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胡拉特（Owen Hulatt）是约克大学的哲学助教。他主要针对音乐和艺术的深刻性展开研究。2016 年，他出版了《阿多诺的美学理论和哲学真理：实质与表现》（Adorno’s Theory of Aesthetic and Philosophical Truth: Texture and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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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音乐和高雅的欧洲文化是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哲学观点和人生观的核心。1903 年，阿多诺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他的成长过程中处处可见音乐的身影：既聆听欣赏音乐，又学习演奏音乐。阿多诺的母亲玛丽亚·卡维利-阿多诺（Maria Calvelli-Adorno）是一名歌手，而阿多诺从小就体现出演奏钢琴的超凡才能。长大后他进入霍赫音乐学院（Hoch Conservatory），师从奥地利作曲家阿尔班·贝尔格（Alban Berg）。1931 年，决定做一名专业哲学家的阿多诺接受了法兰克福大学提供的职位，但他对音乐和文化的情绪却丝毫没有减弱。

阿多诺始终坚持高标准——文化不仅仅体现技术进步（比如谱写出更美妙、更复杂的乐曲），更（间接）是道德品行问题。与很多文化一样，音乐既可以推动社会向更自由的方向发展，也可以阻碍社会向更自由的方向发展。在他看来，艺术进步遭到了威胁。即便是在二战前的维也纳，阿多诺也看到了很多表明欧洲文化即将崩塌的警示信号。后来他称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在 1913 年首次公演的芭蕾舞剧《春之祭》（Rite of Spring）体现出了“反抗自身构成文化本质特征的骚动”。在他看来，这部作品“值得欣赏的地方恰恰在于它体现出反对文明的诱惑”。这部芭蕾舞剧“与野蛮的调情”不仅仅体现在音乐层面——它反映出社会现实，真切地展现出文化趋于衰退迹象和个体被社会整体所操控的证据。

纳粹主义的崛起很好地证明了文化衰退的趋势和个体被操控的现实。阿多诺的父亲奥斯卡·维森伦德·阿多诺（Oscar Wiesengrund Adorno）是一名犹太人，而纳粹在 1933 年取消阿多诺的任教资格。因此他前去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跟随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学习整整四年。

随法兰克福社会研究院（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in Frankfurt）一同迁至美国后，阿多诺最终在 1941 年选择于洛杉矶定居。这位曾经猛烈批判斯特拉文斯基的哲学家如今要直面以米老鼠为代表的美国流行文化的冲击。他在 1951 年出版的《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一书中绝望地写道：“虽然我警觉万分，但每次去电影院观影都会让我变得更笨、更糟。”

当时美国大众文化还没有像二战后那样横扫欧洲大陆。但与很多移居海外者一样，阿多诺最初面对美国大众文化时依旧表现出不知所措。他的迷惑演变成原则性极强的不信任感。阿多诺曾经表示，资本主义的流行文化——爵士乐、电影、流行歌曲等——操控人心，让我们陷入缺乏真正自由的生活之中，除了扭曲我们的欲望之外别无其他任何作用。流行文化不是大众自发的表达，而是一种被利益所驱动的产业——它剥夺观众的自由，让民众屈服于其自身对利益的渴求。

阿多诺不信任美国文化，而美国文化显然也不信任他。从广义角度来看，阿多诺和哲学研究合作伙伴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入境后立即遭到 FBI 的监控。当局监视他们的电报内容，而阿多诺的合著作者之一汉斯·艾斯勒（Hanns Eisler）在 1947 年被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传唤，并在 1948 年遭到驱逐。

FBI 不相信有着马克思主义背景的阿多诺能转化成认同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如今的人们也不相信享受特权的他能转化成一个进步的改革论者。面对阿多诺对流行文化的谴责，很多人简单地将他斥为势利小人。如此一来，他对大众文化的厌恶和反感就变成了对社会大众的轻视和鄙夷。他似乎有着好为人师的傲慢，认为民众是容易被愚弄和误导的群体，流行文化则太过肤浅和善于操控人心。从这个角度来看，阿多诺对流行文化的批判并没有深刻的内涵和见解，只是精英主义作祟罢了。与此同时，流行文化似乎能使民众感到欢悦，表达出普通人的心声。

