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图]新型海洋涡轮机开启众筹 清洁能源新思路

位于美国佛罗里达的初创公司Crowd Energy正在研制海洋能源涡轮机(Ocean Energy
Turbine),据称该发电装置能够利用海洋水流产生巨大的绿色清洁能源,每单位这种装置能为数千户家庭提供数兆瓦电力。目前该初创公司希望借助
Indiegogo的众筹活动推动其继续开发设备。

虽然水下涡轮机不是什么新概念,但是Crowd Energy的这款装置却显得与平常概念的涡轮机不同,如图演示,这种装置是呈水平转动的,在每个转动的巨大叶片上都有开合的百页窗式结构。能够放在海底充分利用那里的海水流动产生巨大的能量。该公司期望其第一款量产型号有100英尺高,产生13兆瓦的电力。

该公司创始人Todd Janca解释道概念来自于利用海底巨大且难以想象的水流。不过也有观察家担忧巨大且开合的扇叶会对洋底的生物带来危险。该概念仍旧不失为一个产生绿色清洁能源的新想法。

Indiegogo项目众筹页面


电影《我就是我》票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排片失策吗?还有哪些原因?

8.7正文,8.8 更新-回复菲里凌陆的长评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7 正文:
先说结论:我给不出什么结论。反正不管怎么样,我都是要做纪录片的。

楼上的各种回答从相对客观的角度来揣度了票房的失利或者算不上失利的几个原因,
而我只想扯几个描述。

起初没有什么兴趣;后来看了范立欣的各种朋友圈,觉得有点道理;不过近来各种媒体的挽尊之势,又让我有点噁心。
忽然我就觉得,这种心路变化对照着的或许也就是纪录片的状态:
它一直是矛盾的产物。
零宣传,没有继续做下去的助力;过多的宣传,又平平增添了许多杂质,这种杂质或许不是范立欣,甚至不是投资宣传方所刻意增添的,但这无疑是一种产物。

这种杂质是什么? 我猜想,是多年来被媒体养成的、观众对中国式“过誉”的忌惮和审慎;对主流的刻意回避和预设厌恶。

我在三年前去Harvard的路上就听过范立欣了,美国人的船上播了他的《归途列车》和《沿江而上》,他们很喜欢这两部作品,尤其是前者。他们都是各种美国大学的老教授、名誉院长之流,常跑来问我,“Max, is that real? What is your opinion on that? What has China done about it? ”
后来,我在加拿大借住的沙发主人又正好是他的学妹,所以听到过不少关于他的故事,也揣度了他的作品观,这里不予以展开。简单而言,我觉得他应该是个不错的纪录片Maker,如果相识,或许我们也很能聊得来。即使可能有着不同的纪录片观,以及对得奖、名誉、价值的不同判断。

但如果真把我自己设想成一个国内的观众而言,照理说“艾美奖”“最好”“顶尖水平”“李安第二”,都意味着作品价值的一定保证,可是看到中国媒体、湖南卫视如此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来推崇他,反而容易把人推向反面。

因为一,身为普通观众的我可能平时少有看纪录片电影的机会(记住是纪录片,而不是电视台常播的专题片),那我很可能没看过归途,沿江,或所有之前得过大奖的纪录片,我不在这个族群中,你却要我直接接受一个最牛的人,和一个我认为最土的题材,通过一个最会吹牛的平台。这三种东西真的会混淆,以至于不知孰轻孰重,相互吞噬。

其二,诸如“做快乐男生是自降格调,是姜文拍小时代”的质疑,在我看来除了是偏见,也的确是大众的正常反应。
因为快乐男生可能有种多年来天生品相不良的基因,这个也不赘述了,容易引起不必要的争论,甚至地域贴,就更不好了。
说到底,对于范立欣来说,恐怕这也就是一个活,一个还算值得做的活,你真要给这东西挖深度,上牌坊,也没什么问题,因为这确实反应了一部分/一大部分中国年轻人的世界状态。不管它是二三线城市,还是主流大都市,互相看不起也好,又互相推动着前进,就是这个碎片时代的大写理性。
只是,有没有可能,媒体人们啊,宣传公司啊,稍微谦虚一点不会死。
你湖南卫视,你天娱,把所有的话都说死了,说到天上了,对于某些人来说,变成敬仰,对于某些人来说,容易变成小孩子说的“妈妈,我又得了双百,我是不是个天才。”
你觉得你们最想要的又是哪样的受众呢?

