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故事》

内容简介

本书为康•帕乌斯托夫斯基的自传体纪实长篇小说，共分为《遥远的年代》《动荡的青春》《未知世纪的开端》《满怀希望的时期》《投身南方》《漂泊的篇章》六卷。书中既有对往昔岁月的追溯回望、对创作历程的思考探索，亦有对大自然空灵淡远的诗化描绘，作者更是艺术化地书写了与之同时代的作家，诸如布尔加科夫、巴别尔、谢维里亚宁等人的生平轶事。此外还着力刻画了船夫、马车夫等普通人物群像，行文间流溢着生活的厚重感和纯美诗意。从中可探寻作者的内心世界，也可一窥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从沙皇俄国到苏联时期的社会历史图景。

作者简介

康•帕乌斯托夫斯基（1892—1968），俄罗斯作家。生于莫斯科一个铁路员工家庭，当过工人、记者等，参加过红军。 1932 年凭中篇小说《卡拉-布加兹海湾》成名。一生著有多部小说和散文作品，其中探讨文学创作的《金蔷薇》和长篇自传体小说《生活的故事》尤为著名。曾两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书籍摘录

父亲的死

那时，我还是基辅中学最高年级的学生，一封电报来通知我，在白采尔科维附近的戈罗季谢庄园，我的父亲将不久于人世。

第二天，我坐车来到白采尔科维，住在父亲的一个老朋友、邮政所长费奥克蒂斯托夫那里。这是一个留着长胡子、眼睛近视的老头儿，戴着厚厚的眼镜，穿着破旧的邮政部门的制服上衣，铜领章上有交叉的号角和闪电的图标。

已是三月份的月末。下着毛毛细雨。光秃秃的白杨树矗立在雾霭之中。

费奥克蒂斯托夫跟我讲， 夜里， 在汹涌澎湃的罗西河上有浮冰漂过。我父亲行将去世的那个庄园位于这条河流中间的岛上，距白采尔科维有二十俄里 远。河上有一条石砌的坝埂通往庄园。

春汛时分的河水现在正波涛汹涌地经过坝埂，显然，任何人都不愿意送我到岛上去，哪怕是胆子最大的马车夫。

费奥克蒂斯托夫一直在考虑，在白采尔科维的马车夫当中，有谁最敢于冒险。在昏暗的客厅里，费奥克蒂斯托夫的女儿——中学生济娜正在用心地弹钢琴。橡皮树的叶子由于这音乐声抖动着。我看着小碟子里一片发白的、已被挤干汁水的柠檬，默不作声。

“那好吧，我们叫布列格曼来，不怕死的老头儿！”最终，费奥克蒂斯托夫做出了决定，“他是个神鬼不怕的人。”

很快，马车夫布列格曼来到费奥克蒂斯托夫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堆满一册册硬封皮上压着金色花纹的《田地》 杂志。马车夫布列格曼是白采尔科维“最不怕死的老头儿”。这是一个身体结实的矮个子犹太人，留着稀疏的胡子，长着猫一样浅蓝色的眼睛。被风吹粗糙的脸庞红红的，就像是天堂的苹果。他一只手抡着小鞭子，带着嘲笑的神色听费奥克蒂斯托夫讲话。

“哎哟，不幸！”他最终假模假式地说，“哎哟，不幸，费奥克蒂斯托夫老爷！我的车是轻便的敞篷马车，马也不壮实，是茨冈马！它们不可能把我们拉过坝埂。马会淹死的，还有马车、年轻人和老车夫。谁也不会哪怕在《基辅思想》 上报道一下这个死亡的事。这让我受不了，费奥克蒂斯托夫老爷。去，当然啦，是可以的。为什么不去呢？您自己也是知道的，马车夫的命总共值三个卢布，——我不会对天发誓，说是五卢布，或者假设，十卢布。”

“谢谢，布列格曼，”费奥克蒂斯托夫说，“我知道您会同意的。您可是白采尔科维胆子最大的人。就看在这件事的分儿上， 我为您订阅《田地》杂志，一直到年底。”

“嗯，既然我这么勇敢，”布列格曼一边冷笑着，一边尖声尖气地说，“您最好给我订《俄国残疾人》 。在那里边儿，我至少可以读一读关于世袭兵 和乔治十字勋章得主的事儿。一个小时后，马就到大门前台阶旁，老爷。”

