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大多数”之外,还有“热闹的大多数”

东东枪 广告创意工作者,文字工作者,各种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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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跟朋友大橘子一起创作了一本小书 ,叫《拿不动的世界》。大橘子是个画画的小伙子,他画了几十幅很奇怪的画放在这书里,我做的工作则是看图说话。

照他的话说,读那些完成后的文字,觉得它们与那些画面的关系忽远忽近,感觉很奇妙。我则是从一开始撰写那些文字时就认为:我写出来的东西,一定会是对那些画面的误解。不只是他的画会被我误解,我写出来的那些文字也注定被误读。

我并不大以此为憾,因为我早就觉得人生注定被误解,创作就更是如此。曾有人问我,创作者经常会因不被人理解而苦恼,怎么办?我当时的回答是:这事儿是必然的,是开始从事创作工作之前就该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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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没有理解你的义务,不被理解再正常不过。人人如此,事事如此。“被理解”只是一种不现实的奢望,“误解”则是无处不在的现实。作为一个广告创意工作者,我在每天的工作里要尽力缩减这样的误解,而在工作之余,我挺愿意享用这误解中的暧昧。

这个认识主要是从网络上得来的。活在网络时代实在是幸运,白居易写了诗只能自己去邻居家敲门读给他们家的老太太听,我们却能随便将什么作品张贴到网上,并瞬间看到几百上千条回复。

我是2000年开始在网络上发言的,开始是在论坛,后来是在博客、微博。早年间也并不懂这个道理,常因网上他人的言论而怨愤,开口争辩也是有的,但又过了几年,就已磨炼得百毒不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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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被旁人误解是天经地义的常态,与知道身边亲友的表扬鼓励全不可信一样重要。有了这两个信念打底,能活得轻松些。可以心安理得地做一个基本不靠别人的赞美存活、也不因他人的指责愤懑的人。

这听起来或许有些消极,但其实,不对理解有所奢望,反倒会对那偶尔闪现的默契更为珍惜。作家廖一梅有名句说:“在我们的一生中,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了解。”我想,也就是这个意思。

稀罕,才值得稀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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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坏处。

不热衷于寻求他人的认同,也就越来越不热衷于交流、不热衷于输出观点。

我本来也不是一个擅长产出观点的人。很多时候冒出个观点来,自己反省一下,也常常发现这所谓“观点”,只是无本之末,根本算不得什么“观点”,顶多是点儿“情绪”而已。这么一想,也就自行消化了。

宣泄这样的情绪,并凭借旁人的赞同来验证这些情绪的正当性,似乎没什么意义。而基于某一情绪(哪怕是观点),去党同伐异、互相挞伐,往往更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烂账, 甚至只能落入网络两端分别自言自语的滑稽场面,或是“狗咬狗”般互斗底线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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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头些年也常有“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之类的义愤,最近这几年,看看各路英雄的表现,常冒出的想法却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歇会儿”。

“沉默的大多数”之外,还有“热闹的大多数”。而且有时候,一热闹起来,比沉默还邪乎—鼎沸的人声足以淹没一切个体的表白。热闹啊,热闹啊,也在热闹中爆发,也在热闹中灭亡。

有些时候,真是越看他们的呐喊,越爱我的沉默。

《世说新语》里,殷浩说:“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他说得客气。照我的体会,就该是“我与我周旋久,懒得理你们”了。

我不知道这些想法是不是太过消极。而且,因为也没太公开输出过,所以也不知道是不是会被指为没担当、没热血、没社会责任感什么的。但我想,有担当、有热血、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已经满微博都是了,谅也不缺我这一个。再者说,闭嘴未必就不是一种有社会责任感的表现。



消失了的散户暴富梦

朱学东 资深媒体人,曾任南风窗总编、中国周刊总编。

前不久去缅甸仰光,作为职业习惯,我早上特意早起,观察了一下仰光的报纸批销市场。离我住的宾馆不远,有一处稍大规模的仰光的报章杂志批销市场,在立交桥下,看着一个个摊点,堆放的报纸,乱停的摩托车,一簇簇的人,平静地交涉,交钱取报。

这场景我依稀有些熟悉。

2000年9月,我离开新闻出版署,到一张叫《信息早报》的报纸工作,当副总编辑。这张报纸与另一份杂志《证券市场周刊》,号称“一报一刊”,当年在股民中享有盛誉。《信息早报》以刊登K线图闻名,发行量相当的大,最多时全国发行高达百万,北京市场也超过20万份。

我当时根本不懂股票,看不懂K线图,因为特别的关系到了这张报纸工作—当时很少有人像我那样,愿意挑选这样一张在体制内的人看来一点都不正规的报纸工作。

我最初的工作,便是跟着发行和广告的同事,熟悉市场。发行是当时这张报纸收入的重中之重,但发行是有固定套路的,我其实插不上手。不过,因为挂了个副总编的名头,又暂时安排我联系发行部门,我自然会跟着发行部同事去熟悉市场了。

当时在长椿街和宣武门间,新华社《中国证券报》的印刷厂在那,那里形成了北京证券类报刊最重要的批销市场,不管是《证券市场周刊》,还是《信息早报》、《中国证券报》,或者其他不合规的证券类媒体的专版专刊,都集中在《中国证券报》印刷厂边上批销,场景就跟不久前我在仰光看到的类似。

所谓批销,就是北京零售市场的大小“报头”将报纸从报社手中批发走,再分发给手下的报摊摊主—当时北京的报刊零售市场还是群雄争霸、诸侯割据的时代。当时北京零售市场最有势力的人,来自安徽,姓史,兄弟仨。

每周周六的凌晨,天还没亮时,印刷厂边上已经是人满为患了。若是夏天,这日子还好过,最怕天寒地冻,下雨下雪,艰苦可想而知。

当时《信息早报》的北京印点在《工人日报》印刷厂。报纸快印出来时,发行部的员工就会开上车,带上发行部的发行员、财务、库管等,坐着车到《中国证券报》印刷厂附近的小马路上,占个好位置,等着印厂把印好的报纸送过来。

我到《信息早报》时,已经是秋天,我第一次去了解这个市场,就在2000年的冬天。

那一次,我盯完版,在办公室稍微眯了会。到凌晨,发行部的同事叫醒我。我一看,不过四点多,跟着发行部的同事来到《中国证券报》印刷厂附近,也还是月黑风高,天寒地冻。印厂的车还没到,同事叫我在车上休息一会。待我醒来,风吹树摆,昏黄的路灯下,有些人声鼎沸的模样,各色人等,各自找自己想要的报纸杂志,一边热情地打骂,一边付钱取货。我们发行部的财务库管忙着收钱记账,而其他人则负责分发报纸。

也不过就半小时四十分钟左右,一个热闹的报摊批销自由市场,便复归于平静。路灯越来越暗,东方已经露出了鱼肚白。

虽然辛劳,但能把报纸批销出去,有收获,心情还是不错的。于是,一碗馄饨,几个包子,算是加班的早点,犒劳大家了。

山东的发行商后来就曾跟我回忆过当年印一报一刊的黄金时代,“简直就是印钞票啊,印出来,在厂门口直接就卖掉了!”

我后来在上海、在南京、在广州等地,都曾在凌晨去看印刷厂边上自发形成的证券类报刊批销市场,那真是当年的独特风景。

2000年之后,电脑和网络迅速开始流行普及,原来报纸印刷K线图的垄断的独特价值,迅速被电脑软件和网络取代。发行量不断下滑,证券类报刊的黄金时代很快就消失了。

自然,一起消失的,还有印刷厂边上的证券类报刊批销市场,以及散户的暴富梦。



给蜜蜂留下三分蜜

许石林 文史学者,吃货,现居深圳。

过去中国人喜甜,最动人的烹制方法,我认为是“蜜炙”两个字,一个“炙”字,让人产生视觉、味觉和听觉的诸多联想,读起来都带劲儿,仿佛能听出那“炙”的声音来。陕西大荔县的名菜“蜜炙咕噜”,到了广东加上菠萝,就成了“菠萝咕噜肉”,味道更丰富,不是单纯的甜。只是在现今这个甜已式微的时代,这两个菜恐怕都没从前那么受欢迎了。

人们对甜开始警惕起来,生活中到处都是甜,人稍不留神,甜就摄入过多了。中国的节日美食,正在经历一个变革,慢慢地变,变的趋势就是少油、少肉、轻糖。

对糖警惕了,自然也就轻贱糖了。所以,人们才对第二季《舌尖上的中国》第一集中那个藏族小伙子冒着生命危险、爬上100米高的杉树顶去采蜂蜜,感到不可理解,认为不值,甚至对编导口诛笔伐。但是,想想从前,物质匮乏的年代,就不会觉得难以理解了。

同样的方式采集蜂蜜,在非洲丛林,土人被一种小鸟引导,才能在茫茫丛林中发现哪棵树上有蜂窝。采蜜人也像藏族小伙子一样,攀爬上树,点燃干柴草,用烟雾熏驱蜜蜂,将蜂巢小心取下,另一个人在树下接应,通常一个大蜂窝可以让两个人背两大筐。

但是,采蜜人有两个规则要遵守:一是不将蜂窝中的蜂巢取完,给蜜蜂留一点;二是采蜜人一定要给附近低矮的树丛扔下一点富含蜂蜜的蜂巢,供引导他们的小鸟食用。当地人像遵守神圣的咒语一样严格遵守着这条规则,因为传说如果人贪婪地拿走所有的蜂巢,不回馈小鸟,小鸟今后就会将人引导到狮子老虎跟前去。

此信仰可谓至迂至憨,然而细想之下,却深感“近乎道矣”。教化民众遵守自然规律,因果报应以警愚俗,古今中外同理。只是所谓现代文明人,什么都不信,只信自己能贪得无厌地攫取。

明朝朱元璋四海一统,当了皇帝。开国皇帝行事,不拘一格,常常微服私访。一日,春暖花开,朱元璋走群众路线,微行至乡下山间,见一养蜂人辛勤地侍弄蜂箱,工作的样子非常投入,让旁观者很欣赏。朱元璋上前询问,与之闲聊,两个人谈话很投机,朱元璋问养蜂人年龄,此人竟然与朱元璋同岁,再问,更奇:同月同日生。

朱元璋兴致大增,再问养蜂人家里的情况。养蜂人无儿无女,也没有其他田产,只有自己养的十五箱蜂。朱元璋心想:这很奇啊!他有十五箱蜂,朕有两京一十三省,也是十五,这数字怎么如此巧合?

朱元璋问:你一年割取蜂蜜多少次啊?

养蜂人说:春夏两季,花多,蜜蜂采蜜容易,我每个月都割蜜,收获就多。这时候有槐花蜜、菜花蜜、枣花蜜,很多品种。到了秋天,花少了,只有像菊花还开得很好,所以,我割菊花蜜,每次都不割完,一般只取十分之三,保留十分之七,这是留给蜜蜂的粮食,让他们能够有蜂蜜过冬。蜜蜂有了足够的蜜,能够不死过冬,到了来年,又可以给我酿蜜,我今年五十岁了,辛苦是辛苦,但日子还过得去,就凭这些蜜蜂得以生活。养蜂人说着,非常满足地、慈爱地看着自己的蜂箱。

朱元璋又问:其他养蜂人也这样吗?