说到《我就是我》算不算票房失利的事情,要先定个讨论的维度,是看收获和成本呢,还是看横截面上的比较。
如果真说是纪录片,其实真不算差,
套用个别人的数据,我不知道确切与否,但可能八九不离十:
2011年;《天赐》 3万 《归途列车》 2.5万 《在一起》 1.5万 《海洋》 2700万
2012年:《索马里真相》127万,《仰望星空》3万
2013年:《超越那一天》3万《五月天诺亚方舟》票房2106万元《千锤百炼》7万元。《千锤百炼》,2013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拿奖拿到手软,7万。
《我就是我》,票房目前600万。

纪录片《千锤百炼》来上海展映的时候,我去了,拉了我最好的哥们,衡山电影院,俩个大老爷们,事实上,票价要远高于一般的电影的网络订票或者团购
这几乎都是出于某种支持纪录片的心态,或者像他那样热爱拳击的少年。

所以《我就是我》一定也有无数这样的粉丝,报章杂志上也常有见诸。或许对于投资人来说,只是觉得这样的粉丝没有到达他们心里的预计人数吧。
厌烦小时代的人恐怕比粉丝更多,觉得进电影院看小时代掉B格,估计和快男这件事也没什么两样。
只是人家的转化率更高一些,话题和宣传更强劲,加之明星粉丝数量的几何级数不同,你对自己的片子有信心,所以延后一年,不在2013年比赛之后就推波助澜,不小心撞上韩寒,也是个英勇之举。

明白接受自己的定位和价值,等待着纪录片观众的培养,当年有多少人看话剧,如今有多少大学生周周看话剧,这都是时间的事,是教育,是培养,是对历史文化坚冰的千锤百炼后,才会有的文化现象。
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遇见无数唯利是图的人,无数追求票房的院线,也就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爸爸去哪儿的电影多烂,大家知道,可是它的电视节目本身的评价不差,又是破冰之举,又是对上了家庭这种筹码,电影票房的高也理所当然。
这正是快乐男声所未必具有的。

我就是我,真的死的很惨吗?我不知道。
我却觉得大可不必如此挽尊,玻璃心,也不用总拿着“多伦多电影节入围纪录片”的名号来嘲弄中国观众的无知。因为他们是你的学生。
我以前在的一家公司,找我做当代艺术的纪录片,老板拍着胸脯说她要改变中国人的愚蠢,要进院线(她是真有钱和人脉),要到国外拿奖,(却不敢提任何当年的中国,以及这些艺术家曾经的处境和中国的关系。)
我都只是笑笑,真的,不用那么自以为是。

你以为中国人没拿过奖?
王兵的《铁西区》、李一凡《淹没》各获得了6个电影节的纪录片大奖。
贾樟柯艺术家三部曲(《东》《无用》都获得威尼斯电影节纪录片奖,《三峡好人》威尼斯最佳影片,好莱坞最佳外语片,《公共场所》法国马赛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佳影片,《海上传奇》蒙特利尔纪录片电影节大奖,迪拜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单元金奖。
陈为军《好死不如赖活着》 英国国家最佳纪录片奖,赵亮《罪与罚》南特三大洲电影节大奖,中国纪录片之父吴文光山形电影节小川绅介奖等等。

这些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纪录片的现状呢? 难道有了电视平台,大制作公司的推波助澜,一切都能瞬间改变?观众的观影习惯,对纪录片和专题片的区分能力,对电影和纪录片的形式解构,就都一步到位了吗?
在任何一个国家,纪录片与故事片相比,始终处于边缘状态,许多美国朋友和教授要做纪录片也只有3种途径:1,大学研究,比如斯坦福、哈佛都有相关的视觉人类学等各种项目;2,Discovery,国家地理,NBC等公司、电视台发起的项目,或者偶尔一些NGO、基金会会投钱,但可批项目少、钱也少;3,有富人朋友。

世界上许多电影大师都是从纪录片转向故事片的,反过来的几乎没有。
比如基耶斯洛夫斯基(“纪录片先天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限制。在真实生活中,人们不会让你拍到他们的眼泪,他们想哭的时候会把门关上。”于是在拍了十余年纪录片后,他逐渐转向了发挥空间更大的故事片领域。)
特吕弗,雷诺阿,阿伦雷乃等都是如此(阿伦雷乃入行时拍了8部纪录片,包括最著名的《夜与雾》,拍了《广岛之恋》后就再也不拍纪录片了)
包括贾樟柯(纪录片三部曲获奖后,拍了同样题材的故事片《三峡好人》,当然之后还是拍了《海上传奇》这样的纪录电影,票房不行就继续投奔故事片了)

我想核心原因也可以通过文化学的角度来阐释:
人类的直接历史主要是通过故事(类似于故事片),而不是文献(相当于纪录片)传承的。
不过这并不能说明文献是没用的,一个没有纪录片传统的国家是没有根基而脆弱的,所以除了西欧之外,日本、美国的纪录片领域都有许多大师,比如小津安二郎、小川绅介,美国的怀斯曼。也有培养纪录片传人的传统,比如小川绅介纪录片奖,以及各种国际纪录片电影节。
综观近年来世界最重要的电影节上斩获大奖的纪录片,《生于妓院》,《灰熊人》,《帝企鹅日记》,《超码的我》包括最近的《海豚湾》,除了题材之外,更重要的是都用故事的手法带领观众进行了一次难忘的旅程。

所以说到底,真的立志于做纪录片,我们需要范立欣一样的会讲故事的不含糊的makers,要有愿意出钱愿意宣传的资本家们,但更重要的或许还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变革与审美的“进化”吧。
而这需要时间,需要人们关注的不是“票房”这种字。