但这种不假思索的简单回应实际上误入歧途。阿多诺谴责的不仅仅是流行文化，他也没有一心向往高雅文化一统江湖。他发现，无论流行文化还是高雅文化都存在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源于阿多诺对快乐的深深尊重和向往，体现出他对人类幸福安乐的强烈道德关注。虽然看起来很奇怪，但阿多诺对流行文化的猛烈抨击实际反映出了他对分辨出能损害人类社会繁荣发展因素并加以规避的渴望。他宣称，流行文化不仅是糟糕的文化，更是有害的文化——流行文化阻挡了我们追求真正自由的步伐。

要理解他的道德立场，我们或许应该从熟悉的事例出发：“愧疚的快感”（guilty pleasures）。平均来看，今天的人们工作时间更长，但得到的保护更少，收入也更低。漏洞百出的当今世界存在很多我们没有有效途径立即处理和改善的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将有限的自由时光花在降低自我要求、逃避现实世界压力上似乎效果更好。虽然愧疚的快感并不完美，但它能带给我们忙碌生活中常常缺乏的快乐和欣慰。和高雅艺术相比，它能让我们感受到更多即刻的乐趣。不得不说，流行文化要求我们投入的时间、精力和成本都很少。

阿多诺并不反对享乐。但他对“愧疚的快感”充满怀疑。什么样的世界才会将愧疚和快感结合在一起？什么样的快感会伴随明明知道事情应该能发展得更好，但却未能如愿的认识（不管这种认识多么模糊）汹涌袭来？在阿多诺眼中，如今的世界只给民众提供伪装成真品样子的微弱快感，将不断的重复伪装成逃离，将劳动过程中的短暂休息伪装成奢侈享受。流行文化将自己打造成民众释放被压抑情绪和欲望的出口，因此被有些人视为社会中自由的进步和提升。但事实上，它从两个层面剥夺了我们的自由——审美角度上来看，流行文化未能给我们欣赏艺术的审美自由；道德角度上来看，流行文化阻碍我们追求真正社会自由的步伐。

缺乏审美自由意味着什么？阿多诺认为，审美自由就是我们体验、解读、理解艺术的自由。这种自由要求艺术给观众可以沉浸其中空间和时间，使我们能够从整体角度对其进行体验。但是阿多诺提出，流行文化失去创造综合统一整体的能力。相反，源源不断出现的流行文化作品只是将片段松散地集合在一起，仅供人们以缺乏系统性的快餐方式欣赏体验。

我们经常听到电影因为“强烈剧情效果情节设定”和“特效”而饱受赞誉。如果仔细观察这种熟悉表述的背后，你会体验一种陌生感——我们因为一部两小时电影中部分有趣且昂贵的片段而称颂它：追逐镜头、爆炸特效、打斗动作设计等。我们习惯于将以整体形式呈现在面前的东西拆解成许多孤立的小片段。我们就是这样欣赏电影的，还有很多例子表明我们也是以这样奇怪的方式评论电影。影音俱乐部网站（AV Club）列出了 2017 年最佳“场景”榜单——上榜的都是从电影中截取的独立片段。更过分的是，《综艺》杂志（Variety）硬生生选出 2017年 十大“镜头”——有些是从电影中截取的静止图像，有些甚至只是演员的动作——并为其赋予内涵。

