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产焦虑的讨论似乎不知不觉间成为许多公众号偏爱的话题。这一话题一方面的确真实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某些群体的精神状态,但另一方面,因为情绪本身与消费行为潜在的驱动关系,对焦虑感的强调本身也可能是商家“贩卖焦虑”的一部分。但其实,焦虑不是中产才有的,而中产焦虑也不是中国才有的。最近读的这本德国社会学家Heinz Bude的《society of fear》,似乎也对我们在中国语境中讨论这一议题有所启发。

Bude讨论的是恐惧,但在他看来,恐惧是一种面对不确定性的无助感。虽然在本书的讨论中,Bude将恐惧视为理解当代西方社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但是他也认为焦虑本身也是构成时代恐惧的一个重要情感底色。甚至当我读完书中对不同阶层恐惧体验的具体描述时,似乎感觉那说的就是我们平时谈论的焦虑感。

在Bude看来,恐惧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这种情绪是没有社会边界的,从底层到中产到上层,从成人到儿童,恐惧影响着每个人。当然,因为不同阶层各自所遭遇的不确定性不同,其具体所体验到的恐惧感也有差别。但是总体而言,时代的变化,特别是全球化的进程,产业结构的变迁,以及主要西方国家福利体系的变革,将所有个体置入到巨大的时代洪流之中:个体原先适应的生活节奏正走向没落,过去的经验不再适用,没人告诉你以后会怎么样的情况下,大家似乎真的有理由感到恐惧。

Bude论述的是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社会结构的固化是当下西方年轻人恐惧的一个主要背景。在西方青年看来,完成阶层流动不是不可能,实在是太难了。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给年轻人带来一种感觉:人生有太多犯错的可能了,任何一次错误都可以堵死阶层流动的机会。按照Bude的原话:“你可能上了不好的小学,不好的中学,甚至不好的大学,选错了专业,不该出国的时候出了国,结交了错误的朋友,甚至选错了结婚对象,或者选错了居住地点。所有选择的过程都意味着你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你最好选对了,选错了就只能被抛弃。选择的过程永无止境,…,个人的命运越来越成为所做的那些成功或者失败选择的结果。”这一来自西方语境的描述似乎在中国人听起来相比也有点扎心: 择校问题愁死万千父母,“三百六十行行行转码农”,相亲对象有没有本地户口和车房,逃离北上广遭遇回不去的家乡。这些触动中国青年的话题,不也透露出一种一旦选错或嫁错这辈子都搭里面的恐惧么。当然,选择决定命运似乎是世界的常态。但是在今天,这种常态在本书看来其实发生了变化:“社会整合形式从许诺成功变成了威胁你要被淘汰。我们不是被因为一个正面的激励而奋发图强,而是被在消极后果的威胁中拼命挣扎。”

考虑到这种恐惧的时代特征,本书把过去时代的恐惧拿出来做了比较。Bude认为美国大萧条期间人们也生活在不确定感之中。但那个时代,罗斯福有意识地去疏解了这种社会恐惧。罗斯福的名言”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是恐惧本身“,就是直面了不确定带来的负面社会情绪。在国家层面解决直面社会中的不稳定感是政治家可以打的一张民意牌。在本书看来,二十世纪后半页西方福利国家体系的发展就是这一政治策略的直接呈现。用国家财政进行社会支持,创办福利体系,消除人民对于疾病、失业、养老、贫穷等问题的恐惧,让个体毫无后顾之忧的实现个人愿望。用福利体系来增加群众的安全感,自然可以克服社会恐惧。Bude认为,先不论这些政策的目的最终能不能真的克服贫困问题,解决社会排斥,但其起码给国民一种情感慰藉:他们没有被抛弃,更不需要完全靠那绵薄的个人之力去对抗时代的不确定性。但是,我们也知道福利国家的原则有很多弊病,比如对增加财政负担,考虑到国情差别之大,强推某种福利体系也会变成开空头支票。所以讨论福利国家也要看时代背景,根据Bude的分析,福利国家的政策在20世纪的背景下,是与西方社会的现代性转型相关的。这种现代化之路呈现了一种社会期待:个人通过奋斗可以在社会中立足,命运不是被出身所决定。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机会感对于大多数人可能更为重要。但今天的社会成员可能没有这么多的期待了,大家不但更相信阶级再生产这一套说法,也不再指望国家可以颁布某种政策来支持被抛弃的个体。福利国家理念不再流行,而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体要通过自我提高来实现幸福,在西方图书市场self-help类书籍的畅销其实就映照了中国当下鸡汤类、成功学乃至知识付费产品的热卖。国家既然不是救世主,个体一不留神就要被时代抛弃,只能通过市场手段给自己打打鸡血充充电,不然似乎人生就没有希望了。

