理,对政治,对各个方面都有我自己的看法,如果你平时写文章太学术化,没人来看,这个时候既然大家愿意看,那我就充分的演说,也希望我能对他人产生一些影响,后来我出于这种考虑就对媒体很配合。

你知道大部分中国人,我们的文化有很糟糕的一面,当然我们这个民族也有非常伟大的一面,这个是事实。糟糕的一面是我们这个民族不太重视真实,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为什么不太重视真实?一个当然是专制社会导致的结果,另外就是我们特别喜欢强调“善”,尤其这个“善”,单一的强调“善”之后会抹杀人们演说真实的冲动,因为真实和“善”,和美好光明是冲突的。

但是如果没有真实的话,就没有光明,美好和“善”,而人们往往忘记这一点,因为人们特别喜欢强调“善”,所以任何对真实的陈述都可能被指责为“不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很不愿意演说真实。这就是中国这个民族的一个大问题,这就是为什么 2008 年我写那篇文章,其实也和我个人的思考有关。我不太喜欢中国人活得太假,你明明平时生活中是这样,真实的想法是这样,为什么你面对镜头,写文章的时候你就不能表达你内心真实的声音呢?一个老师你平时抱怨很多,面对镜头采访的时候就说“我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们要用全部的爱心去关爱小孩”,但其实老师们私底下经常抱怨“我们才拿 3000-5000 的工资”,你为什么不能在镜头面前这么说呢?”

范美忠 

关于范美忠的言论,2008 年时任教育部发言人说:我们可以不崇高,但是不能允许无耻

北大历史系党委书记评论:北大以有这样的学生为耻,如果开除他,我们很赞成。

光亚学校校长曾告知范美忠,由于他的言论,都江堰教育局和市政府决定都江堰收到的所有捐赠,由教育部统一接受,唯独不给光亚学校。

“成都的《华西都市报》是一定不会来采访我的。因为在四川教育部门,新闻出版,宣传部看来,我这个事件是四川的一个耻辱,他们有一个维护四川美好光明的形象,而我呢?有在美好光明形象上扔了一坨屎的感觉,他们觉得很尴尬,很不爽,这就是他们的心态。这是很奇怪的,因为他们从来不关心真实。

我那个事件本来不是那么糟糕的事情,由于他们价值观的问题,他们会认为那是糟糕的事情,其实我那个事件恰恰是四川的一个光荣,因为大家都在撒谎的时候有一个真实的言说,这是走向美好的前提。但是他们不这么看,因为他们脑袋已经有问题了,所以四川的这些媒体是绝对不会来采访我的,而且他们来采访我,我一定会说一些他们不想发出来的东西。

当时我写这篇文章心里面的逆反动力恰恰就在于对这种宣传的反感,我就想让你有点不美好的东西。实际上我晓得那些东西是假的,但是我也不晓得那些真实的东西是什么。

我只晓得光亚学校的真实情况,不晓得其他真实的情况,我也不能去乱说,我只好说我自己,至少我不是那么英勇和光彩的,就把它那个美和光明的帷幕给撕开了。当时人们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在灾难的巨大冲击下,会失去理智。

但过了十年冷静下来,大家再提这个事情可能会变得清醒,会去揪很多问题,比如为什么垮那么多房子?当时的责任有没有得到追究?这个时候大家都冷静下来了,你再去宣传牺牲感动就没人理睬了。冷静下来需要的是冷静的反思,它肯定是不愿意再提,因为这样去提的话,很多问题会被揪出来不放,那个时候忽悠过去了,现在就没那么好忽悠了。

大家对我的转变还是很大,当然有些人永远都不会转变。你知道一个人价值观的形成,其实主要是在高中以前,或者最多加上大学本科以前。大学本科以后,一个人的价值观就很难改变,所以你指望所有人受这个事件的影响看法都会改变,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有相当部分人的看法转变了,这是相当罕见的。

其实当时我上 2008 年 6 月的凤凰卫视,已经导致很多人转变看法,可能再过一两年之后,大家冷静下来,又有不少人转变看法。比如后来谭千秋新闻造假,他是一个地震的正面典型,我就是当时一个反面典型。谭千秋是绵竹汉旺镇东汽中学的一个老师,挖开地震现场他身下有几个学生就说他英勇救学生,但这完全就是造假。因为挖开了现场,他完全可能不是因为保护学生,可能就是当时房屋压下来,把他压在了学生身上而已,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是有意保护学生,但后来记者就把诠释成了英勇救学生。

