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与邻居：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1917-2017》
内容简介
巴勒斯坦的这片土地，是犹太人经卷上所指的应许之地，也是许多阿拉伯人世世代代的居所。 1917 年，奥斯曼帝国即将落败，结束在这里 4 个世纪的统治；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人在这片土地上建立民族家园。一个世纪的撕扯与动荡就此开启。
分歧从一开始就难以调和。从 19 世纪末首批犹太定居点的建立、 20 世纪 30 年代的阿拉伯起义，到以色列在 1948 年的建国、 1967 年的六日战争，再到 1993 年的《奥斯陆协议》，以及 2002 年以来修建的隔离墙……对于同样的事件，双方说法截然不同。犹太复国主义者眼中的公正和胜利，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则是不公、失败、流亡和羞辱。
对于这片土地上两个民族百年难解的纷争，记者兼历史学家伊恩·布莱克意识到，只能通过关注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历史以及彼此来理解。于是，他借助文献资料、解密档案、口述历史，还有他自己的现场报道，寻求真相和对话。他留意历史的变迁、国家间的斡旋和博弈，因为那是冲突的肇因和驱动力；他更在意被卷入这百年动荡的普通人的生活，因为冲突的撕裂，他们在日常感受得至为真切。
一百年来，缓和的机会一再错失，促使这两个民族和平、自由、公平地作为邻居而不是敌人相处的协议从未达成。如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场冲突即将落幕，而理解，是面向未来的开始。
作者简介
伊恩·布莱克（Ian Black），现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中东中心资深客座研究员。 1980 — 2016 年，布莱克供职于《卫报》（The Guardian），任中东通讯记者，中东版、欧洲版、外交版编辑，国际政要新闻主笔。
布莱克拥有剑桥大学历史与社会政治科学硕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博士学位，精通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在置身中东冲突现场的 36 年里，他见证了巴勒斯坦国宣告成立、海湾战争、《奥斯陆协议》签订等重大历史事件，致力于以记者的身份，借助媒体的力量促进和平。 2010 年，他因此获得国际新闻广播协会的表彰。
此外，他还以历史和政治学学者的视野，反思他长期往来于中东北非地区的见闻，除这部里程碑式的《敌人与邻居：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1917—2017》外，他还著有《犹太复国主义与阿拉伯人：1936—1939》、《以色列的秘密战争》（合著）等书。
书籍摘录
前言
周年纪念日是庆祝、哀悼、纪念、复述和反思的时机。在 1917 年 11 月英国政府《贝尔福宣言》发表一百周年、 1967 年 6 月中东战争（“六日战争”）五十周年之际，本书计划回顾巴以冲突史上的重大事件。后文描述的其他重大事件发生于（或许是巧合，除非大约每个十年的第七年都有某种神秘的超自然特质） 1897 年、 1937 年、 1947 年、 1977 年、 1987 年和2007 年。《敌人与邻居：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1917—2017》从 19 世纪 80 年代早期巴勒斯坦第一批犹太复国主义定居点建立讲起，当时的巴勒斯坦由奥斯曼帝国的几个行省组成，然后按时间顺序讲述，直至今时今日，并涉及不同主题。
我希望，这本基于最新研究的长篇概述，能将人们普遍认为世界上最棘手、最引发争议的冲突，从大局纵览引入清晰聚焦。它试图从双方的视角讲述双方的故事，以及它们彼此之间命运的纠葛。本书难免要将动乱、暴力与和平倡议当作里程碑。但是，过于集中地关注战争、外交或恐怖主义，就会忽视普通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在实际生活中的相互遭遇和对抗—在前线、难民营、检查站，以及在日常生活、语言和文化等方面。伦敦和华盛顿，以及安曼、贝鲁特、开罗和大马士革的政治家、战略家和士兵在这场大戏中各司其职，但本书更侧重于书写耶路撒冷、雅法、拉姆安拉（Ramallah）、特拉维夫、海法、纳布卢斯（Nablus）、希伯伦（Hebron，又名哈利勒）和加沙以及它们周围充满争议的景象。
深层的结构、态度和惯例与从它们当中爆发的无穷无尽的“有新闻价值”之事同样重要：这是我作为记者兼历史学家从工作中得出的结论。重要的主题包括 1948 年以前建立的独立自治的犹太社会和经济体，以及尤为重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阿拉伯人的反对—在我看来，阿拉伯人早就表示反对了，比人们通常以为的要早得多。其他重点主题还有：巴勒斯坦人的逃亡、被驱逐和被剥夺，以及随后回归家园的渴望； 1967 年战争的巨大影响；犹太定居点在当年所占领土上的稳步扩张；两次因提法达（intifada，即起义）背后的驱动力，以色列的右翼倾向，巴勒斯坦人伊斯兰主义观念的崛起，双方的严重不对等，两国解决冲突方案的逐渐破产，以及这对未来可能造成的影响。
本书将密切关注经常被忽略或事后才被人想起的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因为他们从 1948 年至今的独特境遇提供了重要的视野，还因为他们在时常完全无视对方的两个民族间形成了微薄的人际联系。贯穿本书的主思路，就是从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到唐纳德·特朗普时代，他们之间陷入困局的关系。