但是这种无望的人生真的能靠自我提高逆转么?换句话说,对不确定性的恐惧是靠个体能够克服的么?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按照本书的论述,产业结构调整、全球化等宏观变化在个体生命中制造出不同的不稳定情景。Bude在书中谈论了不同社会群体所遭遇的恐慌情绪,因为中产焦虑是我们熟知的热点,我们这里着重谈一下中产阶级所遭遇的”地位恐慌“(the status panic of the middle class)。在Bude看来,恐惧这种情绪,常常折磨着那些‘有所输’的人。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有了社会地位和资本,才担心会失去。中产的地位恐慌就是一种因为有所失去才担心失去的状态。其实恐惧这种心理很有意思,可以说的是人类的原始情绪之一,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也会对未知有所恐惧,但是这种恐惧会包含一种对未知的探索。儿童恐惧更接近于无产者的恐惧,因为没有什么是他们所拥有的,他们真的是在某种绝境中摸索。但是中产的地位恐慌不一样,中产的恐惧本身其实会有一种莫名的自责感。而这种自责感其实并不一定有具体的对象。所以很多人认为中产的焦虑本身是一种矫情的体现。但在Bude看来,这背后的真相其实更糟糕:这是一种没有具体目标的恐惧感。是一种基于焦虑的可为性(anxious possibility of being able)产生的恐惧感,所以这种恐惧是一种对自我的恐惧。在我理解来看,中产或许有这个心态,如果我去买了那个课,我可能就会提高,如果我咬咬牙早买了那个房,可能今天就在北上广深扎了根;如果我多挣点钱让家里小孩上了那个私校,可能以后孩子就不会被甩下来。在中产恐惧中,这种个人能力似乎可为,但实际可能没有为的矛盾,就是所谓的”焦虑的可为性“。这种焦虑感其实就是把“选择决定命运”的逻辑情绪化了。

这种看似纠结的体验核心在于作为中产成员的个体,看上去能够通过个体的某种能动性(付费学知识、开天眼买房子、节衣缩食择好校)逆转未来,却恰恰忽略个体能力在很多情况下其实是不可为的。Bude谈到了中产恐惧的结构性特征,基于德国的经验,首先谈就是中产这个概念的问题。其实中产阶层是一个很泛化的概念,当下的中产世界成为恐惧世界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一阶层与传统的阶级不一样(工人、农民、贵族等)。在阶级斗争的年代,个体的命运其实和大多数处于相同阶级成员的差不多。你是个地主,说打倒地主就都打倒了。作为工厂工人,大家一起也就都罢工了。作为农民,无论是被剥削还是翻身做主人都是阶层命运。换句话说,个体其实是不会因为学习了付费知识就逆转自己的阶级命运的。但二战后兴起的中产阶层似乎是变成了西方社会一个文明化舒适区,大量不属于工农地主阶层的白领、服务业人群、技术人员、工程师、公务员、知识劳动者被装进了这样一个范畴。中产一转眼成为西方社会的“大多数”。但这个大多数并不意味大家都过着相同的生活,新技术带来新的职业都可以归入这一层级。一方面,我们乐观的认为中间阶层不断壮大,社会充满活力,越发稳定,但另一方面,这种壮大本身其实就意味着这一阶层本身是有不可逆转的分化趋势。