音乐领域也出现相同的现象。热门歌曲中都含有“钩子”（hooks）——副歌或者桥段（一般来说，一首完整的流行歌曲采用的是“主歌1+副歌+主歌2+副歌+副歌”的结构。而有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在第一段副歌后面的某处加入一段与主歌和副歌都不相同的旋律，这就是桥段——译注）中朗朗上口的旋律片段，在歌曲中反复出现。说到这，我们立即就能想起滚石乐队歌曲《Satisfaction》重复出现的副歌部分（I Can’t Get No）。问世之后，这段副歌连续多年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广告视频、电影配乐、预告片…它成功脱离整首歌曲，以独立的身份为大众所熟知。事实上，很多人只听过这段副歌，压根就没听过完整版的《Satisfaction》。将《Satisfaction》分解并不会使其丧失意义——我们可以将其中的片段拿出来，在其他场合循环播放。从整体来看，滚石乐队希望这首歌曲能让人们在期盼和欣赏不断重复出现副歌的过程中产生紧张和放松的情绪。在阿多诺看来，这是对真正审美自由——以愉悦和自由的方式将艺术的各个方面组合起来，使之形成相互协调的统一整体——的曲解和阻碍。阿多诺认为，没有妥协和限制的审美体验充满不可预知性和不确定性，在漫长的时间发展过程中渐渐形成和发展出一套复杂的结构。相比之下，文化产业将观众变成只关注短暂片段和内容的群体，削弱了我们以面对复杂事物态度宏观欣赏艺术品的能力和意愿。

我们不断用既有评判标准和修辞方式衡量艺术作品的价值，而有的艺术作品就希望将我们从这种模式中解脱出来。同样，文化产业也让我们习惯于和与这类作品相似的审美体验。比如说观影时，观众总是能意识到每一个场景的作用——A 场景明显是确立其即将发生事件的人物关系构架，B 场景是动作镜头，C 场景透露出坏人的动机。通常而言，我们的潜意识已经具备理解每个场景功能并预测它持续时长的能力。如果电影的开场是一个人在凌乱的卧室中醒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就是主角；只要闹钟响起，我们知道主角会醒来后发现自己可能将要迟到；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去见 Q 先生时，我们明白眼前出现的装备将在之后派上用场，因此需要记牢它们的样子；我们知道电影中的讨论不会持续太久，也见不到什么深情的对白。现实中，我们的期望很少落空。我们习惯于按照既有模式组织、检验和整理电影中的片段。流行文化没有给我们思考和解读的时间。相反，我们归类、整理信息的模式正是我们自以为正在逃离的现实世界的主要特征。

阿多诺所言极是，很多电影都非常相似——它们的叙事大体遵循相似的套路，人物角色代表常见的原型。这并非什么新闻，而是由来已久的陈疾。在观众看来，诸如《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The Dark Knight Rises，2012 年上映）这样的大片不如 1966 年的艺术片《安德烈·鲁勃廖夫》（Andrei Rublev）好看。我们并不期待如今的电影能像经典巨作那样震撼人心，想要的只是在电影院内度过两三个小时的激动时光罢了。我们不指望好电影能通过严格的审查。不管艺术价值如何，我们都能坐下来欣赏一番，感受愧疚的快感。

但是，愧疚快感的古怪之处在于它是一种愧疚的心态：我们知道自己能做得更好，但还是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尽情享受。阿多诺认为这正是流行文化的问题核心所在。在他看来，我们没有被愚弄。我们明确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也知道它也有多么粗劣不堪。但在欲望的作用下，我们依旧渴望一切：

这是文化产业广告宣传的胜利：消费者明知道文化商品是假的，但却依旧愿意买单…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想要上当受骗。俗话说的好，面对谎言时人们不仅会信以为真。无论骗局多么明显，只要谎称能给人们带来哪怕转瞬即逝的喜悦和满足，大家就会心甘情愿地上钩。

