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艺术圈而言，莫瑞吉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是个“破坏者”。

两年前，他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用 18K 黄金打造了一个马桶，金马桶的名字是《美国》（America）。人们在洗手间门外大排长龙，等着和《美国》相遇。而古根海姆博的艺术总监一度想把这件充满讽刺意味的生活用品“兜售”给美国总统特朗普。

从 80 年代开始从事艺术以来，这位意大利艺术家的每次亮相都能引发讨论。被陨石砸中的教皇（蜡像）、溺水的匹诺曹，最近一次是今年 6 月，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组织了一次“快闪墓地”，邀请艺术家们为活人办一场葬礼。

权威、宗教、商品化、艺术圈，卡特兰的嘲讽似乎没有禁区。他有忠实的追随者，期待他能持续反叛，也有人觉得他的戏谑只是故作姿态。

一年前，卡特兰受到 Gucci 创意总监 Alessandro Michele 的邀请策划一场展览。10 月 10 日，“艺术家此在”（The Artist is Present）在上海开幕。

如今，“复制”有什么意义？在余德耀美术馆的 17 个房间里，卡特兰和他挑选的艺术家试图讨论这个问题。

在艺术领域，挪用并不是个新鲜词，卡特兰本人就是个“挪用大师”。这场展览的标题和海报就借用了 2010 年行为艺术家 Marina Abramovic 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一次展览。

“时尚行业在过去的许多年都在与市场上的仿制品做斗争，但艺术行业反而往往将‘挪用’视为一种纯粹的创意行为”，卡特兰称。

一处著名的好莱坞地标——九个字母标识“H-O-L-L-Y-W-O-O-D”被刷在了美术馆的一面墙上，卡特兰还搭配了路边的栏杆和灌木丛，做足准备让人们在此自拍。

这是一个“打卡”盛行的年代，即便身处真的好莱坞，大部分人对地标的需求也不过是拍照，那么一个复制品和真品又有什么区别？他还在余德耀美术馆等比例复制了一个西斯廷教堂，从门窗、壁画到神龛。真的西斯廷教堂禁止拍照，假的可以拍个够。

当然，这也不是原创。卡特兰在 2001 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就用过这招，同样布置了一处假的“好莱坞”布景，邀请 150 位贵宾从世界各地飞来，参加一场名为“好莱坞”的即兴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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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关注卡特兰的早期作品，你会认为他是个狡猾的投机者，大部分的才能都用在了给作品命名上。

他曾关闭了自己的工作室，贴出“店主外出，很快回来”的意大利文告示“Torno Subito”。1993 年，他又如法炮制了一次，把工作室租给了一家广告公司，后者刚为香水制作了一份广告。这次“旷工”同样成为卡特兰的一件作品，名叫《工作是件苦差事》（Working Is a Bad Job）。

卡特兰乐于制造混乱，在 1996 年阿姆斯特丹 de Appel 艺术中心的一场展览里，他从附近一间画廊里偷来了另一个艺术家的全部展品，成了自己的作品，贴上新的名字《又一个该死的现成品》（Another Fucking Readymade）。

古根海姆博物馆艺术总监 Nancy Spector 将早年卡特兰的“顽劣”解读为一个年轻艺术家的试错，里面有他的焦虑和逃避。

很快，观众开始从他的作品里发现更多共鸣。

《查理别再神游》（Charlie don’t surf）是一个头戴兜帽的男孩蜡像，他背对观众，端坐在课桌前。但只有走近他，人们才能发现他的双手被课桌上的两根铅笔扎穿，却并没有在学习什么。卡特兰曾解释这源于他童年时代和老师的紧张关系。

卡特兰的成名作是一只饮弹自尽的松鼠，它瘫倒在自己的餐桌上，手臂垂下，脚边是一支左轮手枪。这件作品的名字是 Bidibidobidiboo，这是一句咒语，念出它，仙女就能让灰姑娘变身。对囿于狭小厨房的“松鼠”们而言，“变身”的方式只剩下自杀了吗？有人称，这是卡特兰对阶层固化的回应。

在上海的展厅内，你可以看到这只松鼠的微缩模型，它连同卡特兰的其他代表作模型都被陈列在一间特殊的房间内。房间装扮成一个纪念品商店的模样，里面还有印着“Shanghai”的明信片、用乐高拼成的 Gucci Sylvie 缎带包，所有都是艺术家的作品。或许，你可以从中发现复制和售卖的一些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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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代末，尝到了甜头的卡特兰开始涉及一些更敏感的议题，为各种知名人物制作蜡像，罗马教皇、希特勒或是肯尼迪，并搭配了整套的戏剧布景，以强化冲突。

