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它是个问题 | 天津低估了自己户口的价值,但缺人是真的

6 月 3 日,天津市河东区受理申请人落户的政府部门门口并没有排起长队。空空荡荡的大厅里,三十多个等着落户天津的人或坐或站。他们根据叫号顺序,依次走上二楼,等待着工作人员审核他们的落户申请材料,并开具《准予迁入证明》。

一个月前这里光景大不相同。5 月 16 日,在天津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上,副市长孙文魁宣布,五类人才可以落户天津。其中门槛最低的学历型人才,40 岁以下的本科,45 岁以下的硕士,以及任意年龄的博士,只要凭借身份证、学历学位证,就可以直接办理落户。

这个名为“海河英才计划”的政策发布的一夜之间,就有 30 万人下载天津公安 APP 办理落户申请。天津公安 APP 服务器被挤爆,登陆不上的人连夜赶往天津。房产中介、落户中介也都闻讯而来。一时间,北方人才市场、天津各区行政服务中心,都排起了绵延的长队。

截至 2018 年 5 月底,一共有 28 座城市放宽了引进人才的限制,但没有一座城市像天津这样火爆。即使是被媒体广为报道的西安,也不过是在今年前 4 个月内完成了 30 万人的落户。

天津市政府可能低估了自己的户口含金量。

抢人大战在过去半年时间内愈演愈烈,背后是对于人口的焦虑。中国 20 – 40 岁的人口比例持续下滑。80 后、90 后、00 后分别是 2.19 亿、1.88 亿、1.47 亿,三十年间萎缩了 33%。由于出生率持续降低,2016 年中国 10 – 19 岁的人口比 2005 年的时候减少了 36%,这意味着接下来 10 年步入工作的年轻人会比 10 年前少了超过 1/3。

天津面临的情况尤为严峻。2017 年这座城市常住人口 1556 万人,比 2016 年减少 5.2 万人,而与其差不多等级的城市,例如重庆、杭州等常住人口规模增长都超过 20 万。

人口的萎缩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诸如消费不足、城市空心化、养老金亏空等。长期以往,城市将会慢慢衰败、直至消亡,如同北美的锈带城市,也如同年轻人不断外流的东北地区。

相比起这样惨淡的未来,天津目前面临的许多问题,包括 GDP 注水、于家堡金融区被抨击为鬼城、地方债务堆积等问题,只能算是短期内的问题。为了长远的育人大计,就有了 5 月 16 日近乎于零门槛的“海河英才计划”。

天津最繁华的和平路步行街

教育

对于很多急于落户天津的人来说,教育是他们最大的考量。

1981 年出生的甘肃人尚鹏了解天津教育的价值。在他所供职的单位中,有一个山东同事高考 520 多分,而这位同事的天津姐夫高考只有 490 多分。同一年高考,但天津人却考上了更好的学校,更不用说天津卷的难度和山东卷并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5 年前,尚鹏决定从部队转业。原本部队可以安排尚鹏在北京获得一份工作,但是因为北京“竞争激烈”,户口、房子都不好搞定。为了给孩子一个稳定的教育环境,尚鹏最终带着妻子、孩子在距离天津市区大约 40 公里的东丽湖畔安了家。

2013 年东丽区的房价每平方米大约 8000 多元,还不算太贵。尚鹏在天津找了一份财务方面的工作,连续交了两年多的社保,孩子的学籍算是办了下来。

东丽·万科城

天津是全国高考最轻松的省份。在刚刚结束的 2018 年高考,天津考生仅有 55074 名,比 2017 年还少了 2000 人。录取率尚未公布,但 2017 年天津一本和二本的录取率为 72%,其中一本录取率超过 25%。985 录取率天津更是高达 5.81%。与天津临近的河北、山东等省市,都只有不到 1.5% 。

孔玲玲算是天津教育的直接受益者。她是河北人,原本需要面对激烈的高考竞争。但就在她考高中的那几年,天津南开中学允许外省市学生参加考试,通过者可以获得天津学籍,在天津参加高考。三年以后,孔玲玲顺利进入北大。

在北大就读期间,孔玲玲遇上了一个也是天津来的学弟。在得知她毕业于南开中学之后,学弟立刻向她抱怨,那几年天津高考升入北大清华的名额都被外省市学生占据了。而还没来得及告诉学弟自己其实来自河北的孔玲玲,觉得颇为尴尬。

高考难度不同,事实上会改变整个基础教育体制。在《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采访过程中,许多河北人都会提及衡水中学的存在。外界将其描绘成一座高考工厂,严苛的全封闭式管理规定了学生从着装发型到饮食起居的每一个细节。早上五点半起床,晨跑之后就是一整天的上课、考试、作业,直到晚上就寝。流水线化的生产,被批评为压抑人性。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孩子过上这样的生活。