养蜂人说:有很多养蜂人,春夏季节把蜂蜜割完,到了秋天,也割完,不给蜜蜂留,所以,他们的蜜蜂都饿死了,也有跑到别人那里去了。这些人往往看上去一年比我收获得多,但是,今年有,明年无,没有我这样能够持久地养蜂以生活。

朱元璋听了,大为感慨:天下百姓就像这蜜蜂一样,朝廷不能压榨得太厉害,赋税太重,不藏富于民,老百姓怎么能受得了?“民死,而国无其民,税安从出?”老百姓不是穷困而死,就是移民别处,朝廷向谁收税去?养蜂人之言,应该传谕天下百官,“可为养民法矣!”



和张曼玉一起朋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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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_洪鹄 图_忍花草

和张曼玉吃回锅肉

整个春天张曼玉在香港和北京之间飞来飞去。这条航线她曾经无数次搭乘—自从好几年前她恋上了工作重心在中国的德裔建筑师奥雷·舍伦,她就在北京的胡同里安了个家。但今年的目的地有所不同。离首都机场不到15公里的草场地艺术区里,有一间“全北京最好的排练室”,附近有一家川菜馆、一家广东菜馆,还有一家新疆烤肉店。

北京杨絮乱飞的四月天,张曼玉和她的乐队就在这儿排练。一般从吃完午饭开始,经常要排到深夜。晚上七八点一群人肚子饿得咕咕叫,摩登天空的艺人总监乌利就会帮他们从上面那几家店三选一叫上一份工作外卖。对吉他手夏炎来说,比起张曼玉在前面唱歌、自己在后面弹琴,接下来这个场景更加魔幻:当你拎起筷子,夹上一份回锅肉,抬眼看见对面的张曼玉在做同样的动作,津津有味地食用着同一份回锅肉,你脑子里刷刷飞过了很多电影画面:《阿飞正传》、《旺角卡门》,坐在黎小军自行车后面,打着腿唱歌的《甜蜜蜜》,《新龙门客栈》里媚眼翻飞的老板娘;苏丽珍穿着旗袍在屋檐下躲雨的《花样年华》。

“结果今天你在弹吉他,她在前面唱歌。你们一块儿吃盒饭,吃的还是回锅肉。”

每个人都在谨慎地谈论张曼玉的女神光芒,并试图申明自己没有被这种莫名其妙的光晕蒙住双眼。但去年年底,当摩登天空老板沈黎晖接到朋友一个电话,说是代张曼玉打来的,说她听了摩登旗下歌手宋冬野的专辑《安河桥北》相当喜欢,“不只是《董小姐》那一首”,所以想知道能不能和宋冬野见见面时—整个公司还是“跟炸了一样”。见面那天,大家一开始都有点生分,张曼玉一身她惯常的皮衣牛仔裤,还没来得及摘下墨镜和大家打招呼,宋冬野先迸出了一句:“我妈妈特别喜欢你。”在场所有人都窘了,张曼玉哈哈大笑。

“我们在那个小会客厅放了一会儿摩登当时刚出的几张专辑,张曼玉突然说,要不要听听我的歌?”沈黎晖回忆。女神拿出自己的手机,“里面有她做好的十多首demo,完成度很高了。”到这时他们才明白她是有备而来。音乐一出,艺人总监乌利记得她和沈黎晖交换了一个眼神:一个代表“万分欣喜”的眼神,只有遇到特别有意思的乐手时他们才会使用的眼神。上一次什么时候?“还是听到万青(万能青年旅店)的时候。”

沈黎晖问,要不要和摩登合作?我们签你。张曼玉“眼睛当时就亮了,非常欣喜、又很不敢相信的样子”。她确认了好几遍,反复问,真的吗?是真的吗?“后来她告诉我们她自己做音乐有七八年了,也有跟朋友玩票式合作过,但她还没有完全自信。”

在沈黎晖看来,摩登天空和张曼玉签约并非只因为“她是张曼玉”。“就是说不只是因为她足够大牌,而是我们确实有相契的音乐口味。”张曼玉低沉得令人惊讶的嗓音或许并不符合华语世界的主流审美,但对一直在各种音乐风格上尝试的摩登而言,“它真的是一把辨识度极高的嗓子,十分珍贵”。用一种乐迷之间独有的方式,沈黎晖和张曼玉快速交换了一部分他们共同的音乐审美:法国电子乐团Air,trip-hop先驱portishead,合成和电子大师Brian Eno。“Maggie(张曼玉)的喜好十分清晰、十分明确,知道自己要什么,要做什么样风格的东西。对于摩登而言,我们最欢迎的就是这样的艺人。”

和张曼玉玩乐队

在帮张曼玉组建乐队前,乌利在网上看过张曼玉在Vogue 120周年庆典上唱Vsionary Heart的那个视频。“那是她和她一个临时乐队玩的,我一看,天,那些乐手,个顶个儿的帅。国内要找这种范儿的乐手给她,还真有点困难。”

她第一个想到夏炎,原来是郑钧乐队的吉他手,“范儿正,技术也没问题”。给夏炎打电话时后者正在西藏旅行,“答复得很矜持,说再考虑考虑。”后来夏炎告诉他,他早不想给人当乐手了,“他觉得没有自我,像卖身,好不容易才下定的决心,现正忙着要实现自我表达的东西呢”。

但鬼使神差地,夏炎答应了下来。说不清是因为女神的光环还是偶然。“特别巧,我去西藏前刚重温了一遍《甜蜜蜜》,我想这就是缘分了。”夏炎告诉《南都周刊》记者。

第一次见面就是排练。乌利提前把张曼玉写的歌发给了几位乐手,由其中另一位吉他手—来自乐队“重塑雕像的权利”的华东重新编了曲。华东是由沈黎晖向张曼玉特别推荐的,沈黎晖认为这两个人品位接近,同时华东视野极广,为人认真严肃,像个老师一样,可以帮助张曼玉“拓宽眼界”,而这也是张曼玉主动要求的。“她像小学生一样表达过,说很想多学点东西。”

华东说起张曼玉来也真的像个老师,甚至用上了“敏而好学”这样文绉绉的形容词。“她的青少年时期在英国度过,受七八十年代英国那些朋克、后朋、新浪潮音乐影响很大。我听了她写的东西,随口问她是不是喜欢Siouxsie and the Banshees(苏可西与女妖),一个后朋带点哥特的乐队,她特别激动,说就是听着他们长大的。”

夏炎记得他们第一次见,排练了一会,张曼玉说不行,我们还是要坐下开个会。“大家还不认识我……”她话还没说完,七个乐手都笑起来,“我们可是认识你好久了”。“对对,你们都是看着我的电影长大的。”她熟练地接住了这句粉丝台词。然后他们开始轮番背诵看过的她演的电影,连什么《开心鬼撞鬼》、《急冻奇侠》、《两个女人,一个靓,一个唔靓》都出来了,把张曼玉惊得不行。

“排练间隙什么都聊,”夏炎说,“聊爱情,聊音乐,聊乱七八糟的事儿,反而电影最少。”在他看来,张曼玉对于电影的兴趣好像“暂告一个段落”,对自己十年没有正经拍一部戏似乎毫无遗憾可言。“有一次大家正聊起《穆赫兰道》,Maggie转而只说她非常喜欢大卫·林奇的电影原声”,她这段时间做音乐于是兴趣似乎全部在音乐上,“是个专注的人”。在另一个场合比如和崔健见面—后者谈起他刚刚完成的电影《蓝色骨头》时,张曼玉津津乐道的是剪辑—这是她这几年的另一个兴趣点。她告诉崔健,学习剪辑已经好几年,家里有全套的剪辑设备,“以后如果需要可以找她剪”,她最近十分乐于跟人这样说。

相比很多演员的演而优则导,张曼玉对电影领域的任何幕前工作似乎都不再感兴趣。在几年前的一个采访她就曾说过,如果不做演员,她不会去做导演、做制片人(因为要面对很多麻烦的人际),钟爱的反而是剪辑、后期合成这类工作。“她甚至向我申请要做草莓音乐节的剪工作,”乌利告诉记者,“我跟她说,姐姐,草莓有八个舞台,一共几十个小时,你要剪到什么时候?最后她还是坚持要剪一个舞台。我只能说我们赚大了。”

乌利从不止一个方面发现,张曼玉酷爱动手,是个闲不住的人。她俩建立亲近感的过程也很有意思,因为都顶着一头乱发,有一天张曼玉突然问她,你的头发是不是也是自己剪的?乌利这才知道张曼玉自己给自己剪头发已经有十几年,两个人便兴致勃勃地讨论起了理发专用剪。张曼玉跟乌利说,剪头发不就一个原则嘛,乱,所以她都是怎么乱怎么来。“还跃跃欲试地要给我剪,搞得我很紧张,因为她的脸形怎么乱都好看,我想我还没完美到那个程度。”乌利说。实际上张曼玉爱帮人剪头发的历史由来已久:10多年前在敦煌拍《英雄》时,剧组给张曼玉配备了两个小女孩当生活助理。其中一个17岁,怯怯的,总觉得自己土,于是有一天张曼玉就操刀帮她剪了一个跟她自己一样的时髦乱发,结果第二天就有一队人马等着要张曼玉剪头。

“我后来才知道,她从小的梦想就是当发型师。我看她算是到现在也没放弃。”

但“作为是处女座”,张曼玉工作起来要求极高。有一次沈黎晖来看排练,发现张曼玉十分“操劳”:不仅自己唱的要管,乐手、灯光,各种细节她都在操心。有一次排练状态一般的情况下,张曼玉跟沈黎晖说过“音乐节我不能演了”,把后者紧张得不行。乌利把张曼玉拉到一边,跟她说,你知道么,我做经理人带过那么多艺人,就数摇滚乐手最难带,因为一个个自我都特强大。现在你看看这些人,围在你身边,为了陪你实现理想,自我都放一边了,你知道有几个人能让他们这么做?

