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 岁的英国作家大卫·索洛伊（David Szalay）对旅行体验不会陌生。他在国内出版的唯一一本小说《人不过如此》（All That Man Is）讲述的就是 9 组人因为形形色色的理由踏上旅程的故事，这本书入围了 2016 年布克奖（The Man Booker Prize）的决选名单。他最近的一本小说《Turbulence》——其实是为 BBC 创作的一系列广播剧——同样和旅行相关，涉及的空间范围更广阔。

索洛伊将旅行称为自己的生活方式（way of life）。不同于旅游杂志推广的“生活方式”，索洛伊习惯的是被动地奔波。他出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幼年随家人搬到了黎巴嫩贝鲁特，当黎巴嫩内战爆发，又举家迁往伦敦。最近几年，他住在匈牙利——他父亲的故乡。

他用“游牧”（nomadic）来形容自己的生活，尽管他也不时渴望在一地终老的人生。这种游牧式的生活，如他所言，实际上是许多欧洲人的共同经验。这也是他为什么会想到写一本以欧洲各个城市为背景的小说。他希望抓住当代欧洲人前所未有的行动自由，并从自由与变化中捕捉到一些共同的内在困境。

《人不过如此》的 9 个故事全部由男性领衔。他们分别处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从 17 岁到 73 岁，面临不同的人生危机：欲望，地位，金钱，衰老与死亡……对于“全男主”设定是否不合时宜的质疑，索洛伊坚称这更多是出于结构上的需要，他希望这 9 个故事能连贯、平稳地反映一个当代男性可能的成长与衰老过程，以及他们对此作出的反应。

“我觉得人性中的一些弱点很好玩，”去年接受《卫报》（The Guardian）采访时，索洛伊说，“名利、傲慢……我的意思是，我自己也深受这些弱点的困扰。这可能也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好玩的原因。它是种释放的喜剧（comedy of release）。某种程度上，当我写到书中人物的虚荣、自我（self-absorption）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一直在嘲笑自己。”

获得布克奖提名时，索洛伊 42 岁。他还被称为年轻作家，但在这个快速消费、快速成名的时代谈不上年轻。他在英国文学界的名气很大程度上是由当年出版的《人不过如此》所奠定的。布克奖为 6 名入围者准备了一场晚宴，索洛伊将其描述为“糟糕的体验”：“我印象特别深刻——只有精神创伤才会留下如此清晰的烙印。”

在牛津大学读本科时，索洛伊学的是英语文学，也写了些剧本。离开牛津后，他的生活一度与文学完全无关。他在伦敦繁华的市中心做了一段时间的销售工作，后来又帮一家杂志卖广告位。按照他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这份工作基本是打电话给一个高盛员工，假装是同龄人，随意地聊聊市场，再在不经意间透露自己在一家财富杂志工作。如果对方提出一起吃个便饭，他需要礼貌地拒绝，因为这会拆穿他的全套伪装。

最后，索洛伊厌倦了这份工作。他接受了一位牛津好友的邀约，给 BBC 写起了剧本。当时，他将近 30 岁。

镜头中的索洛伊总是不苟言笑，即便在获奖、颁奖的场合也是。与他交谈时，你能感觉到他在谨慎地推敲措辞，追加限定语。他对往事的回忆总是强调其偶然性，仿佛生活往往取决于机缘。他笔下的人物也是如此。

2017 年夏天，索洛伊受邀参加了英国诺维奇的一场论坛，遇到了世界各地的作家、编辑和出版人，包括文学刊物《单读》的主编吴琦。吴琦后来在《单读》上刊出了他的两个短篇小说，并邀请他来杭州参加单向街书店新店的开幕式。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直到在杭州住下的第一天，他都“完全无法预料会发生什么”。

他和作家陈丹燕共同担任第四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旅行写作”的颁奖嘉宾。三个小时的颁奖仪式上，索洛伊完全听不懂台上的获奖者在说什么、观众为何频频鼓掌。

“获得第四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旅行写作奖的是：《孤独星球》。”陈丹燕念道，接着用英文向索洛伊作了复述。

他仿佛恍然大悟，转过头，向观众再一次宣布获奖者：“The Lonely Planet.”