孔玲玲的父亲就在教育局工作。身在体制内,对于中国各省市之间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他再清楚不过。从一开始,他就在寻找机会,把孩子们送到更轻松的环境当中。而在孔玲玲都开始攻读博士之后,为了她的弟弟,又举家在天津滨海新区的生态城买了房。当时,为了招揽人才,当地政府规定,只需要付 60 万现金买房,就能够获得蓝印户口。

退路

如果说像孔玲玲一家从河北来到天津,是选择了降低生活的难度,那么对于更多人来说,前往天津则是一条无可奈何的退路。

林凯和单莉夫妇是河北张家口人,在北京分别供职于教育培训和新媒体行业。去年,单莉刚刚通过中介办下了天津的集体户口。他们不是没有考虑过在北京落户,但难度太大,“几乎不可能”。正巧,单莉的姐姐为了孩子上小学办完天津户口,正在考虑要孩子的夫妇俩也决定在天津办个户口,“上学方便,至少有备无患”。

章霞的故事或许最能代表这两年北京政策的变化。6 月 3 日,操着一口京片子的章霞陪着同事来办户口。她从小就随父母来到北京,在四九城里生活了二十多年,还在拥有落户名额的国企单位上班,但因为祖籍河南,所以章霞始终没有拿到一个北京户口。

将来买房、孩子上学,都需要一个北京户口。顾虑至此,章霞只得退而求其次来到天津。她的同事已经走了大半的流程,她也正好来天津看看情况,顺便从工作人员那里领取一张商调函。商调函允许申请人将自己的档案从原来存放的地方调到天津,这是整个落户申请的第一个步骤。

从小到大,章霞都在北京读书,当时只需要按时缴纳借读费用,就能够安安心心地在北京上学。章霞也从来没有考虑过户口这个问题,直到最近越来越多的事情发生,才让她渐渐意识到,如果自己的孩子想要毫无障碍地生活在北京,户口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东西。

就在章霞来到天津的两天前,6 月 1 日儿童节,一大群家长聚集在北京通州区教委门口,抗议 2018 年小学入学的政策。4 月 27 日,通州区教委公布入学细则。按照往年规定提前办理各项材料的家长发现,北京居住证一项不仅要求“在有效期内”、“与在通州区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地址一致”,还要求“审核申请人自 2017 年 12 月 31 日(含)起在现居住地居住”。

提高门槛的还有另外一处规定,“住房地址用于适龄儿童入学登记的,自登记入学之年起,原则上 6 年内只提供一个入学学位”。这意味着,即使有些居民满足其他所有的要求,但如果所租房屋的房东正巧也有孩子要上学,那他们的子女仍然将会失学。

家长们气愤于突然变化的标准,以及时间上的落差—— 4 月 27 日颁布的政策却要求家长们从前一年 12 月 31 日就不得变化住所。6 月 1 日当天,北京正逢 36 度的高温。情绪激动的家长在抗议通州区教委做法不合理的同时,也有人喊出了要去天津的想法。尽管未必作数,但看得出对于很多人来说,天津成为了一道心理上的防线。

天津金融界中心

户籍福利

天津户口能够带来的福利并没有那么简单。尚鹏今年 37 岁,开始看中医疗条件。除了天津医疗保险报销额度更高以外,天津也能够提供更好的医疗资源,而在甘肃老家,很多老人生了病可能就只能等待死亡。

孔玲玲的户口暂时还挂靠在北京的留学生服务中心,身份证上的地址还是北京的地址,但是她也明白,在办理很多出国签证、港澳台签注时,如果没有北京户口,所需要的材料将会大大不同,甚至都无法在北京当地办理。即使现在很多旅行中介可以代办,那也是一笔额外的开支。

单莉和林凯夫妇还想着要去天津养老。2016 年,天津的人均养老金为 2731 元,比河北的 2387 元要高上不少。“而且天津的配套设施比较成熟,在天津养老应该会很不错。”

天津市政府显然低估了这种种好处。疏忽大意之下,最初版本的海河英才计划几乎无门槛,也造就了 5 月 16 日之后那几天,天津可怕的盛况。

天津人对此反应不一。有的因海河英才计划而感到兴奋:“天津终于有救了!”这样想的人,通常都会痛恨这座城市没有活力,他们相信只有引进人才,加强竞争,才能让天津重新焕发光彩。但更多人觉得天津是在浪费自己的资源,而被海河英才计划引进的人,不但不会为天津做太多贡献,反而会占用天津的资源。