———

8.8
8.8更新回答:

首先是菲里凌陆的长评论:

“不赞同+感谢
感谢的是你对纪录片现状的剖析,接下来是为什么不赞同
作为一个BBC、NGC和History Channel的观众,我认为纪录片通常是通过记录来传达一种信息或者达成某种目标,又或者以较易被理解的方式向广大人群普及某种知识的手段,不光是我主要收看的电视纪录片,也包括你列举的电影纪录片。我认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为了记录的纪录片”
因此在我看来《我就是我》这部片子最大的问题就是:影片的目的是什么?一部目的不明确,定位模糊的电影无论如何都是失败的,一部失败的影片请不要给它太高的帽子
另外不赞同的是“真的立志于做纪录片,我们需要范立欣一样的会讲故事的不含糊的makers,要有愿意出钱愿意宣传的资本家们,但更重要的或许还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变革与审美的“进化”吧。” 真的有志于做纪录片的人,请先弄清楚国内接受纪录片这种形式的人的主要兴趣,然后再以这些人为基本盘,考虑如何扩大这个人群并利用他们的辐射效应影响更多的人群吧。一个不去关注受众的maker再有做事的意愿,再有资本家支持,也只不过是个闭门造车的匠人,更不可能推动得了“民族的文化变革与审美的‘进化’”。
所以在我看来,我就是我这部片子,假定它确实是一部纪录片(我个人并不认同),至少有一点是很好的:目标人群明确,虽然我认为定位模糊,但是至少这部片子明确了自己的目标人群,通过一个人群去影响更多的人的想法是值得更多的makers学习的”


我的回答:

恩,在许多点上我非常认同你的评论。再谈几点我们可以探讨~
不过当然,我从没有上过电影学院,也没有修过此类专业,所以见仁见智,个人意见。

1.
BBC,NGC,HISTORY,包括 Discovery,Animal Planet,Biography,等等诸多国外纪录片老牌频道和平台,他们大多数的片子目标的确是普及某种知识(如《艺术的力量》《旷世杰作的秘密》等等数不尽数),
但你所说的“传达一种信息/达成某种目标”,实在是一个太宽泛的定义,什么样的事叫传达一种信息? 什么样的事又不是?

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什么不存在“为了记录而记录的纪录片”?难道“为了记录而记录的纪录片”就不能传达一种信息吗?
许多美国大学的人类学硕士和博士,有专门一项就叫视觉人类学,做的就是对各种人类状态的客观记录,其根源或许在于60年代美国兴起的“直接电影 Direct Cinema”的潮流,也就是说以不干扰、刺激被摄体为原则,进行记录。比如大师怀斯曼,对美国社会福利机构、学校医院监狱的纪录成为了美国的视觉社会史。影响了大多数中国纪录片人,包括中国纪录片之父吴文光。
我在周游世界的时候也做过一个研究世界各地医学的片子作为课题,后来貌似还被一部分美国高中列入课程了。
回到上海后,我也曾经试图做关于精神病院的纪录片,当然由于种种 ZF 原因,未果。
我有一部特别喜欢的香港纪录片叫《音乐人生》,导演张经纬当时开始这个题目的时候,并不知道他自己的方向,他只想追踪记录10多位香港的音乐神童,经历了10多年,他才渐渐把这些神童的范畴缩小到了 主角一个人身上。并最终剪辑完成了这部金马奖最佳纪录片。

许多纪录片开始的时候当然是有目的性的;但这不代表其他的可能性,就一定荡然无存。
毕竟纪录片,相比电视,相比大电影,本来就少了一点实用主义的功利性格。

2,
现在才说到《我就是我》,我倒觉得也很正常,可能我并没有太把这部片子当成一个讨论的题目;
范立新或者湖南卫视做这个片子的初衷是什么,我更是不知道,也没问过。
不过媒体上倒是排山倒海有许多类似的访问,他们也给出了回答。或许是有目的的,我们不必全信,不必揣测,但也不必全盘否定。正如我正文中提到的,
“说到底,对于范立欣来说,恐怕这也就是一个活,一个还算值得做的活,你真要给这东西挖深度,上牌坊,也没什么问题,因为这确实反应了一部分/一大部分中国年轻人的世界状态。不管它是二三线城市,还是主流大都市,互相看不起也好,又互相推动着前进,就是这个碎片时代的大写理性。”

这部片子的话题,我觉得可以终结,我倒想针对你所说的另一件事提点看法,
你说,“影片的目的是什么?一部目的不明确,定位模糊的电影无论如何都是失败的,一部失败的影片请不要给它太高的帽子”
不要给任何影片太高的帽子,是我的主张。
但是前半句,我恐怕并不太认同。当然也和我的虚无主义或者反智倾向有关,就像后现代文学一样,我实在觉得没必要给所有影片下一个“目的”的定义。
标签化,方便人们归类、记忆和研究,但未必是感受的终极目标。
我倒觉得这个世界上未必有“定位模糊的电影无论如何都是失败的”的这样的结论。

你说,“真的有志于做纪录片的人,请先弄清楚国内接受纪录片这种形式的人的主要兴趣,然后再以这些人为基本盘,考虑如何扩大这个人群并利用他们的辐射效应影响更多的人群吧。”
从做法上来说,的确是高性价比的,事实上也是许多投资人所欣赏的做法,我在处女作《周游世界志》中提出过类似的结论:
We are living under the same moon. How many people can we affect?
At least, we can influence some of the people, among those who are also staring at the moon. and they could affect more.