布列格曼走了。

我在基辅收到的那封电报里写着这样一句奇怪的话：“从白采尔科维带一个司祭或司铎 来——随便谁都行，只要他同意过来。”

我了解父亲，因此，这句话使我惶恐和担忧。父亲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和我的外祖母之间永远都在发生冲突，原因就是他嘲讽司祭和司铎；而我的外祖母是波兰人，几乎和所有波兰女人一样是狂热的信徒。

我猜是我父亲的姐姐坚持要教士去的，她叫费奥多西娅·马克西莫夫娜，或者像大家都称呼她的那样——多济娅姑姑。

除了恕罪礼，她否定教堂里所有的仪式。对她来说，舍甫琴柯的《科布扎歌手》就可以取代《圣经》了，这本书藏在一个大铁皮箱子里，就像《圣经》那样，纸已发黄，而且滴上了蜡油。偶尔，在夜里，多济娅姑姑会把它拿出来，借着烛光读《卡捷琳娜》，还一个劲儿用深色的头巾擦眼睛。

她为很像她本人的卡捷琳娜的命运哭泣。在农舍后面潮湿的河滩林中，她儿子的坟墓上已经长出青草，多年以前她儿子还是“半大小子”的时候就死了，那时，多济娅姑姑还很年轻。这个半大小子，就像当时人们说的，是她的“非婚生”子。

多济娅姑姑爱上的那个人欺骗了她。他抛弃了她， 但她却忠诚于他，至死不渝，而且一直期待他回到她的身边。她猜想他一定是得了什么病，穷困潦倒，生活窘迫，而她狠狠地责骂他之后，最终还是会收留他，并且给他以关怀。

没有一个司祭愿意去戈罗季谢，他们借故生病和事务繁忙而推辞。只有一个年轻的司铎同意了。他事先通知我，我们要顺路去教堂取圣餐，这是为即将死去的人举行圣餐仪式用的，而且警告我，不要和拿着圣餐的人说话。

司铎身穿黑色的长襟大衣，大衣的领子是天鹅绒的，他还戴着一顶怪怪的、同样也是黑色的圆帽子。

教堂里昏暗且寒冷。通红的纸玫瑰耷拉在带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的台架旁。没有蜡烛，没有铃铛的叮当声，也没有管风琴的阵阵响声，此时的教堂很像白天单调的光线下剧院的后台。

我们先是坐马车默默地走着。只有布列格曼吧嗒吧嗒嘴，“喂！喂！”叫几声，催促那几匹瘦骨嶙峋的枣红马。他不时地吆喝它们，就像所有的马车夫那样喊，不是“喔”，而是“喂”。低处的花园里雨声淅沥。司铎拿着用黑色斜纹布包好的圣餐盒。我的灰色中学校服外套湿透了，变成了黑色的。

在雨雾之中，布兰尼茨卡娅伯爵夫人著名的亚历山大花园似乎升腾起来，直耸云霄。这是些占地面积很大的花园，就像费奥克蒂斯托夫跟我说的，跟凡尔赛宫一样大。花园里的雪在融化，冰冷的水蒸气掩映着林木。布列格曼扭过头来，他说，这些花园里有野鹿。

“密茨凯维奇 很喜欢这些花园。”我对司铎说。我忘了，他一路都要保持沉默。

我只是想对他随便说点儿什么高兴的事儿，以感谢他同意这艰难且危险的出行。司铎微笑以示回答。

泥泞的田野里满是雨水。水里映出寒鸦飞掠的影子。我竖起大衣领子，想着父亲，我对他的了解太少了。他是个统计员，几乎整个一生都在不同的铁路段供职——莫斯科—布列斯特、彼得堡—华沙、哈尔科夫—塞瓦斯托波尔，还有西南铁路。

我们经常搬家，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莫斯科到普斯科夫，然后到维尔诺、基辅。无论在哪儿，父亲都跟上司合不来。他是一个很爱面子、急性子而又善良的人。

一年前，父亲离开基辅，去奥廖尔省的布良斯克工厂做统计员。工作不久，他便出人意料地、没有任何明显原因地辞职了，他去了祖父的老戈罗季谢庄园。他的弟弟伊利科住在那里，是一名乡村教师，同住的还有多济娅姑姑。