他的肯尼迪躺在棺材里，卡特兰解释，相比这位美国前总统的春风得意时，或是遇刺现场，棺材里的他或许“更有意义”。

类似的还有希特勒（Him，2000），从背面看是一个跪着的男孩，正面则是希特勒的脑袋，他在祷告。

布景完成度最高的是《第九个小时》（La Nona Ora，1999），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被坠落的陨石击倒在地。卡特兰曾要求展厅配合将天花板的玻璃敲碎，并在教皇身体四周撒上玻璃碎片。人们可以推理出整个事发经过。

卡特兰喜欢在作品里讨论死亡，引导人们想象死因。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曾展示了溺水的匹诺曹（Daddy, Daddy, 2016），这个只要说谎鼻子就会伸长的木偶来自意大利作家卡洛·科洛迪的童话，迪士尼让它的形象全球熟知。古根海姆现场，它头朝下，漂浮在中央大厅的水池里。谋杀、自杀？受够了说谎，还是只有他会在说谎时被发现？人们可以无止尽的追问下去。

《第九个小时》在华沙展出时，许多前来参观的波兰议员都试图把教皇扶起来，以示尊重，这些来自观众的反抗成了艺术品新的部分。

如今，人们越来越难标记一件艺术作品的“完成”时刻，观念艺术更是如此。卡特兰在接受《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的邮件专访时谈及，它诞生的语境，或是人们留意到它的那个时间节点，都在继续这件作品，“它始终是进行时”。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 2004 年，卡特兰在树上悬挂了三个极为逼真的男孩蜡像，展览第二天，一名男子就爬上树割断了其中两根的绳子，没来得及割断最后一根，他就从树上摔了下来。这名男子躺在担架上接受了媒体采访，称这是“为了那些孩子们”。

当然，卡特兰也有“玩脱”的时候。2002 年，他制作了两个纽约警察装扮的假人 Frank 和 Jamie，头朝下靠墙才能站立，肩并肩的形状俨然被 911 击毁的双子塔。有人觉得卡特兰在影射美国霸主地位的岌岌可危，也有人批评他是在消费灾难。

权威、宗教、虚伪的艺术圈、美国、商品经济……一切都曾是、或即将成为他的嘲弄对象。《纽约客》的艺术评论人 Peter Schjeldahl 曾毫不客气地称他是半个圣徒、半个混蛋，把评论界搅成一团，一半是他的忠实拥趸，另一半则愤怒地骂他是个投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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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卡特兰和另一位艺术家 Jens Hoffmann 合伙制造了一场假的双年展。

“第六届加勒比双年展”很有欺骗性，他们在各种平台上投放了广告，分阶段发布新闻稿，邀请赞助机构、冠名商和媒体，陆续释出参展的艺术家名单，其中不乏 Vanessa Beecroft、Mariko Mori、Olafur Eliasson 这样的明星艺术家。

这场双年展的展期只有六天，它的衍生活动看起来也和其他双年展没有什么两样——舒适的度假酒店，囊括了艺术名流的泳池派对。

上述所有都是一场艺术活动的“标配”。但除此之外，“第六届加勒比双年展”没有一件艺术作品，绘画、装置、摄影、雕塑……什么都没有。剔除了艺术的双年展成了对各类艺术嘉年华的批判，当然，这是卡特兰的又一个行为艺术。

在双年展模式兴盛的世纪之交，卡特兰的笑话有些“前卫”。艺术评论人 Jenny Liu 在 Frieze 杂志上撰文批评，这个行为艺术除了能让卡特兰本人继续身价上涨之外毫无价值，他的嬉笑怒骂只是肤浅的表态。

比如，《第六届加勒比双年展》试图讽刺那些打着“关注当地文化”旗号的艺术展会。卡特兰之前制作的“假新闻稿”里称，双年展会深入加勒比地区，为本地社群与国际艺术世界的对话和联系创造机会。

Jenny Liu 就是被“新闻稿”骗去的观众，“很遗憾，我在这里没能看到一个来自加勒比当地的艺术家”。那些在沙滩上度假的明星艺术家们似乎也没有任何和本地艺术社群打交道的意愿。他们真的是在集体贯彻这项行为艺术吗？或者，他们就是在享受这次“免费旅游”？

毕竟，卡特兰在 1995 年就有过类似的尝试，一间艺术机构资助了他去迈阿密的短途旅行。通常艺术家会通过类似的驻地项目去往一个陌生的环境，激发灵感进行创作。但卡特兰的迈阿密之旅没有什么“实体”的成果，旅途本身成了一件作品，名为《选一个目的地：如何让博物馆为你的假期买单》（Choose your Destination, How to Get a Museum-Paid Vacation）。