“她就像个小女孩一样,看起来又不好意思,又激动。乖乖地回到主唱位置上,又开始排练了。”

和张曼玉一起登台

2004年,张曼玉和前夫,法国导演阿萨亚斯合作了她迄今为止作为主演的最后一部电影《清洁》。凭借该片,张曼玉成为了当年的戛纳影后,而对她本人而言,这部电影的重要意义或许更在于让她“开了嗓”。当然,之前她也曾在春节晚会上和梁朝伟合唱过面目模糊的《花样年华》,但《清洁》里的音乐实验—她和纽约制作人Dean&Britta的初次合作以及由此诞生的四首由她演唱的dream-pop风格的歌曲无疑带给了她极大的满足感。

“我从小唱歌就容易走音,嗓音又特别低,在香港每次唱KTV朋友都一副‘好冷啊’的表情,我知道大家是开玩笑,但也很受打击。”张曼玉说。但Dean夫妇告诉她,就像现在有photoshop可以修图一样,走音也可以技术处理—这没有什么不正当,很多了不起的音乐人都会这么做。

沈黎晖同样认为,走音不是个问题。那什么是问题?“唱歌就像任何创作一样,是自我表达的一种。而自我表达在于创作者内心有没有东西。”

张曼玉当年为《清洁》演唱的四首歌中有一首名为Srawberry Stain,翻译过来就是“草莓污点”。5月1日,张曼玉和她的乐队在草莓音乐节上海世博园的主舞台率先登场,开场的一首《甜蜜蜜》让很多对女神的声音抱着和其形象一样期待的粉丝大跌眼镜,一夜之间视频在网上疯转,被看过没看过的观众称之为“车祸现场”。

“张曼玉的嗓音非常低,她的最高音和邓丽君唱这首歌的最低音差不多高,大概低了9度,声音低到这个程度,确实难以控制。”乐队成员华东说。他认为,某种程度上,中国的观众有点被《中国好声音》一类的唱歌节目败坏了胃口,“(音乐审美)变得非常窄,喜欢听大歌,听飙高音。”而张曼玉的风格—他认为是朋克,准确说是后朋,带一点哥特,从根本上与这种审美就是背道而驰的。

5月1日演出完,张曼玉和乌利在一辆车上,乌利在看手机,张曼玉很兴奋地问乌利有没有人拍到她好看的照片,她也想看一下。“我越看微博心越沉,网上说的十分难听……我只能跟她说,没什么可看的。但显然,她自己还是看了。”

“虽说她经过那么多大风大浪不用我们担心,但正常人看到肯定还是会难过的吧?”夏炎记得,5月3日北京演出前,他们都给张曼玉发了条微信,加油鼓劲什么的,其实更想来个拥抱,又觉得刻意了点。

这一天北京大风。上台前,乌利已经快站不住脚了,有绳索、纸牌在往她们脸上掉。但张曼玉特别兴奋,拉着她往舞台走,一路都在说话,“一点看不出紧张,我知道她上台要high了。”乌利承认作为一个公司,摩登天空可能有点过于“随意”,“网上对张曼玉第一天的现场说得一塌糊涂,我们也没有任何危机公关措施。”没有人知道张曼玉上台后会说话,而且说得“又潇洒,又可爱,把所有人心都说软了。”

风压表测到的风速已经达到9级。顶着漫天黄沙,张曼玉说,她在网上搜如何在草莓音乐节不走音,但没有结果,所以今天应该是还会走音。她演过20部电影都被称为花瓶,希望现在人们也能给要唱歌的她20次机会,她会努力。台下开始疯狂,然后她开始唱歌,走音情况比前一场改善了很多—前两首没有发生太严重的走音,唱到第三首Stay时,舞台开始摇晃,开始不断有东西往地上砸,在张曼玉的演唱愈入佳境的时候,沈黎晖“喊了停,让整个演唱会中止,做了这个十分艰难的决定”,现场导演郭一环则把张曼玉一把抱走。女神的最后一句是:“我不想停!”

之后是三里屯的庆功宴。沈黎晖忙着处理千头万绪的事,“但我看见Maggie非常开心”。她把台上没唱完的Stay又唱了一遍,博得了满堂喝彩。乌利问她,没演完,遗不遗憾?张曼玉笑着说不啊,因为她已经把最想说的话说出来了。“我问她是哪一句,心里想大概是再给我20次机会不当花瓶吧,结果她靠在我耳朵边上大声说—当时音乐很吵,是那句—她说我才没有50岁,我只有49岁9个月17天,她最高兴的居然是把这句说出去了!然后我们都笑翻了。

乌利记得另一个和张曼玉共度的时刻,也曾有过这般近乎于魔力的开怀。那是四月末的一个午夜,她带着刚排练完的张曼玉,以及宋冬野走在一个地下停车场里,崔健在楼上一家茶餐厅等着他们吃夜宵。这是张曼玉和崔健的第一次见面,她有点不好意思地问乌利,她忘了老崔都唱过哪首歌了,能不能哼一个。“当时,冬野走在前面,我就叫了一声,冬野,唱首老崔。”宋冬野开始大声地唱《一无所有》,几句之后乌利和张曼玉也跟着唱了起来。乌利说,张曼玉唱得好听极了,我向你保证。但这没有第四个人听过的现场—张曼玉地下车库版《一无所有》,一分钟后,就像一个秘密一样消失在夜空。

和张曼玉一起老

乌利和张曼玉经常拿这件事开玩笑。乌利说,随着她年纪渐长,下属们现在都开始喊她总监娘娘,让她头很大。张曼玉说,还是比她好一点,全世界都在说她“优雅地变老”,其实她根本不知道怎么优雅怎么老。

她接受过无数访谈,表现得体—但并没有比其他明星说得更好或者更不好。她真情流露的时候会有点笨拙,比如她有一次承认:现实生活中,她其实是个糟糕的女主角,不但不像她曾刻画的人物那般伶俐,而是所有的情绪都在脸上,以及肢体语言。“人们老是可以很轻易地发现我的感受。可是好笑的是,也许我很容易外显的情绪,最后却帮了我演戏。有时候,我也搞不太清楚自己。”

二十年前,关锦鹏是最早发觉张曼玉的稚嫩表现下潜藏着天赋的演技的人之一。据参与了《阮玲玉》创作的台湾电影人焦雄屏回忆,当时最早锁定的女主角是梅艳芳,但因为她不肯来内地拍戏而不得不换人。关锦鹏看了张曼玉在王家卫《旺角卡门》里的表演后决定用她。焦雄屏记得有一天晚上她和张曼玉聊着天,张曼玉正在一层层往脸上涂保养品,但言谈中她逐渐感到张曼玉虽然年轻但主见很强,而且到底在国外长大,对自己私生活非常重视,一副不肯妥协的味道,这些令张曼玉的面孔从那一层层的保养品、那副瓷娃娃般的面具后面浮凸出来。关锦鹏对张曼玉赞不绝口的是另一件事,“我们在纽约拍戏,街头有个老色狼故意撞她们,别的女孩子就算了,Maggie急急忙忙追上去,脱下高跟鞋又砸又骂”,令关锦鹏觉得可爱得不得了、也出色得不得了。

40岁后张曼玉自认为已过上了退休生活,闲得每天在家熨衣服。她曾经说:“多谢上天让我在年轻时赚够了钱,20岁时没有时间做的事,40岁才有时间做。”她当年离开香港、定居巴黎,一半为感情,一半是乐得清静。屡屡被人拍到搭地铁、骑自行车、买菜的生活照不算,据她自己说,有时认识一些新朋友,别人问起职业,她甚至不愿意承认是演员,而说自己是做造型的、甚至裁衣服的,“撒点小谎,但也算有部分真实”。

但2004年戛纳封后后,挡不住欧洲媒体也开始用尽笔墨写她。法国版《费加罗》面对她的风采曾这样遣词造句:“她如此高挑,像英国旧殖民地的摩天楼,她内心深刻,如同九龙湾,她如此率真,像刚刚煮熟的白色谷粒。”最后他们总结道:她终于有机会让自己舒服地生活了。

但一座九龙湾的白色谷粒状摩天楼如何舒服生活?

在不拍电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张曼玉接受采访时会谈到自己“爱情至上”的生活原则。就像她30多岁时跟随阿萨亚斯移居巴黎一样,2007年结识了建筑师奥雷·舍伦—库哈斯的弟子,“大裤衩”的设计师后张曼玉又一次义无反顾地投奔北京。这段恋情于2012年终结,而在之前的言谈中,张曼玉也表现出了比早年更多的随意与轻松。甚至在他们在一起时,她就表示,奥雷大概并不是她的Mr.Right,但这妨碍爱,不妨碍他们分享一段愉快的生活。早在2005年她就有计划出一张新专辑(她的家里曾到处都是录音带,记下她随时随地的想法的纸笔、小样),却因为新恋情及其带来的变动—从欧洲到北京,找房子,搬家,适应新生活而暂停了。2010年她在接受一个采访时曾说:“我感到很遗憾,曾经花费那么多热情去做的一件事,却没有坚持下去。我会再开始。”

她在四年后兑现了这个诺言。



在烈日下来碗红豆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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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_刘华

清晨的周末,街道旁异常宁静。尽管被隔离带分开的宽阔四车道马路、鳞次栉比的巨大广告牌向人们展示着高雄作为大都市的特征,但眼下的节奏与氛围,让我丝毫觉察不到这一点,悠闲而宜人的感觉让这里与我之前到过的林边、枋寮等台湾乡村似乎没有太大差别。

赖先生刚刚将一辆单车从头到脚擦得锃亮,但他并没打算停下,而是又花了十几分钟时间,将所有螺丝检查并用改锥拧紧,又调整座位,骑上一圈并将变速挡的每个挡位都试着换了一遍后才觉得满意。这位40岁上下的高雄人是我下榻民宿的老板,他似乎已经习惯了各种事情亲历亲为,从打扫、修理到为客人答疑解惑。“这个时间骑车游爱河是超赞的!可惜哦,他们都不懂得享受哎!”像很多台湾人一样,他说话时喜欢用各种感叹词来加强语气,他手指楼上,说的是还在睡觉的太太、儿子以及两个打工换宿的学生。

爱河爱意多

我们在一场小雨后骑车出门,由于时间还早,并且太阳还被头顶的乌云遮蔽尚未露头,随车骑行速度加快,一阵阵风偶然撩过,让人感觉非常惬意舒适,高雄作为台湾地区“火炉”的名号,此时我一点也没有感受到。

“记得多补充水分,一会你就领教到这里的天气了。”赖先生一边告诫我,一边从我身边飞速超过,然后迅速消失在远方。我的观光型单车与他那辆专业公路车无法比拟,所以自然不会同他PK速度,而是优哉游哉地慢慢骑,见到什么不错的景色就停下来欣赏一阵子,反正我们已经约好了待会的会合地点,完全不用担心。

爱河如其名一样,沿河所到之处都让人感觉到温馨与浪漫的气息,它从我出发的地方逐渐变宽,但清澈的程度却一直没变。沿河的骑行设施也非常完善,河边铁链连接着石头栏杆,起到保护功能;靠路的一侧则是数米宽的绿化带—草坪和茂密的树木把骑行的人和往来车辆的道路远远隔开,既不用担心机动车,还隔绝了不少汽车驶过带来的噪音。而在每个景色开阔的地方,河边都会有伸出的半月形平台,让骑车的人可以停下来,一边休息一边看风景。有了这些贴心设计,几公里的骑行变得颇为轻松,感觉没过一会,行程便过了大半。

“这条河以前不叫爱河,而是叫高雄运河,而再早之前,它叫打狗川。”早早等在前边的赖先生从一出生就生活在高雄,所以对城市的历史、典故等如数家珍。不过他说爱上骑行,还是这十年间的事。“以前这条河污染得很厉害,远远就闻到臭味,谁也不愿意接近。”如今,经过不断治理的河流不再有让人避而远之的味道,沿河而建的公园成为人们最喜欢的去处和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爱河的名字,则起源于一个误会。早年,市政府为吸引游客,在河边设立一个名为“爱河划船所”的机构,负责租赁游船给游客。某天突然刮起的台风将招牌吹散,“划船所”不知去向,只剩下“爱河”二字,而在同一天,一对情侣在此投河徇情,赶来采访的记者见景生智,将此报道命名为“爱河徇情记”。虽然自此之后,让人扼腕的同类事件再没有发生过,但“爱河”之名却被人牢牢记住,甚至取代了其原有的名字。

爱河在接近高雄港并进而入海之前,是它最热闹的一段,而或许是因为名字,这里也是整条河浪漫气息最为浓郁的地方。在两颗大大红心重叠的真爱码头处,一对对情侣牵手登上“爱之船”—从清早到夜幕降临,游船总是会载满游客在河面上巡游,光是听船的名字,便能感觉到那份浪漫。而不远处的木栈道上,摄影助理正在使出浑身解数调动穿黑色礼服和白色婚纱的情侣。

