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007年参加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外教项目,去了广州教高二。我是社会心理学家,所以我一直在观察我周围人的行为。我在广州注意到了一些小细节:

  • 当地超市比美国的要窄,很容易不小心碰到别人。在美国的时候,碰了以后,一般对方会说 “sorry”。在广州的时候,我发现碰了以后,对方看起来有点紧张,不说话就悄悄往相反的方向走。

  • 跟我广州朋友聊天的时候,我感觉他们经常在脑子里想下一步,比如“如果我说A,他可能会不舒服,所以我先不说”。
  • 可是过了几个月我跟我的美国室友David去了哈尔滨。在哈尔滨的博物馆,一个员工赞美我们的中文:“你们的中文很好!但是你的中文(指着我),比你的中文(指着David)好”。我和David就尴尬了。好像员工没猜到那么说会让我们不舒服。

  • 过了一年我去北京当自由投稿者和学古代汉语。到北京第一天,我从机场坐出租车去学校。要下车的时候,出租车靠边停了,不巧别了一位骑车的60多岁的爷爷。这个爷爷特别不高兴,开始骂司机。我在后面拿着行李,每花一秒钟整理行李,老爷爷就接着骂。

当时我想,”Wow,在北京,避免冲突好像没有那么重要“。我在中国生活几年内,我一直在观察到这些区别,然后一直在想为什么会有这些区别。

大米

我在北京语言大学旁听一个研究生的方言课,看到一个地图。老师在讲中国某一些地方,”手“是专门指hand,但是有的地方也可以指arm(胳膊)。

他给我们看地图的时候,我很吃惊。专门指hand的地方几乎都是长江以北,也可以指arm的地方是长江以南。

已经过了十年, 所以我可能记不清了。我试图找这个地图,都找不到,不确定是不是存在。可是地图的分布跟中国的方言图很像:

我们心理学家经常测一些很模糊的东西。我测一个人的集体主义之后,我就能100%确定这个人的集体主义程度吗?很难。

所以我要了解文化差异的时候,我觉得先看语言就清楚一点。如果这些人是这么说的,那些人是那么说的,那我猜文化差异会沿着这些线。至少可以初步猜测。

所以我看到这个地图的时候,初步猜测是我感觉到的南北文化差异可能也是这么分的。那这条长江呢?它代表什么呢?

我第一个想法是个边界。比如印度和中国为什么那么不一样?是因为中间有山,两边不容易接触。

可是长江不算什么界限,小船就可以渡过。

所以不是边界。后来我发现长江大概是种水稻和小麦的分界线:

那种水稻跟心理学有什么关系?我开始研究传统种水稻的方式,比如费孝通访问水稻村子的研究。我发现,种水稻有两个跟小麦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1. 水稻的工作量要比小麦高大概两倍。
  2. 水稻在水里长得更快,所以很多种水稻的地方需要弄灌溉系统来控制水量。

为了做到这两点,访问传统种水稻的村子的人类学家发现,种水稻的农民会互相分担工作量,比如我这周帮你种地,你下周帮我种地。这样人和人互相依赖程度更高。

然后为了弄灌溉系统,种水稻的农民需要协调用水量,什么时候加水,什么时候放水,还要协调灌溉系统的维修。所以当一个像牛仔那么自由的水稻农民就不行。

测试

后来我到University of Virginia读博士,决定用心理学的方法来测来自不同的地区的人,看看(1)是不是真的有这些差异还是只是我想象的,(2)这些差异是沿着水稻和小麦的界限吗?

一开始我是偷偷的去做,因为我觉得我的导师和其他研究者可能会觉得我的想法有点奇怪。我花了几年进行研究,我总共测了1000多个来自各地的大学生,测了他们的文化思维方式,个体主义和朋友/陌生人的区分。

看看东方思维方式结果(心理学家叫这个”holistic thought”), 来自种水稻省的学生更高(原文)。

统计上花了很多时间来比较其他解释原因,比如经济发展程度、温度、城市化、跟游牧民族的交流(比如蒙古族)等等。水稻不是唯一有效的变量,但是能够解释一部分的差异。

比较水稻和小麦的分界线也很有意思,因为这些地方距离不远,温度等其他变量差异不大,但是一边种水稻,一边种小麦。结果发现这些地方也有文化差异。我来自江苏的朋友也跟我说过他们会说“苏北”和“苏南”的同学不一样。

星巴克

好吧好吧,问题是星巴克。我做完这篇研究之后,我想用更贴近真实生活的测试方法。在实验室做的问卷和任务比较容易控制,但是跟日常生活连接起来不容易。所以我当Fulbright奖学金学者的时候,在想:怎么做日常生活测试呢?