在加勒比参与过那场“集体演出”、身体力行表达嘲讽的艺术家或许仍会出现在他们批判的那些平庸嘉年华上，卡特兰本人也不例外。Jenny Liu 称，这样“点到为止”的戏谑不过是犬儒。

余德耀美术馆现场，艺术家 Philippe Parreno 用金色气球填满了其中一个展厅天花板，每一个都是对话框的形状，这是他的旧作《言语气球》（Speech Bubbles）。气球下方的地面上是 Lawrence Weiner 的作品，黑色胶纸贴出“Over and over, over and over, over and over…”（《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

搭配来看，它们可以描述截然相反的两种状态，一种是不气馁的持续对话，也可以是毫无意义的随声附和，前者多元，后者单一。

卡特兰解释他所理解的“复制”，“就像亵渎，可以被视为对上帝的不敬，但同时也是对其存在的郑重确认”。那么，他的嘲讽又是哪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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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几乎所有的双年展、艺博会都在欢迎卡特兰，一个行走的话题制造者。人们相信他是《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小孩，永远能说出真相。

2011 年，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为他举办了一场回顾展“一切”（All），卡特兰宣告这是他在艺术圈的“告别秀”，当然是假的。

教皇、匹诺曹、松鼠、整墙的“迷你卡特兰”……他的 128 件作品用绳索吊在圆形大厅里，像一个巨型风铃。有人批评，通常回顾展会老老实实将经典作品一一展出，这方便观众重新理解，特别是有的作品需要结合所在空间。但卡特兰本人对此不以为然，“随便你们把它看作什么，挂着意式香肠的肉店，或是玩具柜，都可以”。

卡特兰很少直接给出自己的解读，大部分时候干脆直接避开媒体采访。1960 年他出生在意大利东北部城市 Padua，母亲是洗衣妇，父亲是卡车司机。成为艺术家之前，卡特兰还有一长串丰富的职业履历，厨子、园丁、护工、木匠，他还在太平间看守过尸体。但除此之外，很少人知道卡特兰是谁。

即便是在 2016 年，摄影师 Maura Axelrod 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沿用了卡特兰早期作品的名字《马上回来》（Maurizio Cattelan: Be Right Back）。Maura 采访了各地的画廊主、策展人、杂志编辑，但这些旁人的言说仍然无法“拼凑”出一个卡特兰。

“我自己也没办法回答我是谁”，卡特兰在邮件里这样回复。

脱离创作者本身，卡特兰搅动的那些议题得到充分讨论了吗？

近些年他最为人熟知的作品是那只金马桶。2016 年，他为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制作了一只金马桶，18K 黄金铸造。许多人认为这是继一百年前杜尚把小便池放进美术馆（《泉》）之后，观念艺术的又一次高光时刻。

不同的是，卡特兰的马桶真的可以使用。他没有采用如今更为中产消费者青睐的日本制造，沿用的是科勒的经典无盖款。这只名为《美国》（America）的金马桶展览了一年多，观众的平均等候时间超过一个小时。

Nancy Spector 曾表示，卡特兰最初和她谈起黄金马桶的想法时，她最先想到的就是占领华尔街运动，1% 的人掌握了 99% 的财富。其他解读还可以是，人们欲望的无意义，不过是求一只镶金的马桶。

之后，金马桶被卷入了一场论战。

2017 年 9 月，白宫向古根海姆提出，希望为总统特朗普租借一幅梵高的油画《雪景》（Landscape with Snow，1888）。Spector 邮件回复了白宫策展办公室，拒绝借出《雪景》，但提议卡特兰的金马桶或许“更适合”。她接受了《华盛顿邮报》采访，毕竟这位一度热衷炫富的总统曾展示过自己豪宅里镶金的天花板和电梯，金马桶格调一致。

此刻，《美国》不再只是卡特兰的作品。

Nancy Spector 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反对特朗普，艺术界对她的这次高调讽刺褒贬不一。

《卫报》的评论人 Jonathan Jones 赞扬，和艺术一直以来的意义一样，它成为反抗当权者的一种“绝佳形式”。

但这真的不是一场艺术精英的自说自话吗？最终金马桶当然没能入驻白宫，但在摆出嘲讽的架势之外，没人愿意深究原因。《艺术新闻》的撰稿人 Georgina Adam 把 Spector 回复白宫的邮件和特朗普的一条推文放在一起比较，两者的傲慢没有本质区别。

对于这一切，话题制造者卡特兰又始终置身事外，他只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电话采访。

“（他）仍一如既往地难以捉摸：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所有的事情看起来都很荒谬，直到我们死去的一刻它才有意义。接着礼貌地挂断了邮报记者的电话。”

（文中未标明出处图片均来自 Gucci，题图为《马上回来》电影截图，长题图为卡特兰以自己形象创作的作品《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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