骑行并没在这个温情泛滥河边结束,在赖先生带领下,我在河道变宽入海处顺着街道一拐,眼前又出现了另一番景象:在一个满是各种雕塑的巨大广场跟前,几座高高的红砖仓库被尖瓦屋顶覆盖,爬藤长满面向太阳的墙壁,蒿草在屋顶恣意生长。墙壁上有些地方斑驳得褪色,有些被粉刷或被看似随意的涂鸦覆盖。

“在驳二这个地方,冲突是一股美好的力量。”当我坐在某间仓库改造而成的餐厅里,手机连上驳二艺术区的无线网络后,自动弹开的首页上这句话格外醒目。驳二这个名字源自高雄港第二接驳码头的台糖仓库,由于台湾糖业后期的衰落,这些当年满载货物的仓库逐渐被闲置。而随着千禧年烟火寻觅适当的施放地点无意发现了它的存在,并在之后加以发展,使其成为台湾南部地区的艺术基地。

老旧的铁轨如今已经废弃,但锈迹斑驳的它如今仿佛化身时空的轨道,连接着古今。这边是老旧的房子与厂区仓库上的标语,另一边则是巨大的变形金刚、日本动漫中的人物以及晦涩难懂的后现代雕塑。这样的一次骑行,让人久久难忘。

古巷古早味

高雄的天气果然如赖先生说的那样,在临近中午时开始展现威力。早上密布的云仿佛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当头的太阳让温度迅速升高到35℃上下,它炙烤着大地,并迅速蒸腾上来,在阳光下几分钟,便感觉像被火烤一样。“这个时候不适合骑车,更不适合在这样空旷的地方晒太阳。”这里不仅骑行道路完善,存放车辆也一样方便,每隔一段时间,就有设立在路边专门存放自行车的专用架,我们把车锁好,步行离开驳二艺术区向南,进入盐埕区的古老街巷。

大智路、大勇路、盐埕街、必忠街……赖先生带着我行走其间,多数路都不长。如果说古旧传统的名字本身尚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那些在这里待了几代人,依旧坚持经营着古老营生的店铺作坊,则足以让你感到这里浓厚的怀旧气息。

藏在七贤三路旁窄巷中,横跨五福四路、大仁路、新乐街等街巷的堀江商场,更像一个满是摊位的市集。它的兴起可以追溯到1938年,由于比邻高雄港的缘故,各国船员水手每逢上岸,就把各色洋玩意带来交易。当时各种时髦的西方物品在这里都可以找到,这让崛江商场风光了数十年,直到高雄港码头日益衰落。不过如今,这里出售的商品似乎没有太大变化,但它却已经成为那些喜欢淘寻古董旧物人士的最爱。我只逛了寥寥几家,就已经收获颇丰。

除了顺狭窄街道绵延的商场,那些独立门脸的店铺同样古旧,绸缎庄、裁缝铺、理发馆……每家店都有一位面容慈祥的老人坐镇其中,因为客人寥寥,所以每走近一家,他们都会热情地与我们聊天,讲述自己在这里的故事。

相比各种店铺,餐厅食肆与我们的关系要更大一些,它们很多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标榜“古早味”。遵循传统的方法,制作出不变的美味。这是当地人对古早味最为准确精炼的解释,在不同简陋的店面、摊档品尝过肉燥饭、猪头皮、粿条汤之后,赖先生领着我穿过几条街去寻找下一家食肆。“这里的多数食物都可以在台湾其他地区找到,唯独这个是高雄特产。”

此时,我们已经来到“大碗公”门前,店铺面积不小,但依然被排队的客人挤满,店中没有空调,待上一会就汗流浃背,不过当坐下吃上以后,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因为这是一家冰品店。

“因为高雄全年酷热,所以冰品在这里非常流行。没有什么比在酷热的中午吃上一碗冰来得更过瘾。”旁边的食客告诉我,他赞我点的红豆牛奶冰最传统地道。“大碗公”的知名度不仅来自美味的好口碑,还因为其巨大的分量。在点餐之前,赖先生一再嘱咐我只点最小份,但即便如此,当冰品奉上时,我依然感到吃惊,巨大的一碗足以考验人的食量。这里最为出名的“30倍红豆牛奶水果冰”的大碗赫然作为招牌摆在门口,据老板说,上一次这个青瓷大碗出场,是一个旅游大巴40个客人共同享用。

坐在被头顶大树遮蔽掉阳光的露天餐桌上吃着红豆冰,暑热似乎一下就消散,淋上浓郁牛奶的冰在口中发出爽脆的爆破声音,但这样的口感只持续很短,接着就被芋圆的弹牙,以及红豆的甜糯所取代。这变幻的口感就像眼前的高雄,让人享受当下,又回味无穷。

行走着语

在台湾旅行,最经济方便的交通工具是火车。从台北出发,到高雄单程只需两小时,最低票价1500台币。

民宿最具本地特色,不仅物美价廉,还可以了解本地人的生活,并从他们那里了解到更多旅行信息。



唱一首歌爱一个人过一生 校园民谣二十年

文_沈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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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庆  民谣创作歌手、音乐制作人。1992年,以一首《青春》引发了上世纪90年代轰轰烈烈的校园民谣风潮。沈庆的音乐中有浓郁的抒情和叙事特征。无论是早期作品《思念谁》、《岁月》、《对镜梳妆》,还是2013年创作的《老地方》、《四十岁了》等,都隐现着内地民谣黄金一代浪漫唯美、笔触隽永的文化特质。近年来,沈庆组建乐队开始现场音乐的表演。

从1994年《校园民谣1》出版到2014年的今天,整整20年。在一个没有雾霾的午后,北京春日的灿烂宁静还像是二十年前的样子,我心里的一份对音乐的眷念也恍惚回到了二十年前。

其实应该从1992年说起,那年的12月,凌晨四五点钟的样子,我们在西四的一家小饭馆吃涮羊肉。李黎夫对我说:沈庆,你知道什么是民谣吗?民谣,那是唱出来的,是没有经过任何技术加工,也绝不可能通过技巧来写作的歌曲!李黎夫讲了他去西北采风听到的走西口,原来的歌词是“白生生的奶子红个嘤嘤的屄,这么好的地方留不住你”……

当时的我,第一次进录音棚,第一次听见自己写的歌变成了专业乐队形成的编曲,变成了一首“歌”该有的样子。但是,所有的兴奋,在李黎夫的几句话后,变成了茫然。我们,是在写歌吗?还是在唱歌,或者歌唱?

就在兴奋和迷茫的间隙中,音乐对我的召唤越来越强烈,1993年大学毕业,我放弃了事业单位的工作,到了大地唱片,第一份工作就是做“校园民谣”系列的企划。在后来大名鼎鼎的《校园民谣1》里面,多数的文案都是出自我笔下。时至今日,具体的文字我淡忘了,但记得有一天,我带着平面设计师赵海去清华大学,在我们这一代校园歌手第一次成规模聚集的西阶教室,悄悄地在一张课桌上刻下“唱一首歌爱一个人过一生”,那张课桌,还有西阶门前的铭牌,被收入了那盒卡带中,成了校园民谣永远的符号。

我想,二十年后,我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做到“唱一首歌爱一个人过一生”,但在当时那个年代,我们把它唱到我们的歌里面,意气风发地滋生着,理直气壮地呈现着,如此骄傲,如此阳光。

高晓松很率性,老狼唱得最动人

严格意义上,《校园民谣1》上所谓“1983-1993”极不准确,那里面的歌都是来自1988-1993这张专辑中的作者,却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代:第一代是北工大的才女金立。1990年,刚刚上大一的我跑到中山音乐堂看首都大学生艺术节表演,看到金立怀抱吉他站在台上,长发飘然。那时候我还没有在农工大夜里的操场遇到郁冬,逯学军也刚刚从我的宿舍借走我写的半本歌词,清华大学的草坪上,流传着宋柯写的《一走了之》。而清华传统的三重唱是不会到草坪上去的,他们在更高级一些的礼堂里。

最初金立的歌传承的是台湾校园民歌的那种清新,这其实很罕见:总体来讲,我觉得大陆的校园民谣和台湾校园民歌在气质上有着迥异的区分—虽说都有蓝天白云,但他们的蓝天白云似乎就是蓝天白云,而我们的蓝天白云总是被赋予了更多与爱情有关的情绪。

如果金立只是写了《我们相识》这样的歌,我不会称她为才女。大地唱片在录制《校园民谣1》之前,制作人黄小茂曾经组织学生们在广电总局的录音棚里录过一次自己弹唱的小样。当时金立已经签约了正大国际,这是另一家唱片公司。她在录音棚里留下了《那天》的声音,时至今日,我还能记得当时的震撼—不只是我,包括现场的所有人。“说了世上一无牵挂为何有悲喜……”还有那首《想你》,金立唱出了那些专业歌手完全不可能唱出来的情感,那种深情的透彻。可以说,金立,是我们那一批人里,唯一一个唱自己的歌唱得无可替代的。

签约了别的唱片公司做歌手的金立最终没有出现在“校园民谣”系列中,这使得老狼有了一骑绝尘的机会。现在能在网络上找到金立唯一的声音,是在当年正大国际出的一张《正大国际白金精选》里面,金立唱了一首《BYE BYE 我的亲人我的爱》,这是一首真实写照她生活内容的歌,唱完这首歌,金立就追随着男友的步伐,去了大洋彼岸,一去就成了美国人。

金立算第一代,高晓松就是第二代了。关于高晓松,这些年访问他的还有他自己说的都太多了,我只说说当年的他是什么样吧。

高晓松是我们这些人里面最有纨绔气质的一个,偏偏这纨绔还才华横溢。现在想来,当年的他其实是在追求一种玩世不恭的表象。高晓松继承了清华宋柯等传承下来的有些学院味道的野性,而他个人对风花雪月的敏感又让他区别于清华出现过的所有理工科歌手。他从清华肄业后混迹在广告行业,经常来到我们中间请我们大吃一顿。有一天,他兴高采烈地请大家喝啤酒,反复说某部电影里的歌好啊、好啊、好啊,然后开始唱“唱歌,快乐,唱歌,快乐,唱歌,快乐”……时至今日我也没看过这电影,倒是据说是插曲的几句歌被牢牢记住了。

开始的高晓松,确实就是唱歌快乐这样一种状态。他的歌经常给我一种惊艳的感觉,细微处的白描,煽情处旋律和情绪的舒展,都是高晓松过人的地方。而且这个人很率性,直言不讳从不因为清华的出身就对清华的学弟们更多照顾,他只是以歌论歌,以歌会友。

《青春无悔》大概是高晓松所有歌里,唯一一首我做第一个听众的。当时他在亚运村的国际公寓租了办公室,我和郁冬去找他玩。当时高晓松和女友分手,写了这首歌。他给我和郁冬唱,开始还笑着说“热气腾腾的”,唱着唱着就泣不成声了。是的,那是在歌唱,是心里憋得慌只有用歌才能唱出来的感觉。我认为,这是高晓松写得最好的一首歌吧。

老狼是高晓松介绍给大家的,时间比较晚,已经是大地唱片录制校园民谣的前期准备时。老狼的声线和高晓松很像,是完美版的高氏唱腔:气息比他长,音准比他控制得好但情绪感觉很一致。听说有乐评写老狼最大的本领是把任何一首烂歌都唱成好歌,我不知道这是依据什么标准。我以为,老狼还是唱高晓松的歌最好听。