这种想法可能道出了户口的本质。究其根本,户口其实是资源分配的一种方式。

1951 年到 1953 年,中国政府逐渐在全国城市和农村建立起户籍登记制度。195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出台,将人们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并且在事实上限制了迁徙自由的可能性。从那时候开始,中国人就和它出生的地域绑定在了一起。

中国城乡差异巨大,所能够享有的资源并不相同。再加上资源的分配都通过地域来实现,户口就成为了决定了中国人能够享有多少资源的标准之一。

尚鹏从很小的时候就懂得户口的重要性。“那时候买东西还要凭票。城里人分到的票据就多,农村人少。城里人能吃饱,农村人就吃不饱。”很多人的命运因此改变。在上完初中以后,尚鹏家乡许多人即使有机会,也不会选择读高中,而是去中专念书,因为中专毕业以后能够直接把农业户口转成非农户口。

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之间的差异有些会显得极其荒诞。2009 年,广东省下发的《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项目计算标准》指出,如果一名司机对受害者死亡要负全责,还要负担一名无生活来源的被抚养人,城镇居民能获赔 76 万多元,而农村居民只有 25 万多元。“同命不同价”的争议在中国延续了很多年。

尽管从 2016 年开始,各省市开始陆续取消农业户口,但差异依旧存在。尚鹏就表示,在他老家,很多人宁愿要一个农村的指标,也不愿意要一个县城的户口,因为近年来国家加大对于农村的补贴,户口落在农村,反而能够有更高的收益。

城乡仅仅只是地域差异的一个表征,城际之间也同样明显。2016 年深圳养老金平均每月超过 4400 元,而成都就只有不到 2000 元。985 录取率,天津的 5.81% 是最低的安徽的 1.11% 的 5 倍还多。

让这一切都变得越发难以忍受的,是从 1990 年代以来重新恢复的人口流动趋势。尽管户籍制度仍然存在,但对于迁徙的管制相对放开。农村人来城里打工,小城市的人前往大城市寻找机会。经济发展让大多数人能够找到自己的落脚之地,维持一个体面的日常生活。但仍有大量的资源分配,例如教育和医疗,以户籍为标准,就像之前提到的通州市教委不愿意保证居住者子女受教育的权利一样。

生活在一座城市,为它工作、为它纳税,但却因为户籍无法享受到相应的配套资源。不公平的感受从未如此强烈,也影响到了生活其中的每一个人。

天津为什么要引进人才?

目前官方公布的数据是,截至 5 月 23 日,一共有 7000 人落户天津。6 月 5 日,预约在天津市人力资源发展促进中心存档案的已经排到了 6 月 21 日。按照每天 600 个存档预约名额计算的话,一个月时间,天津能够落户的人数在 20000 人左右。

在各个行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会要求申请人写下保证书——在异地没有工作,也没有社保——并再三提醒,如果后续被查出作假,后果自负。尽管如此仍然有许多人想来天津尝试。《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接触了一些正在申请天津户口的人士,他们都显得讳莫如深,不愿意多谈。其中一位批评天津政府“吃相难看”。

众多对于天津政府的批评中,除了不少人指责其出尔反尔以外,另一种经常出现声音则是认为其动机不纯。单莉就认为,海河英才计划是天津市政府去房屋库存的举措。目前通过海河英才计划获得的均为集体户口,并要求申请人在两年内转为个人户口,其中就需要申请人拥有自己的个人住房。

2016 年 2 月的报道称,天津房地产待售面积为 1700 万平方米,这个数字在 35 座城市中排名靠前。《2017 年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第一次将房地产去库存单独列出并写道:“去库存持续显效,全年商品房待售面积下降 29.9% 。”

天津最大国有房地产企业天房集团面临的危机也加深了人们的疑虑。2018 年 5 月,天房集团负债达到 1830 亿元的消息开始流传。由于其曾经在 2014 年获得了许多优质地块,海河英才计划引进大量人才后带来的房价上涨,可能帮助天房集团摆脱债务危机。

当然,引进人才,发展经济,这些天津市政府摆在明面上的说法,也可能是真的。尚鹏表示,其所在的建筑公司这两年业绩有所下滑,因为天津获得的投资变少了,开工的项目自然也会减少。

2017 年,天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2310.11 亿元,比之前一年的 2723.46 亿元减少了 15.2%。GDP 增速仅为 3.6%。而到了 2018 年第一季度,天津 GDP 增速跌倒了 1.9%,排在全国各省市区的最后一位。

人口结构方面,天津也不容乐观。2017 年天津常住人口首次出现下滑,其中外来人口的减少是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尽管天津常住人口自然出生率有所上升,但天津老龄化程度也在不断加剧。目前,天津 60 岁以上老人占户籍人口比例为 23.35%,而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上海,这一比例为 33.2%。

滨海新区于家堡

天津准备好了吗?

