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的仪式》
内容简介
《告别的仪式》是西蒙娜•德•波伏瓦记录下的让-保罗•萨特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以白描的手法近距离地刻画了萨特晚年的日常生活，他为之奋斗到最后一刻的事业，以及他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态度。
1970 年，萨特 65 岁。两年前的“五月风暴”虽然已经结束，但余波未平，深受该事件影响的萨特重新思考知识分子的角色，提出了“新知识分子”的概念。同时，他担任着数份报纸的编辑工作、参加集会、召开记者招待会支持受迫害人士、筹备电视纪录片，在乐此不疲地参加各种活动的同时，坚持从事文学创作。但无法忽视的，是不断折磨他的各种病症：高血压、视力下降几、脑损伤、尿毒症……
日益炽长的焦虑情绪折磨着萨特。他想到了他的身体、他的年龄，想到了死。一个哲学家如何面对自己的痛苦、疾病和死亡？一个终身践行存在主义的思想先驱如何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
作者简介
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1986），法国二十世纪重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她于 1908 年出生于巴黎， 1929 年或巴黎大学哲学学位，并通过法国哲学教师资格考试。 1945 年她与让-保罗•萨特、莫里斯•梅洛-庞蒂共同创办《现代》杂志，致力于推介存在主义观点。 1949 年出版的《第二性》，在思想界引起极大反响，称为女性主义经典。 1954 年凭小说《名士风流》获龚古尔文学奖。
书籍摘录
一九七〇年（节选）
萨特的一生，在永无休止的自我拷问中度过；他不否认自己所谓“意识形态上的兴趣”，却不希望被它异化。所以，他常常选择“在思想上推翻自己”，努力“让自己的头脑脱胎换骨”。萨特卷入一九六八年的政治动荡，在这一事件的深刻影响下，他修正了自己的思想。作为知识分子，他觉得自己被质疑，便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开始思考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并修正从前的观念。
萨特经常解释这件事。一九六八年事件之前，萨特把知识分子视为“实用知识的技师”，却被知识的普世性和自己所属的统治阶级的本位主义之间的矛盾所撕裂。因此，知识分子象征的是苦恼意识，正如黑格尔定义的那样；知识分子用苦恼意识本身来满足自己的良知，便自以为可以站到无产阶级一边。现在，萨特认为应该超越这一阶段：和“传统知识分子”相对，萨特提出了“新知识分子”的概念，后者否定自己的文化瞬间，试图找到一种新的“大众化”地位。新知识分子努力让自己融入群众之中，期望让真正的普世性取得胜利。
甚至，在能够清晰勾勒这一行动路线之前，萨特就已经试着去追随它了。一九六八年秋，他开始领导《互斗公报》的编辑工作，这份报纸在各行动委员会之间流传，时而油印，时而铅印。萨特和热斯马尔见过几次面，对他在一九六九年初描述的想法深感兴趣：出版一份让群众向群众说话的报纸；或者最好是，让在一定程度上被斗争重塑了的人民向群众说话，把大家争取到斗争的进程中来。这个计划搞了不长时间便终止了。后来，热斯马尔参加“无产阶级左派”，和毛主义者出版了《人民事业报》，这事儿才算干成。这份报纸没有老板，由工人直接或间接写东西，卖得十分红火。报纸的目的是介绍一九七〇年以来法国工人的斗争情况。这份报纸对知识分子往往充满敌意，在谈到罗兰·卡斯特罗的审判时，也与萨特本人持对立态度。
不过，通过热斯马尔，萨特认识了好几位“无产阶级左派”成员。《人民事业报》发表了一些激烈抨击现行政体的文章，勒当泰克（一把手）和勒布里斯（二把手）被捕，热斯马尔和另一些活动分子提名由萨特接任主编。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因为他认为自己名字的分量可能会让毛主义者派上用场。后来，他在布鲁塞尔的一次演讲中说：“我厚着脸皮把自己的一世英名放在了天平上。”从那时起，毛主义者改变了对萨特的看法，也修正了对知识分子的策略。