老狼是一个灵魂自由 、无拘无束的人,看很多书,走很远的路。成名之后,他帮助了不少独立音乐人,偶尔在微博上看见他推荐歌曲不遗余力。他是校园民谣里面为数不多的不写歌只唱歌的人,却唱得最动人。

被歌唱的一代青春

老狼也唱了很多郁冬的歌。

郁冬那时候和他爷爷住在一起。高中时,这个孤独的孩子经常在夜里跑到我们学校的操场遛弯。某天晚上,喝了啤酒的我和逯学军在操场中央席地弹琴唱歌,遇到了郁冬。就从那时候,唱着罗大佑的郁冬开始写歌。

郁冬、逯学军和我,算是《校园民谣1》里面的第三代。

那两年,我和郁冬来往最多。郁冬的性格其实很温和,他的岁数比我们都小一些,当二三十个校园歌手聚会的时候,他是里面唯一的高中生。天赋的敏感使他的歌词和旋律呈现出一种更孩子气的纯净,一种对物欲世界的疏远和害怕。他有时候十分善于言谈,有时候又沉默寡言,不管怎样,只要吉他传递到他手上的时候,从琴弦指尖,从他的声音里,必然会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歌曲。《校园民谣1》出版之后,郁冬也签约了正大国际做歌手,在那里他留下了唯一的一张专辑《露天电影院》。这首同名主题歌,就是郁冬的典型风格。

我有一种很荒谬的感觉:我和郁冬,在我们的时光路途中,仿佛被错误地置换了位置—他应该更加具有独立音乐气质的吧。

郁冬现在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视线。同样淡出的,在我们那一代人中是多数。我在这里讲的是《校园民谣1》里作者的故事。我不会去讲之后的2和3,在我看来,那是亵渎,那是一群所谓的专业从业者粗鲁地中断了一代人的记忆。如果不同意,你可以去翻看赵小源的博客,那里面真实地记录了他们当时的心态和作为。我不会尊重这样的行为,即便我的不尊重无伤大雅,但我就是那么的不尊重,甚至越来越觉得腻歪,不想去说。

在大地,我们当初应该是签约了50多首歌曲,这里面多数的歌,都具备和《校园民谣1》里面歌曲比肩的质量。如果不是这个系列被中断,起码还有几个人的名字会出现在那一代人的记忆中。

我自己的唱片行业生涯,是从李黎夫说那几句话的时候开始的。那一次,深圳先科公司出资录制了24首校园歌手的歌曲,但是他们并没有发现那些不那么专业的声音才具有的魅力,他们选择了由职业歌手来唱那些歌。可以想象,绝对是车祸现场。24首中唯一一首由作者本人演唱的,就是我的那首《青春》。而这个版本,打动了黄小茂,让他下决心启用籍籍无名的学生加入到演唱中。

我的歌不多,但风格不算统一。逯学军作曲的《寂寞是因为思念谁》是在19岁写的歌词,那时候还没有上大学。《青春》是1992年写的,那时候西阶演出的盛况已经成为过去。大三的时候,我在农工大当艺术团团长,这是一个比较闲的职务,主要工作就是每周末带领乐队在食堂开场舞会,逢年过节组织一场文艺演出。

农工大艺术团有一间不算大的乐队排练室,算是在我的领导下,于是就成了海淀学生歌手们经常聚会的地点。那两年,差不多每个月大家都会到这里一聚,作为地主,我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组织者之一。1993年初夏,已经毕业离校一年的逯学军回到这里,唱起了他刚写下曲子的《寂寞是因为思念谁》。我个人会觉得,是这首歌词确立了我成为校园民谣代表之一的江湖地位。那一次,大概是在这里的最后一次聚会了。

后来我离开唱片行业,其实也是因为李黎夫的那几句话。1996年我录完《这么多年以来》专辑后,觉得生活乏善可陈,实在没什么非得要唱歌才能表达的东西,所以就选择了离开。一直到去年再做《岁月如今》这张唱片,我才因为回到了当年写歌唱歌的状态又转了回来。

我想说的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幸运,绝不仅仅是因为那个时候唱歌、写歌的人还很少,而是我们从接触唱片行业开始,就和当时国内最好的音乐人合作,就有了当时国内最好的唱片企划概念。相同的教育背景,让我们在那些专业音乐人里,可以不卑不亢、平等地交流,最终获得我们想要的局面。而市场的盛况,也让他们不得不对我们的音乐产生认同。

现在做音乐的门槛看似低了很多,实际上这种降低也造成了当代民谣在技术表现上的缺陷,在商业运作上的无力。有时候我会想,如果今天的孩子们也能去孜孜不倦地追寻我们当年追寻过的机会,或许,民谣会呈现出更有力的姿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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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谣女歌手金立,摄影_任曙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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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冬、逯学军、沈庆。这是1991年6月农工大欢送1987级毕业生晚会后,在艺术团的聚餐。)



最后的陈氏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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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_韩雨亭 福建福州报道

福州市乌龙江畔,城南城门镇的胪雷村,这座拥有七百多年历史的村落,在当地算是比较富裕的村庄。胪雷全村皆陈姓。始祖陈国初宋末时期,为了躲避战乱从福州东门易俗里徙居胪峰山内,据《福州百科全书》记载:“因村在胪峰内,简称胪内,方言谐音为今名。”

胪雷村曾走出无数知名“乡贤”,明清两代秀才、举人、进士者几十人,近代也是人才辈出,近现代最著名者有两个:国民党一级海军上将陈绍宽和著名数学家陈景润。

从胪雷村走到台湾的名人也举不胜举,协助梅贻琦在台创办并继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的陈可忠;1945年被派往台湾接受日本投降的台北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后任台湾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陈丞城;1981年从台湾去美国在洛杉矶创办《国际日报》的陈韬。

即便当今,该村里也出了很多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的人才,更是著名的侨乡,旅外华侨遍布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

陈景润是二十五世御房二支,1991年回到胪雷村省亲,也最先进入该祠堂拜祖,他的故事一直都是陈氏族人的骄傲资本。

只是,在近年来福州大拆大建的城镇化运动当中,胪雷这些显赫的村史已经失去了它的载体。

在修建福州南站时,虽然陈绍宽故居艰难地被保留了下来,目前却只是一栋空荡荡、没有任何灵魂和内容的建筑;陈景润故居却未能幸免于难,当地政府没任何通知,迅速将其拆了。

曾经绿树掩映的秀丽乡村风貌荡然无存,那些富有闽中水乡的景色变成了记忆和乡愁,祠堂、老屋、河涌、榕树、码头……那个传统意义上奉行耕读传家、聚族而居的村庄已经消失了,村民们纷纷住进了现代社区,散居各地,“胪雷村”也只剩下一个行政定义。

胪雷村只残留了着一栋占地约四亩的祠堂,它在空旷的工地中显得格外孤独,这座承载着家族悠久历史的祠堂,被大规模拆迁留下的断壁残垣围困着。

此前在拆迁胪雷村时,福州市当地政府反复承诺不拆祠堂,但就在今年5月,部分村民才获知,祠堂也面临随时被拆迁的危险。事实上,早在2013年11月,福州本土的房地产公司——阳光城集团就以39.1亿元竞得福州火车南站附近300亩地,这其中就包括陈氏祠堂。

拆迁的爪牙开始伸入这个村庄的最后精神领地。“祠堂是村里的灵魂,祖祖辈辈传下来,历代祖先牌位都在里面。以前拆我们的私宅倒好说,但现在政府又要拆掉祠堂,我们肯定不会答应。”胪雷村老人会会长陈秀光说。

曾经星散福州各地的村民开始重新集结,准备以合力保卫祠堂,保护他们最后的乡愁。

回不去的村庄

闽江可以称为福建人的母亲河,发源于闽西北山区,流经闽侯侯官处便分为两支:一支称乌龙江;另一支仍叫闽江,穿城而过。在闽江将要入海的地方形成了一个江心岛,福州人称之为“南台岛”,而在“南台岛”的东南端,就是号称为“福州人才村”的胪雷村。

胪雷村的陈氏家族是闽中望族。陈景润被称为“胪雷之子”。在陈氏宗祠中庭,气宇轩然,依次悬挂着三块大匾,第一块上书:陈氏定理。那是褒扬陈景润的。第二块上书:教育部长。那是纪念民国时期的教育部长、化学博士陈可忠先生的。第三块上书:海军上将,陈绍宽。这三位陈氏后人给胪雷村增添了骄傲的资本。

作为从胪雷走出的教科书级“偶像”,陈景润的出身不差,他的大伯父曾任中国邮政总局考绩处处长。二伯父是中高级邮政职员,曾任福建省邮政视察室主任。他的父亲陈元俊,职位最小,只担任一个三等邮政局的局长,收入并不丰厚,家境状况并不是太好。

陈景润的父亲并不住胪雷,而是住在福州南台。不过,按照目前的资料可知,陈景润是在1933年5月22日出生于胪雷村。少年时代的陈景润,是常去故乡胪雷的。在陈景润的堂兄陈栾光眼里,他除了读书,似乎“不太爱说话,也不怎么喜欢体育运动,就是特别喜欢看书,当然也会玩一些躲猫猫的游戏”。

原先的陈景润纪念馆在天马山上,是其小学母校的校友们捐资20多万元建造的,已因福厦铁路建设被拆除,纪念馆里的文物如今存放在陈氏祠堂里。陈景润的祖宅,在村里中街附近,已有100多年历史。

2009年,福建省重点工程——福州火车南站大力开建,拆迁涉及胪雷村。按照政府当时的规划,陈景润故居将会和陈氏宗亲祠堂、陈绍宽故居择址按照原貌重建。

《福州晚报》当时报道说,“对于火车南站建设工程,陈景润的亲人很支持,同时他们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妥善保管好文物材料”。

但随后拆迁工作波折重重。在当地政府没任何通知的情况下,故居被迅速拆了,陈景润家人为此耿耿于怀。陈景润堂兄陈栾光说,陈家本想通过官司“讨个说法”,去法院起诉,但当地法院一直迟迟不开庭。

因为福州南站的建设,胪雷村曾经面临全村拆迁,村民几百上千人集结起来捍卫权益,迫使政府做出了适当的妥协。

现在,废墟中的陈氏祠堂依旧保持着往日的风貌,这让陈氏族人略感安慰。在祠堂飞檐翘角、耸峙壁立的青砖大墙前,端坐着一对石狮,昂然雄踞。抬头望,门墙顶部的青石上镂刻着泥塑浮雕,彩绘着历史典故,人物栩栩如生。

祠堂正面直书日本明治大学博士陈昌瑞先生题写的“胪峰陈氏祠堂”,显著位置摆放着陈氏家族的名人先贤的牌匾,他们代表了这个家族的荣耀。

祠堂的隐喻

“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它的营养度,它的整体机能的健康,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身体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师梁鸿在《中国在梁庄》写的这段话,形象地比喻了中国乡村的价值和意义。而祠堂,在其中是一个村庄的灵魂所在。

陈氏祠堂经历几次修缮,1947年由陈绍宽亲自主持修缮,名列福州众多宗祠之首。改革开放后,由海外宗亲再度集资修缮。故此,祠堂充当了和海外华侨联系的纽带,但凡村里组织祭奠先祖的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陈氏后人都会不远万里奔赴至此,寻根叩祖。

陈绍宽是陈氏祠堂起到至关重要的人物。因为没有常年住在胪雷村,所以村里面跟陈景润有过交道的人并不多,更多的是一种价值层面的认同。而对于胪雷村真正产生影响力的还是陈绍宽。