后来东汽中学的老校长写信揭发这个事情,《南方都市报》进行了报道,后来就说不准再写这个事了,因为这个老校长也是出于私人原因,他和谭千秋的私人关系很糟糕。这个事情揭出来后被强行压下去,但很多人已经晓得了,包括林浩后来也被传出了一些不好的东西。

后来玉树地震和其他地震,也有教师跑出去的情况,虽然也有很多人在骂,但是无法引起很大的反响,因为就是有我的事件在先,大家的可接受度和可理解度就大了,大家认识问题更清晰了。”

2008 年 6 月范美忠上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节目为自己辩护 

范美忠的语速很快,你不需要鼓励他说话,唯独困扰的是如何在合适的时候打断他。

范美忠说话时,特别喜欢用当然一词。当然通常适用于两种情景,一种是陈述事实后,用来表达退一步的补充说明。第二则是加强语气,表明一种有目共睹的事实。

当然,范美忠使用的情况通常是第二种,而且往往用来形容他的卓越。

我当时对自我的估价也是很高的。当然,我现在对自己的估价也很高。

我的道德水准也远远超出一般人了,当然现在我也认为我远远超出一般人。

我觉得自己的整个状态也不是想象的那么高,当然,我客观的来讲,比大多数人还是好很多。

“我觉得有没有地震我的生命轨迹都没太大差别。没有地震我也会从光亚学校辞职,因为光亚的学生总体来说是业内垃圾,基本就是渣渣了,课都没法上。

虽然光亚学校给了我特权,比如如果学生不听话,我就可以不上课,我的待遇在中方教师里也算比较高的,但对于一个人来讲,我不上课只拿工资,我会觉得愧对这份工作,我拿了钱不干事情。

第二,我做工作不仅是为了拿钱,更是为了获得成就感,获得工作的快乐,人是需要工作的快乐的,工作快乐是人主要的快乐来源,所以我肯定会辞职,然后我会带小孩,研究学术,因为我人生的主要方向就是讲学,研究经典。我是个研究学术的天才,不是一般的有水平,是天才,肯定比什么哈佛大学的绝大多数教授强,我用 1% 的力气肯定就比他们做的好,这个我真的不是吹牛。比如哲学,文学研究,我稍微花点力气都比他们做的好,我可以吹这个牛,我面对任何人都可以吹这个牛。

正因为如此,我知道我该干什么,所以我肯定会辞职,因为光亚学校会影响我的精力。但是我现在基本上没有时间看书,我老婆的家庭学校就在这附近,我今天开车把他们送过去,中午我的小孩要回去睡午觉,她起来后一直到她晚上睡觉我都要带着她,每天只有上午两个小时时间,写篇文章很多时候都写不完,还不要说看书,等小孩更大,我的主要精力会放在学术资料研究上面,所以我的人生轨迹还是这样。

我不是一个受外在环境左右的人,我是要听从自己内心声音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一般人,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不是一般人,我的内心是比较强大的,不太理睬别人的评论和看法。

所以有没有地震我的生命轨迹都不会变,但是我的看法转变了。

第一,地震这个事情使我对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包括中国民众的素质的估价更低了,我没想到他们那么蠢,这反而导致我的状态更好,因为我原来状态非常不好的原因就是我觉得中国非常糟糕,我非常着急改变它,而我又改变不了,这个事情发生后导致我更平和,因为原来中国知识界,中国民众,中国思想界对我事件的看法都那么蠢,我的内心就不那么着急了。你会发现其实中国人的意识状态,思想能力其实比你想象的还要糟糕,那你对中国转变的长期性,你会有种更清醒的认识,这之后我反而觉得更平和了。

第二是我对自己的认识,2008 年之前,我对自我的估价也是很高的。当然,我现在对自己的估价也很高。不仅是才能,比如我做学术研究是个天才。甚至觉得我的道德水准也远远超出一般人了,当然,现在我也认为我远远超出一般人。

但是 2008 年之后,我发现其实面对关键时刻,从某种意义来说,人都会回到一种无道德状态,不是一种破坏道德,而是回到人最本能最本真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也并不比一般人高明在什么地方。并不是说比一般人坏,而是我原本认为我比一般人高明很多,但我也并不糟糕。