这种结构上的分化一方面来自自于产业的更替,传统工业衰落,网络经济兴起。过去构成中产的实体经济的白领或者中底层管理者目前需要承受整个行业没落所带来的危机。但另一方面,新兴行业的从业者可能会得益于行业红利,觉得自身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

除了工业本身的兴衰对中产成员的影响,自由职业者也成为西方社会中产分化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一般教育背景都不错,但是想找一个符合自己职业兴趣的全职工作并不是很容易。所以靠兼职来谋求生计和兴趣的平衡,比如大学兼职讲师,自由艺术家,翻译等。得益于西方福利政策和最低时薪保证,这群人的收入虽然不高,但绝对算不上底层,他们恐惧的是自己的价值被低估,或者说价值得不到呈现。这群人的焦虑感展现了西方社会一个特点,那就是大部分学位和证书其实没有办法保证你获得一个稳定的工作。即便出生在西方传统中产阶级,也接受了大学甚至研究生的教育,还是会有阶层下滑的风险,而且越来越多的“受过教育的失败者”正在出现。中国高校在2000年后的扩招似乎埋下了“educational losers”大批出现的苗头。

当然,正如有人批评的是,有向上流动自然就有向下流动,没人保证中产阶级子女永远是中产啊,这种恐惧不是矫情还是什么?但在本书看来,这一恐惧其实是源于方向感的迷失。而这种方向感本应该是存在于社区归属和自我奋斗之间的链接点上获得的的。而这种链接在当下的中产世界是断裂的。断裂的原因还是因为中产阶级本身的分化性太强,不具备其他阶层的凝聚力。Bude举了一个例子。如果列车司机想要让自己的工资水平和飞机驾驶员一样,而不是和列车的售票员调度员看齐。这种跨行业的比较使得中产没有工人群体的阶级认同和群体动员能力。按理说,列车司机,列车售票员,调度员共处于同一套公司规章及企业文化,存在联合的可能。但是列车司机要求涨工资,列车公司在不割让资本家的利益和不增加总体营收的情况下,涨了司机的工资就要削减其他岗位的待遇。中产本身的分化性也决定了最终其利益诉求也是分化和矛盾的。(这个在我国一线城市户籍入学的问题上就有极大的体现,资源就这么多,内部争去吧)。这种分化就注定了这一群体不会以联合的形式来共同为地位恐慌寻找出路,而是不得不作为一个一个分散的个体各自焦虑。没有任何原则可以用来指引这一阶层如何平衡彼此的矛盾和利益,联合起来解决问题。所以说,中产阶层在本质上注定了要在孤立的状态下应对不确定的未来。

对于西方中产来说,他们可能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经历着一种地位正在被威胁的感受。一般来说,中产阶层不太会认为中产阶层的整体体量是在缩小的。但事实在于,全球化带来的产业转移在创造第三世界国家中产群体的同时,也带走了一二世界的中产就业机会。所以全世界的中产数目也许没少,但西方人所在国家中产的体量可能是在逐步减少,这种情况在劳务和技术外包流行的当代经济文化中日益常见。按照Bude的话,如今个体暴露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中,传统的行业经验要在世界范围中经历竞争和考验。德国的工程师还因为享有某种世界性的威望,压力不算太大。但其他行业呢?试想中国和印度的软件人才对西方原有技术团队会造成多大的压力。这正如东南亚的低人力成本也对我国的制造业有威胁一样。理论上来讲,中国理应目前应该是处于一个中产壮大的时期,早几年繁荣的出口贸易和加工业在解决工人就业的同时自然也会增加一定数量的中产(实体经济如今的萧条是否造成一部分中产的跌落呢?),而互联网经济更是制造出大量的中产乃至财富新贵。在一个本该处于中产发展期的中国社会,目前感受到的中产焦虑,很大程度是也是因为被房价的飙升催化的。房价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加速了中国中产的内部分化,早上车也许催生了向上的阶层流动,晚上车也许马上掉出了中产,房价增长的迅速是这个时代中国中产面对的最根本的不确定性。这可能能够回答为什么很多码农虽处行业风口但依旧焦虑漫漫,因为行业本身的红利被学区房直接拿走了,更不用说处于没落行业的中产群体了。值得庆幸的是,中国中产作为一个整体目前应该还没有如西方老牌工业国家那样,遭受全球化带来的中产萎缩。但随着人力成本的的提高,资本的逃离本身带来的冲击,是否会加剧未来中产的恐慌呢?