不过四年过去了,我的看法也有些改变,这又将是一个长话题,简单来说, 有些事生来改变世界,有些事不是,因此不要掉进一个“它可以,所以你也应该”的怪圈。
人类思维的铜墙铁壁是无法从从思想的外围击破的;即使他们信服某个道理,承认某种价值是高尚正确的,他们依然会采取截然相反的行为,主要还是源自客观现实性的胁迫,其次依然是“理解”的问题。
如果我们永远采取的方式是讨好自己的受众,培养自己的电影粉丝,看不起、嘲弄或者放弃另一部分人,这个在我看来或许不是一个大乘的做法。
就像,哲学教育在根本上是否有用?这是对哲学教育的最大诘难。
纪录片是否一定只是高级的东西,或者阳春白雪的东西,是否只是一个不怕巷子深的酒,或者深怕大众知道的、深怕掉份的小众艺术品,还是可以做些什么其他事情?

不要过高崇拜相信它,也不要太看轻我们观众的文化,和进化变革的能力。
因为说到底,你我或许也都是我们观众的一员,仅仅因为受到的教育不同,生长背景不同,不代表我们的智慧的可能性上有什么层次不齐的高低曲折。

3,
最后什么样的片子才叫纪录片,这个定义太多了,从体裁上,有文献纪录片,有再现纪录剧,有科学纪录片,更有这些年特别多的故事型,主张型。
从方法上,就我所知道的,也有mockumentary(伪纪录片,讥录片),quasi-documentary(准纪录片),semi-documentary(半纪录片),docudrama(纪录情节剧),docufiction(纪录故事片)。
不过《我就是我》是不是,算不算,包括爸爸去哪儿是不是,算不算,这恐怕也不是我们说了算的结论。不过这倒不用纠结,保持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艺术原则,就够了。

不过,听到你的看法,和你隔空的对话,还是很爽的~谢谢你的长评论,么么哒!

— 完 —

本文作者:陈兔虫

【知乎日报】
你都看到这啦,快来点我嘛 Σ(▼□▼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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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山》电影票房能否过亿?
电影票房收入中,电影院和制作方如何分成?比例各占多少?


传阿里与Snapchat谈判结束 后者授权发行新股以融资

据彭博社报道,知情人士称,阅后即焚应用Snapchat与阿里巴巴集团的融资谈判已经结束。Snapchat准备通过授权发行新股的方式出售自身股份。知情人士称,阿里巴巴与Snapchat的谈判已经结束,而且在一段时间内并不积极。阿里巴巴依旧持开放态度,准备在IPO(首次公开招股)之后继续谈判。知情人士上月称,Snapchat一直在与阿里巴巴等投资方谈判进行融资,估值为100亿美元。

Snapchat依旧在设法筹集资金。根据Snapchat在8月4日向特拉华州提交的企业文件,Snapchat已授权发行1740万股新优先股,相比一个月前授权的120万股大幅增加。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文件显示,新股的价格只有每股0.001美元。Snapchat去年12月进行最后一轮融资时的股价为每股3.41美元。

市场调研公司VC Experts分析师贾斯汀·贝尔斯(Justin Byers)称,Snapchat此次发行的新股规模相当于3%的公司股份。他认为,Snapchat此次股票发行价格之低预示着该交易可能还会与另外一笔投资相关,比如收购或IPO。

“一般来说,当这些文件提交时,交易已经完成,”贝尔斯称,“这些都是关于公司结构变更的法律文件。”

Snapchat发言人不予置评。阿里巴巴发言人尚未回复置评要求。


俄罗斯官员回应禁止匿名使用公共wifi:世界通行做法

凤凰科技讯 北京时间8月9日消息,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周五推出一项新的法规,进一步收紧互联网管控措施,要求人们在使用公共Wifi热点时必须提供身份(ID)信息。这一新政在网络博客用户和电信运营商中间引起轩然大波。

据悉,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在7月31日签署了这项法案,但直至周五才予以在线发布。该法案还对运营商提供要求,要求运营商必须公开哪一用户在使用它们的网络。该法案令众多业内人士感到意外,一些公司称目前尚不清楚将如何执行这一措施模糊的法案:究竟谁必须遵守这项法令,以及采用何种方法来验证用户身份。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需要用法律来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今年4月,普京曾警告其国内行业先锋,称互联网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个项目”。

俄罗斯通讯部长尼古拉·尼基福罗夫(Nikolai Nikiforov)表示,要求互联网用户提供ID是正常的,“用户通过提供ID信息(比如通过银行卡、手机号码)访问公共Wifi是世界通行做法。”尼基福罗夫说。