我在《了断一切》中叙述过勒当泰克和勒布里斯审判的情况，五月二十七日庭审，萨特被传作证。那天，政府宣布解散“无产阶级左派”。此前不久，互助大厅里有过一次集会，热斯马尔号召民众五月二十七日上街游行反对审判——他只讲了八分钟，却逃不过被逮捕的命运。
萨特主编的《人民事业报》第一期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一日出版。当局没有找他麻烦，但内务部长命令在印刷厂扣押所有报纸。幸运的是，印刷工人赶在查封以前把印好的大部分报纸发出去了。政府转而攻击卖报的人，在特别法庭上控告他们重建已被取缔的组织。我还讲了我、萨特和许多朋友在巴黎市中心卖报的事——我们并未受到严重的阻挠。有一天，当局厌倦了这场徒然无功的争夺战，《人民事业报》得以在报亭发售。由米歇尔·莱里斯和我领头，成立了一个“《人民事业报》之友”协会。开始，当局不肯为新成立的协会发放回执，后来我们上诉到行政法庭，才得到认可。
一九七〇年六月，萨特发起成立了“红色援助”组织，他和狄戎是其中的主要骨干，宗旨在于为了反对压迫而战斗。该组织的全国指导委员会在一份由萨特主笔的宣言中声明如下：
“红色援助”组织是一个民主、合法、公开的独立社团，根本目的在于为被镇压的受害者提供政治和法律的保护，并对他们及其亲属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这种保护和支持是毫无保留的……
……人民如果不组织起来，不团结一致，捍卫正义和自由就无从谈起，“红色援助”组织在人民中产生，帮助人民进行斗争。
这个组织包括主要的左翼团体、“基督作证”和其他各色人士。它的政治平台宽泛得很，主要目标是对抗马赛兰在“无产阶级左派”组织被解散后发起的逮捕浪潮。一大批左翼活动分子入狱，需要搜集这些人的信息，发明新的行动模式。“红色援助”组织有几千人，在巴黎和外省都设立了基层委员会。里昂委员会是外省同类组织中最活跃的一个。在巴黎，这个组织特别关注移民的问题。尽管这些团体在政治上兼容并蓄，却多多少少被操纵在最为活跃的毛主义者手里。
在满怀热忱地完成左翼工作的同时，萨特仍然用头脑最清醒的时间从事文学创作。那时，关于福楼拜的巨著第三卷正在收尾。一九五四年，罗歇·加罗迪对他说：“咱们试着诠释同一个人物吧，我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您用存在主义方法。”萨特选择了福楼拜。在《什么是文学》中，萨特对福楼拜不无微词，但自从读了他的通信集，便完全折服了：福楼拜最迷人的地方在于给想象性以超出一切的地位。到一九五五年，萨特已经写了满满十来本笔记和一千页的稿子，但后来都束之高阁了。这时，他又捡起原来的工作，在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〇年间把它们改得面目全非。他将这本书定名为《家庭白痴》，写得畅快淋漓，一气呵成。“它既展现了一种方法，又展现了一个人。”
萨特多次说明写这部书的意图。一九七一年五月萨特与孔塔、里巴尔卡谈话时明确指出，这不是一部科学著作，因为他运用的不是概念，而是观念。所谓观念，是一种将时间因素引入自身的思想，比如说被动性的观念。对福楼拜，萨特采取了一种“移情”的态度。“我的目的就在于此：证明只要方法得当并具备必要的文献，所有人都可以被充分了解。”他还说，“当我指出福楼拜不认识自己，同时又非常了解自己时，我说出了我所谓的‘实际经历’，也就是说，生命存在于自我理解之上，无需明确的知识，也无需正题性意识”。
信仰毛主义的朋友多少有点儿反对他干这件事儿。他们似乎更希望萨特写一些左翼论著，或者为大众写一部鸿篇巨制的小说。但事关创作，萨特不会在任何压力下让步。同志们的观点，他同情却不同意。提到《家庭白痴》时，他说：“从内容上看，我觉得自己在逃避；相反，从方法上看，我感觉自己还是与时俱进的。”
后来，萨特在布鲁塞尔的一次演讲中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十七年来，我一直在写一部关于福楼拜的著作，这本书工人不会感兴趣，因为它文风繁复，确实有股资产阶级的味道……我坚持不懈地写，也就是说，我今年六十七岁，五十岁起就开始写这本书，五十岁前我一直惦记着这事儿……在写福楼拜的过程中，我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恐怖孩子，待人认领。”