Q：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

S：大卫·索洛伊

Q：我读《人不过如此》的一个感觉是，其中人物的活动范围非常广，柏林、布拉格、伦敦、塞浦路斯、丹麦、俄罗斯、意大利，好像把欧洲各个地区都覆盖到了。可不可以说，这本书代表了你对欧洲文化和历史的理解？“欧洲”在你的生活中是什么角色？

S：我有一个很强烈的兴趣，就是写一本反映当代欧洲之本质的书。今天的人们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频繁地往来于欧洲各个地方，也许是因为这很容易实现。漫游欧洲很便宜，许多航空公司都提供廉价的机票。欧洲大部分地区显然已经实现了人员的自由流动，在这些地方旅行就像在一个国家旅行一样方便。此外，欧盟公民也有权在其他成员国工作、生活，那种阻止人们四处迁居的官僚、行政制度上的壁垒已经不复存在了。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住在匈牙利，但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英格兰度过，和一个匈牙利表兄弟刚好倒了过来。我的姐姐在意大利住了一些年，我的爷爷住在法国。所以说，我的很多家人也在四处流动，而我知道这不过是反映了一种更普遍的现象。你知道，在伦敦这样的地方，大量人口都来自其他国家；而在匈牙利这样的地方，众多年轻人选择去其他地方，有些会回来，有些就不一定回来。我所感受到的就是这样一种正在欧洲发生的、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而我还没见到有人围绕这个主题展开写作。所以，写这本书的一个目的就是勾勒这种现象。并不是对这种现象是好是坏做一个判断，而只是描绘现象，一种我认为非常重要、却无人描绘过的现象。很明显，我有意让书中的人物在欧洲各地旅行，每一章的主人公都是出于种种理由从一个国家去往另一个国家。

Q：但自从这本书 2016 年出版之后，这幅图景很显然已经改变了，比如英国脱欧。如果你现在写这本书，会不会很不一样？

S：很明显，欧洲的政治图景在这本书出版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是在 2015 年左右写完这本书的，2016 年初交付出版，我肯定没有预见到后来发生的事情。英国脱欧完全是一个意外。如果我现在写这本书，变化可能是，它所涉及的主题会变得更政治化，我猜。我原本持有的是一种非政治化（apolitical）的态度，只是想描述一种现象，而这在当下是无法做到的。这些主题变得如此政治化，以至于你不可能只是描述，而不表达任何政治观点——至少不得不隐晦地表达一些观点。 所以，确实会有些不同。

但另一方面，我不确定情况发生了多少本质性的变化。对英国来说，变化当然很大；但对欧洲其他地方而言，我并没看到什么本质性改变的迹象。我不知道你对欧洲政治了解多少，我想说的是，即使是匈牙利、意大利、波兰这些国家的民粹主义者掌权之后，他们也没有像嘴上说的那样反欧盟。我不觉得有什么人希望取消欧盟国家间基本的行动自由，即使是匈牙利的欧尔班政府也不会提出这种主张，因为匈牙利人依然欢迎行动自由，他们还是想去德国、英国工作。提出取消行动自由的主张会让政治家很不受待见。所以我认为，行动自由在欧洲依然是一种流行的理念，英国脱欧甚至强化了这种理念。英国的例子证明了离开欧盟有多困难，更看不到什么好处，人们总体上觉得脱欧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我不觉得欧洲会在根本上走向分裂。

Q：说说你移居匈牙利的事情吧。你是什么时候决定搬去匈牙利的？有什么原因吗？

S：噢，这挺有意思的，其实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决断时刻。我过去住在伦敦，几乎一直住在那儿。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打算去趟匈牙利，我认识那儿，我的父亲就是从匈牙利来的。那儿有我的一些家人，我小时候也常去。我原本打算去那儿呆几个月，一个夏天吧，当时也没打算要留下来，计划中还是要回伦敦。但我在那儿住得很开心，我喜欢那儿的生活，所以就呆了几个月，接着是六个月，接着是一年……所以是逐渐在那儿越呆越久，某一天自然而然地变成了“我住在匈牙利”。离开伦敦的时候，我并没有抱着那种“远走高飞去匈牙利”的念头，这是一个更微妙、更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决定。