阿多诺认为，大众当然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和选什么。即便如此，文化产业依旧是一种实施“大规模欺骗”和伤害的有效手段。为什么？阿多诺因为在道德层面对人类的幸福安乐充满忧虑才批判流行文化，但他的忧虑又从何而来？如前文所言，他道德层面的忧虑源于一种理念：流行文化会伤害我们。想要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就要将目光再次投向已经分析过的“审美”的特征，也就是流行文化使用的重复性、题材类型、修辞手法以及亲切感。实践表明，阿多诺认为审美自由与社会自由有着深深的联系。

在阿多诺看来，流行文化的主要危害就是影响我们自由行动和自发行动的能力。他提出，流行文化虽然是快乐的源泉，但也是一种训练：它让我们参与其中，形成并强化固定的思维模式和自我理解模式，而这些都会影响我们作为真正自由之人的行为能力。一定程度上而言，流行文化的可预测性帮助它实现训练观众的目标。在与马克斯·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1944 年出版）里，阿多诺写道：

看电影时，观众总是能在开头就预测到结局——谁将得到奖赏，谁会遭到惩罚，谁会被遗忘。阵阵轻音乐响起，准备就绪的耳朵总能在热门歌曲第一小节结束后就猜出下面即将来临的旋律。预测成真后，我们的内心涌起满足和宽慰之情。

流行文化没有为消费者留出展现“想象力和自发反应”的空间。相反，观众被一连串可预测的片段所控制和裹挟。每一个片段都极易被消化和理解，“即便观众心不在焉也能心领神会”。阿多诺认为，如果我们在更广阔的现实世界中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不得不努力顺从、全力生产、将所有精力投入工作之中，那么丧失一片可以自由思考、想象和发掘新潜力空间所能造成的伤害便更深、更严重。自由思考和自发联想带来的快感能帮我们认识到工作生活中缺乏快乐的有害性，并坚决抵制这种问题。可即便在无需工作的闲暇时间，我们都无法自由地真正享受这份快感。

审美自由的缺乏也阻碍着社会自由的实现。如果流行文化迫使我们在闲暇时间里工作——也就是说我们任何时候都无法自由思考和体验，面对的永远都是具有可预测性的事物，没有想象空间——那我们就不可能看到生活在一个没有彻底被工作主宰世界里的无限可能性。我们思考的空间越来越小，体验工作之外事物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当今社会的文化生活具有越来越强的可预见性。面对这种局面，阿多诺进一步指出，死板僵硬的单调性会把自己伪装成反叛和创新，从而吸引观众眼球：

这种程式化艺术风格所产生的总体影响可能已经比官方规则和禁令更具有约束力。如果一首热门歌曲没有遵照“合唱包括三十二小节， 音域为一个八度和音以及一个音符”的规则，如今的观众可能会以更加宽容的态度对待它…充满现实主义的愤慨是所有以新理念为卖点的流行文化的标志。

当然，这也对社会有害。我们身上积累起来的真实抱怨和戾气在我们自以为反叛的艺术身上找到宣泄渠道。以音乐为例：从大门乐队（Doors，签约 Elektra 唱片公司，后该公司被华纳音乐集团收购）到暴力反抗体制乐队（Rage Against the Machine，签约索尼音乐集团旗下的 Epic 唱片公司），音乐人在大企业集团的支持下利用挑衅和抗议为卖点，制造出大量“快餐”音乐，为公众提供释放不满情绪的无害渠道。在情绪发泄过程中，流行文化的确满足着我们的需求，但它又将我们的需求绑定到自己的盈利过程中，分散消耗我们本应用于推进真正社会变革的精力和时间。流行文化带来的短暂快感满足我们需求，释放我们的不满，但它却阻碍着我们以更强有力的方式改变自身生活模式。如果我们愿意变革生活方式，心中的不满自然会减轻，同时还能收获层次更深、持续时间更长的快乐。流行文化的满足感欺骗了我们，让我们失去在未来享受持续时间更长且更加自由快乐的机会。