2009年9月16日,在全国首映的电影《建国大业》中,著名影星李连杰扮演的那个角色就来自福州的胪雷村,他叫陈绍宽,民国知名的海军上将,胪雷人的行为范本和“精神偶像”。

“我认为胪雷村之所以出了那么多名人,这和它的价值观和文化生态是分不开的。”福建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曹敏华说。作为一位历史学研究者,陈绍宽军事思想是他的研究课题之一,他发现这位名将的人生成就的重要精神资源来自家乡。

陈绍宽的父亲陈兆雄共有六个兄弟,他是老大,他和最小的弟弟陈兆汉(萨镇冰的女婿)曾投身于清末北洋海军,常年在外。他留给陈绍宽的人格教育就是“孝悌、忠君、义气”六个字,这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

陈绍宽拥有极强的语言天赋。在格致书院读书时,他就在很短时间内熟练地掌握了英、法、德、西班牙等几国语言,这使得他终生受益。在格致书院读了两年后,他又被推荐到了江南水师学堂,从此开始了他的海洋军旅生涯。

“陈绍宽对我们胪雷人影响最大了。”年逾六十的胪雷村民陈康渠说,他小时候曾在陈绍宽的大宅院内读过书,正值这位民国将领解甲归田之际。

“我们家的大宅院先盖,后来陈绍宽回到村里后也要修房子,我爷爷就给了他一块地,就在我们大院的前面,距离只有3米。原来我们院子是能看见山水的,但是他们家房子一修起来的话,就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把我们家的风水给抢了。你看他想得有多细,他后面有堵墙正对着我们家的正门,为了不挡住风水,他在墙上画了一大幅的油画,有山水、森林、河流、桥梁……等于说我们家一开门就能看见‘山水’了,这是我后期发现的,后期知道的,人家细到这种程度,不服不行。”陈康渠说。

当时胪雷陈氏族人都十分团结,虽然偶尔邻里之间会有些矛盾,但因为都念在一个家族的情份上,再大的矛盾最后都能迅速化解。在化解家族矛盾当中,祠堂就充当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在乡村社会结构当中,祠堂就是一个重要的公共空间,村子每年至少有一次祭祖仪式,所有陈氏家族的人都会在清明节时去祭祖,场面非常大,构成了很多胪雷人童年时代一年中最热闹的记忆、最壮观的场面。这样带有明显宗法色彩的祭祀活动,实际上提供了一个乡村社会非常综合的公共空间。

陈绍宽也意识到了祠堂作为家族精神纽带的作用,所以他返回胪雷村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修缮祠堂,他本人担任董事长,陈康渠的叔公陈立卿担任副董事长。

在1949年以后,祠堂在乡村社会实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也越来越低,祠堂也渐渐成为一种隐形的存在。

那个时期胪雷村的气氛已经有所变化,不再像此前那么平和,而是充满了某种骚动和不安,阶级斗争的味道已经吹进了这座村庄。

陈康渠记得,胪雷村的撕裂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反五反、无产阶级专政,一轮轮的运动将原本团结的村庄变得四分五裂,中国乡村的传统结构和文化全部被破坏了。

“人和人之间关系尔虞我诈,甚至为了果腹,不饿肚子,一个地瓜都可以打起来,要命地跟你拼搏,我看几代的亲戚、乡亲、兄弟之间为此打架结怨的多得是,为此产生世仇都有,到现在为止有些都还没有完全消除。在那个时期,我想每个乡村都是这样。”陈康渠说。

被拆掉的精神

改革开放后,胪雷村脆弱的危险的人际关系才开始修复。作为中国传统家族精神和文化纽带,祠堂在北方地区几已消失殆尽,但在福建地区却得以存留。

传统的社会秩序开始回归。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陈氏祠堂每年都会为村里老人庆祝拗九节而在祠堂举办的“千叟宴”,该传统已经坚持了32年。“千叟宴”场面极其壮观,祠堂门外支起了七八口直径1米的大锅,百名厨师齐刷刷手拿铁勺,左右开弓,为几千名老人炒菜做饭,200张圆桌摆满了祠堂的各个角落。

戏台也是记忆中的重要部分,每年都有数场闽剧在此上演,最辉煌时,每月戏班都会带着鼓、钹,到这个舞台表演那些讲述爱情、背叛、英雄和王朝的故事,这个由锣鼓、丝竹和演员唱腔组成的乡村记忆。除了本村人,附近也有村民前来观赏。站得到处都是人。

但陈康渠很快发现,好景不长,改革开放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氛围,大家只有一个目标,挣钱。再加上胪雷村本身又位处城乡接合部,所以再也无法恢复以前的平静了。

中国社会巨变在胪雷村得以投射,村里的风气也大不如前。陈康渠感觉最明显的是:“从九十年代开始,因为腐败太多,村民和政府间的关系变得有些复杂。”当然也存在其他原因,包括宗族和派系,让胪雷人不再像此前那么团结了。

2009年,经过几轮的大拆大建,这个历史文化名村被夷为平地,村民四处散居,元气大伤。“我们现在所说的乡愁,全都拆没了。”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刘泓说。

最大改变来自传统的乡村结构,胪雷村年轻一代已经很少在庞大家族氛围中长大,祠堂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年轻人的宗族意识开始淡泊了。更现实的是,年轻人都忙着挣钱,无暇顾及村务,昔日团结的村庄变成一片散沙。

“记忆中的童年没有了。”陈少辉呆立在陈氏祠堂前,说话声音低沉,走路时也尽量蹑手蹑脚,生怕惊扰了那些摆设在祠堂里的先祖。端午节时,他在北京念书的儿子回来,他特意带着儿子来到祠堂。

“拆迁会改变传统的聚族而居,这会造成下一代可能越来越淡泊。那天我并不说很多,我就注意我儿子的行为,我去观察他,问他看了什么感觉?他说没太大感觉,因为他小时候不在胪雷长大,他只知道自己是胪雷人,胪雷是个很大的村,祠堂很大,但更深层次的东西并不多。以后再下去,可能后代对宗族慢慢更淡,如果这些村落彻底地拆掉,我想将会更坏。”陈少辉说。

尽管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居住在城里,但在陈少辉看来,所谓城里依然会充满了不确定性,他最直接的依据是;中国的超大城市变得越来越不宜居,生活在城里的人,已经陷入到一种精神失落中,他本人已有体会。更让人难过的是,曾经留存着丰厚历史人文价值的村落被快速地消灭。

2014年4月15日,福建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教授一行数人,调研考察陈绍宽故居和其主持修建的胪雷陈氏祠堂。眼前的一切让几位学者“十分难受”,胪雷村已成一片废墟。学者的到来,让陈氏祠堂的命运出现一丝转机。

4月18日,学者们鉴于陈氏祠堂历史悠久,在海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力,于是将村民诉求形成文字,报送省委省政府领导。此举引起了相关高层领导的重视,暂时将祠堂保留了下来。

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王利平认为,尽管中国乡村早期从传统思维到现在文明的转型过程中间,还没有像现代社会制度化、组织化的合作,但它还是用很原始的乡村理念形成了一种互助情怀,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交流,这种东西说实在话是乡村里面独特的,没法代替的。还有乡村里面很重要一种品质,就是对读书人的尊重,这是骨子里面存在的。

“今天,是不是开奔驰、宝马,带几个小老婆回来,这成为了衣锦还乡的标准?所有价值用金钱来衡量的,不是学问,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精英,而是钱,这把社会风气搞坏掉了。如果换成今天的陈绍宽荣归故里,那又将是怎样的场景?这可能是我们探讨胪雷村价值意义所在。”王利平说。

 



贩卖球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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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苏安德

在市场营销学里,“供给弹性”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有些商品富于弹性,比如说一种球鞋,如果市场需求大价格高,那么厂商自然会提高这种药品的出货量;有些则缺乏弹性,甚至于弹性无限趋近为零,比如说顶尖的足球巨星,不管市场需求和价格如何变化,这世界上该有多少个还是只能有多少个。

于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两个足球巨星:

A,技术无可挑剔,拿过3次欧冠冠军和5次西甲冠军,获得过4次金球奖,被许多人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优秀的足球球员。个性沉稳,重视家庭,女友是5岁就认识的青梅竹马,几乎没有多余的场外新闻。

B,在球技和获得的荣誉方面均比A稍差,但在目前的足球世界中也处在坐二望一的位置。个性鲜活,场上场下常有争议性新闻,女友是内衣超模,儿子还不是这个女朋友生的。

如果你对足球有所了解的话,那么你应该已经猜到,A就是梅西,而B是C罗。在这个供给弹性无限趋近于零的“商品”类别里,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市场潜力的两个足球运动员;他们自成一个联盟,与其他人分隔出明显界限。那么,撇开对球技、风格以及主队的偏好不论,这两个人之间,谁具有更高的市场营销价值?

梅西向左,C罗向右

足球明星的价值首先从足球本身而来。这项运动在欧洲、亚洲和美洲都极盛行,这令梅西和C罗两人天然具备比佩顿·曼宁(美式橄榄球球星)和德里克·基特(棒球球星)更大的市场价值。2012年欧洲杯决赛吸引了至少3.5亿电视观众,世界杯的收视群体更大,2010年决赛的收视观众甚至超过了7亿人。

如果只是从足球的角度上来说,梅西的市场价值理应高于C罗。他在巴萨这样具有悠久传统的欧洲豪门效力,而且在未满27岁的时候,就成为了巴萨历史上进球总数最多的球员。论个人荣誉,他手上的金球奖奖杯比任何人都多;论球队成绩,在他的带领下,有那么几年,巴萨几乎在欧洲战无不胜。

瑞士足球研究机构“CIES足球观察”最近发布了一份关于球员的身价报告,其中明确指出,尽管C罗刚刚帮助皇马拿了欧冠冠军,但他的身价仍然远远低于梅西。是的,该报告给C罗评估的起始身价为8520万英镑,而梅西则高达1.615亿。

根据CIES的说法,他们是基于转会费、市场报价、年薪和球场表现等一系列数据做出的评价:“梅西的所有关键指标都是正向的,这些指标都令他的身价上升:他的国家队有出色的国际赛场战绩,俱乐部亦是顶级豪门,个人表现稳定而出色,进球数多,在球场上是进攻型球员,正处在职业生涯的黄金期,而且刚刚还和俱乐部签下了长期的续约合同。”CIES的报告指出,C罗之所以会比梅西差这么多,主要是因为他已经29岁了,而梅西只有27。而且,CIES还举出例证,曾有法甲球队愿意出2.5亿欧元转会费求购梅西,这足以说明梅西的市场价值。

作为市场营销的对象,梅西的另外一大优点是洁身自好。他在巴萨的前7年都从未爆出过任何丑闻,就连场外的花边新闻都极少;虽然在2013年曾连续遭到偷税案和毒枭洗钱案两桩丑闻缠身,但事后均证明他并未参与其中。他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使,亦被票选为全球最受喜爱的足球明星。

简单来说,这个年轻的球王符合人们对于体育明星的一切要求:球好、人好、麻烦少。在人们尤其是孩子们将体育明星视为行为模范的年代里,梅西就是一个理想的范本。他的对手C罗却并不是这样,不过,C罗走的也不是这一个路线。