天津本不应该缺少人才,毕竟这是全国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他们源源不断地吸收着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但问题是天津是否能够留住这些人才。根据天津大学每年发布的毕业生就业报告,整体上来看,愿意留在天津工作的比例仅为 40%,而像是非上海户籍的大学毕业生留在上海的比例要超过七成。

放在海河英才计划的大背景下,天津能否留住人才与两个问题相关。首先经受考验的是天津公共服务的承载能力。就以教育为例,天津人并不愿意外来者抢走他们的高考优势。孔玲玲进入南开中学就读的考试机制,没过几年就彻底取消,原因就是不少天津家长向市教委抗议,认为这对天津学生不公平。

天津暂时还未作出相关规定,但一个摆在眼前的例子就是,4 个月内接收了 30 万人落户的西安发布通知,2017 年 11 月 21 日以后的新落户人口,须回原户籍所在地参加 2018 年高考。之后儿女要参加当地高考,需要满足在陕西 3 年学籍和 3 年户籍的要求。

更关键的问题,还是天津能否为人才们提供足够有吸引力的工作。林凯就明确表示,到退休前他不会考虑天津,因为天津的薪资实在太低了。他供职于北京的一家职业教育培训公司,教授网络营销、新媒体运营方面的课程,并且会帮学员联系工作。林凯发现,同样课程的“毕业生”在北京平均能够拿到 7000 – 8000 元的月薪,而天津就只有 3000 – 4000 元。

今年 31 岁的刘裕对天津的薪资也显得愤愤不平。他是天津本地人,在一家酒店集团做设计、品牌维护相关的工作。尽管已经工作了超过 6 年时间,他每月的工资也不过就是 5000 元左右。“我现在的工资就是每年加两三百,这样加起来的。”

就算有人愿意接受较低的薪资,而留在天津,天津也未必有足够的产业去承接这些人才。刘裕在大学里学的是 3D 美术设计。据他回忆,一共 15 个人毕业,其中 10 个人都没有留在天津,留在天津的帮一家游戏公司做外包的 3D 建模贴图,“属于比较低端的工作”。

事实上,由于京津城际高铁的开通,使得人们可以在三十分钟内往返两地,天津实际上处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

距离市中心大约 40 公里的天津武清区是京津高铁上的一站。武清即使不能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睡城,也承载了不少北漂的生活。每周一上午的武清高铁站总是人满为患。临近发车时间,许多人急匆匆地狂奔进站,在检票口排起长队。他们由此前往北京,开启一周的工作。

单莉的姐姐就住在武清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夫妻两人都通过京津高铁往返于北京和武清两地。因为最近孩子即将上学,单莉的姐姐才终于在天津市内找到一份工作,但她的姐夫依旧保持着原来的生活节奏,甚至还在北京租了房子,作为工作日的落脚点。

周一上午的武清站

这其实也是一种地域发展的不平衡。京津高铁消弭了两座城市空间上的距离。从天津站到北京站,也许比在北京从东三环到北三环的时间还要短,使得天津需要直接和北京竞争。后者能够提供的高薪资、丰富生活方式、宽广职业发展空间,这些都让天津显得束手无措。

而北京不能提供的,天津能够提供的也只有户口。它利用自身相对于其他城市的优越,作为自己与北京抗衡的筹码——用一种不平等来对抗另一种不平等。

章霞对此感到难以理解。在向行政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领取商调函的时候,工作人员问她,你在北京有没有工作。章霞想了想,选择诚实回答,然后她被告知,在北京有工作的人,不符合天津落户的政策。章霞最终并没有领到商调函。

要指望天津来解决户籍的问题可能也只是一种奢望,它能做的也就是把人都吸引过来。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天津的目的达到了,根据存档预约人数推算,天津有望在一个月内引进 2 万名人才。

他们对于天津的影响也开始显现。多位房产中介表示,像是武清这样的郊区,房价已经上涨了 1000 – 2000 元,市中心涨幅则在 2000 – 3000 元。最乐观的预测则是年内天津房价将会累计上涨 8000 元。

对于这座城市来说,这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个坏消息。基础设施、引进人才、就业机会,三者一起决定了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在过去二十年里,天津开发了滨海新城,提供了一个华丽的城市雏形。人作为资源,天津扩大容纳量并不是坏事。

海河英才计划后续已经增加了多重补丁,尤其是“落户者不得在外地有工作和社保”的规定,把很多人挡在了门外。不过,政策的后续发酵还在进行,引进人才的关键还是要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天津下一步怎么走,还未可知。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均为化名)

题图来自:《师父》剧照,蚂蜂窝,记者天津拍摄

文内图均为记者在天津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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