亲克里姆林宫议员表示,此举是防止攻击俄罗斯遭受冷战式宣传的必要措施。俄罗斯国家报纸《消息报》援引俄罗斯议会信息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瓦迪姆(Vadim Dengin)的话称,“这是一种安全,一场信息战正在进行。公共场合下的匿名上网将会引发非法活动,但这些活动却得不到应有惩罚。”

莫斯科回声电台(Ekho Moskvy Radio)编辑阿里克谢·维内蒂克托夫(Alexei Venediktov)对此讽刺道,称俄政府下一步将在人们的胸部植入芯片,能够“自动检测出将信息出卖给敌人的潜在卖家”。

俄罗斯一些互联网公司则表示,他们对新法规知之甚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签署这项法令,且没有咨询我们,真是意想不到。”俄罗斯电子通讯协会主管谢尔盖(Sergei Plugotarenko)称,“要求企业申报是谁使用了它们的互联网是‘最头疼’的问题,我们希望这种限制性的政策趋势在某时会终止,因为很快将不会有任何东西被禁止。”

俄罗斯还颁布了另一项互联网管控新规。要求从8月1日起,对于拥有超过3000名粉丝的博主,需到政府部门进行登记,和媒体一样,这些博主同样必需遵守有关法规。(编译/若水)


招聘广告露野心:Spotify或再度冲击IPO

招聘广告露野心:Spotify或再度冲击IPO

腾讯科技讯 8月9日,流媒体音乐服务商Spotify时隔半年后发布此前的招聘广告,欲聘请一位监管文件方面的专业人士。

其实,Spotify早在今年2月份就放出了这则招聘广告。当时,Spotify计划聘用一名“外部报告专家”(External Reporting Specialist),其岗位描述是帮助该公司“为满足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提交标准做好准备,负责准备遵循该委员会要求所必需的所有文件”。

当时,这一举动就引发了外界猜测,其可能正在准备上市事宜。分析认为,这家瑞典公司可能将在明年在美国上市。

而就在上月中旬,Spotify创始人兼CEO丹尼尔·埃克(Daniel Ek)还公开表示,该公司并不急于IPO,华尔街过于关注公司业绩,这不是件好事。

对于媒体的置评请求,玛尼•格林伯格(Marni Greenberg)在邮件中回应称:“这一工作岗位与我们今年2月份发布的广告相同。”不过,格林伯格尚未对公司为何重新发布这一招聘广告透露更多的信息。

这则招聘广告与之前的广告都提出,该岗位的部分职责将参与公司应对《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The Sarbanes-Oxley Act)的工作。2002年通过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是对美国《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做出大幅修订,在公司治理、会计职业监管、证券市场监管等方面作出了许多新的规定。

今年5月份,Spotify称其全球付费订购用户数超过1000万。此外,该公司也提供免费的音乐服务。由于谷歌、苹果以及亚马逊等科技巨头相继进入流媒体音乐领域,该行业目前的竞争可谓日趋激烈。

Spotify竞争对手Pandora的股价在2013年几乎上涨了两倍,并在今年3月份达到了峰值的40美元。不过,由于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该公司股价已经下滑到25美元。

在Spotify注册地卢森堡,该公司最近一次递交的公司文件是在2012年。当年,Spotify营收增长了一倍多,至4.35亿欧元(约合5.83亿美元),但是净亏损额达到了5870万欧元。(李路)


国内观光:广场上大妈们的快乐、烦恼与迷惘

国内观光:广场上大妈们的快乐、烦恼与迷惘

北京,龙潭公园,黄昏降至,公园的广场上很快就聚集起了一群人,多数是大妈。看到舞友,大妈们彼此之间热切招呼,随后她们排成整齐的阵型,抬起胳膊为第一场舞做准备活动。

看到眼前温馨的一幕,你也许想象不出有些人是多恨她们。

在中国,许多年轻人将广场舞大妈视作城市的祸害,因为对宁静和安详的城市,广场舞正展示出越来越强的破坏力。行李箱大小的扬声器向人群爆发出轰鸣的音乐,不一会聚集起来的一百多人开始整齐地随着音乐翩翩起舞。随着天光变暗,大妈们跟着中国流行音乐的节拍拍打胳膊,旋转身体。

国内观光:广场上大妈们的快乐、烦恼与迷惘

“跳舞能减肥,瞧我就知道了!“一位51岁的北京国际学校的范姓女教师说,“而且还开心。”大妈们的周围聚集起了围观的群众,一些人跟着节拍踮脚,另一些一副无声抗议的表情。每天的清晨和黄昏,这番景象都会轮流上演,公园、广场、甚至是地下通道,到处能见到跳舞的大妈。其实只要是块空地,基本上就会被大妈占用。

不仅在北京,全中国目前有好几亿广场舞者,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这个数字还在飞速增加。

国内观光:广场上大妈们的快乐、烦恼与迷惘

广场舞对于跳舞的阿姨们是健身交友的好去处,但是,在拥挤的中国城市,周围的人有时会反感。中国媒体口中的这群跳舞大妈,正承受着来自城市居民的集体抵制。年轻的城市居民觉得广场舞实在讨厌,许多人要求跳广场舞的人们把音量降低一些。