那个C罗高大英俊,有着古铜色的皮肤和漂亮的肌肉线条,当他出现在时装周上的时候,他几乎不像是来串场的足球界人士,而是本来就隶属于这里的时尚人物。相比起关掉了推特账号的梅西,C罗对于社交媒体的运用也是驾轻就熟,他拥有8200万Facebook粉丝和2600万Twitter粉丝,不管是做慈善、做宣传还是普通的比赛,他都很乐意用社交媒体发布自己的最新消息。

C罗性格亦十分富有争议,他如同NBA的勒布朗·詹姆斯一样,有大批的拥趸,也有大批的批评者。在不喜欢他的球迷眼中,他是个“惯于假摔”和“自私”的球员,并且在葡萄牙国家队里也有出工不出力之嫌—尽管他几乎凭一己之力将葡萄牙带到了2012年欧洲杯的半决赛,但在点球决胜中负于西班牙后,关于他“关键时刻掉链子”的批评声又再度缠绕于他。

他的桃色新闻也不少,且不说那些与美国社交名媛帕丽斯·希尔顿和金·卡戴珊的真假传闻,他的正牌女友伊琳娜小姐就不是个典型的男人背后的女人,而是一个性感火辣且成就斐然的内衣模特。

如果说梅西是传统的体育明星,那么C罗就像是贝克汉姆一样,已经跨越到了“偶像”的阶段。福布斯网站曾分析过,一个能赚钱的偶像通常需要以下条件:1)在自己的领域里,数年内都取得良好的成绩;2)背靠世界上最有名的公司、集团、球队;3)跟一个流行偶像结婚;4)长得好看,以及5)在时尚上有着不错的品位。这些条件,C罗几乎全部都能够满足。所以也难怪C罗会在遭到嘘声的时候做出非常娱乐偶像的反应:“为什么嘘我?当然是因为我长得好看又有钱,还有高超的球技。”

一哥背后的赞助商

定义球星的不仅仅是他们自身,还有他们现有的代言品牌。

其实到达梅西和C罗这个级别,他们的代言赞助都已经相当趋同,实在很难像国内女星那样比较谁的代言更“高端”。梅西代言FIFA14,C罗就代言实况足球;梅西跟科比一起去拍土耳其航空的广告,C罗就跟贝利一起宣传阿联酋航空;梅西穿的是D&G,C罗与阿玛尼合作;梅西戴上爱彼(AudemarsPiguet)腕表,C罗也吞下豪雅(TAGHeuer)的代言合同。双方都从足球直接相关的品牌圈子,扩展到了日用品、数码、航空和时尚等多个领域。

将他们区分开来的,是这些看起来很像的牌子之间的微妙差别。

最简单来说,谈到梅西就是阿迪达斯,提起C罗就是耐克,毕竟,这是他们的主赞助商。在世界杯来临之时,阿迪达斯和耐克展开商业攻坚战,而作为两大体育品牌的“脸面”,梅西和C罗就处在战役的最前端。

阿迪达斯作为FIFA官方赞助商,他们在广告《梦想:孤注一掷》里毫无保留地使用了一切官方可用的权益,他们让梅西等球星用着世界杯官方用球在真实的世界杯场地里表演,还有场边的广告牌、官方LOGO和官方片花,时刻都在提醒着人们,“嘿,我们可是官方赞助商!”而耐克方面呢,则秉承他们一贯的“虚拟大于现实”风格,营造出近似奇幻的世界杯场景,C罗跟内马尔同绿巨人浩克同场竞技,科比坐在看台上,同皮尔洛一起看球。

阿迪达斯就像梅西一样讲究务实而专业,而耐克与C罗都在拼命利用专业之外的本钱来增添砝码。这两家体育品牌的营销风格与他们的代言人如此契合,以致你不知道是品牌的眼光奇佳选择了合适的代言人,抑或是品牌塑造和改变了他们。

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两个球员都代言了一款手机应用,其中,梅西代言的是腾讯微信,而C罗代言的是一款叫做Mobitto的生活服务类软件。

我们都非常熟悉微信,它在如今中国年轻人的移动生活中已经大有取代短信之势,你看,这又是一个典型的“梅西式”的代言,走的也是实用路线。事实上,在宣布用梅西担当代言人时,负责为微信进行宣传推广的StardustUSA管理总监德克斯顿·德布里就说,他们的目标,就是要让大家看见梅西也会遇上“跟大家一样的凡人问题”,并且表示,如果把太大的概念套在梅西身上,只会把用户推开。

那么Mobitto是什么呢?这个手机应用的CEO告诉我们,他们的产品目标是让用户打造自己的“忠实品牌圈”,跟朋友一起分享自己常去的餐馆和商店等等,简单来说,富有品位和想法,却并不会成为太多人的生活必需品。

把自己卖出去

说起来,Mobitto和C罗之间的代言故事要远比微信跟梅西有趣得多——微信背后站立着财大气粗的腾讯,而Mobitto却只是一个初创企业,他们显然无法承担C罗的市场价。那么,他们是怎样做到的呢?

“我们有一个投资者跟体育圈颇有联系,他就跟我们讲,我们应该找C罗来当我们的品牌大使。”Mobitto的CEO何塞·西莫斯说:“我们都知道C罗是个很好的品牌大使,大家一说到他都会想起耐克,而这就跟我们这个应用希望打造的概念非常契合。”然后,Mobitto找到了C罗,一开始只是请他试用一阵子,而且C罗团队还明确表示“不一定会答应代言”。但到了最后,C罗不但接受了代言邀请,而且反过来“倒贴钱”,还给这家初创公司进行了投资。

是的,相较于似乎从未对商业产生热烈兴趣的梅西,C罗却沿袭着前一代足球圈时尚标志贝克汉姆的道路前进着。他推出了自己的内衣品牌CR7,还跟他那身为内衣模特的女友伊琳娜一起登上西班牙语版《Vogue》杂志——虽然他在杂志封面上未着寸缕站在了女友身后,不过在内页里,他的内裤上却露出了大大的CR7标志。你无法想象梅西做这样的事情,只有C罗,他不仅知道自己高大、英俊、身材健美,而且他还不吝于将这些本钱物尽其用地榨取价值。

从C罗的个人官方网站上,你就能够明确看出他在品牌管理上的积极。网站首页是照片瀑布流,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一条关于C罗的新闻或故事,考虑到这种呈现方式最早是在时尚社交网站上流行起来的,C罗这个官网的潮流度不言而喻。在网站上方显著位置,左侧放着CR7eMagazine的手机应用下载链接,这是C罗的官方粉丝电子杂志;而右侧更妙,是CR7品牌的产品展示及官方网店,以方便粉丝购买。

点击菜单栏上的箭头,出现在你眼前的是C罗的社交网站账号,从facebook到twitter,从YouTube到instagram,应有尽有,甚至连没什么人用的Google+都不放过。虽然这些账号大多数是由他的助理在更新,但这并不能阻止球迷们的热情,如今,他的facebook页面上有8200万个“赞”,twitter上也有2600万个粉丝,instagram上较少,不过540万的粉丝数量也足以秒杀梅西的340万。

相较之下,梅西在社交网络上的表现就贫乏多了。他的facebook页面有5700万个赞,不过他关闭了自己twitter账号(关闭前有200万粉丝),如今只有一个由阿迪达斯打理的“TeamMessi”账号,粉丝数量少得可怜,只有区区63万。更要命的是,他这些账号之间并无关联,也就是说,你从他的facebook页面上看不到instagram账号,也看不到个人官网的存在痕迹。梅西的instagram账号上倒是链接了他的官网地址,然而点进去一看,你就会发现,那个传说中的官网用四种语言写着“近日公开”。

吸金大法

当然,梅西从来都不缺影响力,即使是在足球文化淡薄的美国。在2013年的ESPN年度“最受欢迎运动员”投票中,梅西排在了第八位。“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ESPN的高级市场总监塞斯·阿德尔说,“因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足球球星进入这个榜单的前10名。”梅西的排名不仅超过了NFL球星罗杰斯(第9位)、布里斯(第11位)和网球女王小威廉姆斯(第16位),更把C罗(第21位)和贝克汉姆(第47位)远远抛在身后。尤其是在12岁到24岁的群体里,梅西获得的支持度更高,达到了第4位(C罗在这个年龄段中支持度排名第7)。不过有趣的是,《福布斯》在几乎同一时期做了另外一个调查,发现其实C罗在美国的认知度(30%)要高于梅西(20%),只不过“认识梅西的人几乎都是他的球迷,而C罗的认知度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八卦新闻”。在认识两位球员的美国人之中,有85%的人都表示,他们更喜欢梅西。

不仅在美国,C罗在全球范围内的认知度也高于梅西。体育营销研究机构Repucom采用8项指标,对13个国家的16至69岁的人群进行了调查,据说综合了15亿人的观点。他们发现,C罗在全球范围内具有83.87%的认知度,而梅西只有76.07%;随后,他们算出“名人指标”评分,将C罗评价为世界上最具市场营销价值的球星,而梅西则排在第二位。

此类榜单终究只是软性指标,真正值得一提的是,梅西最近跟巴萨签了一份续约合同。根据这份新的合同,他的年薪将从1300万欧元飙升到2000万欧元,一举超越C罗,成为世界上薪水最高的足球运动员。按照美联社的说法,梅西应该“感谢”C罗,因为正是他们两人之间的竞争,以及C罗与皇马在去年签下的巨额续约合同,才促使了他的身价飙升。所以,谁说他们的市场价值不是互相促进的呢?

 



朱学恒:用肉身搭一座进攻梦想的战桥

记者_ 洪玮 实习记者_ 翾可颖 摄影_ 卢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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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恒 1975年出生。因喜爱电玩、科幻而踏入奇幻文学。他所译的《魔戒三部曲》曾在台湾畅销书排行榜上盘踞三个月之久,创下近60万册的销售纪录。现任台湾奇幻文化艺术基金会创办人兼执行长,奇幻基地出版事业部总策划与顾问。

一个身高185cm的台湾胖子,在有点像角斗士的音乐声中小跑进场,自我介绍的方式是播放自己多年前上台湾著名娱乐节目《康熙来了》的片段,在之后的演讲中,又依次出现了海贼王、蜡笔小新、日本甲子园棒球赛……他在台上讲,台下是一阵阵意会的哭和笑,几个盘算着抽空复习的高三学生,全程就没翻开过手上的书本。

胖子名叫朱学恒,正在广州的一所中学里,给将要高考的学生演讲。他穿着一件“梦想改变世界”的黑色T恤,用自己的不按规则出牌,告诉年轻人并不是一考定终生,人生可以有梦想,可以有选择。好友九把刀形容他,“又高又大又肥,是因为他要用肉身为大家搭一座进攻梦想的战桥。”

朱学恒是谁?当活动组织者、诚一文化总经理肖蓉生在2011年第一次听说他的时候,也在心里嘀咕了一下,随后才想起“啊,那个《魔戒》的翻译者!”他翻译的《魔戒》在台湾售出60万本,盘踞畅销榜单三个月之久。

60万的销量,给朱学恒带来3700万台币的版税,而他一转身就把钱投入各种公益项目,回馈给了社会。

他没有买房、开豪车,至今是自由职业者。

翻译《魔戒》,为阿宅去污名化

朱学恒这些年在台湾媒体上十分活跃,被称为“宅神”,因为他一直在为阿宅去污名化。朱学恒是电动宅,从9岁起开始打电动,梦想就是能打机打到死为止,为了更好地打机他开始学英语,因为很多游戏都有奇幻文学的背景,他开始接触并翻译了其中的一些。“奇幻”这个词正是他的发明,是他在为某游戏杂志写专栏时想出来的。

2000年,《魔戒》电影开拍,台湾的出版社想借电影的东风,推出新的译本。之前台湾曾有一个翻译不佳的版本,在市场上反应惨淡。

在奇幻的世界里穿行,朱学恒早就对《魔戒》里的人物如数家珍,他决定自荐。他给出版社寄了一箱书—是在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做奇幻小说的年代里,他所翻译的二十三本奇幻小说。

但出版社很是犹豫,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履历太不常规:台湾中央大学电机系毕业,刚从公关公司辞职,现在居然要挑战这本巨著。

朱学恒继续不守规则,给出版社递上了自己的策划,包括如何营销,怎么写新闻稿,并保证自己会在全台湾做宣传演讲。他甚至提出了这样的合约:如果每本卖不到1万本以上的话,就一毛钱不拿,让你不亏本。

出版社答应了。但离电影上映只有9个月,这段时间内他要译完120万字,要知道日本翻译者濑田贞二用了20年才翻译完成。他的解决方式是:往前冲!他制定了严格的时间表,同时保证锻炼和睡眠。他把小说放大成A4纸,边翻边撕,这个为了边打游戏边写攻略练出用左手操作鼠标的宅男,翻译到后来居然能不看屏幕打字。交稿的时候,他瘦了20公斤。

后来,《魔戒》大卖,很多人都说,朱学恒好有远见。而他在《魔戒》的简体版序言中交代,其实自己只是想要有一天很帅气地跟孙子讲:“你爷爷当年翻译过《魔戒》耶!”