巴以冲突有资格被称为地球上得到最细致研究的问题。“大量”甚至不足以形容它浩如烟海的资料的一角。资料的范围和深度反映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复杂性和争议性。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当我开始研究英国委任统治时期时，它就已经是一片被深耕细作的土地。现在，表层土壤已经消失了，大批研究人员正在搬动下面裸露出来的岩石。
本书面向普通读者。将它保持在可读的长度，意味着必须在整个过程中做出选择，包括要覆盖哪些内容，又要舍弃哪些内容。它基于现有学术成果和二手资料的综合：涵盖整个 135 年历史的一手研究远远超出任何一位作者的能力。《巴勒斯坦研究》（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以色列研究》（Israel Studies）和《耶路撒冷季刊》（Jerusalem Quarterly）等专业出版物都是至关重要的资源。最初用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出版的现代材料很快就能译成英文，但重要的旧材料还没有翻译。相关学术兴趣已经大大增加，且与政治立场息息相关。英美的几所大学现在已有专门（和独立）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研究中心。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定居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的范式有助于理解巴以冲突的基本情况，该范式基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南非的经验，认为当地人口是被欧洲人替换而不是被欧洲人剥削。然而，这种进路难以涵盖犹太人与“以色列地”（Eretz Yisrael）的宗教民族联系，这是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和以色列人身份认同的关键。从伊拉克、摩洛哥以及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其他地方来到以色列的米兹拉希（Mizrahi，东部或东方的）犹太人是另一个特殊元素，在别处没有与之高度相似的情况。这场当代的激烈辩论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双方看待冲突的方式：人们常说，犹太复国主义者倾向于探讨他们移民巴勒斯坦的意图；阿拉伯人则侧重于结果，尤其是，用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话来说，“ 他们的领土被外人定居”的结果。人类学和民族志研究能够传达记忆中的经历，价值极高。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和文化研究也都能丰富理解，尽管这些学科往往大量使用术语。我个人非常喜欢一篇名为《非人类流亡者的收集：特拉维夫动物园如何创造动物藏品，1938—1948 年》的文章—在探讨国家形成过程中文化方面的研究中，这一篇的角度不同寻常。新闻报道仍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初稿”，有时能与后来精雕细刻的版本惊人地接近。可以说，我在第一次因提法达期间从纳布卢斯和加沙的街道上的报道中得到的，与在耶路撒冷和伦敦的档案馆中查阅解密文件或旧报纸的所得等同—单是在往往不可逾越的民族鸿沟两边与人聊天，也能获得同样多的信息。弄清楚如何来回穿越这道鸿沟也有助于吸取教训。报道被占领土事宜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记者面临着特殊的挑战和危险，有时来自他们自己社会的威胁与来自另一个社会的一样多。
近年来，记者、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都不得不考虑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大量材料。Facebook（脸书），YouTube（优兔）和Twitter（推特）已然成为有关冲突的事实、观点、宣传和虚假信息的丰富源泉。“#XX”的标签与学术刊物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转瞬即逝的事物变得既能永久存在又易于检索。“ 通过时间的考验”是数字时代一种过时的观念，研究美国总统的人不得不快速分析草草编写的 140 个词信息中对全球政策的声明。如今，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既在他们争夺不休的故土，也在网络空间里相互讨伐。
引言（节选）
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在叙事上的分歧远不只形容各自民族英雄时常用的字眼，对于双方在地中海东岸同一小片领土上长期未解决的斗争的性质，他们更是观点迥异。两者都反映在本书中。每一方所言都出自真情实感，即使被对方斥为宣传或谎言。两者都不能忽视。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只能通过关注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历史以及彼此来理解。叙事，以其最简单的定义来说，就是“一个民族讲述自己的故事”。