Bude也谈到了中产父母对子女教育的重视,是的,西方中产也忧虑这个问题。在本书看来,这种对子女教育的关注是与中产的职业特征紧密相关的。因为中产群体对未来的恐惧,最终是关于我能获得什么并传递给下一代的问题。不同于掌握生产资料和权力资本的上层,大多数中产是依靠其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达到了目前的社会地位。专业知识、管理经验、工业技能这些东西不但是无形的,更有可能因为技术更新而失去价值。我们今天的中产阶层所持有的各种经验、技术、算法、数据、视野、建议等符号性商品,在今天可能很值钱,但过几年可能都会过时。没有人知道过上几十年,这些自己掌握的东西多少价值,知识和信息不是土地和黄金,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为了克服这种不确定性,中产总得给下一代留点不会过时的东西,考虑到自己的知识技能没法变现成为传给下一代的巨额遗产,大家只能投资孩子的教育了。所以中产子女教育的焦虑本身也是地位恐慌的一种反应。说到这个总得给下一代留点什么的问题,知识变现赶不上货币贬值,可能留套房子还是最保险的。教育资源又和学区房户籍挂在一起,中国中产的焦虑又在房价飙升的时代被升级了。

最后我们来总结以下,根据西方的经验来看,对不确定性的恐慌是当下社会每个阶层都要面对的问题。中产焦虑可以理解为对地位丧失的恐惧,而这种恐惧是这一群体的自身诸多特征导致的。阶层内部的分化、行业衰落、全球化冲击、阶层工作特征决定了这一群体要在一个缺乏指导的状态下以个体的身份去面对宏观结构带来的不确定性。所以说,中产的焦虑似乎是必然的,而且可能是全世界性的。在中国语境下,中国中产幸运的一点是似乎还没有因全球化冲击而遭遇阶层缩水(但这一天似乎并不遥远,或者在有些行业已经到来),但悲剧的一点是房价问题真的可能放大了许多问题。所以对于中产个体来说,其实不要把自己逼的那么紧,你看,一来,全世界的中产都这么苦逼;二来,有些结构性的问题也不是自己真的能扛过去的。中产焦虑在这个意义上不能算是矫情,但相比于底层也绝不是绝境。所以纵然对中产的未来持宏观的悲观态度,在微观的个体生活中还是要释然,佛系奋斗。

在本书的最后,Bude提出了恐惧政治的概念。他认为政治的目的就是解决那些影响每个人却又超出个体能力的共通问题。社会成员的不同负面体验可能会被压缩成某种集体无助感,政府敢不敢正面这种恐惧的情感氛围呢?德国有经济学家都做过针对情感性政治领导力的分类。煽动家强化人们的恐惧,然后扔出一个替罪羊,让这个替罪羊所人们的所有不幸负责。普通官员通过画大饼,忽略社会不稳定因素和威胁性问题来麻痹大家的恐惧感。而真正的政治家能够指出恐惧的真正根源并且引导众人直面恐惧。相信各位都能找到对号入座的人,我们就不举例子了。虽然对政治家的呼唤有些理想主义,但是也许整的只有依靠某些超越个体的力量才能解决结构性带来的恐惧问题。

来源:知乎 www.zhihu.com

作者:Rui 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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