有一天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对面的咖啡馆工作。桌子和椅子像这样:

一个客人站起来要走的时候,椅子往外挪了。过了几分钟,一个服务员走过来了,侧了一下身就过去了。没动椅子。

当时我脑子里亮了灯泡。

Aha! 这个像文化心理学家说的差异:个体主义文化的人(比如美国人)遇到问题的时候,更倾向于改变环境。来自集体主义文化的人(比如日本)倾向于改变自己来适应环境。这个椅子实验正好可以在中国南北的咖啡馆都做。

所以我开始设计我的挪椅子实验了。我选择只去星巴克因为(1)很多城市都有,(2)南方北方的星巴克环境、颜色什么的差不太多,所以环境到一定程度被控制。

我在星巴克用了那种比较轻的、木头做的椅子,把两个椅子挪到一起。

为了控制椅子之间的距离,我用了我的腰的宽度为标准:

这样的距离可以过,但是要侧身。

我先去了上海和广州,每个地方测了(麻烦了)大概100个人。结果只有大概5%的人挪椅子!

我原来猜南方会比较低,但是这意味着100个人当中,我看到90多个人侧身不动椅子。我看到两个情侣一个一个排队过去,我看到商场拿着两个购物袋的人把购物袋抬起来过去!

后来我去了香港。作为测试地点,香港比较有意思,因为是在水稻文化区,但是又那么发达,而且受过西方文化的影响。结果香港跟广州差不多,挪椅子只有大概5%。

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有点担心。如果我乱创造一个实验方法,是个冒险的事。有可能花了那么多时间,给几百位星巴克客人添加麻烦之后,发现谁都不挪椅子。是不是我来自美国的腰太宽了?

所以我在北京开始收集数据的时候,很焦虑。我在第一个星巴克(在新东路)开始“设计”椅子。一般设计椅子的时候,我没有一下子挪到一起。我不想那么明显,不想让客人知道有一个歪果仁在星巴克挪椅子。

所以第一个人过来的时候,第一对椅子只挪了大概70%。第一个人是阿姨,可能50岁。她看到椅子的时候发出声音,“哼”,然后两个都挪了!

“ Ahhh…” 我放心了。北方人是这样。

在北京和沈阳收完数据,大概15%的人挪椅子了。

因为这个任务是我乱创造的,我试图做一些验证工作。所以我拿了两个比较著名的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国家做对比实验:美国和日本。结果日本人像中国南方不挪椅子,美国人挪椅子最多。

这些差异肯定是水稻和小麦产生的吗?这个很难说。我在文章里比较了不同的变量。如果感兴趣,我建议仔细看两篇原文(实验室星巴克)。有很多因素;水稻只是一部分。

文化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现象。如果有年轻的研究者想研究文化差异,这个领域大部分还是一片空白,有很多值得研究的东西。

星巴克和种地有什么关系?

拿星巴克作为实验室比较有意思因为(1)这些客人的生活离种地很远,可是文化不容易改变。有时候一些莫名其妙的历史因素还是会影响我们的行为。(2)如果要讲中国不同区域的文化,最流行的是大城市和农村的差异,或者沿海发达地区和内地比较。

可是这些差异跟城市化完全没有关系。我最早观察到这些差异的时候是在广州(几百万人口发达城市,比我长大的East Lansing, Michigan要大很多)和北京(也是几百万人口发达城市)。

就算我们只看中国的大城市,还是会有有意思的文化差异。经济发展不是一切(即使在国际连锁店!)。

P.S.

对了,有人问过我:在北京星巴克的人很多是外地来的。怎么就假设都是北京人?

大米理论有一个狡猾的好处:在北京的人不一定要是北京人。只要他们来自小麦地区就行。

不过,为了确定,我做了小调查,问了大概50个北京星巴克客人是在哪里长大的。结果大概60%是在北京长大的,再加上30%是在小麦地区长大的,所以90%是小麦人。在上海差不多,89%是来自上海或其他水稻地区。

研究原文:http://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4/4/eaap8469

来源:知乎 www.zhihu.com

作者:Thomas Talhe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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