父亲这种莫名其妙的行为，在所有亲戚当中引起轩然大波，但是，反应最强烈的还是我的母亲。当时，她和我的哥哥住在莫斯科。

来到戈罗季谢一个月后，父亲就病了，现在将不久于人世。

道路开始沿着沟壑向下延伸。在沟壑的尽头，可以听到水流不停地喧嚣。布列格曼在车夫的座位上也开始坐不安稳了。

“坝埂！”他说，声音很低落，“现在你们祷告天主吧，乘客们！”

拐过弯来，坝埂突然出现了。司铎欠起身子，抓住布列格曼那条已经褪了色的红腰带。

河水本是夹在花岗岩峭壁之间轻快流淌的。但在这里，罗西河冲决而出，怒吼着，穿过阿尔滕山脉。河水漫过石坝，好似透明的墙体，轰隆隆地向下奔腾，冰冷的水雾飘荡，犹如蒙蒙细雨。

在河的对面，在坝埂的那一边，高大的白杨树仿佛直冲云霄，一座小白房子若隐若现。我认出来那是岛上的庄园，我很小的时候在那里生活过——它的宅边园地、篱笆墙、井上打水的吊臂，还有河岸边上的岩石。这些岩石把河水切断，形成一股股独立的巨大水流。在这些岩石上，曾几何时，我和父亲钓过长着须子的鮈鱼。

布列格曼让马停在坝埂旁边，爬下马车，用鞭杆儿调整了一下马具，他带着疑惑仔细地查看自己的马车，摇了摇头。这时，司铎第一次违背了保持沉默的誓言。

“耶稣－玛利亚！”他小声说，“我们可怎么过去啊？”

“唉，唉！”布列格曼回答说，“我哪知道怎么办？老实坐着吧。马已经哆嗦了。”

这几匹枣红马扬起脸，打着响鼻，走进湍急的河水。河水咆哮着，把这辆轻便马车冲到坝埂没有护栏的那一侧。马车倾斜着行进，铁轮箍咯吱咯吱直响。马在发抖，强撑着，几乎要扑到水里，这样河水就不至于冲倒它们。布列格曼在头顶上空转动着鞭子。

在坝埂的正中央，河水最凶猛，甚至是隆隆作响，马停了下来。泡沫飞溅的瀑布在马的细腿边翻腾着。布列格曼带着哭腔叫喊起来，并且残忍地抽打起那几匹马。马向后退，把马车顶到了坝埂的最边上。

这时，我看到了我的叔叔伊利科。他骑着一匹灰马从庄园向坝埂奔驰而来。他喊着什么，在头顶上空挥舞着一捆细绳子。

他来到坝埂上，把绳子扔给布列格曼。布列格曼赶紧把绳子绑在车夫座位下面的一个地方，三匹马——两匹枣红的和一匹灰色的——终于把马车拖到了岛上。

司铎画了一个大大的天主教式的十字。布列格曼给伊利科叔叔使了使眼色，说人们将会长久记得像老布列格曼这样的马车夫的，我则问，父亲怎么样了。

“他还活着，”伊利科回答，并且吻了吻我，他的大胡子扎痛了我的脸，“他等着呢！你的妈妈——玛丽亚·格里高利耶夫娜在哪儿？”

“我给她发了电报到莫斯科。或许，她明天到。”

伊利科叔叔看了看河面。

“还在涨水，”他说，“很不好，我亲爱的科斯季克。嗯，或许，一切都会过去的。我们走吧！”

多济娅姑姑站在大门前的台阶上迎接我们，她一袭黑衣，眼睛已经哭得干涩。

闷热的房间里散发着薄荷的味道。我没有立刻认出这个脸色蜡黄、脸上长满灰色硬胡茬儿的老头儿就是我的父亲。父亲才五十岁。我一直记得，他有点儿驼背，但是身材匀称，优雅，头发是深色的，总是带着不同寻常的忧伤的微笑，他的眼睛是灰色的，神情总是十分专注。

现在他坐在圈椅上，艰难地喘息着，一直看着我，泪水顺着他干巴巴的脸颊慢慢滑落。他的泪珠凝固在大胡子里，多济娅姑姑用一块干净手帕把它擦掉。

父亲不能说话。他得了喉癌，就要死了。整个夜里，我都待在父亲的身旁。所有人都睡了。雨停了。窗外的星星一闪一闪，有些阴森。河水的喧嚣声越来越大。河水涨得很快。布列格曼和司铎不能返回去，滞留在了岛上。

夜里，父亲微微动了动，他睁开眼睛。我俯身看他。他试图拥抱我的脖子，但无济于事，他嘶声低语道：

“我担心……缺少毅力……会害了你。”