巴以冲突仍是全球和地区的关切，是动荡、痛苦、仇恨和暴力的一个根源。对过去的理解总是随着时间变化。 1948 年之后，以色列的版本，即胜利者的版本，确实占据主导地位，尽管从未完全占据主导地位。此后巴勒斯坦人精神受创、无人带领且流离散乱，还常常不为人知。他们在西方和以色列的公众视野中基本消失了，即便被人提起，也是作为“阿拉伯难民”、“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约旦人或仅仅是“恐怖分子”。广大阿拉伯人对巴勒斯坦人事业的支持伴随着歧视与排外。直到1967 年以后，巴勒斯坦人才开始“重新出现”，尽管两年后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果尔达·梅厄仍发表臭名昭著的言论，坚称没有巴勒斯坦人。然而，到了1974 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缩写为PLO，简称“巴解”）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以巴勒斯坦的名义在联合国讲台上向世界发表讲话—一方的恐怖分子是另一方的自由斗士。1988 年，阿拉法特宣布巴勒斯坦独立，隐晦地承认以色列。仅仅5 年之后，巴解组织和以色列就在《奥斯陆协议》中正式而明确地相互承认，但这一务实的里程碑丝毫没有提到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和国家地位，也没有导向最终的和平解决方案。实际上，它并不标志着任何形式的真正和解，而且双方许多人都将它视为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随后的谈判破裂和前所未有的暴力加深了他们之间的鸿沟，以及对彼此的怨怼和疏离。
就过去的某些方面达成共识，并不意味着双方的总体叙事或从中产生的论点比以前接近了一些。相反，当自 2009 年起担任以色列总理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将清除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的要求称为对犹太人进行“种族清洗”时，巴勒斯坦人指责他恶意盗用“他们的”叙事，这加深了人们的一种印象，即双方都坚持自己是受害者。内塔尼亚胡及其支持者抱怨称以色列是反犹主义仇恨的对象。巴勒斯坦官方发言人拒绝接受这种批评，坚称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合法权利和自决权利而斗争，是在抗议违犯国际法的行为。
2017 年，“巴解”的正式目标依旧是结束被占领状态，建立一个与以色列并存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相比之下，伊斯兰主义团体哈马斯只准备与以色列长期休战。内塔尼亚胡至多对巴勒斯坦人承诺他所谓的“低限度国家”（state-minus）。结束冲突看起来仍像一个高得离谱的要求。无数轮未竟的和谈体现了一个不言而喻的道理：历史必须留给学者，不能在谈判桌上处理。以色列历史学家阿舍·苏瑟（Asher Susser）认为：“光怪陆离的智力杂技只会让已经存在的几乎无法克服的政治障碍雪上加霜。”冲突解决方面的专家反驳道，承认对方的观点虽然不等于接受其观点，但这有助于实现可行的妥协，从而赢得两边民众对和平的支持。然而，当冲突如此野蛮而沉重，当一方在军事、经济和其余许多方面超过另一方如此之多时，历史和政治便不能被轻易分开。内塔尼亚胡说巴勒斯坦人并没有像他和其他很多以色列人所要求的那样承认这个犹太国家的合法性（但并没有说巴勒斯坦人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巴勒斯坦重要人物也主动承认他们做不到；内塔尼亚胡说得很对。用巴勒斯坦知识分子艾哈迈德·萨米赫·哈立迪（Ahmad Samih Khalidi）的话来说：
对我们而言，采纳犹太复国主义的叙事意味着我们先祖建造的房屋、他们耕种了几个世纪的土地以及他们修建并在此祈祷的圣所完全不属于我们，我们对它们的捍卫在道德上是有缺陷的，而且是不正当的：那意味着，我们从一开始就无权拥有这些事物中的任何一样。
关键在于，以色列也没有以任何正式的形式或是在法律的意义上承认巴勒斯坦民族所渴望的权利，就是在历史上的巴勒斯坦所剩之地拥有一个主权独立、自力更生的国家，这也是现在世界上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民族应该获得的权利。1993 年，以色列承认“巴解”是巴勒斯坦人的代表。但在2000 年的戴维营首脑会议上，它所谓的“慷慨”提议被另一方以不够充分为由拒绝了。这是否真的是“错过的机会”仍然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无论如何，促使这两个民族和平、自由、公平地作为邻居而不是敌人相处的协议从未达成过。迄今为止的故事应该有助于解释为何这样的协议如此遥不可及，或许还能为未来的道路提供建议。
任何一方都无法垄断真相或道德制高点。但幸运的是，双方都不是铁板一块。即使主导叙事仍在固执己见，我们还是有可能听到偏离它们的声音和策略。将一方刻画成殖民主义者、定居者和种族主义者，将另一方描绘成恐怖分子、狂热分子和反犹主义者，只会降低已然微乎其微的和解可能性。双方都有相当一部分人能够认清现实，承认另一方不可磨灭的存在—无论是否喜欢（许多人并不喜欢），他们都会留下来。联合的民意调查显示，虽然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士兵和定居者除外）相互接触有限，但大多数人感觉他们互动“愉快”。不那么乐观的是，他们之间的信任度极低，大多数人认为彼此是零和关系，“没有什么能够同时有益于双方的事”，“对一方有利的事情都对另一方有害”。恐惧、仇恨、冷漠和自私自利，以及国内、地区和国际的态度和制约，也都是强大的力量，它们联合起来，将看似早已不可持续的现实维持了太久。2017 年7 月发生在东耶路撒冷的事件—以色列籍的阿拉伯裔枪手在圣殿山/ 谢里夫圣所杀害了以色列警察；以色列安全部队的镇压；大规模的巴勒斯坦人抗议活动；剑拔弩张的局势，以色列人随后的退让—都在清晰地提醒世人，事态是如何迅速而轻易地升级至失控的。
历史学家不免会反映出当前人们的关注：有着无数特殊纪念日的 2017 年，是人们对局势缓和空前悲观的时期，解决“圣地”长久存在的危机更是显得遥遥无期。近年来，关于两国解决方案的失败，通过协议形成单一国家的可取性和可能性，以及不公正、不稳定且危险的现状的持续甚至恶化，人们争辩不休。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场冲突即将落幕，所以理解它比以往更为重要。但这也意味着两边的人民应该听从巴勒斯坦裔以色列作家乌达·比沙拉特（Odeh Bisharat）明智的建议：“ 如果过去没有共同的叙事，那么至少让我们为未来写一篇吧。”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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