为什么我要留在匈牙利？因为……最初我住在父亲的故乡，一个小镇。在伦敦住了那么久，换到一个小地方会让你非常开心，你可以在街上偶遇朋友，可以步行到达所有地方，环境也很安宁。很显然，那种生活品质会大不一样，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比伦敦要好得多。不过我最终对那个地方感到有些厌倦了，就搬到了布达佩斯，一个大得多的城市，但生活品质还是要优于伦敦。在伦敦，除非你很有钱，生活还是挺艰难的。经济压力是一个方面，伦敦的生活成本非常高昂，当你习惯了其他地方，其实会越来越难搬回伦敦。当然，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还是像我刚说的，当你习惯了住在其他地方，与伦敦所系的种种弊病会清晰地暴露出来。坦白说，我还是愿意回伦敦的，我还在设想到人生的某个阶段回到伦敦，但那只是对未来的一个模糊不清的想象。

Q：你在一次采访中引用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们都觉得自己很不一般，而事实上我们都他妈是一种人。”城市也是这样吗？城市之间是共性更多，还是差异更多？

S：这问题挺有意思的，我还从没想过。我觉得，基于人都是相似的这一点，城市可能也都是相似的，我猜是这样。换句话说，城市表面上千差万别，内里的本质却是一样的。他们都以同样的方式运作着，有着共同的深层结构。

Q：会在精神上对某个城市更有归属感吗？

S：不得不说，和我真正形成了深层联结的城市只有伦敦。我在那儿长大，在那儿度过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我在布达佩斯住了些年，和它当然也有种强烈的联结，但这和伦敦永远不会是一码事。我觉得，如果你在一座城市成长、度过青春岁月，你和那儿的联结就会胜过其他所有地方。

Q：我可能不太适合做这个判断，但我确实觉得你抓住了一些城市的氛围和格调。比如我可以想象自己呆在塞浦路斯的一家寒酸的旅馆，吃着糟糕的食物，或者是拜访阿尔卑斯山区一处精心炒作的住宅地产。这些场景是你基于亲身经历创作的吗？

S：书中的大部分地点确实都是我所了解的，但很好玩的是，其中我唯二没有去过的就是塞浦路斯和哥本哈根。我希望覆盖到欧洲的各个地区，同时又希望写自己了解的地方，所以做了一些选择。比如有部分故事发生在克罗地亚，而克罗地亚和匈牙利南部很相似，我对那里很熟悉；销售员詹姆斯拜访的阿尔卑斯山村其实是我祖父住过的地方，我以前去过很多次。确实，我试着写那些了解的城市，但也做不到每个都了解，所以有一两个得靠想象。不过我猜海边度假村都差不多，所以我并不需要去一趟塞浦路斯，只要去过类似地方就行了。

Q：“去过”一个地方和“了解”一个地方显然还是有挺大不同的。你会感受到这种差异吗？

S：确实。我想，要真正了解一个城市，你必须在那儿生活，这意味着你要在那儿呆上几个礼拜以上的时间。我不知道具体要多久、那条界线在哪里，但你总归要花时间，才能真正了解一个地方。

另一方面，“了解”和“不了解”也不是对立的。它更像是一个光谱，而不是非此即彼。你知道，我这会儿刚在杭州呆了 24 个小时，比起从没去过的上海，我肯定是更了解杭州一些。

Q：这本书里的人物为了各种目的而旅行，有的是为了逃避，有的是为了学习，有的是为了做生意。你更多是为了什么而旅行？

S：对我来说，之所以要旅行，是因为生活基本上成了两地之间的活动。伦敦依然是我工作的中心，我的出版商在那儿，我的书也是在那儿出版的，所以我得经常在布达佩斯和伦敦之间往返。其他时候，我确实也会为了各种原因而旅行。

我觉得自己可能有很深的幽闭恐惧症，很大程度上过的是一种游牧式的生活。我可以想象那些终其一生呆在同一个地方的人，并且知道很多人的生活都是如此，但于我个人而言，已经太习惯于四处奔波，因而有点幽闭恐惧症了。