换句话来说,有天大家饿得没饭吃都会去抢东西,就是这种状态。不会说我有很多东西我让给你们吃,我自己饿死。没饭吃的时候,我会和大家一样去抢面包吃。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我们都差不多。虽然在日常状态下,我们可能有些差别。

这两个事情,都让我变得更好了。第二个事情让我对自己有个清醒的估价,我对其他人的愤怒就少了一些。因为长久以来,我对中国普通民众,乃至知识分子,我的愤怒非常强,就是道德愤怒,我觉得为什么你们那么糟糕?平常日常生活,比如说老师和公务员,你平常都生活在谎言和面具之中。我觉得所有人道德上都有些问题,我就觉得非常愤怒。

但后来我觉得自己的整个状态也不是想象的那么高,从根本意上来说,回到本能来说,人和人的差别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大。这样你对自己的局限性认识更多,对他人也有了更多的理解,内心变得更平静。”

都江堰光亚学校 

2008 年 月曾传出教育部门要求撤销范美忠的教师资格证,范美忠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从头到尾都没有教师资格证。

对于体制内的考核标准,他不屑一顾。

“现在中国的公立学校不会主动来请我,我也不会去做全职工作,如果我愿意教书,我其实比较适合教那种天赋比较高的学生。在成都主要集中在成都七中,成都外国语这些学校。但我去教的话,他们很大程度不会接受,所以我不会找,我也没有去找过。

我去找我就被动了,如果我要去一个名校教书,必须是他们主动来请我。你们主动来请我,你才会认识到我的价值,我是很有水平的。如果我自己去找,他们就会把我当成一个普通的老师,没有意义。我在学校肯定要寻求一些特权,这些特权并不是某种特殊对待,我说的特权是不坐班,按照我的方式来教学,我选择教学内容。

同时我不接受你三天两头对学生进行考试,不接受你用高考成绩来要求我,我说的是这一类的特权。如果我投简历的话,我就没办法要求这些,但如果你来找我,我就可以提出这些要求。

如果他们主动来找我,那成都这些校长就太牛了。但你要晓得,你不要指望中国这些公立学校的校长很杰出,他们注定是平庸的,我对他们没有指望。

即使没有地震他们也不会来请我,因为他们就是一帮平庸的校长。地震不会给我找工作上造成难度,因为我之前找工作本来就有一定难度,因为我不管高考。在他们心目当中,地震之前之后我都不是一个好老师。只是地震前我在网上的教育圈就很有名,因为我写过很多教育的文章,但是那些东西和他们的高考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而且我从来不参加赛课,我完全不走体制内这条路,我连教师资格证都没有,更不要说评特级教师,而他们有时候还在意“我挖到一个特级教师”。特级教师一点都不代表水平。

现在我的生活总的来说还是好很多,因为网络时代可以上网课,可以写文章,可以打赏,本身我到这个年龄,在圈内还是学术界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成年人也愿意听你讲庄子,也愿意把小孩送过来听,所以说路越走越宽,经济收入也越来越好。当然不像他们(比如林浩)得到那么多好处。我的收入和地震没有任何关系,是我个人自身水平提供给社会的一个自然结果,不说多有钱,但是过一个基本的生活相对宽裕。”

重建后的都江堰市区

地震发生后,全国 20 个省市对口援建四川重灾区,上海的对口城市为都江堰。20108月底,上海在都江堰援建的 117 个项目全部竣工,耗资共 82.5 亿元。

有说法称地震后,灾区前进了二十年

作为回报,2017 年 月 日至 2018 年 月 12 日,上海籍市民凭身份证即可按 15 元(原价门票 90 /人)的票价游览都江堰景区。

“前进二十年”这个说法从基础建设来讲,从街道建设来讲是个事实,但这并不表明地震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无论基础建设有多大的跨越,它只是个物质性的东西,它无法挽回逝去的生命,无法慰籍失去了亲人的人心灵的创伤。人们如何去估价物质的进步和人们生命的消失,心灵的创伤和物质进步之间的代价关系。

第二,这种二十年的进步,本身并不是一个有质量的发展的结果,是大量利用我们的中央集权体制,强行把别的地方的资源调配过来,所以它不是一个经济发展,生产性发展常态的结果,而是一个纯粹积累型和消费型的投资。

把上海的钱拿到都江堰来投资,这并不表明什么,只是表明强行把一个地方的东西拿到另一个地方来,而且这个过程导致了很大的浪费。

从经济发展来说,都江堰修了很多的房子和基础设施,但是你都江堰的工业发展,商业发展跟不上这样一个人为的投入,这不是经济自然扩张的结果,所以导致很多房子是空房。基础设施没人用,房子没人住。