“这里就不会有事,这是公园,不是小区,”范阿姨说,“不过我劝大家把音量开小声点。学校考试的三天时间,我们都没有跳了。”虽说是在公园,可周围紧挨公寓楼,范阿姨和舞友们必须随时堤防异物从天而降。她们之中有人被装满水的气球袭击过,这还算轻的。据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武汉的几位广场舞大妈们就被人丛楼上泼了一脑袋屎。

国内观光:广场上大妈们的快乐、烦恼与迷惘

《中国青年报》报道,北京一位男子被广场舞惹恼,朝天鸣枪,向他居住的楼下广场上跳舞的大妈们放出三条大狗。广场舞已经成为中国媒体今年夏天最炙手可热的话题之一——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有网友表示:“不是老人变坏了,是坏人变老了。”西安市为了限制广场舞出台了新的噪声治理条例,其中一条是晚10点以后到早上8点之前禁止广场舞。但是,大多数管理部门都不太敢插手管,警察对广场舞大妈表现出异常的克制,警方说目前没有任何法律不让人们跳广场舞。在广场舞引起的纠纷中,警察的身份常常是和事老,在音量和跳舞时段问题上调停。

国内观光:广场上大妈们的快乐、烦恼与迷惘

学术界指责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城市规划不合理,没有为人们提供足够的公共活动空间。广场舞的参与者主要是40-65岁的女性,她们表示不管怎么样她们都会跳下去,她们之中的多数人认为指责她们吵闹的都是些又懒又自私的年轻人。 “我们可以小声点,但是八点钟起床上班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位晨舞者说,“年轻人就不能起早点儿?”

范阿姨说不跳舞她难以专注于生活,现在是暑假,每天晚上范阿姨都会来跳舞。晚上9:30,伴随最后一声齐喊,喇叭被扯掉。在回家之前,大家合影留念,脸上都带着笑容,这就是广场舞的真谛,她们只是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如此反感她们。

[王大发财 via NBC News]


前程无忧美国存托股票一拆为二 股价如期跌50%

前程无忧美国存托股票一拆为二 股价如期跌50%

腾讯科技 金铎8月9日报道

前程无忧美国存托股(ADS)和普通股之间的比率由1:2变成1:1今日生效,股价如期大跌50%以上。

今年7月18日,前程无忧公司宣布,将把公司美国存托股和普通股之间的比率从1:2变成1:1。前程无忧称,新比率登记在册的时间将为美国东部时间7月31日,届时前程无忧美国存托股股东持有的ADS数量将自动变成现在的2倍,前程无忧普通股股东持有的普通股数量不会发生变化。新比率正式生效的时间为美国东部时间8月8日。

前程无忧此举类似与股票拆细。通过拆股,上市公司增加了发行在外的股份数量,同时相应地降低了股价。拆股不会对一家公司的基本面或估值产生任何影响,但往往会增加股票对散户投资者的吸引力。

截至发稿,即当地时间下午3点13分,前程无忧股价报价36.75美元,较上个交易日收盘价73.25美元下跌50.17%。

名词解释:美国存托股票(ADS)

美国存托股票是外国公司授权美国的受托人在美国发行的、以美元计价的所有权证书。受托人发行ADS,需以外国公司的股票为抵押。大多数的外国公司股票以这种方式在美国股票交易所交易。


法官拒绝谷歌苹果3.245亿美元挖墙脚和解协议

法官拒绝谷歌苹果3.245亿美元挖墙脚和解协议

腾讯科技讯 8月9日,包括苹果、谷歌、Intel以及Adobe在内的硅谷四大科技巨头,未能说服美国法官同意他们提出的3.245亿美元集体诉讼和解协议。这些公司多名技术工人指控它们合谋,避免互相之间“偷猎”对方员工。

在周五公布的裁决中,美国加州圣何塞地区法院法官露西·科赫(Lucy Koh)称,相较于对它们的指控,4家公司提出的和解协议赔付金额过低。科赫表示,有“令人信服的实质性证据”可以证明,已故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是这起所谓合谋的中心人物。

苹果和谷歌公司代表周五拒绝对此裁决发表评论。Intel以及Adobe的代表以及原告工人律师也没有立即进行回应。

这起集体诉讼案始于2011年,当时多名技术员工称,这些公司合谋限制了他们的工作流动性,结果导致他们的薪资增长受到压制。此案受到密切关注,因为四家公司可能为此被判巨额赔偿,同时有机会窥到美国顶级科技公司的一些内幕。

此案很大程度上要以乔布斯、谷歌前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及其硅谷竞争对手的邮件为依据,这些人制定计划,避免“偷猎”对方精英工程师。法庭文件显示,在谷歌招募到苹果公司一名雇员后,施密特曾发邮件告诉乔布斯,招募者将被解雇。乔布斯随后将施密特的邮件转发给苹果人力资源经理,里面还附有笑脸。