但另一方面，我也很为自己没有一个“根”而遗憾。这超出了我目前的设定。我的父母都不是英国人——父亲是匈牙利人，母亲是加拿大人，我甚至不是出生在英国，只是在很小的时候搬到了那里。所以我是以非英国血统的身份在英国长大，顶着一个显然不是英国人的名字（笑）（注：“Szalay” 是一个东欧姓氏，维基百科特地加上了注音），每天都会引起很多困惑。我略微有种感觉，自己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英国人，尽管相较于其他身份，我还是更觉得自己是个英国人。所以会有种“无根”的感觉。我的父母也经常旅行，他们这会儿也不住在英国，而是搬去了中东。所以我的家庭也是游牧式的，旅行对我们而言只是一种生活方式（way of life）。不过我确实很遗憾没有那种“根”的感觉，我有点羡慕那些从未离开一个村庄的人，尽管我并不想这么做（笑），但我能看到这种生活的价值，能看到他们拥有一些我永远不会有的东西。我会不时地渴望这种生活。

部分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才有种“必须回到伦敦”的感觉，因为那是唯一让我有稍许“根”的感觉的地方。不过离开伦敦这么久，现在回去它肯定也已经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我也和过去不一样。你永远无法像过去那样重新拾起它。

Q：你写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有些是公众很感兴趣的，比如高级官员、小报资深记者还有亿万富翁。你是怎么掌握这些人的生活的？

S：亿万富翁那部分很显然是基于俄罗斯富翁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的故事，他后来搬到了英国，已经去世了，所以我才能写他（笑）。他的经历和这部分故事紧密相连。像往常一样，我在这个人身上做了很多研究。其他故事更具有一般性，展现的不仅仅是某个个体的故事。我希望自己笔下的角色带有某种公共形象（public profile），因为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关于记者那篇，我一度考虑将它写成一本小说，后来意识到，以我对这个职业的了解，还不足以写成小说，但足以写一篇不长的故事。

Q：能不能跟我讲讲，你是怎么在一个人物身上做研究的？

S：其实书里的大部分故事都不是研究出来的，除了俄罗斯富翁那篇，还有记者那篇做了些研究。我并不会去着手读一本书、上网查找资料，来帮助写作。坦白说，写作并不一定要做多少研究，我也不喜欢那种写作方式。怎么说呢，把研究成果转化为虚构情节，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有点奇怪，它有点像“猜”。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不写那些不需要做什么研究的故事？你对那些故事明明有更直接的理解，有更强烈的感受。俄罗斯富翁这篇实际上是我写作体验最差的一篇，正是因为如此，因为在那种写作过程中，你是在“猜”，你是基于研究来猜测情况究竟是怎么样。但愿这个故事写得还可以，只是从作者的主观体验来讲，它的写作过程让我不太满意。我一般会避免这种写作。

Q：你在这些人物身上设定了哪些共性？又希望展现哪些差异？

S：你知道这些角色都是欧洲男性，这是一个共同点（笑）。但除此以外，我试着让他们各具特色。显然，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他们做着不同的工作，教育程度、世界观也各不相同。我希望把他们区分开来，同时，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差异又只是为了强调他们有多相似。我的意思是，让他们在表面上更多元，其实是为了更突出他们本质上的相似性。

Q：是指一些文学批评提到的“男性气质”（masculinity）吗？

S：是有这个方面。嗯，说到底，这些人的生活都有着高度相似的特征。他们想要从生活中最终获得的东西都是简单、相似的，他们对生活际遇作出的回应也是内在相似的。

我其实没打算写一本关于男性气质的书。我最关心的主题是人的必死性（mortality）和衰老，全书的结构也是为了强调这些主题而设计的。不过，一旦你写了 9 个男性角色的故事，它在一定程度上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本有关男性气质的书。我不否认这一点。但那不是我写作时的意图，我尝试探讨的还是衰老过程、时间、必死性这些话题。还有欧洲，但那是次一级的东西。