都江堰相当部分的房子都没人住,有部分从山里面迁出来的人,但这些人肯定住不完这么多房子,导致的这种资源浪费其实很少人关注。上海援助都江堰几千亿人民币,对上海来说,这是上海纳税人的钱,上海纳税人的钱就这样强行被拿走了,对不对?这是人们很少考虑的,你说这是全国一盘棋也好,但是上海纳税人的钱在没征求他们意见的情况下被拿走。拿走了之后,还没有得到有效的使用。所以我们不能为这种巨大灾难为代价,导致的这种基础设施的前进唱赞歌。

如果是这样,那我们也可以来一次大轰炸,把一个城市全部炸毁,然后我们重建,这样肯定比原来建的好得多,你觉得我们应该去赞美吗?显然不应该,这可能会导致成百万人的死亡,这种思维显然是很可笑的。

第二,“前进二十年”这种说法我们如何去理解?一个城市,我们的价值观,现在中国几十年飞速追赶西方现代化的进程,形成了基础设施修得越新,越高大上的这样一种观念。你觉得美国人是不是觉得楼拆得越多越好?有时候一座老房子,一个城市的自然发展,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拆了来修很高大的楼呢?难道修这种很高的楼就一定是进步吗?

都江堰市全景

我现在住在成都三圣乡这边,在都江堰我没有房子,我从来没有把都江堰当家,因为都江堰太小了。不仅仅是因为它人少,而在于文化底蕴太差了,我在都江堰平时都找不到一个人喝茶聊天,找不到一个人做思想交流。成都是我在中国能居住的最低档次的城市,不是说物质的现代化,而是精神需求,比如说我能跟人聊天交流,成都就是我的最低下限了,如果我在四川的内江,绵阳,德阳…我待不下去,这就是我的下线了。

2015 年我离开光亚的时候,都江堰的 2.5 环都已经修建起来了,修的很光鲜,都是和地震重建相关,但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那些人还是只晓得打麻将。而我关注的,像他们说的“基础设施前进二十年”,人们的观念,人们的素质呢?有一毛钱的前进吗?所以他们这种评价本身就是很 low 的,非常低端的看法。你说中国的高铁,中国的铁路修的比美国人好了,那中国就一定比美国发达吗?这是一种非常糟糕的看法。

我不会刻意回都江堰,我回都江堰不是说刻意去怀旧,而是恰好有可能朋友来了,有小孩要到青城山去耍去喝茶,而不是说我在那儿教书十年,要到光亚,到都江堰去看一下,没有这种想法,我对都江堰和光亚学校没有任何留恋。

经历了地震后,我觉得大家越来越务实了,希望的道德寄情,浮夸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包括知识分子。2008 年之前我在知识圈接触的比较多,包括我在成都参加一些活动,就是那种乌托邦式的,由头脑中的理念寄托的乌托邦在减少,这是好事情。成都原来更多的是奥拓车,现在车越来越好,普通的小区奔驰,宝马多的很,我觉得人们越来越关注自己的个人生活,生活越来越好。

我觉得这十年成都有个很大的变化,成都给人的一般印象一贯是一个休闲的城市。但对我自身来说,我觉得成都有两个变化,成都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忙,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发展从东部到西部。成都不是新一线城市之首吗?包括成都南边的发展,其实导致成都相当一部分人的节奏变得很快很忙,而不是以前那么悠闲了。

第二个,相当一部分成都人继续打他的麻将,但有一部分人开始朝自我学习,终身成长的方向发展,在这里报学习班,那里报学习班,上网课,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中国这个社会在物质方面越来富裕的时候,人们从短暂的穷,除了钱什么都没有的状态后,一部分人开始去寻找生命的意义,寻求精神的充实,自我的成长,我觉得这是我这十年很强烈的感受。中国社会最终要变得更好,要有每个个体精神素质的提高作为前提,所以你光说“中国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啊这些都没用,每个个体的成长,包括教育的变化,是一个很缓慢的成长。

2012 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范美忠所著的《民间野草》,范美忠用 15 篇文章解读鲁迅的《野草》。

这是过去十年间范美忠唯一正式出版的书籍。

2011 年他开始研读庄子,范美忠形容庄子是自己人生的转折点。尽管他早已完成庄子的书稿,但一直无法合法出版。他认为这本书理应受到更高的重视,因为市面上解读庄子的书籍根本不入流,自己代表了当今研究庄子的最高水平