在此案4月份开审前,四家科技公司曾同意与参与集体诉讼案的员工和解。这些原告计划索赔30亿美元,而按照美国《反托拉斯法案》规定,这种案件的索赔上限可能达到90亿美元。

原告律师认为,科赫法官应该批准四大公司提出的和解协议,因为原告工人想要上诉可能面临严峻风险。可是许多原告反对这份协议,他们认为双方应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就更大赔偿数额问题继续磋商。

科赫在裁决中反复提及去年与迪斯尼和Intuit有关的类似和解协议。相对于上述2家公司索赔原告来说,按照最新和解协议计算,苹果与谷歌员工获得的赔付更少。科赫还认为,与1年前相比,苹果等公司原告的律师们也有更多证据可用。

科赫认为,即使比照去年的和解协议,苹果等公司提供的赔偿至少要3.8亿美元。此案将于9月10日举行下一次听证会。(风帆)


华兴资本跻身IPO高峰:中概股承销排名仅次瑞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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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兴资本跻身IPO高峰:中概股承销排名仅次瑞银

凤凰科技讯 8月9日消息,《纽约时报》近日撰文分析了投行华兴资本集团(China Renaissance Group)的创业历程。华兴资本创始人兼CEO包凡表示,赢得中国处于创业初期的各界朋友对华兴资本业务的迅猛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文章显示,华兴资本已成功地超越了一些华尔街的国际大投行。根据Dealogic的数据,今年到目前为止,华兴资本在中国公司赴美IPO的承销商名单上排名第2位,仅次于瑞银集团,超过瑞士信贷和美银美林。

以下为全文:

当郭去疾还是谷歌中国首席战略官时,他曾与包凡——一个在北京的银行家,闲聊起中国互联网的未来。两人在闲谈中分享了彼此的看法和意见,顺便谈论了一下业界人士。在2004年创建投资银行——华兴资本之前,包凡曾就职中国的一个科技公司并担任首席战略官,那会儿他时不时也会督促郭先生实践他的计划。

包凡回忆说:“我问他为什么还在谷歌工作,而不是自己创业。他当时什么都没有说,只是露出一丝了然的微笑。那一刻,我就知道他已经了然于胸,总有一天会自己创业”。

包凡的猜想事后被证明是正确的。后来他帮助郭去疾募集启动资金创办了主要从事电子商务行业的LightInTheBox(兰亭集势)。去年,当郭去疾决定将公司上市时,他首选的便是包凡创办的本土投资银行——华兴资本,尽管华兴资本在此之前还尚未提供过IPO方面的服务。

郭去疾说:“一直以来,我与包凡保持着长期的合作关系”。他谈到他聘请华兴资本的原因,“他们真的了解中国市场,他们是真正深耕中国市场,熟知行业情况,最重要的是他们真正理解我们。”

对于包凡来说,赢得中国处于创业初期的各界朋友对华兴资本业务的迅猛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LightInTheBox在纽约上市14个月之后,华兴资本已成功地超越了一些华尔街的国际大投行。根据Dealogic的数据,今年到目前为止,华兴资本在中国公司赴美IPO的承销商名单上排名第2位,仅次于瑞银集团,超过瑞士信贷和美银美林。

包凡所带领的华兴资本的迅猛发展和成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出由中国公司通过在美国IPO所带来的财富转移。从2011年年中开始,由于大量的假账丑闻以及空头对中国公司的攻击,中国公司接二连三地从美国市场退市,导致中国公司赴美IPO的一度冻结。

但需求在今年回升,随着价格广泛回稳,美国股票指数一路高涨,推动了科技公司的估值。今年到目前为止,在美国新上市的中国公司筹集了35亿美元的资金,超过从2009年到2013年的总额。接下来,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最快可能9月赴美IPO,预计届时将筹集高达200亿美元的资金,这将会是美国市场历史上最大的IPO之一。

虽然华兴资本没有分羹到阿里巴巴的IPO业务,但凭借最近大量上市的中国科技公司,华兴资本也已赚得盆满钵满。这些上市公司包括中国版的Twitter——新浪微博,其在4月份募集了2.85亿美元资金,还包括阿里巴巴在电子商务领域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京东(JD.com),其在5月募集了18亿美元的资金,这是迄今为止在美国上市的最大的中国互联网公司。

话说到此,我们不得不再次感慨,人际关系至关重要。包凡与京东创始人刘强东的首次会面是在2007年,此后不久,刘强东就关闭了一堆在北京的传统电子商铺,开始了他的互联网创业生涯。

包凡谈起刘强东时评价道:“我第一次见他时,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但是他非常自信,对他的业务自信满满,所以我想他必定了解一些我不太知道的情况。”

在过去七年中,包凡一直与京东(前身为360buy.com)保持联系和合作,并参与了京东的大部分融资交易,包括今年4月以2.15亿美元的价格将该公司15%的股权出售给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之一——腾讯。自5月上市以来,京东的股价已经上涨了约45 %,而且刘强东在京东的股份市值约80亿美元。

包凡说:“华兴资本的愿景是真正找到这些顶尖的企业家,与他们在创业初期便建立关系,并伴随他们一路成长,不断壮大。”

