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1939 年到 1949 年，国民党的统治被一个恶魔如影随形地缠绕着，这个恶魔就是通货膨胀，它最终将国民党政权吞噬，并在相当长时间内导致了人们对市场投机的恐惧，从而选择了对经济进行全方位的管制与计划，直至数十年后才打开这一心魔，重新恢复对市场经济的信仰和对其进行驾驭的信心。
是什么铸就了国民党的十年通胀史，哪些是时运使然，哪些是被低估的结构性因素，哪些又是政策失误？在其《通胀螺旋：中国货币经济全面崩溃的十年1939-1949》一书中，活跃于民国金融界、有中国现代银行之父之称的张嘉璈凭借其专业背景对上述问题给出了详尽的分析，又因为其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最后阶段曾出任中央银行总裁，对国民党的应对失策有着第一手的经验，读来颇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失衡，一向被认为是通胀的主要推手，张嘉璈也是据此展开分析。抗战军兴以及内战爆发带来的军事支出剧增，导致总需求长期居高不下，而战乱导致总供给长期不足，因此通胀压力始终难以缓解。这些解释对于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学“熏陶”的读者而言并不难理解，而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收入因为沿海税基的丢失而大幅损失这一节应该也是老生常谈了。
比较“出人意料”的倒是国民党政府对困难的估计不足，这其中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充分意识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的需求传导不畅。中国农村经济的货币化不足，导致对市场信号反应迟钝，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匮乏，在抬高运输成本之余，也不利于统一市场的形成，而地方政府割据的状态，又加剧了市场的分割。这样一来，当总需求因为赤字财政和宽松的信贷大幅增加时，其主要的后果由城市部门承担，无形中加大了城市利益集团所承受的通胀压力。
此前人们更多从税基的角度来看沿海发达地区沦陷对国民党政权的打击，其实这也更多意味着原先基本上独立于内地而从国际市场上获取原材料供给的城市工业部门，在搬去大后方后面临原材料匮乏的窘境，而随着战事蔓延，各个进出口通道被封闭，产出形势更加恶化，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 1941-1942 年间人们信心的阶段性破灭和通胀势头的失控。而国民党政府为了激励产出而推出宽松信贷政策，更是对通胀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在工业产出无法大幅增加的情形下，货币的增加所形成的需求推升了消费品价格，而这主要由城市部门来承担。
令人唏嘘的是，抗战的胜利，不仅没有使城乡需求供给传导不畅的局面得到缓解，还因为进口激增压抑了农村的产出。在共产党控制了广大农村地区及其物资供给后，不肯也无法实施包括削减政府支出等一揽子改革计划的国民党政府，即使有着来自美国的巨额资金和物资援助，很快又面临“无米下锅”的局面，而作为“破釜沉舟”之计推出的币制改革，也被证明是垂死挣扎之举，金圆券信用的破产，给国民党政权的崩溃以最后的一击。
除了始终身陷战局的时运不济，以及一个前现代的城乡二元经济的结构性制约外，国民党政府自身的不少政策失误和误判也加剧了通胀。国民党政府始终不肯削减政府规模和相应的开支，被视为一大弊端，与共产党控制区大张旗鼓推出的“精兵简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成长于沿海城市地区的国民党政权本身也不善于过紧日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蒋介石对于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早日形成预期过高，也导致其在应该收缩兵力的时候选择扩张兵力，这新增的集结在城市周边的二百万部队的供给，无疑又恶化了供需矛盾。不得已国民党政府选择了从农民手中直接征收粮食也即“田赋征实”的办法，这一举措虽然减少了政府的货币支出，增加了政府可支配的粮食供给，但弊端也不少，除了小地主和农民阶层的离心离德这一政治成本外，粮食征收成本也日趋加大：市面上的粮食供给减少很多，给囤积居奇者提供了操作空间，面对粮食市价的提高，农民选择待价而沽逃避征收的动力也大为增加，而粮食征收难度的增加，导致政府加派征收人手，反过来又推高了行政支出。
此外，国民党政府也高估了民众爱国热情的持久性和共度时艰的耐受力。随着战事旷日持久和来自国际的援助的减少，以及生活日趋困顿，人们对购买战时公债的热情和国民政府维持币值的信心都趋于减弱。前者削弱了政府的融资和弥补支出缺口的能力，后者则导致人们一度主动压抑的消费需求被释放，从而又给通胀添加了一个推手。
人们对战时公债热情的减退，还和国民党政府的财政纪律不佳也即习惯于财政货币化有关。在张嘉璈看来，国民党 1935 年的币制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为政府以加大货币供应量来缓解财政危机提供了便利：摆脱了贵金属本位“束缚”的法币，确实很容易变成一个无锚之币，其发行量很容易失控。当进出口相对平衡，政府税收与支出大体合拍的承平岁月，由政府信用支撑的币值的稳定不是太大问题，但一旦通胀起来，而政府的左支右绌为民众识破，则币值不稳、民众持币意愿不足与政府财政货币化效能大打折扣之间就容易形成恶性循环，进而形成通胀螺旋。
到抗战结束之时，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已接近崩溃边缘，此时若能休养生息或可获得喘息之机。然而由于与中共冲突加剧导致总兵力和军费支出不能减少，限定伪币按期兑换变相加大其流通力度，以及为恢复生产而又推出的宽松信贷政策等等，等于给已经元气大伤的经济雪上加霜。
接下来通胀势头的再起，政府各部门人员士气低落腐败盛行，民众信心一落千丈和战事不利导致经济形势更加恶化等等，种种因素之间互相牵扯，互为因果，直至大局糜烂不可收拾。
总之，国民党政权的最后十年一直身处战时经济的非正常状态，又面临各种前现代经济的掣肘，再加上自身的应对失策，致使其始终无法摆脱通胀梦魇，直至最后丧失统治合法性。其失去政权，实为历史的合力，而非简单的腐败二字所能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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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北平无战事》（有裁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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