“现在我一印书,出版社就出不了,所以我自己印了两本书,一个写教育,一个写庄子。

我很希望这些书到达读者手中,毕竟我认为我是代表当今对庄子研究的最高水平了,而且对很多人可能有帮助。现在已经出来的研究庄子的,完全都没读懂,是吧?那我肯定还是不服气,希望我的被别人看到,让那些假货现形。

有的出版社觉得我的书有点小众,但有人很想出,有一个出版编辑觉得我写的很好很想出。本来这个事没有风险,因为我在 2008 年之后正式出过一本书,没人找出版社麻烦,也没人找我的麻烦。结果这个出版社的领导预先估计万一找麻烦,不清楚宣传部对我的态度,所以他们不愿意担任任何风险。

言论自由度是在下降,但是我充满信心的点就在于我是学历史的,我觉得这是个逆流。历史是潮流,就像孙中山讲的“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凡是遇到逆流,你都挡不住,比如当年清政府,它也不想交出政权,最后清政府垮了。毛泽东想永远搞文化大革命,用他那一套,但是邓小平上台必须改变这个做法,如果不改变,中国就会垮掉。从这个方面来讲,历史的发展因为各种力量的斗争而前进。共产党最喜欢讲这个话,什么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现在轮到我讲这个话。

我是学历史的,所以我会从整个历史长河来看,我非常有信心,而且中国对开放的依赖已经不可缺少。中国统治的维持依赖于它的经济,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它和世界的贸易和关联。无论是从原材料到市场,技术,它一旦搞得过于封闭,这种东西切断,切断之后就会导致经济跨台,统治无法维持。

而且由于现在网络技术的存在,你总是可以突破它的封锁,你要看都看得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一点都不着急。另外大量的小粉红要变成(我们)很容易,但我们要转变成小粉红就不可能。以前我在杭州教书的时候,我让初三到高一的学生看了一篇李慎之的《风雨苍狂五十年》,他是中共元老,写了一篇反思,他们就转变了,为什么我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是真实的力量。所以小粉红转变过来很容易,但我们要转变成小粉红很难。

第二,网上是不是有那么多少小粉红?我也表示怀疑,有的就是五毛,他想发言,他要装成小粉红的样子。所以我觉得没有那么可怕,而且中国稍微有钱的人经常带小孩到世界各地旅游,都能接触到国外的东西。人们已经习惯了每个家庭有车,到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度假。过几年,不到十年,就要换一辆更好的车,有更好的生活。不管你怎么搞,只有开放的社会才可能富裕,对不对?封闭的社会是不可能富裕的。一旦你让他们(不管是不是小粉红)的物质生活下跌,不满就来了。我本来开着奔驰宝马,现在车都开不上了。他再是小粉红,都要开始反对了。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

成都市三圣花乡

现在范美忠一家住在成都市锦江区的三圣乡附近,亦称三圣花乡,是成都市生产鲜花的主要地点,以自然风光著称。

他和妻子,两个小孩居住在 80 平米的房子里,靠上网课,每周在家辅导小孩读庄子挣钱。收入算不上稳定,但在成都,可以保证他过上小富即安的生活,不说好有钱,但是过一个基本的生活相对宽裕,范美忠说。

物质对于他的意义并不大,因为即使囊空如洗,他仍然认为自己高人一等。

三圣乡亦被看作是成都市区内的世外桃源

“我真正状态好是这几年,我以前状态不好和地震没有关系。我以前经常处在内心很虚无,很黑暗的状态之中,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包括 2008 年,我内心都还是这种状态,因为我的形而上问题没有解决,包括我在光亚学校教书的时候也是不好的,就觉得活着没意义。

状态转变我觉得主要是两个因素,一个是家庭和小孩儿,虽然我结婚是 2006 年,但是我老二出来之后,我天天都带他,家庭生活影响很大。还有个原因就是我读庄子读通了,彻底解决了我很多形而上学的问题。

我之前回答不了就是没有认识真理,如果从基督徒来讲就是没有认识基督,没有认识上帝,对我来说就是无道,以前我完全被自我本身所属,陷入了自我的观念和自我内心,你跟道,跟真理,更天地宇宙的关系没有达到。