阿多诺认为流行文化之所以是糟糕文化，并非因为它以标准更高的现代“高雅艺术”无法实现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快捷、易获取的欢愉。相反，它的糟糕体现在它虽然承诺让我们体验快乐，但却未能用真诚的方式传递欢愉。最终来看，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攻击不是对快乐的攻击，而是以快乐之名开展攻击。在写给哲学家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的信中，他提到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是“从自由整体中撕裂出来的两半，但将它们简单相加却并不能得到完整的自由”。流行文化给我们快乐——这符合我们的需求，也是我们应有的权利。但是与此同时，流行文化也会损害我们自由思考的能力，导致我们无法真正从充斥着工作和利益的世界中逃离出来。从好的角度来看，高雅文化创造出让我们拥有真正审美自由的艺术品，使我们能够逃离工作的束缚得以放松。但这些艺术品的门槛很高，只有少数人才能拥有欣赏它们的完美条件。要想欣赏交响乐团的演出，除了需要掏钱买票之外，你还需要有充足的时间以及不被眼下问题以及焦虑烦恼侵扰的健康心态——换句话说，你要做到财务自由、衣食无忧、心中充满安全感。在一个下岗可能性越来越大，工资收入越来越少的世界里，想要拥有这种健康的心态可谓越来越难。

“高雅艺术”和流行文化都破碎不堪，而且具有危害性。阿多诺并非提倡废除二者其一，而是主张将两者全部消灭。我们都有在不感到愧疚、不受到伤害、不充满焦虑状态下享受快乐的自由，但社会却未平等对待所有人。拥有真正审美自由和真正自由欣赏艺术能力的成本太高，几乎所有人都被隔绝门外。如果说流行文化单调乏味且充满危害，但却容易接触和欣赏，那么原因只有一个——它像一面镜子，原原本本的反映出高雅文化所承受的损害以及造成大多数人无法欣赏高雅文化的社会不公。针对这个问题，阿多诺写道：

轻松艺术（light art，即流行文化——译注）…是社会对严肃艺术所持有的恶意。正因为严肃艺术有了社会前提，所以它必然会逐渐衰落下去。然而，也正是这样的真相，反而造成轻松艺术具有合法性的假象。两者的分工本身就是真理：它至少把文化的消极作用表现出来，因为文化是由不同领域构成的。

实际上，阿多诺没有他表面看起来那样势利。或许他不如我们理解的那样保守，反而是个想法观念更为激进的人。首先，我们自身存在问题：对流行文化的放纵沉溺和支持赞许体现出我们的道德堕落。如今，不道德的似乎是我们身处的世界：它阻止我们认识自身潜力的能力，剥夺我们感受快乐的机会，只让我们在单纯重复工作要求和感受不道德的严重社会不公时体会简单的快感。

阿多诺的批判的对象不是社会大众，而是横亘在人类进步道路上的种种阻碍。他以极其严肃的态度看待快乐，希望我们的生活被欢愉所包围。但他发现，现代世界的结构确保我们永远只能享受不完整、有限制的快乐。一方面，我能在流行文化中感受到即刻而简单的快乐，但却需要付出巨大代价：流行文化容易让人分心，自身不完整且虚伪做作，但我心甘情愿让它掌控自己的感受和情绪。另一方面，我也许足够幸运，有机会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欣赏高雅艺术。但本质上而言，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给了我这种特权，我以牺牲他人的审美自由为代价获得了暂时性的审美自由。

阿多诺认为，一部分艺术品就是比其他艺术品优秀，而从总体而言，流行文化的确是“垃圾”。但是在他看来，完美的世界并非只建有高雅的音乐厅，也并非完全没有剧情支离破碎的电视剧。阿多诺没有告诉我们完美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模样，只是描绘出完美世界永远存在的快乐和欢愉。他表示，如今的世界几乎不存在完美世界所能提供的快乐，即便偶尔有人能体会这种快乐，代价和成本也极其高昂。

翻译：糖醋冰红茶

题图版权：Katherine Auguste on Unsplash；长题图版权：Aaron Paul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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