包凡个头不高,现年43岁,练习过综合格斗(MMA),钟爱设计师品牌的T恤,不扣衣领打领带。他出生于上海,父母都在政府里工作。但他笑言自己并非权贵出身,既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

1990年,他离开中国去挪威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在90年代末前往香港工作之前,包凡供职于伦敦和纽约的瑞士信贷和摩根士丹利,之后在摩根斯丹利香港,专注于TMT领域的公司。

2000年,包凡离开摩根士丹利,成为亚信集团首席战略官。亚信集团是中国领先的通信软件和服务提供商,也是最早在美国上市的中国科技公司之一。在亚信,他结交了周围众多的中国新兴的创业公司,拓展了他在创业者中的人脉。

他说,“这些家伙很聪明、很灵活、很有野心,大部分人身上沿袭了硅谷文化,并且他们都有公司融资的需求。”

他补充说,“但他们的公司规模太小,大投行看不上这样的业务,我看到了这个机会,对这些创业者以朋友相待,一早就与他们捆绑在一起。”

因此,2004年,包凡决定自己出来创业,创办了华兴资本,一开始主要从事公司小额私募融资的交易,为他们吸引创业早期的风险投资。

邓肯•克拉克(Duncan Clark),上世纪90年代包凡在香港摩根士丹利的同事——现任BDA中国的董事长(BDA中国是北京的一家咨询公司,主要从事数字和消费领域),评价道:“华兴资本已经快速成长为举足轻重的投资银行。面对来自国际大投行的竞争对手,其早期日子并不好过。但是,华兴资本随后就发现了那些远远低于国际大投行在私募融资交易最低额的交易里所蕴藏的巨大商机,并且这种交易的利润相当丰厚。”

从广义上讲,华兴资本的业务主要定位在科技公司,主要客户群为中国“新经济”形势下应运而生的公司, 这些公司通过采用高科技创新的互联网手段,正在改造包括零售、教育、医疗保健和物流等在内的传统经济。

“如果你想在中国投资,除了这些科技公司,没有别的好的投资项目,因为其他项目都已做死,”包凡说,“只有科技公司都在不断增长。”

这包括线上汽车媒体——易车(BitAuto)集团,该公司可提供全国各地不同经销商的车辆价格、以及行业新闻和评论。2007年,华兴资本帮助该公司从投资者那募集了1,500万美元的融资,其中包括在美国硅谷和北京均设有办公室的风险投资公司DCM。 2010年,BitAuto在美国上市,其股价已经翻了五倍。

赵克仁,DCM的联合创始人兼合伙人,认识包凡多年,在电子邮件中回复称:“精明、聪明、勤劳的投资银行家比比皆是,包凡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性格真实直爽,这也是他的人脉强大的原因,因为他很善于结缘。”

包凡说:“你可以说我们从去年才开始起步,你也可以说我们10年前就开始起步,这的确是这些年来我们在人际关系上的投资形成的货币化效应。”


《西部开拓史》的这种弧形画幅是怎么回事?

关键词:Cinerama、Smilebox

1、什么是Cinerama?

我不打算在这里仔细解释这种宽银幕格式了,可参考英文维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Cinerama

简言之,这是一种由三台35mm摄影机并排拍摄,并由三台放映机同步放映的一种超级宽银幕电影格式。它主要使用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其画幅比并不是绝对统一的,但要超过我们熟悉的普通变形宽银幕2.40:1的画幅比。也就是说,它的视野更宽。

标准的Cinerama放映是投射在一块带有146度弧形角度的银幕上,如下图(图片来自英文维基百科):

因为较大的银幕弧度和宽度,观众在Cinerama影厅里会体验到一种很特别的包容感。

利用Cinerama拍摄的故事长片并不多,《西部开拓史》是其中一部。

2、什么是Smilebox?

我们知道,普通的宽银幕电影在制作DVD或蓝光时,通常采用「信箱格式」(Letterbox)来显示,也就是说播放时你的电视机屏幕上下会有两条黑边。但对于画幅超宽并带有弧度的Cinerama来说,信箱格式并不能太好地复制电影院里的观看感觉。

因此华纳在制作《西部开拓史》的蓝光碟时创造了一种特殊的「Smilebox」格式,如问题所附截图所示,它模拟的是Cinerama银幕的弧度感。更具体地说,据制作人员透露,它在模拟位于西雅图的Cinerama电影院第12-14排正中央的观影角度。

与此同时,这套碟还提供了一个普通的信箱格式版本,它的画面是长方形的,画幅比是2.89:1。

在影碟中使用带弧度的Smilebox格式是否有意义,其实也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在家庭观看环境下,这种刻意的还原并不成功。

顺带一说,因为Cinerama的画面是三台摄影机拍摄而成,放映时各条画面独立,所以银幕上会有两条拼接线,早期的DVD版本上也没有消除。现在的蓝光版又对拼接线做了更先进的数字抹除,所以基本看不到了。

— 完 —

本文作者:magasa

【知乎日报】
你都看到这啦,快来点我嘛 Σ(▼□▼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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