这个说起来很抽象,但这是一个真实的生命过程,我们如果没有这种内心经历,就像蝴蝶没有破茧而出,作茧自缚。我是个自我意识非常强的人,自我意识是人成长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但是自我本身会对自我构成封闭和束缚,但是人类心灵的健康建立在跟天地万物关联的基础上,比如说你和他人,你跟大自然的关系。

人类从大自然中独立出来,但又来自于大自然,人如果和大自然断裂关系,人的精神也会出问题。另外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从精神方面来说也是精神的共同体,如果人和他人失去了一个真正的关联,不是表面的关联(我们在同一个公司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不是真正的关联),人的精神也会出问题。所以基督徒为什么要去教堂,是要在圣灵的带领下变成共同体,这样会更健康,从根本上讲就是走出自我。

我已经写过一些庄子解读了,2013 年的时候写了十多万字,只解读了十分之一,后面停下来了,因为我的思想,生命积淀已经耗空了,庄子的思想非常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经典。2013 年到现在已经五年了,我都还没有写,所以我只好停下来了。因为这个不是我看研究几本庄子的专著就可以继续写,研究这些是靠我的心灵的成长和生命的体验。如果我的生命体验没有成长到一个高度,我就无法继续写下去,所以我把它放下了。

五年时间当然不够,现在快餐化的时代,每天都可以写篇文章,但对我来讲,我是坚持高品质写作的人,如果你写一首诗,你可能十年都在为这首诗做等待。真正的大诗人写诗,他们为这首诗练习,体验,思考要十年。而我不喜欢这个时代的快餐化,低品质化,所以我要坚持写作的品质。在我看来,十年写一本书一点也不算低产,有些人二十年写一本书,是真正值得看或者喧嚣过去还留的下来的。

范美忠正在研读庄子

这三年辞职后,我主要的事情就是带小孩,辞职之后二十多天,第二个孩子就出生了。

我妻子在搞一个家庭学校,在家里教我的老大,每天都很忙。父母当中必须有一个人要管,我太太基本上就没有带过。

我现在有时间就看看书,写写文章,但是这些时间都很少,因为带小孩花费我太多精力,而且老大现在十岁我经常带他去滑冰。偶尔有人请,我就出去做讲座,但也不多,很多人想请不敢请,因为教育圈很多人长期都有顾虑,甚至某个校长想请我,他也怕某个人拿这事指责他。教育圈很多人还是很蠢,老师是这个社会最蠢的一群人之一,尤其中小学老师,这很荒唐。

平时我每周做庄子讲座,我自己找几个小孩在家里面给他们讲文学经典。当然我还会在网上讲,去年下半年我在网上讲了二十次庄子讲座。今年他们又喊我做一个读书会,带领大家读书,读《红楼梦》,读《唐诗宋词》,读鲁迅的作品,读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我在成都不会觉得经济上有压力,我觉得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挺好的。

说实话,我的收入还比在光亚学校高一些,光亚当时可能接近九千多块钱,一年下来可能也就 10 万块。现在出去招几个小孩儿就可以挣几万元一学期,再加上出去讲座,网上讲课,挣这点钱很容易。

当然收入属于个人秘密,至少在成都,我还是活得比较安逸的,因为房子已经买了,但因为两个小孩我可能必须要换房,原来想 2 室 2 厅,没想到有老二,现在突然就觉得不够。

现在我们住八十多平米,过两三年,我的想法就是换一个 4 室 2 厅的房子,大概 120 平米左右。但不见的必须换,我至少有个房子住着,换房不对我构成很大的压力。实在不行,我就卖了这套房子拿来买另一套也绰绰有余了。

对我来讲,只要维持基本生活,应该是很轻松的。

我今年没什么打算,可能接下来下半生都不会找任何工作,我肯定不愿意再做全职工作,因为我体会到了自由的滋味。我不会做那些今天你必须来的这种工作。

我现在 45 岁,我的老二现在三岁,等他十八岁成年,我就六十岁了。我本来想自驾游到中国的每个县,把中国的历史地理和自驾游结合起来,但他出生之后,我的计划暂时搁置,可能在我死前都完不成,但还是我的计划。

还有周游世界,比如罗马帝国的遗址,亚马逊丛林,南北两极……还需要去看一看,美国我还没有去看过,美帝国主义还是要去看一下,虽然我们从各种书籍了解到很多,但我们不像你们这一代,我们很少有人读大学本科,很少有人去过美国。”

题图与内图来自unsplash, sohu,rhschool,yikuaiqui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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