十年后,体重早已回弹的朱学恒,也早把那笔版税“挥霍”完:2002年成立奇幻文化艺术基金会推广奇幻文学;2003年投身“开放式课程计划”的翻译工作,比网易公开课还要早几年;近些年到校园演讲鼓励年轻人打破规则追求梦想——都不是钱滚钱的事,全是公益项目。在那场演讲的第二天,我在广州一家咖啡店里追问他做出这些选择的原因,他的第一反应总是“我喜欢”。

本来只是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已,27岁的朱学恒拿到大笔版税感觉很意外。他觉得这不只是商业上的成功,也有来自于同好的支持。他的《魔戒》首发是在一个冬夜,因为担心没什么人来,会埋没这本奇幻经典,他在一个奇幻文学的社群上发帖求支持,结果当晚大排长龙,其中许多是年轻人,还有中学生省吃俭用买了几套送给朋友。“他们愿意做到这个程度,代表我欠了他们人情,我做基金会或者相关公益的事情回馈他们,还是很合理。”

在推广奇幻文学的过程中,他又发现了新的问题:很多年轻人想要写自己的奇幻文学,但当他们要引用历史神话的相关资料的时候,却没有足够的中文内容——这是文化和知识量上的问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麻省理工大学把课程视频在网上公开,他找出自己大学曾经挂科的“基础物理”来看,视频里竟然讲解得清楚明了。

因为母语阅读在知识吸收上更有效率,而外语的学习和精通并不是人人都有机会,朱学恒决定用翻译赚来的钱,以翻译的方式还给社会,扩充中文的“知识量”,让人免费取用。于是就有了“开放式课程”翻译计划。

如果再往前追溯一点,他的价值观还是和电动游戏有关。阿宅总会深挖自己所爱的领域,朱学恒在打游戏的时候就一路从奇幻文学原著挖到其前身骑士文学,而骑士文学里那些中古时期的骑士、吟游诗人就是爱济弱扶贫。

在他眼里,阿宅有强烈的情感跟爱,这些正是这个社会欠缺的。我们盘点起他在台湾主持的电台节目“阿宅反抗军”邀请过的嘉宾,有议员、医生、学运支持者、厨师,他一脸严肃地补充:“都是我感兴趣的人啊,还有一些大奶妹。”这时, 他脸上的表情可以这么画:两条平短的直线当眼睛,一个无棱角的W嘴。

果然还是阿宅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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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恶搞的意见领袖

这些日子,朱学恒走在台湾的街头,经常会有人凑过来给他一根香蕉以示支持。这都是因为,他在台湾电视评论节目上和主持人邱毅同台时,用吃香蕉的方式取笑邱毅。邱毅在评论台湾“太阳花学运”的时候,指着一张学运现场照片说,“我查得很清——这些香蕉是民进党党团送进来的。”结果闹了笑话——那些黄色物体其实是这次学运的象征物太阳花。

网上有他和邱毅“对战”的画面:邱毅一如往常滔滔不绝,将这次台湾加入“服贸”和加入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类比:“美国的副助理国务卿同意台湾加入TPP啊,要不要谈判,要不要谈判!如果签署了,立法会能不能推翻?你退回,美国还会让你加入TPP吗?”而朱学恒挑起左边的眉毛,又咬了一口自带的香蕉。当主持人问起他的意见,他的表达方式是:“我们的执政者五天前不愿意沟通,十天前不愿意沟通,到了最后,我香蕉都吃了,你告诉我说不能吃香蕉了,请问对我们民众而言我们什么感想”,提出了“太阳花学运”前期沟通不及时的问题。

朱学恒可能是台湾电视上最年轻的新闻评论员,现在普通台湾市民提起他,往往第一反应是“很敢讲”。一个翻译奇幻小说的阿宅怎么会成为能够发声的意见领袖,这件略显诡异的事情朱学恒也思考过。

“当人们想听听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想法的时候,除了我之外大部分人已经闭嘴了。大部分是因为利益不敢讲,比如批评建商(即地产商),台湾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广告是建商买的,可能他要接建商的活,但我敢,我不靠你。”

在他的观察中,和他同时代的台湾“70后”面对的是上一个世代不退位、整体接班失败的局面,那些遵守主流价值、相信付出就会有回报的人淹没在大公司,被世代转换吞没,“违反主流价值的我反而突出”。

他支持公民不服从,也会骂那些破坏公物的学生,“请你接受处罚”。他理解的这场运动是台湾的青年问题,“过去二十年都不给你加薪,这次我为什么相信你。财团只会威胁你,不同意哦,那就减薪。”不同意他的人打电话到电视节目的直播间对他呛声,说他这样会带坏年轻人,导致社会混乱,甚至劈头盖脸来一句“朱学恒是猪”。他把这段视频存下来,接上一段动画片“猪猪侠”放到网上,成了欢乐无比的画面。

这就是他的风格, Kuso(恶搞),“因为这样才好玩啊”。他在学运现场的造型也很Kuso,双肩架着相机,好像科学怪人,目的是万一发生了什么对学生不利的事情,可以及时拍摄。

“你还等人家kuso你啊,自己先来比较快啦!kuso一下很愉快啊,这代表我的格局比你大,而你只剩下一个骂我的方式。”

朱学恒真的是个爱惹事的人。在大学的时候,就是行政大楼鬼见愁,整天想一些奇怪的活动,学校不批准就去BBS上开战,权威对他来说就是用来挑战的。刚毕业在公关公司,也因为老板做了让他不爽的事情愤然离职,之后就全靠着兴趣进过电视台,做基金会,做顾问,等等。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军人家庭出身的他能反叛成这样,最后只好扯得很远,说大概是自己那个充满反叛精神的祖父留给他的基因作祟。

写专栏、跑通告上节目、做主持,还要打电动,朱学恒就像是一块永远满格的电池。“有余力干吗不做?这样人生才刺激有趣”。“有余力”的他还在年底于Facebook上推出“十大恶人”榜单,网络上引“赞”无数,现实中当然是得罪一批人。那本是一个为了好玩Kuso的榜单,榜单上还有“我女朋友的妈”这样不严肃的选项。

“这个社会很缺少国王的新衣里面那个诚实的小孩,因此恶人横行,做这个东西不是真的要斗争,我已经被你搞成这样,我不过就反扑一下,你笑一笑可不可以?”

趁青春多做傻事

当朱学恒把果汁吸到见底,窗外突然大雨倾盆,他像好事少年一般起哄:“哟嗬,走不了了。”一对穿着校服的小情侣进咖啡馆要了两个纸袋套在鞋上,又一次走进雨中。他忍不住猜测他们这么做的意图。

“到底为什么要这样搞,难道鞋子很宝贵?”朱学恒摸了摸下巴,随即放弃:“哎呦。我通常就简单归类,这就是青春,趁青春多做傻事,不然以后哪有东西可以回忆!”

“那你还在做傻事么?”我问。

“有很多,比如这样的演讲。” 为了这种无报酬的演讲,他往往要推掉一些赚钱的通告,还要和工作人员两三个人带着五十公斤的设备来回,为了保证现场的效果,他们经常自己带投影、音响甚至麦克风。他要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年轻人,“全世界猴子都在爬同一棵树的话,你永远只能看到人家的屁股”,他鼓励台下那些仿佛是十五岁时迷茫的自己。

肖蓉生是第三次承办朱学恒在广东的活动了, 这次请他做“品质阅读校园行”的演讲嘉宾,还是被朱学恒的认真惊讶到:他会提前半年了解场地概况,为了保证效果,每次都提前好几个小时到现场,试过所有可能利用的笑点、差错,甚至连这个学校的铃声都要了解清楚。至于吃,他往往是“给我饭盒就好!”

采访的前一夜,朱学恒住的是快捷连锁酒店。“很划得来啊,床软,有热水有宽带就好啦。你不知道我住过多烂的,那个床硬到我躺下去凹都不凹的哦!”朱学恒翻了一个白眼。

他已经做过500多场演讲了。演讲中,他不告诉年轻人答案,而是在尽量呈现出每个选择的光亮与风险后说“你们回去想一想”。现场播放的一段视频中,所有年轻人的梦想都是进入演艺圈,他不讽刺他们的不切实际,也不喊有梦就追,他摆出进入演艺圈的几率、成名的几率、背后的付出,再问,“你愿意承受这个选择的代价吗,如果愿意,那我支持你,相信你,因为梦想是你屡战屡败却愿意倒下又站起来的为之奋斗的东西。”

问他,“你为什么那么相信年轻人?”

他反问,“家长老师为什么不时时刻刻告诉学生我们是相信你的?教育体制本是为了帮助你而存在,不是为了淘汰你让你觉得自己一文不值而存在的。”

演讲结束的时候,连严肃的校长助理也活泼了起来,在台上自爆自己也有参演电影,虽然是一个小角色。“就是我也有梦想哦,一个小小的东西哦”,朱学恒捏着鼻子模拟起校长助理的内心旁白,“然后学生也会想,靠!他居然还有这一面!”

所以,朱学恒是青年导师?

“我恨死青年导师这四个字好么!什么时候看过青年导师善终的,我都这样了,你还要把我拉上神坛然后搞死一次?”

他也通过邮件和社交网络继续和这些年轻人交流,但不是青年导师温馨严肃的做派,骂人倒是经常的,比如,当有人向他哭诉女朋友跟人跑了要不要继续静静守护她,他会直接扇来一句:“没有这回事!你静静守护个鸟!跑了就跑了啊!”

“我永远都相信很多时候不需要说教,你的理念你的想法才可以烙印人心。因为有哭有笑才是人生啊。”

在朱学恒喝了三杯果汁,感叹人生苦短,吐槽了财团为富不仁,翻白眼若干次后,雨停了,那一对学生情侣早就不知去向。

“青春就是一路前进没有回头。”

他的嘴巴拗成了更显著的W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