Q：衰老、死亡这些危机好像也适用于女性？

S：当然，显然是适用的。我不是在自我否定。可是，虽然我未必知道具体的原理，但这些危机作用于男性和女性身上可能还是有细微的不同。有人问过我，为什么书里的角色全是男的。我想，这是因为我希望最终传达这样一种意识，就是所有这些角色都是同一个角色——不是字面上的“同一个角色”，而是说他们最终都是相似的，全书讲述的就好像是同一个人（不同阶段）的生活。如果在其中混杂了男性和女性角色，可能就无法制造出这种效果，它会淡化原先的意图。

Q：你提到这本书的结构是按照人生阶段顺次展开的。我个人觉得，后半部分故事写得比前两篇（关于青少年时代）好，有不少关于生活的洞见。有没有哪个故事写起来更顺手？或者说，有没有哪个人生阶段你觉得更容易描绘？

S：总的来说，答案是“没有”。我很享受所有故事的写作过程，除了之前提到的俄罗斯富翁那篇。我觉得写比自己年纪更大的角色并不存在什么困难。对于每个故事，我的目的主要是揭示“这个年纪究竟是怎样一种状态”，去刻画某个年纪的主观体验。同时，我非常在意的是用一条非常平滑的线索将故事衔接起来。没有哪个故事是跳过了一整个年龄层而展开的。事实上，我后来专门插入了两个故事，来填补故事（和年龄层）之间的断裂，让它平滑起来。比如，之所以有第二个关于法国人在塞浦路斯的故事，就是因为第一、三两个故事间的断裂太大了。我想制造的一种感觉是：变化是难以感知的。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关于时间的真实体验。当衰老发生的时候，我们无法觉察到它。时间就这么流逝。但当你回头看的时候，你才突然意识到，5 年、10 年、20 年过去了。你会很震惊，真的非常震惊。

Q：你写到的这些角色好像在内心深处都有种压抑和挫败感，甚至是绝望。比如销售员詹姆斯就在聊天时提到了“命运”这个话题，这是不是也代表了你本人对命运的感受？

S：是这样。像他说的，命运是这样一种东西，你意识到它存在的时候，已经于事无补了。你已经没法再过一种不一样的人生。当然，你总归可以让今后的道路有所不同，但改变的程度有限，因为很明显，你越是年长，这种改变在你整个生命语境中的意义就越小，你的人生就有更多东西被限定住。这种“人生被限定住”的感觉，我猜就是命运。你在回忆中获得了这种感受，而它又会向未来投射，你的未来就像是从过去中生长出来的。

不过关于人物有些压抑的问题，我有点不同的看法。比如第二个故事里的主人公就不是特别压抑。记者那篇的主人公未必是个多好的人，但他也并不压抑。说所有角色都很压抑可能有些过了。但我同意你说的，大部分角色都感到被生活所挫败，觉得生活在和自己作对，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甚至当他们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他们又不再想要这些，反而意识到自己想要其他东西。我们好像生来就永远不会满足。这种“持续不满足”（continually dissatisfaction）就像是种达尔文主义式的特质，我们不幸要与其终身相伴，但这就是人之为人的一部分。

Q：听上去挺悲观的。人好像很难掌控自己的生活。

S：倒不是关于“掌控”——

Q：作出改变？

S：我也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作出改变，只是改变会让你更幸福吗？这好像不能保证。我的点不在于改变生活是不可能的，尽管随着年岁增长，对生活作出有意义的改变确实是越来越难了。事实上，我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的人，我更愿意说的是——好吧，你可能会觉得这就是悲观主义——通往幸福的秘密，如果有的话，就是保持较低的期望值（笑）。我觉得，这个社会的问题之一就是在不断抬高人们的期望，人们的生活方式正在被高期望值所塑造。你知道，消费主义、广告在不断提高我们对商品的期望值。政治也是，政治家不断试图告诉我们，如果把权力交给他们，世界就会变得多美好，这也是一种抬高期望值的方式。

我们就这样生活在一个期望值持续高企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持续失望的时代。而那种失望感，可能就是小说传达的东西——你总是无法对生活完全满足，总是觉得生活并没有实现美好的承诺。某种程度上，如果你并不期望获得幸福，你反而有可能获得幸福，你会觉得生活没那么糟。