萨特的想法高深极了：他认为无论在哪个历史时刻，也不管社会、政治背景如何，最根本的事情仍然是理解人类，而研究福楼拜能帮他实现这个目的。
我们在罗马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一九七〇年九月回到巴黎时，萨特对自己介入的各种社会活动十分满意。他住在拉斯帕耶大道的楼房里，在十一层，房间小巧而朴素，对面是蒙巴纳斯公墓，离我的住处也很近。他活得开心，过着很有规律的生活。他经常去看望从前的女友：万妲·克、米歇莱·维安和她的养女阿莱特·艾尔坎姆——他每周有两个晚上在她家度过。其余的夜晚，他和我住，一起聊天儿、听音乐——我弄了个超大的音乐柜，每个月都填充新的内容。萨特对维也纳乐派（特别是贝尔格和韦伯恩）和当代作曲家（施托克豪森、泽纳基斯、贝利奥、彭德雷茨基等许多人）都很感兴趣。不过，他也愿意回过头来欣赏古典大家。他喜欢蒙特威尔地、杰苏阿尔多，以及莫扎特和威尔第的歌剧（尤其喜欢莫扎特的《女人心》）。我们在房间里听音乐，吃个煮蛋或者一片火腿，喝一点儿苏格兰威士忌。我的寓所被房产中介称为“带凉廊的艺术家工作室”。房间很大，天花板也很高，我在里面度过一日又一日；房里有一部楼梯通到卧室，卧室由一个类似阳台的空间和浴室连起来。萨特在楼上睡，早晨下来和我一起喝茶。丽丽亚娜·西热尔——他的女友之一——会来找他，领他去他住所附近的一家小酒馆儿喝咖啡。晚上，萨特常在我的住所和博斯特见面。有时也和一见如故的朗茨曼碰面，尽管二人有时在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上意见相左。萨特特别喜欢有西尔薇在的周末聚会，星期天，我们三人一起去圆顶酒店吃午饭。我们走得越来越远，看形形色色的朋友。
下午，我在萨特的住处工作。我等待《老年》的出版，构思《回忆录》的最后一卷；他重看和修订了《家庭白痴》中福楼拜博士的肖像。这是一个美好的秋天，蓝湛湛、黄灿灿：今年的兆头很好。
九月，萨特参加了“红色援助”组织的一场大型集会，谴责约旦国王侯赛因对巴勒斯坦人的大屠杀。有六千人参加了大会，萨特还碰到了很久不见的让·热内。热内和黑豹党人有联系，在《新观察家》上发表过一篇关于他们的文章。他打算去约旦，在巴勒斯坦营地待一段时间。
我已经很久不担心萨特的健康状况了：虽然一天两盒博雅尔香烟，他的动脉炎并未恶化。然而，九月底，我感到突如其来的恐惧。
一个周六的晚上，我们和西尔薇在多米尼克饭店吃饭，萨特喝了不少伏特加。一回到我的住所，他就开始打盹儿，然后一下睡着了，香烟也掉在地上。我们把他扶上了卧室。第二天早上，他看起来状态很好，回到了自己的住所。然而，两点钟我和西尔薇接他吃午饭时，他每走一步都会碰着家具。我们离开圆顶酒店，尽管没喝多少酒，他却走得摇摇晃晃。我们用出租车把他送到住在龙街的万妲家。下车时，他几乎栽倒。
在这以前，他犯过头晕病：一九六八年在罗马特拉斯特维尔的圣马利亚广场，萨特一下公共汽车身体就摇晃起来，我和西尔薇得扶着他才行。我没觉得这事儿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有点儿奇怪，因为他什么都没喝！不过，他的病症过去没这么明显，我开始揣度它的严重性。我在日记中写道：“回来以后，这个小房间是那样令人愉悦，现在却改变了色彩。那么漂亮的天鹅绒地毯，让我想起丧服。生命得继续，运气好的话，还会幸福，还会有快乐时光，只不过，威胁悄悄降临，生命中有了悬念。”
写下这些字时，我十分惊讶：不祥的预感来自何处？我想，尽管表面上故作镇定，实际上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处于警惕状态。第一次警报是高血压的发作：那是一九五四年夏天，萨特刚从苏联旅行回来就进了医院。然后是一九五八年秋天，我领略到什么是焦虑。萨特勉强逃过了一场大病侵袭，打那儿以后，威胁一直如影随形：医生对我说，萨特的大小动脉都太狭窄了。每天早晨我去叫醒他时，总先急着确认一下他是否仍在呼吸。不是真担心，确切说，我不过是在疑神疑鬼，但这足以说明一些问题。萨特新添的不适让我不得不悲哀地意识到脆弱的存在——这种脆弱，我并不陌生。
题图为波伏瓦和萨特，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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