“不，”我低声反驳，“不会这样的。”

“你要是见到妈妈，”父亲对我耳语道，“我对不起她啊……让她原谅我……”

他沉默了，有气无力地握了握我的手。

我当时不明白他的话，只是很久以后，过了许多年，我才开始明白这些话的痛苦含义。甚至是更晚一些时候，我才明白，我的父亲从本性上说根本不是个统计员，而是个诗人。

黎明时分，父亲死了，但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切。我似乎觉得，他只是静静地睡了。

在我们这里的岛上住着一个老爷爷——涅奇波尔。人们叫他来给父亲诵读赞美诗。

涅奇波尔不时中断诵读，出去到门厅里抽马合烟。在那里，他小声地给我讲了一些简单但激发了他的想象力的故事，比如，去年夏天他在白采尔科维喝过的一瓶酒，还有，他在普列文近郊见过斯科别列夫本人，跟他离得那么近，“就像牦牛挨着篱笆”，他还讲了令人惊奇的美国风车，它是靠避雷针工作的。涅奇波尔老爷爷，就像岛上人们说的那样，是一个“轻浮的人”——爱撒谎，爱饶舌。

他读赞美诗读了一整天和接下来的一整夜， 他用黑乎乎的指甲掐掉蜡烛的芯， 站着睡觉，还打呼噜，醒来后又重新嘟囔起含混不清的祈祷文。

夜里，在河的对岸，有人挥动着灯笼，拖着长音呼喊。我和伊利科叔叔出去到河岸边。河水在咆哮。河水好像冰冷的瀑布流过坝埂。夜已深，一切毫无生气，头顶上空一颗星星也没有。浓重的凉气扑面而来，这是春汛和土地解冻散发出来的凉气。有人一直在对岸挥动着灯笼呼喊，可是，由于河水的喧嚣，听不清他在喊什么。

“准是我的妈妈。”我对伊利科叔叔说。

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回答。

“我们走吧，”他说，随之沉默了，“岸上很冷。你会感冒的。”

我不想回房子里去。伊利科叔叔又沉默了一会儿，便走了，而我站着，看着远处的灯笼。风刮得越来越猛，白杨树摇晃得很厉害，不知从哪儿飘来甜丝丝的焚烧麦秸的烟雾。

早晨，人们埋葬了父亲。涅奇波尔和伊利科叔叔在峡谷边上的小树林里挖好了墓穴。从那里可以远远地看到罗西河后面的森林和初春微白的天空。

人们把覆着宽幅绣花巾的棺材从房子里抬出去。司铎走在最前面。他用平静的灰色眼睛直视前方，口中低声念着拉丁语的祈祷文。

当棺材被抬到门口台阶上的时候，我看见在河对岸有一辆旧四轮马车，几匹马已经卸下牲口套，马还拴在车上，有一个小个子女人，穿着黑色的衣裳——那是我的妈妈。她一动不动地站在岸边。她从那里看着人们把父亲抬出去。然后，她跪下，把头俯向沙土地。

一个高高瘦瘦的马车夫走到她跟前，俯身向她说着什么，可她依旧一动不动地俯身在那里。

然后，她跳起来，顺着河岸跑向坝埂。马车夫抓住她。她无力地坐到地上，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

人们抬着父亲沿着通往小树林的道路走。在拐弯处，我回头看了看。母亲依旧坐着，用手捂着脸。

所有人都沉默着。只有布列格曼时不时地用鞭杆儿轻轻拍打靴子。

在坟墓旁边，司铎抬起灰色的眼睛朝向冷冷的天空，他慢慢地、清楚地用拉丁语说：

“把永远的宁静、永久的光明赐予他吧，主啊！”

司铎开始沉默，他在仔细倾听。河水在喧嚣，头顶上老榆树的枝头有山雀在啼鸣。司铎叹了口气，接着讲起对幸福的永恒思念和流泪谷的道理 。这些话跟父亲的一生出奇地相吻合。听了这些话后我的心都揪紧了。后来，每当我萌发对幸福的渴求、感受到人际关系不尽如人意的时候，我都会体验到这种揪心的感觉。

河水在喧嚣，鸟儿小心翼翼地叫着，棺材碰掉潮湿的泥土，泥土沙沙作响，撒落着，用方巾覆着的棺材慢慢地被安放在墓穴里。

那时，我十七岁。

题图为康•帕乌斯托夫斯基，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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