Q：如今媒体谈论更多的是酷儿、是身份的流动性，而你却写了一本聚焦单一性别的书。你不担心“男性气质”成了一个过时的词吗？

S：不，我完全不这么觉得！我觉得这本书之所以取得了一些名气，原因之一就是它特别着墨于一个可能被忽略了的主题。我猜当下的文化聚焦在性别的流动性、性别的模糊性这样一些议题和领域上，或许忽略了（男性气质）——当然，这两者本身并不互斥，并不相互矛盾。但男性气质作为一个事实依然存在着，也正因如此，它是一个值得写作的对象。

Q：两年多前，你入围了布克奖的决选名单。被提名角逐布克奖有没有给你的生活带来些变化？

S：改变可能是，它让这本书更受欢迎了，而这本书的成功又在职业方面改变了我的生活。你写了一本书，反响不错，那你未来的写作可能就会受其影响。你会思考为什么那本书会获得成功，而且这么做是无意识的。你的下一本书会吸取第一本书的成功之处，使之具有相似的品质。它会把你引向一个特定的方向。如果这本书彻底失败了，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你可能就会在下一本书里采取不同的写法。

事实上，我最近受 BBC 的委托，写了一个 12 集的广播剧。这 12 个故事都很短，是在广播里播出的，要求每个故事都能独立成篇——毕竟有些人只会听到一集，同时又要求故事之间存在关联。我猜想，他们之所以找到我，部分就是因为这种结构和《人不过如此》非常相似。我就写了这 12 个故事，上个月集结出版了。这一前一后两本书就具有相似的特质。所以，那次提名确实改变了我，只是改变的方式比较微妙。

Q：给 BBC 写剧本和自己写一组故事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S：给 BBC 写东西重要的是他们得写得像剧本，他们得是适合在广播里念的故事，虽然只由一个人来念。一个主要的区别是，这些剧本得非常短，一集 15 分钟，写下来大概 2000 字，仅仅是《人不过如此》一个片段的长度。另外，我得写得很快。我得在 6 个月里写完全部 12 篇故事，这种工作方式和写书不太一样，但我还挺喜欢的。这本新书出版的时候叫《Turbulence》。对，它在结构上和《人不过如此》很相似，但在另一些方面，又非常不同。

Q：你最初是怎么开始写作的？

S：简单来说，事情是这样的：在我十几岁和上大学的时候，我写点东西，也喜欢写东西，在写作中找点乐子。比如，我在大学里写了些剧本，也排练出来了，我很喜欢这种创作。但离开大学后的几年，我不再写作，一点都没写，做了几分不一样的工作。大概是在将近 30 岁的时候，我碰巧遇到了牛津时代的一个老朋友，他当时在 BBC 广播剧部门工作。他跟我提建议说，“我记得你在牛津写过剧本，为什么不试着给 BBC 写广播剧呢？”所以我就写了。那是我第一次靠写作拿到报酬。不是真正的 “play”，更像是 “drama”，不是一个故事，而只是对话。我写了一些，之后就开始写小说了。

Q：你正处在 40 多岁的阶段。如果把你作为书中的一个主人公，他的焦虑来源会是什么？他对生活有哪些期望？

S：噢，我写这本小说的时候非常清楚，书中和自己相对应的差不多是詹姆斯这个角色，那个在阿尔卑斯山区的房地产销售员。这就是书里属于我的角色（笑）。在那之后，我没多少变化。我还在变老，除了——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取得的成功让我的位置有所变化。詹姆斯渴望成功，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也渴望成功，而这本书取得的一点成功把我带到了一个略有不同的地方，但不是根本上的不同。基本上还是一样的。

Q：所以说，你的个人生活也具有书中那样的连续性？

S：连续性是指？

Q：就是会从一个阶段很平稳地过渡到下一个阶段。

S：是，大部分时候是这样——但有时又不是。我有两个孩子，几年前和他们的母亲分开，那段时间并不平稳，而是很急剧地变化。不是所有事情都是平稳、不可察觉地发生的。不过，大部分生活还是渐进、累加起来的。

题图、Banner 为电影《年轻气盛》，来自：豆瓣

长题图来自：Daniel Olah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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